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詠物賦的發展及其對后世文人形象的影響

摘? 要：漢賦是有漢一代的主流文學，其中詠物賦以其對物的詳盡描寫、對賦家情感的婉約表達、對日常生活領域的探索占據著一席之地。從賦物以隱語到物以賦顯，從詠物頌圣到體物寫志，其中既有時代因素，也有文學自身發展的潛在推力。詠物賦的題材也隨著推廣的程度逐漸擴大和細化，對后世的詠物詩和宋詞中的詠物都有很大的啟發，更重要的是詠物賦幾乎開啟了一種新的文人生活方式，開始樹立文人雅士的形象。

關鍵詞：詠物賦;體物寫志;用具類;文人形象

一直以來，對漢賦的研究都集中在漢大賦歌功頌德的宏大敘事和抒情小賦深沉濃厚的情感上，對詠物賦的關注較少，將其一并納入了漢賦的整體特征之中，詠物賦的特有價值也因此一直未能得到重視。歷來研究者多將其視為“碎金屑玉”，或是自托身世的無病呻吟，因此置之不顧。只在近代才稍稍有所改觀，出現了一些相關的文章和專著。但研究的焦點多集中在追溯其源頭、詠物模式的分類及變遷，以及漢詠物賦的文學地位、藝術手法、思想內涵等，多是將詠物賦本身作為一種文學來研究，很少能關注到其延伸意義，例如其物題材擴大的意義。本文主要就其題材范圍的擴大以及對后世文士生活的影響做一簡單探析。

兩漢詠物賦的研究之所以還有很大欠缺，除了詠物賦本身與漢主流文學思想的背離導致其一直處于細枝末節的地位外，還有漢王朝政治統一，因此它的文化建設一直被認為是建設性的、制度性的，其文學、文化價值一直被后世忽略，其中所蘊含的文人個性當然也無從挖掘。其實，正是詠物賦中一些不被重視的元素，例如其物題材的豐富，物意象的開啟，被后世文人所繼承，慢慢擴大、延展，甚至于開啟了一種新的文人生活模式。

一、詠物賦中“物”角色的變遷

《文心雕龍·詮賦》對賦的解釋提到“睹物興情”“情以物興”，表明賦注重“體物”“寫物圖貌”，具有詠物的內在傾向。而作為漢代詠物賦肇基之始，一般認為是荀子《賦篇》中的《云》《蠶》《箴》三篇?！缎Q賦》涉及到蠶之形狀、功能及生態，后世賦中關于各種物的吟詠更是形形色色，不勝枚舉，但是賦中物所承擔的角色卻經歷了一個復雜的變遷過程。從賦物以隱語到物以賦顯，從詠物頌圣到體物寫志都是物角色不斷變化的結果，這里我們主要選取兩個比較有代表性的階段來大致梳理一下這個過程。

（一）詠物頌圣

漢初詠物賦多是簡單的“狀物+抒情”模式，且都是極其人為地強加在一起。賦結尾表達的情感多為贊頌，其中很少涉及作者自己的感受，更不用說表現作者主體的形象了，作品的政治功利性超過了自我抒情性。究其原因，首先是與漢初詠物賦的發展狀態有關。對于漢初的文人來說，賦的形式是比較新穎的，進行自我創作已是不易，用賦來詠物就更難了，所以極少有作家能很好地處理賦中狀物與抒情的關系。其次是與作者本人及創作目的有關。兩漢時期著名的詠物賦作家，都是依附于諸侯藩國的謀士，其主要職責之一就是為各諸侯歌功頌德，如枚乘、鄒陽、公孫乘、羊勝等人，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們的創作。對此《西京雜記》有所記載：“梁孝王游于忘憂之館，集諸游士，各使為賦。枚乘為《柳賦》，路喬如為《鶴賦》，公孫詭為《文鹿賦》，鄒陽為《酒賦》，公孫乘為《月賦》，羊勝為《屏風賦》?！痹谶@種情形下，作家們經常忽略或隱藏個人感受，而為詠物賦大唱贊歌。

