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委二局”往事：風中的密息

宋春丹

2021年初秋，在廣州南郊長洲島的工作室里，龐貝的長篇非虛構先鋒文學作品《烏江引》寫到了最后一頁。

從窗口向東南方向望去，不遠處就是黃埔軍校舊址。近百年前，《烏江引》的人物原型曾希圣一路南下來到長洲島，考進黃埔四期。

紅軍時期，他成為中共情報破譯工作的創始人，作為中革軍委二局局長率領曹祥仁、鄒畢兆等成功破譯了國民黨軍的重要密報，使紅軍在長征途中數次絕處逢生?？梢哉f，與國民黨較量，紅軍在兵力上處于絕對劣勢，但在情報上卻處于絕對優勢。

近些年來有關長征密碼情報戰的原始文獻陸續解密，以此為題材創作《烏江引》的構想在龐貝頭腦中形成。

龐貝早年畢業于解放軍外國語學院，畢業后在解放軍總參某部（其前身即中革軍委二局）任參謀，已轉業多年。為了搜集史料，他重返烏江、瑞金、延安軍委二局舊址等歷史現場，拜訪了曾希圣、曹祥仁、鄒畢兆的后人及多位二局老人。

曾希圣和曹祥仁都在“文革”期間早逝。因長年超負荷用腦，鄒畢兆一度出現失憶癥狀，多年后才有所好轉。

1988年，鄒畢兆曾寫了一篇萬字長文，題目叫《玻璃杯》，開篇就是這樣一句話：“毛澤東曾說：‘和蔣介石打仗，我們是玻璃杯里押寶，看得準，贏得了。這個‘玻璃杯就是破譯敵人密碼工作?！?/p>

二局“好腦袋”

紅軍的無線電情報事業是半部電臺起家的。紅軍第一次反“圍剿”時繳獲了一部電臺，戰士沒見過這種東西，劈頭就砸，電臺受了損，只能收，不能發，因此叫“半部”。曾希圣經常用“半部電臺”的故事提醒手下注意保密：“只能收，不能發……今天我們說的這些，也是一樣！”

第一次反“圍剿”，紅軍一共繳獲了一部半電臺，接收了10名國民黨電臺人員，紅一方面軍成立了無線電隊。第二次反“圍剿”又繳獲3部電臺，其中包括一部100瓦特大電臺，開辦起了無線電訓練班。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后，國民黨第26軍寧都起義，17000名官兵參加紅軍，其中有無線電通信人員40多人，帶來了8部電臺。

前三次反“圍剿”時，國民黨對軍事新聞管制不嚴，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軍委參謀部諜報科能從公開報道中捕捉到很多軍情。那時國民黨對紅軍的偵聽能力還不知曉，非蔣嫡系部隊經常使用明碼溝通，很容易被紅軍偵聽，他們所使用的一些簡單的加密方式，從國民黨軍內部過來的人員也能輕易譯出。后來新聞管制逐漸嚴格，寧都起義之后國民黨軍各部無線電通信全部加密，紅軍情報來源陷入困境。

1932年2月，紅軍強攻贛州。由于無法破譯江西敵軍所使用的“展密”，紅軍的無線電偵聽基本失聰，敵人“忽然”多出來幾個團，攻城的紅三軍團傷亡3000多人。軍團長彭德懷大發雷霆：“誰謊報軍情說是兩個團？”

偵察科長曾希圣承受了巨大的壓力。此戰之后，他開始組織力量破譯敵軍密碼。彭德懷把紅三軍團最優秀的報務員曹祥仁推薦到總部，他在電話里大笑著對曾希圣說：“你的腦袋我不敢要，我倒要送你一個好腦袋?！?/p>

曹祥仁是作為報務員調來總部的，但他對密碼破譯有一種近乎瘋狂的熱情，經常夜以繼日連軸轉，吃飯走路也沉浸在密碼猜想中。

突破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到來。

1932年8月，宜黃之戰勝利后，曾希圣等在一個軍官的公文包中發現了國民黨第九路軍司令孫連仲發給守城部隊的一份電報，其中有30多組密碼已經附有漢字譯文，使用的正是“展密”。

