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疲勞》英譯本中的形象變異

摘要：中國文學作品的對外譯介影響著國外讀者對中國形象的認知。本文運用形象學理論，以葛浩文《生死疲勞》英譯本為研究對象，考察英譯本中的中國文化形象變異的表現及其原因。研究發現，英譯本中的中國文化形象融合了目的語文化的特征，這主要是因為譯者受到社會集體想象物、情感因素以及語義轉換失誤等因素影響。

關鍵詞：形象學《生死疲勞》英譯形象變異葛浩文

中國當代作家莫言于201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首位摘得諾獎桂冠的中國籍作家，在全國乃至海外華人世界掀起了一陣爭相追捧其作品和中國文學的熱潮。其代表作《生死疲勞》榮膺美國紐曼中國文學獎、日本“第17屆福岡亞洲文化大獎”等多項殊榮，這部小說講述了地主西門鬧的六道輪回經歷，審視新中國成立后農村社會半個多世紀的變遷。該作品植根于莫言“高密東北鄉”的文學世界，塑造了諸多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展現了這片熱土上人們的生存和發展狀態。莫言曾在諾獎頒獎典禮上表示，他希望把“'高密東北鄉'寫成中國乃至世界的縮影”。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一直被西方讀者視為了解中國社會現實的途徑之一，文學作品英譯本中塑造的中國文化形象必然影響海外受眾對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的理解。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的首席翻譯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是“翻譯莫言作品最多的英語譯者”，也是“英語世界中認可度最高”的漢英譯者。他認為《生死疲勞》這部作品“非常有意思”，堪稱是“莫言寫得最成功的作品”。葛浩文翻譯的《生死疲勞》英文版是目前該作品唯一的英譯本，譯本中塑造的中國文化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英語讀者對中國的認知。

形象學（imagologie）由法國學者達尼埃爾-亨利·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提出，是“對異國形象或描述的研究”。其目的不是探究目標文本中形象的真實與否，而是剖析“自我”為“他者”創造了什么樣的形象以及影響“他者”形象重塑的因素。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取代原作者成為“自我”，原作中的國家形象便成為“他者”形象，或者稱之為“異國形象”。小說《生死疲勞》英譯本中的中國文化形象是西方通過中國“他者”反觀自身的一面鏡子，“解構的是西方文化傳統中的關于中國'他者'的意識形態”。迄今為止，國內外學界從翻譯策略、文化負載詞、生態翻譯學理論等視角對《生死疲勞》英譯本進行了研究，然而從形象學視角探討該譯本對中國文化形象的塑造與變異的相關研究尚未有見。鑒于此，本文借助形象學理論對《生死疲勞》及其英譯本進行剖析，探究譯者如何受到社會集體想象物、情感因素以及語義轉換失誤等影響使中國文化形象發生變異。

一、社會集體想象物引起形象變異

形象是“他者的形象，故而是一種文化事實”或“文化的集體形象”?！八谙笳魇澜缰姓加幸幌?，且具有功能”，這一象征世界被稱為“集體想象物”。由于“想象物”與社會文化、組織等密不可分，因此又被稱為“社會集體想象物”，它是一個社會或集體借用形象、描述等方式來反視自我、書寫自我和想象的方法。譯者受到自身所處的社會歷史語境、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響，便會站在本國“社會集體想象物”的立場上審視異國，與原作相比，譯者在此基礎上建構的異國形象發生了變異。與此同時，譯文中塑造的異國形象也反映了譯者自身的文化身份與定位。

例1：我身受酷刑而絕不改悔，掙得了一個硬漢子的名聲。

譯文： Not a word ofrepentance escaped my lips though I was tortured cruelly， for which I gained the reputation of an iron man.

