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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界性:《野草在歌唱》的空間解讀

2022-05-30 10:48沈潔玉
名作欣賞·學術版 2022年11期
關鍵詞:野草在歌唱殖民者摩西

摘要:在法國文學批評家波確德·韋斯特法爾的地理批評理論中,“空時性”與“越界性”是兩大要素,凸顯了地理疆域在文本批評中的主導地位。而就殖民行為的本質來說,“越界”是其最顯著的特征。本文以移民作家多麗絲·萊辛的《野草在歌唱》為藍本,從土地疆域的越界、人物的意識與倫理道德的越界及特殊時間與地點中的“時”與“空”的越界三個方面論述文本中存在的多種越界現象及其與殖民霸權體系的關聯,從而揭示帝國侵略與殖民統治的本質及其帶來的惡果。

關鍵詞:越界第三空間閾限人物時空體

自20世紀70年代學界的空間轉向以來,空間不再被視為一個空洞的容器和靜止不變的元素,它在文本中也不再被視為僅僅是敘事的必要背景。相反,隨著列斐伏爾、???、蘇賈等空間理論學家著作的問世,空間越來越被挖掘出多樣的特性、功能和隱喻意義。法國文學批評家波確德·韋斯特法爾(Bertrand Westphal)從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關于“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之說引入自己的地理批評觀點:空間在本質上就是具有越界性的,它不是固定的,它是流動性的,它被各種力量控制,這使得它處于永恒的變動中。并且他認為要研究空間就必須要著眼于它的越界性和它的異質性。所謂越界不僅僅指的是跨越疆域的物理的界限,它更指一種觸犯道德的界限。它所帶來的危險性和顛覆政治形態一樣。

疆域突破與土地占有是殖民行為的基本前提與本質特征,因而以“越界性”來研究殖民文本無疑是一個恰當的切入點,使我們能更清晰而準確地把握相關表征,從而更形象而透徹地解析殖民霸權行為的惡果及其在文學中的再現。本文即以多麗絲·萊辛的處女作《野草在歌唱》(以下簡稱《野草》)為例分析文本中存在的各種越界現象。

一、第三空間:疆域間的越界

韋斯特法爾在他的《地理批評:真實與虛構的空間》第二章“越界性”中專門設一節討論“第三空間”,他認為這是一個處于中間狀態的空間,一個未被探索的空間,一個在所有的地圖上缺失的空間,它集中體現了空間的異質性特征。

在索亞的理論中,“第三空間”本質上就是一個具有象征性的異質空間,“充滿了相互糾結在一起的真實與想象的內容,充滿了資本主義、種族主義、父權制,充滿了其他具體的空間實踐活動。它們是生產、再生產、剝削、統治及服從的社會關系的具體體現”。索亞的這一論述與??碌摹爱愅邪睢北举|上是相通的。??抡J為“殖民地扮演的就是異托邦的角色”。殖民者跨越地域的疆界登錄殖民地后,占有土地,摧毀原住民的文化,然后在這塊被他們視作蠻荒之地的土地上將自己的想象圖景現實化,并完成空間布置與地圖繪制。

《野草》的故事就發生在殖民地時期的非洲,“這是一個被金融巨子和開礦大王一手創建起來的南部非洲,也是被舊日的傳教士和探險家視為‘黑暗大陸而怕去觀光的南部非洲”。為了獲取更多的土地、資源、廉價勞動力等,帝國事業將英格蘭的船隊、人員輸送出國土,通過武力的征服占領遙遠的異域,從而實現了從島國到帝國的蛻變。因此,大英帝國對非洲大陸赤裸裸的掠奪與侵占首先就是最大規模的地域的突破。這種明顯的越界性行為將非洲變成了一個“非此非彼”的第三空間,一個充滿各種權力與規訓的異托邦。殖民地的人民從而變成殖民者眼中的“他者”。

小說中的迪克就是在帝國殖民事業的號召下來到南非進行農場經營的窮苦白人。農場在白人殖民者的掌控下就變成了由眾多對抗力量集結形成的一個“第三空間”。在這里,迪克既是黑人土著對立面的“老板”,也是白人社群里讓人嘲笑不屑的窮人和倒霉蛋。他整天從早到晚地在農場上忙碌,娶了瑪麗后,他便開始盤算經營一個家庭,努力改善生活條件,甚至夢想有一個孩子。他更加努力地干活,整日待在農場監督傭工們,期待境況慢慢好轉。然而,他既經營無方又運氣不佳,他在農場的投資計劃總是失敗,每年總是虧損,最終落得了破產的結局,把農場賣給了大農場主斯萊特,雖然“農場和農場的所有權就是他的命根子”。