曾希圣說，破譯猶如攀巖，關鍵是找到裂縫。再光滑的巖壁也會有裂縫，而重復的數碼就是這裂縫。他曾用一副對聯給新來的人講課：“所長無所長無所事事，好處真好處真好囂囂?！比绻谱g了這個“所”字，這個字就可以連帶出很多字，若是猜到這個“長”字，放回電文講得通，這個“長”字也就破開了。

曾希圣中文功底好，曹祥仁熟悉敵報代碼，二人根據已譯單字，與不斷偵收到的敵軍“展密”電報相對照，前后猜字連結，不斷假設推演，最終在一個多月后將“展密”全本貫通。

“展密”一破，就在楓山埠一役中立見奇功。

1933年1月6日，國民黨5個精銳師進攻蘇區，其中吳奇偉的90師更是素有“鐵軍”之稱。根據破譯的敵情，紅一方面軍一軍團、三軍團、五軍團和22軍分路設下了埋伏。

激戰前通常是無線電靜默。紅一方面軍除一臺機器值班外，其余電臺均已停開。

午夜12時，曹祥仁接班，獨自值機，卻突然發現敵軍電臺異?；钴S，五部電臺同時發出“十萬火急”訊號，顯然必有重大軍情。

信號稍縱即逝，曹祥仁在幾部電臺之間迅速切換。他先把電臺轉到敵14師電臺，電文太長，像是宿營報告；旋即轉聽5師，與眼下戰事關系不大；再轉回吳奇偉的電臺，恰好聽到他正在下達新命令：“趁共匪小勝稍懈，待機偷襲……”

原來，紅軍的部署已被發覺，敵軍連夜改變了主攻方向。根據這個最新情報，7日凌晨4時，紅軍下達新的作戰令，緊急調整部署，將敵軍誘入包圍圈，大獲全勝。

此戰之后，軍委對二局的作用更加重視。1933年5月，中革軍委總參謀部成立了情報局，即二局，曾希圣任局長，曹祥仁擔任增設的破譯科科長。

三軍團送來了曹祥仁，一軍團則送來了另一個“好腦袋”鄒畢兆。

鄒畢兆和曹祥仁一樣也是報務員出身，對摩爾斯明碼背誦如流，能辨識對方發報的細微指法。曹祥仁性格開朗，鄒畢兆內向安靜。當時二局分前后方，留在后方二局的破譯員只有鄒畢兆一個，他卻很快打開局面，平均兩天破一個敵方密碼。

鄒畢兆有一個黑皮的登記本，每破一個密碼，就在本子上記一筆。自從“展密”破譯以來，一年多里黑皮本上已有100多筆破譯記錄，周恩來發出的敵情通報每每都以“確悉”開頭。二局副局長錢壯飛將其命名為“百美圖”。

1933年8月，中華蘇維埃向“極有功勛者”頒發紅星勛章。這是紅軍的至高榮譽，獲一等獎章的只有周恩來、朱德、林彪、彭德懷等人，29歲的曾希圣被授予二等獎章，19歲的曹祥仁和18歲的鄒畢兆被授予三等獎章。

二局只隨中央和軍委最高首長行動，一舉一動都高度保密，成立之初知情者只有博古、李德、周恩來、朱德等少數幾人。行走在自己的隊伍里，他們的身份不為人知。因此，為二局人員頒獎是在晚上秘密進行的。周恩來和朱德為他們掛上了獎章，并與大家同賞了“百美圖”。

土城危局

盡管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二局夜以繼日破譯了國民黨軍352本密碼，但面對敵方百萬大軍的“鐵桶合圍”，紅軍只能被迫開始長征。

行軍轉移中，二局成為唯一的情報來源，工作一刻不能停息，只能采取接力式行軍。二局共有4部偵聽敵人電報的電臺，每兩部為一班，一班駐扎偵聽，一班趕路，交替前行。

收發報機有40斤重，只能用肩挑，60斤重的蓄電池和90斤重的霍姆萊特充電機要抬著走。紅軍大部隊可以雇傭挑夫，但二局不能讓外人接觸，只能用忠誠可靠的戰士。

1935年1月7日，根據二局破譯的電報，紅軍攻下了兵力空虛的遵義，在連月苦戰后終于獲得了難得的10天休整時間。

15日至17日，遵義會議在遵義柏公館召開。這期間，二局日夜守在機房里，既要鎖定薛岳的中央軍，又要盯牢各省軍閥的電臺，電臺滴滴聲如密雨。

撤出遵義之后，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革軍委決定攻打土城。土城以東的青杠坡是葫蘆形山地，低谷周邊山峰林立，便于紅軍伏擊孤軍深入的敵軍。