在漢語中，“硬漢子”是指信念堅定、頑強不屈的男子漢。盡管遭受炸油鍋等酷刑，西門鬧也毫不屈服，因而獲得了“硬漢子”的稱號。分析文學形象，“必須研究一個民族對異國看法的總和”以及“這種看法是如何文學化，同時又是如何社會化的”。在翻譯《生死疲勞》時，葛浩文受到社會集體想象物的影響，在譯文中塑造的中國文化形象是“在特定歷史語境下構建的他者形象”。例如，譯者在此處借用了英語讀者耳熟能詳的文化形象“iron man”（鋼鐵俠）來代替中文的“硬漢子”一詞。鋼鐵俠是美國漫威科幻冒險電影中的超級英雄，致力于維護世界和平。因此小說原作中堅強不屈的男子漢形象被譯者轉換為了拯救世界、維護和平的超級英雄形象。譯者將目的語文化語境中的形象移植到源語言文本中，造成“硬漢子”形象的錯位，不利于英語讀者對中國文學形象的理解。

例2：一個白發蒼蒼的老婆婆，伸出白胖細膩與她的年齡很不相稱的手……舀了一勺洋溢著餿臭氣味的黑色液體……

譯文：[…] a white-haired old woman reached out with a fair， smooth-skinned arm that did not befit her age， scooped out a black， foul-smelling liquid…

此處，莫言借用了中國古代民間神話傳說，小說中的“老婆婆”是指孟婆，“黑色液體”就是孟婆湯。西門鬧在轉世前要經過奈何橋，喝下孟婆準備的茶湯，便會忘記前世記憶。在古代，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社會對女性要求非?？量?。而孟婆的形象在英語文化中是缺失的，在翻譯過程中，譯者需要全面理解原文中深植于語言背后的中華傳統文化，準確地向西方讀者傳遞中國文化形象。譯者葛浩文將“手”翻譯為了“arm”（手臂），顯然，他對中國古代女性形象的了解不夠。由于譯者理解偏差、把握不準，而使譯文里孟婆的形象發生變化，造成目的語讀者對中國文化形象的誤解。

二、譯者情感因素引起形象變異

在分析文學作品的英譯本時，必須考察譯本產生的過程，同時也要重視一切文化材料，因為譯者是用這些材料來思考、生活的，也是用它們來想象與建構他者形象的。葛浩文在中國生活的時間并不長，對中國的了解主要通過文學作品、相關新聞報道等二手資料，由此可見，他對中國社會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是缺乏全面性與深刻性。另外，文學作品并非完全復制社會現實，這很可能導致譯者對中國文化的誤解與誤譯。此外，譯者在想象與建構他者形象時受到自身對異國情感態度的影響與制約，譯者“對他者的態度，決定了在翻譯時所采取的態度，而翻譯活動又反過來決定了他者在'我'處的形象”，譯作中的異國形象代表了譯者對異國的整體認知。

例3：寒冬臘月里我也不戀熱炕頭……

譯文：Even in the cold twelfth month， a warm bed could not tempt me.

在小說《生死疲勞》中，雖然西門鬧是高密東北鄉的首富，但他仍然堅持勞作，不貪戀“熱炕頭”。

“炕”是中國北方為抵御寒冷而發明的一種特殊的床，用磚或土坯等砌成，上面可以鋪席，放上炕桌吃飯、會客等，下面可以燒火取暖，而“炕頭”指的是接近送暖火源的一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炕”承載著特殊的物質文化內涵，因而無法在目的語中找到對等詞匯。然而，譯者葛浩文僅用“a warm bed”（溫暖的床）來詮釋其內涵遠遠不夠，未能突顯其中蘊含的中國文化傳統。在審視這一文化形象時，譯者可以采用音譯加注的方法忠實、完整地傳達源語言的文化信息，使西方讀者更好地了解“炕”的具體特征與文化底蘊。

例4：我看到了端坐在廳堂正中那張著名的八仙桌后的龐虎和王樂云夫婦……

譯文： That was when I spotted Pang Hu and Wang Leyun， who were sitting behind a table near the center of the room.