（二）體物寫志

時代的變遷給文學帶來了重大的影響。武帝時期，國運昌盛，司馬相如等一批文人的出現促使大賦登上歷史舞臺。相較于詠物賦比較含蓄的贊美，恢弘奇麗的大賦更能得到君王的認可，詠物賦在歌功頌德方面逐漸被大賦所取代，失去了原有價值的詠物賦反而催生出另一種新的價值。作者開始關注到賦中所描寫的景與物本身，并開始將其與自身情感緊密地連接在一起，基于此，詠物賦的文字和意境也變得生動和豐富起來。如孔臧的《楊柳賦》中的“于是朋友同好，幾筵列行。論道飲燕，流川浮觴?！畈挥€，凄而涼清。內蔭我宗，外及有生。物有可貴，云何不銘？”對楊柳的描繪細致入微，與友人宴飲的場面生動有趣，抒發感情酣暢真實。將物回歸物本身，并與自身當下情感志趣相結合，是這一階段詠物賦的特點。

詠物賦向作者主體回歸的另一個原因是東漢時期國力衰敗，加之黨錮之禍和賣官鬻爵時有發生，廣大士人既無進仕之途，身心又備受摧殘?，F實的黑暗與苦難迫使士人開始反思自身的價值，追求思想的解放。這一時期，個體意識逐漸增強，在文學中的體現就是個體形象和情感得以突出，也使詠物賦中的“物”更強烈地彰顯出來，成為一種寄托和士人的精神象征。如趙壹的《窮鳥賦》中以窮鳥代指自己，在國運不濟、經世不遇之時“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內懷怖急，乍冰乍火”，表現自己生命的困境和對友人的感激，將自己的情懷和志向寄托于窮鳥。

伴隨著社會變遷和士人思想的轉變，漢代詠物賦向作者主體回歸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開始轉向世俗化、內向化。東漢中后期抒情賦轉為反映生活的廣泛性，詠物賦更多關注對周圍物的體驗，表現創作者的個體生活情趣。漢代詠物賦的創作突破了以往“以物比興”或“賦物以隱語”的傳統，而是將物作為一個獨立的描寫對象真實地再現其形態，涉及節候、花草果木、鳥獸、歌舞音樂、器皿等。這些賦并不主要是托物言志，更多地是抒寫世俗生活中的閑情逸致，是漢代士人經歷政治仕途坎坷后，自我人性的一種回歸。

二、詠物賦中“物”題材的擴展

兩漢時期，賦是主流的文學形式，詠物賦作為賦文學的一種，在詠物方面自然也承擔著重要的角色。隨著文人階層的壯大和文人意識的覺醒，漢賦作家在描寫宮殿苑囿、重大題材的同時，開始關注自身生活中的事物，用細膩的筆觸描繪身邊的瑣細。如《羽扇賦》就將筆觸伸向了日常生活用品，而不只專注于宏大敘事和對國家的歌功頌德，這開拓了一個新的題材領域，體現出詠物文學題材的細小化傾向，大量的動物、植物以及珍飾、日?，嵨锛娂娺M入文人的創作中。鸚鵡、鶴、雀、蟬等動物，柳、芙蓉、郁金香等植物，羽扇、幾、燈、屏風等日常生活用品，長笛、洞簫、琴等樂器，都成為文人吟詠的對象，因此出現了大量的詠物賦，這些在后世都被看作是文士生活的典型代表物。特別是從東漢開始，漢帝國沒落，文人們不再注重表現“苞括宇宙，總覽人物”的恢弘氣質，而是將筆觸深入到大自然或日?？梢姷氖挛镏?，借以表達自己纖細、敏感、奮進抑或是脆弱的心靈世界。其中最能體現文人生活特征的就是樂器類和用具類的物。

