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積電的績優與隱憂

【摘要】本文基于臺積電2021年度的年報、永續報告書、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揭露報告、環境損益分析報告和重大性分析報告， 從影響力的角度分析其經濟價值、社會價值和環境價值， 透視其經營活動和價值鏈活動產生的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 本文的分析表明， 作為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商， 臺積電創造了優異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但在環境效益方面的表現卻不盡如人意， 耗電耗水和溫室氣體排放給環境帶來了巨大的負外部性影響。 臺積電信息披露案例的啟示意義在于： 可持續發展報告既可彌補財務報告未能反映外部性的缺陷， 也可彌補財務報告忽略智慧資本、人力資本、自然資本和社會及關系資本的不足， 基于雙重重要性原則、面向利益相關方的可持續發展報告理應定位為獨立的報告， 以提升信息披露框架的邏輯嚴謹性。 本文認為， 可持續發展報告與財務報告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不僅可以將外部性納入企業績效評價中， 而且能更有效地洞見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前景。

【關鍵詞】經濟價值;社會價值;環境價值;可持續發展;影響力;外部性

【中圖分類號】F275? ?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1004-0994（2022）18-0003-6

臺灣積體電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臺積電”）2021年度除了公布財務報告[1] ， 還公布了永續報告書（可持續發展報告）[2] 、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揭露報告[3] 、環境損益分析報告[4] 和重大性分析報告[5] ， 從經濟、社會和環境等三個維度披露了其自身經營活動和價值鏈活動所產生的正面影響和負面影響， 既客觀展示了其積極的經濟社會影響， 也如實反映了其消極的生態環境影響。 這種以多維度的方式反映共享價值創造的報告模式頗具特色， 可以較為全面地展現臺積電的經營活動及其價值鏈活動所產生的外部性， 極具啟發意義， 值得研究借鑒。

一、臺積電的經濟價值分析

新冠疫情發生以來， “缺芯荒”日益凸顯， 臺積電的表現備受矚目。 根據2021年年報披露的關鍵業績指標， 臺積電在全球半導體行業中的芯片代工市場中繼續保持絕對的領先地位， 2021年度以291種制造工藝技術， 為535個客戶生產了用于智能手機、高效能計算、物聯網、車載電子以及消費性電子等領域的12302種不同產品， 晶圓出貨量高達1240萬片12寸晶圓當量， 其產出約占全球半導體（不含記憶芯片）產值的26%， 其在全球晶圓代工市場中所占份額約為56%。 Gartner數據顯示， 臺積電在7納米和5納米晶圓代工市場中的占有率更是高達80%和90%以上。 3納米芯片有望在2024年量產， 2納米芯片制造廠也在籌劃中， 唯一的競爭對手只剩下韓國三星。 先進的技術工藝加上全球對高端芯片的旺盛需求， 使臺積電賺得盆滿缽滿。 1994年股票上市至今， 臺積電保持了連續盈利記錄， 營業收入和稅后利潤年均復合增長率分別達到17.5%和17.1%。 表1列示了臺積電2017年以來的財務業績。

伴隨著蒸蒸日上的財務業績和慷慨大方的現金分紅（2004 ～ 2021年， 累計派發現金股利21870億元新臺幣， 約合718億美元， 遠遠超過股東歷年來投入的資金①）， 臺積電的股票市值也如日中天， 其股票市值在2021年年末高達16.2萬億元新臺幣， 折合5849億美元（如圖1所示）， 超過騰訊和阿里巴巴， 成為亞洲市值最高的高科技企業。

張忠謀在1987年創立的臺積電， 之所以能夠為股東創造如此輝煌的經濟價值， 除得益于重視研究開發和技術創新外， 也得益于其商業模式創新。 與韓國三星奉行的從芯片設計、制造到測試與封裝的全產業鏈商業模式不同， 臺積電獨辟蹊徑開創了晶圓代工模式， 專注于為半導體設計公司生產制造芯片。 這種代工模式既可為客戶保守商業秘密， 又可避免與客戶同業競爭。 正因為采取不與客戶爭利的商業模式， 臺積電在創立初期得到了英特爾在制造工藝方面的傾囊相授和IBM在專利授權方面的無私幫助。 近年來， 蘋果等智能手機制造廠商舍棄韓國三星轉而將訂單交給臺積電生產， 顯然也與臺積電甘于芯片代工而不涉足芯片設計的商業模式密不可分。