藍解放愛上了比自己小二十歲的龐春苗，使得藍家和龐家顏面盡失，此處是龐家夫婦質問、斥責藍解放的場景?！皬d堂”一詞富含中國特色，是中國人用于聚會、待客的寬敞房間?！鞍讼勺馈笔侵袊鴤鹘y家具之一，指桌面較寬、四邊等長的大方桌，一共可圍坐八個人。八仙桌形狀方正、質材牢固，給人一種穩定、莊重的感覺。要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國文學作品，必須了解中國的文化。然而，葛浩文只是簡單地將其翻譯為：“the room”（房間）和“a table”（桌子），使得中國文化形象失真，無法讓英語讀者直觀地感受中國民間文化。與原文相比，此處的譯文顯得黯然失色。在形象學研究中，必須探究異國形象重塑與變異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以及深層文化內涵。

三、語義轉換失誤引起形象變異

詞匯是構成形象的一種成分，在本質上是人們所共有的，在特定時代和文化中可以傳播他者形象。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或語境下，詞匯有多種指稱功能，蘊含著豐富的內涵。對于詞匯的選擇，能夠反映出譯者的政治、文化、哲學等立場。在研究英譯本時，要關注譯者在對異國地點、時間、人物特征、心理活動等進行表述時做出的詞匯選擇，分析譯者是如何書寫、建構他者形象的。當譯者進行翻譯時，從一種語詞系列或語義軸進入到另一種語詞系列或語義軸，便會不可避免地導致異國形象的變異。

例5：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譯文：The river flows east for thirty years and west for thirty years！

有些諺語無法從文字本身推知真實內涵，要結合其產生的社會歷史語境進行剖析。該諺語與黃河改道相關，原來位于黃河東岸的村莊在黃河幾經改道之后變為在黃河西岸。這句諺語用黃河改道的空間變化表達世事變遷無常和盛衰興替，然而，對于西方英語讀者來說，“河東”“河西”只是自然地理位置，與事物盛衰交替無關。葛浩文僅從字面意義去理解，試圖采用直譯法保留原作中的形象，卻未能把源語言的文化內涵表達出來，不利于中國文學與特色文化原汁原味地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從而進入到西方讀者的關注視野。

例6：我以為你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是我們自己的人……

譯文： I thought you were born and grew up under the red flag， that you were one of us.

上例中，“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意思是出生于新中國成立之后，在新中國的環境中成長。中國的國旗是五星紅旗，在中國，紅色代表著幸福、喜慶、成功、興旺等，比如中國人在春節時貼紅色對聯、紅色剪紙；婚禮時貼紅雙喜，寓意生活幸福美滿等。同時，紅色也是革命、流血、奉獻精神的象征，總體來說，紅色在中國更多地體現出積極正面的意義。然而，葛浩文誤將“紅旗”當作實指，將其譯為“the red flag”（紅色旗幟），忽視了其文化內涵，反而會使目的語讀者產生誤解。

四、結語

作為著名翻譯家和漢學家，葛浩文在英語世界的聲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動中國文學作品和中國文化形象在英語世界的傳播。受到其所處的社會集體想象物、譯者情感因素等影響，葛浩文在翻譯過程中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其所屬民族的文化語境嵌入中國文學作品中，使得譯文更趨近于譯入語文化，導致中國文化形象發生變異。另外，很多專有名詞、俗語等蘊含著深刻的中國文化內涵，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由于語義轉換失誤使譯文里的形象與原文的深層意義產生差距。在中國文學作品外譯過程中，譯者要深入考察文本背后的含義與文化語境，向譯文讀者傳遞出更加真實的中國文化形象。本文是形象學研究與中國文學對外譯介研究相結合的一次有益嘗試，以期為中國文學作品、文化外譯時中國文化形象的塑造與傳播提供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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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錦秀，上海大學外國語學院2020級英語語言文學專業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學、翻譯學。

編輯：康慧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