（一）樂器類

禮以節人，樂以發和。禮樂在先秦兩漢時期具有重要地位。兩漢賦家自然也關注到了樂器這一類器具，將其在賦作中淋漓展現?！扼腺x》《箏賦》《琴賦》《雅琴賦》《長笛賦》《洞簫賦》等為漢代現存的樂器賦。這些詠物賦的題材成為后世文人吟詠音樂的主要題材，文人雅士不離琴瑟簫笛，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春秋以來形成的文人之樂，并且通過兩漢的發展，在音樂方面形成了以悲為美的鑒賞心理，這與漢代文人“天人合一”的體驗以及對樂器本身的認識有密切相關。如王褒的《洞簫賦》，通過仔細描寫簫竹的生長環境來將個人對簫聲的無窮變化和天地萬物之精氣相結合，在聆聽時通過對蕭聲不同節奏的感受與體驗中，將內心與音樂合一，體會到萬物的搏動，融自己的生命于大自然之中，與天地同在同感。劉向《雅琴賦》》曰：“觀聽之所至，乃知其美也。潛坐蓬廬之中，巖石之下。游予心以廣觀，且德樂之惜惜?！痹谔搶嵪嚅g中傳達出一種自在、隱逸的從容與灑脫氣息，為后世文人在欣賞音樂美景時的體驗提供了一個范本。

（二）用具類

作為與人的生活密切相關的用具，也成為賦家青睞的詠物題材之一，今尚存的用具賦篇目連及殘篇也只有17篇，卻在漢代詠物賦中占據重要一席，如《屏風賦》《燈賦》《幾賦》《扇賦》《針縷賦》《書槴賦》等。漢代的賦家將目光轉向了這些他們日常生活中最為常見的事物，通過“比德”或“寓意”賦予了這些常物以靈性，成為了他們的精神象征。如班固的《竹扇賦》寫到：“青青之竹形兆直，妙華長稈紛實翼?！瓉盹L辟暑致清涼。安體定神達消息?！苯枳匀晃镏镭S富生活，陶冶性情。班昭的《針縷賦》曰：“熔秋金之剛精，形微妙而直端。性通達而漸進，博庶物而一貫?！绷攘葦嫡Z，從“針”的形體出發，將其筆直、連接眾物的體征與“人”正直通達、博物貫通的品質相融合，物因此而具有了鮮活的生命力，人因此而更加生動、豐厚?！搬槨背闪苏辈W者的象征，物在這里成為了士人德性的典范。

三、詠物賦中“物體系”下的中國文人形象

在恢弘恣意的大賦和細膩深刻的抒情賦光芒掩蓋之下，詠物賦也以其題材的廣泛性和對日常生活的深入觀察和體驗開始嶄露頭角，在漢賦中占據一席之地。它的貢獻不僅僅在于一種文學題材的補充和細化，也不只是為詠物文學樹立了標桿，更深遠的意義在于這時期的詠物賦開啟了一種新的文人生活方式和文人形象。這一時期文人形象開始慢慢轉變，文人意識開始覺醒，文人不再是春秋時期縱橫捭闔的演說家，也不再是兩漢時期窮經皓首的儒生或帝王豐功偉績的代言人，而是僅僅作為文人的身份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開始關注生活中的風雅、關注自己的內心世界，也才開始慢慢地向雅士靠近，后世的“文人雅士”在這個時候也才開始合著拍子向前走。兩漢時期士人通過詠物小賦中所表達的對周圍事物的細膩體察和自由自覺的關照，對后世文人雅士形象及文人精神的形成有顯著影響。