二、臺積電的社會價值分析

臺積電在社會影響方面展現出顯著的正外部性， 為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方創造了巨大的社會價值。 社會價值有廣義和狹義之分， 前者以企業自身的經營活動為計量邊界， 后者將計量邊界延伸至價值鏈中的上下游。

1. 基于經營活動的社會價值創造。 基于企業自身經營活動的社會價值分析， 可以從宏觀利潤表或凈經濟貢獻的角度進行。 筆者認為， 對微觀利潤表的計量公式“收入-成本費用-薪酬福利-利息費用-稅收費用=稅后利潤”進行移項， 即可得出宏觀利潤表的計量公式“收入-成本費用=薪資福利+利息費用+所得稅費用+稅后利潤”。 與微觀利潤表所堅持的股東中心主義不同， 宏觀利潤表秉承的是利益相關者主義。 宏觀利潤表等式的左邊代表企業在特定會計期間為不同要素提供者創造的社會價值， 等式的右邊代表創造的社會價值如何以薪資福利的方式分配給人力資本提供者、以利息費用的方式分配給債權資本提供者、以稅收費用的方式分配給公共服務提供者、以稅后利潤的方式分配給股權資本提供者。

按照宏觀利潤表的原理， 臺積電在2021年度創造的社會價值如表2所示。

2020年世界經濟論壇（WEF）發布了題為《邁向共同且一致指標體系的可持續價值創造報告》白皮書， 提出了四支柱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框架[6] ， 其中在第四支柱“創造繁榮”中建議企業披露凈經濟貢獻， 其計算公式為： 營業收入-營業成本+支付給員工的薪酬福利+支付給資本提供者的利息和分紅+上繳給政府的稅收-收到的政府補貼=凈經濟貢獻。 按此計算， 臺積電2021年度對社會的凈經濟貢獻高達13218億元新臺幣。

2. 基于價值鏈的社會價值創造。 為了全面反映其為社會創造的經濟價值， 臺積電全面檢視了價值鏈帶來的直接和間接影響， 基于由外到內視角（Outside-in Perspective）， 建立以因果關系為導向的可持續影響力戰略地圖（詳見圖2）， 從上游采購、公司運營到客戶使用階段， 以貨幣計量各項活動對經濟、環境和社會可能衍生的外部成本與價值， 構建了可持續發展影響力的管理工具。

在上游采購階段， 臺積電充分利用其在全球芯片制造業中的領導地位， 幫助供應商提升技術水平和能力建設， 運用投入產出模型分析采購需求所創造的產值以及為供應鏈創造的員工就業機會和薪資收入。 2021年度， 臺積電的采購需求帶動的供應鏈產值高達13323萬億元新臺幣， 為供應鏈創造了26萬個就業機會和2141億元新臺幣的薪資收入。

在公司運營階段， 臺積電通過附加價值收入法檢視運營過程為利益相關方創造的正向影響， 包括公平的就業機會、優質的薪資與福利、現金股利、納稅、折舊與攤銷等。 2021年度， 臺積電為65152名員工支付了1649億元新臺幣的薪酬福利， 向股東派發了2658億元新臺幣的現金股利， 向政府繳納了936億元新臺幣的所得稅及其他稅收。

在客戶使用階段， 臺積電通過開發全球領先的高效節能芯片技術， 協助客戶生產更先進和更具能效的產品， 促進信息通信科技行業及其產品迭代發展。 2021年度， 臺積電生產的各種芯片帶動了客戶12302種產品創新， 根據臺灣工研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按照全球用電、GDP與電子產品數量建構的模型推算， 2021年臺積電生產的芯片幫助客戶節約了2171億度電。