同是農場主的斯萊特與迪克不同,他善于做投機生意,對于他自己的農場他一年又一年地榨取土地的價值,除非迫不得已地下一點工本,他決不肯采取任何改良措施,他甚至都從來不考慮施肥。當土地變得貧瘠荒蕪后,他的辦法就是另外再找有價值的土地。他先后占有了幾個農場,而現在則迫切需要與這幾個農場接壤的迪克的這塊土地。他買下迪克的農場,替他還清債務也并不是對迪克抱有憐憫之心,而是在滿足自己貪欲的同時“遵循南非白人的第一條行為法則辦事,那就是‘你不應當使你的白人兄弟敗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否則,黑鬼們就要自認為和你們白人一樣高貴了”。

無論是熱愛土地的迪克,還是只將土地看成賺錢機器的斯萊特,他們都以殖民者的身份越入他者疆域,在盤剝土地、壓榨當地土人的殖民行徑中獲取利益,實現發財致富的英雄夢。他們秉承著這樣霸道而荒謬的信念:蠻荒之地上的土人是野蠻、懶惰、無用的笨蛋,他們不配做土地的主人,而文明的西方殖民者用勤勤懇懇的工作成為土地合情合法的擁有者,也從而改造著腳下的土地。

在彌漫著種族思想的殖民體系中,女性也常??绯鼋蛞酝行砸粯拥闹趁裾呙婷矃⑴c到帝國事業的同謀與協助中。在嫁給迪克后,瑪麗雖然對農場的惡劣環境不滿,但也還安于扮演著“房中天使”的角色,她布置房屋、縫補繡花、管理家務、照顧丈夫起居。一次偶然的機會下,她被迫走出房屋,跨進農場之界,替丈夫行使著管理黑人勞工的農場主職責。她很快地喜歡上了這份工作,因為一想到自己是將近八十個黑人雇工的主子,她原本自卑的心里就燃起了信心;可以任意指使他們的那種高高在上的優越感也的確叫她舒心愜意。她甚至揮鞭向違背她命令的黑人摩西的臉上抽去?,旣惖倪@次越界體驗雖然短暫,卻讓她體會到了作為白人殖民者的幸??旄?,這甚至抵消了她作為女性、作為窮人的受歧視的屈辱感,這也是一種對女性主體意識缺乏及階級壓迫的補償心理。

文本中英帝國對非洲的侵入、侵占,斯萊特與迪克等在異域購買農場、雇傭當地人成為土地的主人,斯萊特對迪克農場的吞并,瑪麗從家庭空間走向農場的管制經歷均是主體越過地理疆域的行為,從自己的空間領域跨入一個原本屬于他人的界域中并行使主體行為,而《野草》中的這一系列疆域的越界又都始于主體的殖民意識和一個體現著霸權思想的“帝國的感覺與參照體系”(愛德華·W.賽義德語)。被突破疆域后的非洲,被殖民者占有并盤剝的農場都成了被這一體系所籠罩的異托邦,一個非此非彼的第三空間,一個在大英帝國的地圖上被繪以紅色從而失去了其原本屬性的區域。

二、閾限人物:人物身份的逾越

韋斯特法爾在《地理批評》一書第二章“越界性”中寫道:“所有的界限都召喚著跨越。對一個具有游牧精神的漫游者來說,越界就是他的宿命?!毙≌f中黑人雇工摩西就是這樣一個帶有游牧精神的人物,他以非凡的勇氣與力量沖破種族的、階級的、倫理的界限,對自己的空間領域進行“解轄域化”。

摩西原是農場里的一個雇工,在瑪麗替代生病的迪克管理農場期間曾經因為不服從命令而遭到過瑪麗的鞭打。后來因為相較于其他懶惰骯臟的雇工,他做事主動,也愛干凈,就被迪克挑選到家里做傭工。由于在教會當過差,摩西比一般的傭人懂得多,而且會說英語,盡管這讓瑪麗痛恨得咬牙切齒,認為黑人說英語簡直就是厚顏無恥的行為。摩西干活很好,對瑪麗也沒有不尊敬的意思,他總是會“迫使瑪麗不得不把他當一個人看待”,盡管在瑪麗眼里一個土人本來比一條狗強不了多少。他甚至還想和瑪麗討論戰爭的問題,問道:“難道耶穌認為人類互相殘殺是正當的嗎?”不僅如此,他對被貧困和絕望折磨得歇斯底里的女主人充滿了同情,對她說話的語氣仿佛是對自己同種族的女人說話,有時又極其溫和,幾乎像父親對女兒說話一般。他甚至還伸出手推著瑪麗的肩膀從起居室一直到臥室伺候她去休息,不顧這是個“神圣不可侵犯的白種女人”。摩西就這樣一步步逾越著束縛自己的看得見與看不見的界限:他從農場的礦工院來到白人主子的家里,他從站在瑪麗對立面被訓斥、責罵到與她近距離的肢體接觸直至為她穿衣脫衣“宛如一個溺愛妻子的丈夫一般”。在一次次的越界中,摩西突破“黑”與“白”涇渭分明的轄域,從邊緣走到了中心。