從孔子的“風乎舞雩，詠而歸”到王羲之的“游目騁懷，極視聽之娛”，再到兩宋時期文人寄情于山水花鳥，約三五好友或數十同道，在松風鶴影的山中、魚樂鳶飛的水邊，吟風弄月、澡雪問梅，對于自然的欣賞與體驗成為文人雅士的一大暢事。一般認為，中國古代的自然審美經歷了致用、比德、暢神三個階段。從先秦時期以“致用”“比德”為主的自然審美到魏晉時期相對比較成熟的“暢神”自然審美，這一轉變過程中漢代的自然審美也起到了不可忽視的過渡作用。其中一個鮮明的表現便是文人對于自然物的態度，這在兩漢時期的以花草果木、風云雨月、鳥獸魚蟲為題材的詠物賦中有明顯表現。無論是出于漢代一統天下后，漢賦作家在生機勃勃的時代對于自然的大膽追求，還是東漢時期國力衰敗，士人意識覺醒、回歸自然及生活，兩漢時期對于自然物的關注都更多的開始轉向其本身，注重用體驗來感受自然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融合。登高賦物、觸物寫美的自然美欣賞意識開始形成，如前所提孔臧的《楊柳賦》描寫柳樹婀娜多姿，清新自然;公孫乘的《月賦》描寫細膩生動，富有美感;枚乘的《柳賦》動靜相映，賦中有畫，成為后世文人欣賞自然、陶冶性情的典范。

兩漢時期音樂賦側重對樂器的描寫，涉及到笙、琴、洞簫、長笛、箏等多種類別，樂器材料引起樂音效果的不同，因此從對樂器的描寫便可引發文人對音樂的感受，也就是馬融在《長笛賦》中所提到的“聽聲類形”。這為后世文人在欣賞音樂時又拓新了道路，講究樂器的材質、樂器的制作工藝，不僅僅欣賞音樂本身，而是從器物出發，心與物通，達到人與樂器、音樂的合一，這種體驗的真實感，不僅僅是一種參與式的欣賞，還代表了一種深沉的生命精神。而兩漢詠物賦中出現的大量對于生活、書房用具的關注和描寫，更是將文人視角轉向了世俗和周邊生活，這種對于生活中常見器具的考究，形成了后世文人雅士趣向與心境的表達，這在兩宋的文人生活中達到高峰。琴、棋、書、畫、花、酒、茶、香，與之相關的是一系列生活中器具的講究與把玩。如宋人將文房器具——筆墨紙硯稱為“文房四友”，比所謂“文房四寶”更見深情。北宋薛紹彭在《論筆硯間物》中就講到“研滴須琉璃，鎮紙須金虎。格筆須白玉，研磨須墨古”。對文房用具材質的追求正是文人精神在長期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與物會意”，進而興高雅之境的表現。而文人精神的這種灌注又使得這些平凡器物充滿了生命力和人間清趣，千百年來文人與器物相輔相成，成就了無數佳話，也為現代人所孜孜以求。

魏晉時期思想的突出表現即是人的生命意識的覺醒，生命自覺、文學自覺，從此，士人開始轉向個性獨立發展的廣闊空間。如果說魏晉時期走向了自覺，那么兩漢則是做足了準備并已開始萌芽。只是一直以來，對兩漢的思想研究都專注于其正統主流文化因素，也因此忽視了其中的“進步份子”。仔細研究詠物賦，就會發現那些偏離主流、表達個人情懷的被稱為“無痛呻吟”，抑或是純粹描寫物、欣賞物而被稱為“碎金屑玉”的作品正是文人意識復蘇的表現。但由于仍處于正統的文化思想大背景下，這時期他們的個人意識還很薄弱，還無法做到像魏晉時期那樣縱情山水、恣意表達自己，并且當時的社會環境也不允許，不管是有心還是無意，他們都通過物來傳遞了這種信息，詠物賦承擔了這一歷史使命。這類詠物小賦以小見大，通過作者的“會通物我”，逐漸超脫功利，保持一種生命本來的情趣和活力。

后世的文人總不免與雅士相連，這正是從漢詠物賦肇端，在詠物詩中得到了極大發展，逐漸形成了“琴棋書畫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它”的文士形象。尤其是在兩宋時期，文人雅士的形象幾乎得到了完全的定型，宋人從這些本來屬于日常生活的細節中提煉出了高雅的情趣，追求日常生活的文人化和精致化，并且為后世奠定了風雅的基調，不得不說，漢詠物賦在其中立下了汗馬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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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史田田，碩士，河南科技大學應用工程學院教師。研究方向：美育及中國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