除了從定量的角度分析社會價值， 臺積電的可持續發展報告還以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式， 參照國際整合報告委員會（IIRC）的整合報告框架， 詳細披露對其財務資本、制造資本、智慧資本、人力資本、自然資本、社會及關系資本的管理和成效， 便于利益相關方了解這六種資本要素投入在臺積電的價值創造中所做出的貢獻。

以上分析表明， 不論是從自身經營活動的角度， 還是從價值鏈的角度， 臺積電2021年度創造的社會價值均遠超財務報告所體現的經濟價值， 其溢出的正向經濟外部性和社會外部性十分明顯， 表明臺積電不僅具有優異的企業效益， 而且具有良好的社會效益②。

三、臺積電的環境價值分析

芯片制造業耗電耗水驚人， 由此產生了較大的環境外部性。 表3列示了臺積電2017～2021年生產制造芯片過程中的用電量和用水量。

臺積電是典型的“電老虎”， 其2021年度耗用的電量約占臺灣用電總量的7%， 預計2納米和3納米芯片廠建成投產后其耗電量將超過臺灣用電總量的10%。 臺積電2021年度耗用的192億度電， 來自可再生能源的電力為16.7億度， 僅占8.70%， 由此產生大量碳足跡。 2021年臺積電購買電力產生的范圍2溫室氣體排放約占其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的一半， 相當于美國通用汽車同年范圍2溫室氣體排放的2.83倍。 值得特別關注的是， 2021年臺積電范圍1的溫室氣體排放雖然只占全部溫室氣體排放的13%， 但這些溫室氣體主要來自含氟溫室氣體和氧化亞氮， 其中含氟溫室氣體是指氫氟碳化物（HFCs）和全氟碳化物（PFCs）， 對環境極具破壞性。 研究表明， 氫氟碳化物在大氣層的存留時間長達270年， 全球變暖潛能值（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是二氧化碳的14800倍， 全氟碳化物在大氣層的存留時間更是達到2600 ～ 80000年， GWP是二氧化碳的7330 ～ 12200倍[7] 。

臺積電的耗電耗水和溫室氣體排放備受關注， 為此， 臺積電除提供長達228頁的可持續發展報告和42頁的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報告外， 還提供了32頁的環境損益分析報告。 環境損益分析報告旨在評估與企業價值鏈相關的環境變化對人類福祉的影響， 根據ISO 14008《環境影響及相關環境因素的貨幣估值》， 基于福利經濟學中的支付意愿、受償意愿、貨幣時間價值、價值轉移等概念計量人們因企業造成的環境影響而經歷正向或負向的福利價值變化[8] 。 表4列示了臺積電2017 ～ 2021年生產運營階段的環境外部性。 從中可以看出， 盡管單位產品的環境外部性呈現下降的趨勢， 但臺積電過去五年的環境外部性總量呈現逐年上升的勢頭。

除對生產運營階段的環境外部性進行貨幣計量， 臺積電2019年將環境損益評估范圍延伸至上游供應鏈， 利用環境延伸投入產出法（Environmental Extended Input Output）開展產業環境熱點分析， 按照生命周期理論， 以順序漸進的方式對關鍵原材料供應商（2021年臺積電將1149 家第一層次的供應商確定為關鍵原材料供應商）進行盤查， 對采購階段的環境外部性進行貨幣計量。 表5列示了臺積電2021年度的供應鏈環境外部性。

臺積電生產運營和供應鏈的環境外部性絕大部分來自溫室氣體排放， 對這些外部性進行貨幣計量時， 以2007年美元價值計算每噸二氧化碳排放造成的長期損害， 主要參照美國環保署（EPA）建議的三種評估模型、三種折現率和五種情景假設， 對二氧化碳排放導致的氣候變化所造成的經濟損失進行估算， 包括凈農業生產力變化、人類健康影響、財產損失以及能源系統成本變化等， 具體參數如表6所示。 在此基礎上， 臺積電根據運營地點和供應商所在地的購買力平價、國民所得等因素進行調整， 最終確定將2020年的每噸二氧化碳社會成本42美元調整為1540元新臺幣， 作為2021年計算環境外部性的基礎。