1月27日下午，紅三軍團、五軍團與川軍郭勛祺旅前衛團在青杠坡發生激戰。戰至28日，敵軍不但沒被打退，反而越戰越多，一度逼近軍委指揮所前沿。紅軍損失慘重，干部團都投入了戰斗，朱德、劉伯承也上了前沿陣地。

二局的駐地在一個破廟里，所有電臺一齊開動，全力捕捉郭勛祺旅電臺信號。

之前他們被告知，這一仗可能會捉到大批俘虜，二局也會分到一些，可以補充到運輸隊，有電臺人員就更好了。他們正期待著勝利的消息，沒想到門突然被撞開，周恩來、王稼祥沖了進來，問郭旅有沒有“臺情”，曾希圣說已找到電臺，正在全力破譯，周恩來要他們趕快搞清敵情，“我們來幫你們弄飯”。

郭軍密碼是“正密”，這是一種自編密碼，而且是最復雜的“來去本”。這種密碼破一個字只能是一個字，即破出一個“軍”字不等于破出了所有的“軍”字。

曾希圣時而在墻邊緩緩踱步，時而用冷水洗臉。曹祥仁呆呆望著火盆，忽然又在紙上涂涂寫寫。鄒畢兆埋頭比對著幾份密電，時而拿起已見底的茶缸空喝一口。

“破！”下午三時許，曾希圣一拳砸在桌上，猛喊一聲。

之前諜報隊說郭勛祺旅兵力是4個團，這時他們才完全弄清：周圍敵軍已有9個旅！

電報顯示，敵人大軍正奔襲而來，一個包圍圈正在迅速形成，但尚未最后合攏。下午五時，指揮部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立即撤出戰斗。

夜里，二局破獲了一份最新密電：“赤水河以西兵力空虛，極慮赤匪乘機竄犯?！避娢瘺Q定，立即西渡赤水河。

工兵連夜架橋，凌晨時分，浮橋架成。曾希圣接到電話，立即大聲喊：“關機！軍委要二局先走！”

一封假密電

龐貝說，“土城危機”是長征途中最驚心動魄的情報戰。黨和紅軍的精英人物幾乎都被圍困在這里，如果沒有二局的情報，將面臨一場滅頂之災。二局就地偵收，就地破譯，這是世界軍事史上未曾有過的奇跡。

另一場驚心動魄的情報戰，則要數南下途中的再渡烏江。

紅軍要北上過長江，先要南下過烏江，而蔣介石已在黔西地區“張網兜魚”。

二局獲得的最新敵情顯示，湘江南岸有3個師阻截，東邊有湘軍守備，北面有中央軍周渾元縱隊、吳奇偉縱隊主力尾隨追擊。

3月30日夜，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這新軍事“三人團”與朱德、劉伯承、一局局長葉劍英、二局局長曾希圣、三局局長王諍等開會商議敵情。大家都認為，如果敵人發現紅軍渡河，南北夾擊，紅軍將背水一戰，其結果將比湘江之戰更慘烈，而其中最大的威脅來自北面。

這時，曾希圣提出了一條奇計：冒充蔣介石，給周渾元、吳奇偉發假電報。他的理由是，蔣介石經常越級指揮，此時坐鎮貴陽，肯定會直接指揮。二局熟悉國民黨中央軍的密電程序和規律，他本人熟知蔣介石電文修辭與格式，曹祥仁熟悉敵軍通用、專用兩種密碼，鄒畢兆能熟練模仿對方發報慣用指法和節奏。大家都拍案叫絕。

回到二局后，曾希圣迅速草擬電文：“吉密。今據飛偵確證，匪以一股南向烏江佯動，而主力大部正加速西去?！彪妶笠?、吳兩部“星夜并程，限明日抵達泮水、新場”。新場距紅軍過河的渡口有上百里，掉頭來追無論如何也來不及。