在特納夫婦簡陋的棚屋內,摩西暫時掙脫了在農場礦工院里的骯臟而臭烘烘的低下的黑人雇工的身份,而扮演起了女主人的生活照顧者、精神安慰者、心靈寄托者的角色,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取代了白人主子迪克的位置。這個“黑”與“白”之間的中間地帶為摩西提供了一個他在那個社會中所決然沒有的奇怪的與白人“平等”相處的機會。弗里德利克·喬納森在分析《坎特伯雷故事集》時將每個朝圣者看成是閾限人物,“他們是閾限人,因為他們不再是磨坊主、律師、鄉紳、女修道院院長,或廚師;所有人都平等地成為一場精神旅行中的宗教悔罪者”。在這里,特納夫婦的“家”——這個脫離了外部社會環境的“閾限空間”也將摩西變成了一個“閾限人”,使他擺脫了原有的身份,而以“被看成是一個人”的勝利姿態找到了自尊,他所要奔赴的是一場對“自由”與“平等”的朝圣。

同樣,對于處在精神崩潰邊緣的瑪麗來說,這個暫時的閾限空間也使得她成為一個游離于日常行為規范的閾限人,跨越了倫理與道德的界域。童年的瑪麗就目睹著父母的無窮爭吵和父親每次醉酒后的猥瑣形象,成年離家后她仍擺脫不了不幸家庭生活的影響而一直活在少女般的夢想中,成了別人眼中與眾不同的怪人。嫁給迪克后,迪克的軟弱無能又使她深深感到她要么整日白白地氣憤、白白地抗爭,最后粉身碎骨,被境況逼瘋;要么就任勞任怨,含辛茹苦,逆來順受,直至麻木。生活中每一個階段的失落使瑪麗定位不了自己的身份,她的一次次逃避(逃離父母、逃離同事、逃離農場)給她帶來的是更大的迷失。

她從鞭打摩西到害怕摩西(報復),再到被他高大結實的身軀與溫和自信的聲調深深迷住,再后來她就無可奈何又不可自拔地落入了這個傭人的掌控中?,旣愐徊讲降乜缭搅怂c摩西之間的界域,在經歷了“厭惡、驚駭、無法理解、莫名其妙的恐懼、深沉的不安、像噩夢般”等種種對抗性情緒后,她最終對社會倫理道德實現了“解轄域化”,而在當時的社會中一個被白人社會行為準則管束的白種女人竟這么不計后果地跨越了界限不由得使周圍人感到極其吃驚。她的行為模糊了白與黑的界限,使她從一個白種女主人的身份走下來去追求一個普通女人所需求的關愛與溫情。

美國地理批評的領軍學者羅伯特·泰利在他的新書《處所意識》(Topophrenia:Place,Narative,and the SpatialImagination )中說:“的確,一個界限或邊界,當它被越界了就可能會變成一個門檻,就成了一個進入另一個空間的點?!币虼?,越界行為往往是建構個人主體性的一種嘗試,同時它也充滿了冒險精神與危險本質。非洲農場的閾限空間里的種種奇異矛盾體——黑種人與白人的接觸、主與仆的顛倒、丈夫與妻子的錯位——注定了摩西與瑪麗這兩個“閾限人物”越界后的悲劇性結局。

三、時空體:時間與空間的交匯

韋斯特法爾在《地理批評》的第一章就探討了時空性問題,只不過他用的是“空時性”(spatiotemporality)這一術語。除了強調的空間及空間隱喻在文學批評中的主導地位,他還專門討論了時間與空間的新的關聯,提到時空體是地理學、哲學以及文學研究中對于時間與空間的一種整合性概念,“這是藝術地表現在文學中的時間與空間的固有的聯系”。

韋斯特法爾這里的“時空體”概念與巴赫金的“時空體”理論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在《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形式》一文中,巴赫金首次借用“時空體”術語來分析小說中的時空關系,他指出,“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這個術語表示著空間和時間的不可分割。我們所理解的時空體,是形式兼內容的一個文學范疇”。在這個時空體中,“空間和時間標志融合在一個被認識了的具體整體中。時間在這里濃縮、凝聚,變成藝術上可見的東西;空間則趨向緊張,被卷入時間、情節、歷史的運動之中。時間的標志要展現在空間里,空間則要通過時間來理解和衡量。這種不同系列的交叉和不同標志的融合,正是時空體的特征所在”。巴赫金的理論也正指出了空間與時間在“時空體”中的相互越界與融合,這種越界也決定了它不是同質的、均勻的,不是靜態不變的,它帶有流動性,充滿了各種力量的對峙與較量。