四、臺積電案例的啟示意義

臺積電在創造巨大正向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同時， 也創造了較大的負向環境價值， 其經營活動和價值鏈活動產生的環境負外部性與其經濟社會正外部性形成強烈反差。 在全球向凈零經濟轉型的時代背景下， 臺積電的環境外部性已成為影響其可持續發展的一大隱憂。 臺積電雖然存在較大的環境外部性， 但瑕不掩瑜， 在共享價值創造中較好地統籌兼顧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 而在環境價值方面， 臺積電依然任重道遠， 需要加大環保投入， 盡快改變能源結構以抑制負向環境價值所呈現的逐年擴大勢頭， 否則， 臺積電的共享價值創造將蒙上陰影， 甚至招致當地社區和環保團體的抵制， 擴建3納米和2納米芯片廠的計劃有可能因此受挫。

從可持續發展信息披露的角度看， 臺積電的做法富有創新性， 突出表現為： （1）遵循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的影響重要性原則， 通過環境損益分析報告， 較為全面地評估自身經營活動和價值鏈活動對環境和社會造成的影響， 并按照ISO 14008提供的貨幣估值框架， 對其環境外部性進行貨幣計量; （2）以六種資本、四大管理核心（高階主管支持、中階主管參與、ESG治理組織和組織文化）、六大可持續管理能力（創新研發、供應鏈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環境管理、客戶服務和利益相關方參與）， 通過財務損益思維， 納入社會成本的外部性， 建立以三重底線（經濟底線、社會底線和環境底線）為基礎的可持續發展影響力管理框架， 衡量公司整體價值鏈為社會做出的貢獻。

臺積電在可持續發展信息披露方面的做法頗具特色， 值得研究借鑒。 臺積電可持續發展信息披露案例至少具有三點重要的啟示意義。

1. 可持續發展報告可彌補財務報告未能反映外部性的缺陷。 臺積電從經濟、社會和環境的角度構建的影響力分析報告， 可以彌補財務報告罔顧外部性的缺陷。 馬歇爾（Alfred Marshall）1890年在《經濟學原理》中提出了外部經濟的概念， 其嫡系弟子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920年在《福利經濟學》中以馬歇爾提出的外部經濟為基礎， 雄辯地論證了只要私人邊際成本和收益不等于社會邊際成本和收益， 就會存在外部性， 并主張對私人邊際成本小于社會邊際成本的企業進行征稅， 對私人邊際收益小于社會邊際收益的企業予以補貼， 以征稅和補貼的方式將外部性內部化的政策主張也因此被后人稱為庇古稅[9] 。 《福利經濟學》出版后， 外部性逐漸成為經濟學的熱門研究課題。 但由于迄今尚未對企業經營的外部性形成結構性的信息披露框架， 企業經營的外部性問題研究缺乏系統性的經驗數據。 臺積電通過可持續發展報告及其他相關報告提供了翔實的經濟、社會和環境外部性信息， 這種做法若得到推廣實施， 可望在一定程度上破解困擾經濟學一百多年的難題。 基于雙重重要性原則、面向利益相關方的可持續發展報告可視為對現行財務報告未能反映外部性問題的糾偏， 有助于利益相關方從多維的角度審視企業經營產生的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 進而更加科學合理地評估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前景。