他們一起字斟句酌，反復推敲措辭，最后終于定稿。曹祥仁迅即將電文譯成密碼，鄒畢兆坐在發報機前，手指靈巧地按動電鍵。

3月31日，紅軍大部隊從三個渡口順利過江。二局破譯的密電顯示，此時周、吳兩隊正很“聽話”地行進在去新場的路上。

得知紅軍已渡烏江，蔣介石大為光火，發電嚴斥吳奇偉所部、駐守烏江的黃道南：“上下相率懶慢怠忽，敷衍塞責。股匪強渡，乃至一籌莫展，誠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边@份假電報從未被識破。

渡烏江那天，毛澤東經過紅一軍團二師營地時，師政委劉亞樓疑惑地問：“我們繞來繞去，這是要去哪里??？”毛澤東微笑不語，用紅色鉛筆在軍用地圖上畫出一道醒目的紅線：由貴州向云南，再折轉，北上直指金沙江。

撤離中央蘇區后，干部戰士不斷地提問，部隊是往哪里開？上級領導只能籠統地答，是戰略轉移。用毛澤東的話說，我們現在這點兵力，不能和敵人硬碰。硬碰，那是叫花子和龍王比寶。目前只能是見縫插針，該躲時躲，該閃時閃，機會好時，就敲他一下子。

渡過烏江之后，紅軍跳出了敵軍的密集包圍圈，把敵人甩在了身后。部隊有了明確的方向，士氣又振作起來，對于軍委的戰略意圖也有更多的理解。他們樂于相信，這些決策后面一定有什么神機妙算。

紅軍能“看見”敵軍，敵軍卻不知道紅軍在哪里。

國民黨軍的偵察主要靠偵察機目視偵察，貴州山多林密，春季陰雨多霧，且紅軍多在山區夜間行軍，聽到飛機聲就隱蔽起來，有時故意暴露一些目標以誤導敵機。因此，敵軍很難準確獲知紅軍的動向。

在密碼方面，國民黨軍一直無法破譯紅軍的密電。紅軍密碼是基于周恩來早期領導創編的“豪密”，后來又有多個升級變種。這是一種“復譯法”，底本加亂數，一次一密，其算學規則是加不進位、減不借位。亂數碼是隨機數字，類似現在的隨機驗證碼，即使底本中漢字有重復，加入亂數碼后就能使電文“同字不同碼、同碼不同字”?！昂烂堋笔墙梃b蘇聯密碼體制編制而成，而中文編碼比外文字母更難破解，算是那個時代最安全的密碼體制。

蔣介石1933年曾令密碼專家黃季弼破譯紅軍密碼，結果是“無從分析”。隨著二局破譯能力不斷提高，以自身破譯經驗與三局一起研究，提高了己方密碼的破譯難度，如此在攻防兩方面都力壓對手。

水中的星光，風中的密息

長征結束后，毛澤東高度評價二局：“沒有二局，長征是難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們就像打著燈籠走夜路?！?/p>

1935年12月，經中央軍委批準，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的三個技術偵察部門合并，成立統一的中央軍委二局，曾希圣任局長。

紅軍勝利到達陜北后沒幾年，曾希圣要求調離二局。

出于保密的原因，曾希圣和二局的作用只有中央和軍委領導知道。在延安，曾希圣每月享受一等津貼12元（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等只有5元），諸如此類的待遇引起了一些人的議論。而巨大的壓力、枯燥的工作、高度的用腦也使得曾希圣的性格有所變化。他想離開二局，出去帶兵打仗，開創一個局面給不理解他的人看看。

1941年皖南事變后中央重建新四軍，曾希圣被任命為新四軍第七師政委。他是密碼腦袋，在他的帶領下，新七師富甲全軍，到1947年番號撤銷時，賬上資金折合黃金有50萬兩之多。

他離開二局后，24歲的曹祥仁接任局長。1947年，曹祥仁帶隊赴東北，組建了東北民主聯軍總部二局。

林彪性格內向好靜，平時作戰時只帶四五個參謀，但1948年9月南下錦州時把二局的三四百人都帶在身邊，數十部電臺同時工作。林彪說打仗打的就是情報戰，作戰方案定好后，“與其說等我下命令，不如說等二局下命令”。