《野草》中特納夫婦的鐵皮屋頂的房子在小說中就是這樣一個“時空體”,它既是空間,容納著主體的活動;它同時又是時間的載體,留下了歲月的痕跡,并記錄了一切人與物的變更。在這樣一個將時間的流逝與空間壓縮為一體的房子里,我們可以集中地看到主人翁之間多重的對抗與沖突,恰似一幕幕舞臺劇。

當摩西被迪克從農場帶到家里,瑪麗就一眼認出他正是自己兩年前鞭打過的那個土人。因此,她后來對待這個傭人怎么都不能像對待其他傭人一樣。她腦子里也總是驅除不掉一種怕他報復、反擊的恐懼,她在這個“土人”面前總惴惴不安。直到有一天,瑪麗無意間看見摩西在灌木叢洗澡,這個黑人不但毫不避諱,還一動不動站在原處眼睛直勾勾地盯著瑪麗看。這一幕再次激起瑪麗極大的憤怒,她甚至又產生了當年去鞭打他的沖動。奇怪的是,從那以后白人與黑人、主人與仆人之間的嚴格區分被一種涉及個人關系的情感破壞了:一個白種人在偶然的情況下與一個“土人”對視,從“土人”的目光和神情中感受到了一種人性特征,于是從前的傲慢與排斥中滋生出一點愧疚和莫名的退讓。在后來的相處中,瑪麗一步步地陷入對作為一個土人的摩西的厭惡、排斥和對表現出一個男人的堅忍、溫和甚至關愛的摩西的迷戀的折磨中,她簡直不知道該怎樣和他相處下去,只“等待著那個可怕的終點的來到。他們兩人好像是兩個敵手,在暗地里斗法”。

瑪麗的狀態生動而逼真地體現了霍米·巴巴理論中的“矛盾狀態”,它被巴巴用以描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那種既相互吸引、彼此依存又敵視對立的復雜狀態。巴巴認為這種悖論關系打破了殖民統治原本涇渭分明的權力與規訓,它也同時將通常意義上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的簡單關系復雜化。于是,“優越與卑劣、純正與雜糅、模仿與戲擬”這一系列矛盾體就鑄就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新型關系。我們在小說中也看到作為被殖民者代表的摩西恰恰以一種“說英語”“談戰爭”的人的姿態戲擬著以瑪麗為代表的白人文化,同時又以自己強健的體魄、果毅的個性嘲弄著懦弱、無能的白人男主人迪克。

然而,這樣一種在當時的殖民地被視為不可思議的駭人之舉終于有一天被斯萊特發覺,他感到憤怒而不可容忍,毫不猶豫地趕走摩西,并派出了自己的代理人,一個白人青年托尼去接管農場事物。在斯萊特、托尼,以及瑪麗的厲聲斥責與驅趕中,摩西的屈辱與失望同瑪麗的依戀與羞恥構成了這個時空中最后的一組較量,也加速著它的最后完結。

在這個“時”與“空”相互越界、融合而成的結合體中,瑪麗、迪克、斯萊特、托尼,還有摩西,他們的人生中的空間路途和時間進程交錯相遇。代表著不同的種族、階層、性別、身份的他們形成互為鏡像的對照,帶著復雜而具體的社會性隔閡在這個空間內碰撞。最終,一組組矛盾狀態的變化打破了時空體的平衡,一切張力與矛盾消散。這個遠離當地區域人群,在烈日炙烤下早已飄搖欲倒的房子成了特納夫婦的墳墓與摩西的刑場。正如巴赫金所說,這個時空體“是事件起始之點和事件結束之處”。

四、結語

《野草》中特納夫婦所居的非洲農場只是大英帝國在全世界浩大的殖民屬地里微不足道的一隅,然而在那里發生的故事卻集中反映了帝國霸權及殖民統治的實質及其后果。殖民行為突破疆域、霸占他者土地的本性注定了小說中的一系列越界行為和人物的反抗意識;而殖民地這一第三空間的異質性又鑄就了一個流動而異質的時空體,彰顯著一個特殊時間與地點的交錯與匯合,種種帝國體系下的矛盾體在這里締結與較量。

“越界”從定義的本源出發首先就意味著對空間的突破,同時意味著不安分,一種冒險,和一定的危險性。而殖民行為本身就帶有跨越空間的性質,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控制與反控制的較量過程又都體現著彼此的不安分和冒險精神。因此,對于記錄與體現殖民經歷的殖民文學來說,作為韋斯特法爾地理批評核心的“越界性”及其相關論述既可以還原文本中對有形與無形疆域的突破,又可以讓我們探究在越界行為中的一切空間的隱喻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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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現代英國女性小說家文學地圖及其殖民思想研究”成果(18YJAZH073),項目主持人:沈潔玉

作者:沈潔玉,合肥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英國文學與文學空間批評。

編輯:趙斌 E-mail:mzxsz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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