2. 可持續發展報告可彌補財務報告未能全面反映資本要素的不足。 臺積電基于IIRC提出的整合報告框架， 在可持續發展報告中詳細披露了六種資本的管理和成效， 可以彌補財務報告不能全面反映價值創造關鍵資本要素投入的不足。 智慧資本、人力資本、自然資本和社會及關系資本與財務資本和制造資本一樣， 都在企業價值創造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但由于不符合會計準則規定的確認和計量標準而被排除在財務報告反映范圍之外， 不利于利益相關方評估企業的價值創造能力。 作為知識密集型企業的芯片制造商， 臺積電深知智慧資本和人力資本在保持核心競爭力和創造價值中的重要性， 因而詳細披露了其在涵養智慧資本和人力資本方面的做法和成效。 作為耗電耗水和溫室氣體排放大戶， 臺積電詳細披露了環境影響信息和環境損益信息， 以回應利益相關方對其資源消耗和氣候變化影響的關切。 作為全球最大芯片代工商， 臺積電深知其價值創造和技術創新離不開良好的社會及關系資本， 故詳細披露了其在供應商關系、客戶關系和社區關系方面的管理做法和成效。 這種基于六種資本框架的信息披露極具相關性， 可視為對財務報告未能反映智慧資本、人力資本、自然資本和社會及關系資本的糾偏， 有助于利益相關方從更加開闊的視野評估企業以可持續發展的方式創造共享價值的前景。

3. 基于雙重重要性的可持續發展報告理應獨立于財務報告。 臺積電將可持續發展報告定位為獨立于財務報告的做法， 使其公司報告體系邏輯更加清晰， 信息披露層次更加分明。 臺積電的可持續發展報告主要框架借鑒GRI框架， 但在氣候相關披露方面借鑒了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工作組（TCFD）框架。 GRI框架秉持的是由內到外的影響重要性原則， 而TCFD框架秉持的是由外到內的財務重要性原則， 因此臺積電的可持續發展報告遵循了雙重重要性原則， 既滿足投資者了解環境和社會議題如何影響企業價值的信息需求， 也滿足其他利益相關方了解臺積電自身經營活動和價值鏈活動如何影響環境和社會的信息需求。 為此， 臺積電將可持續發展報告定位為獨立于財務報告的做法， 無疑是明智的選擇， 極大地提高了臺積電公司報告的邏輯嚴謹性。 反之， 如果臺積電將可持續發展相關信息定位為財務報告的組成部分， 將大量未經確認、計量的前瞻性信息和定性信息作為財務報告的組成部分， 將導致整個報告體系的邏輯混亂不堪。 臺積電的案例表明， 基于雙重重要性原則、面向利益相關方的可持續發展報告理應作為獨立于財務報告的單獨報告。

【 注 釋 】

① 截至2021年年末，臺積電的股本和資本公積分別為2593億元新臺幣和648億元新臺幣，合計3241億元新臺幣。在派發巨額現金股利后，臺積電2021年末的未分配利潤余額仍然高達15364億元新臺幣。

② 據估算，臺積電2021年為臺灣貢獻了13%的GDP，因此臺灣當局對其愛護有加，但周邊居民和環保團體對于臺積電耗電耗水和溫室氣體排放所造成的環境影響卻頗有微詞。

③ 超純水主要在芯片制造過程中用于沖洗硅膠，其純度是自來水的1000多倍，制作超純水的過程中需要數倍的自來水，用水量相當驚人。

【 主 要 參 考 文 獻 】

[1] 臺積電.1997-2021年報[EB/OL].www.tsmc.com，2021.

[2] 臺積電.2021年度永續報告書[EB/OL].www.tsmc.com，2021.

[3] 臺積電.2021年度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揭露報告[EB/OL].www.tsmc.com，2021.

[4] 臺積電.2021年度環境損益分析報告[EB/OL].www.tsmc.com，2021.

[5] 臺積電.2021年度重大性分析報告[EB/OL].www.tsmc.com，2021.

[6] 黃世忠.ESG理念與公司報告重構[ J].財會月刊，2021（17）：3 ～ 10.

[7] 郭久亦，于冰譯. 氫氟碳化物（HFCs）和氟化物——對全球變暖不利的溫室效應制冷劑[J].世界環境，2016（6）：58 ～ 59.

[8] ISO. ISO 14008 Monetary Valuation of Environmental Impacts and Related Environmental Aspects[EB/OL].www.iso.org，2019.

[9] 黃世忠.支撐ESG的三大理論支柱[ J].財會月刊，2021（19）：3 ～ 10.

【作者單位】廈門國家會計學院， 廈門 36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