鄒畢兆也一再要求調離二局。因為長期高度緊張的聽譯工作，他患上了嚴重的神經衰弱，長期嚴重失眠、頭痛、幻聽，腦子里有各種響聲，由熱愛破譯變得怕文件、怕書本。在他的一再要求下，1944年他隨八路軍359旅挺進中原，任南下支隊副參謀長。

離開前，他把那個黑皮小本子交給了曹祥仁。紅軍到達陜北時，他并未寫滿整個本子?？瞻醉摬欢嗔?，他就用更小的字寫。他有一個信念，寫到最后一頁，就是革命勝利之時。

這個筆記本完整記錄了中央紅軍到達陜北之前破開的所有密碼，鄒畢兆給它取名《心血的供獻》。上面記載：從1932年10月至1938年1月，軍委二局共破譯中央軍和地方軍的各種密碼1050多個，平均每月17個。尤其是在1935年1月14日至5月9日的近4個月時間里，二局在敵重兵圍追堵截的險惡環境中相繼突破密碼94個，為長征勝利提供了有力的情報保障。

新中國成立后，這個黑皮本交給解放軍總參某部保密室，成為其“鎮館之寶”。

在龐貝看來，二局的人因為長期與密碼技術打交道，性格中普遍有種封閉感和孤獨感，人際關系多有困擾。

新中國成立后，曾希圣曾任華東局第二書記兼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山東省委第一書記。20世紀60年代初的困難時期，安徽是重災區，他在安徽推行“責任田”，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受到批判，被撤銷了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職務。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聽說國內當前搞情報工作比較困難，就讓女兒給他買計算機資料，并且請來清華大學的老師為他講計算機課，重拾脫離近30年的破譯研究，直到醫生嚴禁他看書寫字。1968年，他在北京病逝。

1978年，遲到10年的曾希圣追悼會在北京舉行，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參加，胡耀邦致悼詞。

2002年是曾希圣誕辰100周年，《曾希圣傳》如期問世。女兒曾小紅在參與傳記組籌備工作時，才第一次詳細了解到父親的這段情報密史。因為當時尚未公開解密，這一版《曾希圣傳》只在內部發行。李先念作序稱，曾希圣是“我們黨的情報破譯的創始人”，也是“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先驅”。

新中國成立后，曹祥仁“想出去看看”，作為新中國第一批“將軍大使”他被派駐保加利亞，后來擔任浙江省委書記處書記。1961年，老戰友曾希圣在安徽搞“責任田”，他曾去參觀并欲在浙江推行，為此遭受了批判。

1975年，61歲的曹祥仁在北京病逝。他在病重期間說，自己這一生中最自豪的還是“在二局搞出的名堂”。

鄒畢兆1946年在作戰中與戰友失散，在大山里轉了一個多月，不得已將手槍埋在山洞里。找到部隊后，這段歷史卻沒有旁證。1972年，他回湖北尋訪，竟找到了那把生銹的手槍，證明了自己當時所述屬實，也未曾被捕過。

1955年授銜時，鄒畢兆只是個大校。而與他同獲三等紅星獎章的鄧華、楊勇、楊得志等都是上將。1983年，他以副部級待遇離休，1999年去世，享年84歲，是“破譯三杰”中唯一的高壽者。

在《玻璃杯》中，鄒畢兆曾回憶起楓山埠大捷后，他們在一次夜行軍途中休息，“雖是冬季，卻不寒冷，而是云淡風和，身舒體爽。曹祥仁同志談起將來向晚輩講革命故事。你一言，我一語，要講的故事頂多”。

然而，到可以講的時候，這些故事已無人能訴，或者欲說還休了。

“那時，他們才二三十歲。革命勝利后，他們進入中年。新中國百廢待興，他們忙于革命工作。再后來，政治風云變幻，便有各種遭際。他們很少向晚輩講自己的故事。他們帶走了無數的秘密?！饼嬝惛袊@。

在《烏江引》的最后一頁，龐貝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時間的深處，

有一種靜默。

那是水中的星光，

是風中的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