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大同理想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

李勇剛 李星儒

摘 要：傳統大同理想集中反映了古代中國人民對美好社會的最高想象，其基本特征包括：“大道之行”的哲理基礎，“天下為公”的總體原則，“選賢與能”的政治制度，“講信修睦”的社會秩序，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經濟制度。共產主義是馬克思主義設想的未來理想社會狀態，傳統大同理想在以下幾個方面與其內在相通：一是廢除私有制，實行公有制;二是超越不勞而獲和按勞分配，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三是反抗剝削壓迫，實現平等自由;四是告別動蕩紛爭，實現高度和諧?；诙叩膬仍谙嗤?，傳統大同理想在以下幾個方面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一是促進一些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在學理上理解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二是促進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信仰上接受馬克思主義;三是促進工農大眾在情感上親近馬克思主義。更加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不斷探索通往大同的道路，主要表現在：第一，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認識到階級斗爭的重要意義，開始探索實現大同理想的科學道路;第二，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充分吸收傳統大同理想的合理內核，取得革命和建設的重大成就;第三，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充分克服了傳統大同理想中的平均主義弊端，制定小康社會的合理目標，為逐步實現大同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第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踐行共享發展理念，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讓古老的大同理想煥發出新的光彩。

關鍵詞：傳統大同理想;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中圖分類號：B2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63（2022）03-00004-10

2021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1]，后者要求我們深刻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內在相通之處。其中，如何看待傳統大同理想與共產主義的相互關系，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命題。2022年5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研究闡釋中華文明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質和發展形態”[2]，其中“求大同”說的就是中國傳統大同理想。2019年10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在幾千年的歷史演進中，中華民族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形成了關于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的豐富思想”。在他接下來列舉的十余條重要內容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3]。傳統大同理想集中反映了古代中國人民對美好社會的最高想象，為我們留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集體記憶;共產主義是馬克思主義設想的未來理想社會狀態，其旗幟上寫著“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基本原則。正是由于二者內在相通，傳統大同理想極大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更加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共產黨在百余年的奮斗過程中，通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斷探索通往大同的道路，取得巨大的歷史和現實成就。

一、傳統大同理想的基本特征

對理想的追求，通常源于現實苦難的刺激。春秋戰國時代，隨著社會矛盾的加劇，人們對理想社會的追求愈發強烈?！抖Y記·禮運》提出了“大同”的理想，并通過與小康進行對比，對大同的特征進行了集中描述?！按蟮乐幸?，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p>

具體而言，“大同”具備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一）“大道之行”的哲理基礎

“道”一般被認為是中國哲學的最高范疇，是宇宙、自然的本源、本體，是萬物之元與萬法之元的同一體，是天、地、人包括社會總的運行規律和法則。各家各派的具體觀點可能差異很大，但都有對“道”的共同追求。正是基于對“道”的重視，中國文化形成注重整體關聯和動態平衡的傾向——在各個要素的相互關聯中去把握整體超越個體的“涌現”特征，在變動不居、大化流行的動態過程中不斷達成新的平衡，這與總體上傾向靜態分析還原思維的西方文化有著很大的不同?！按笸笔恰按蟮馈币嗉蠢硐肷鐣囊幝珊头▌t充分呈現和落實的狀態，而“小康”則是這種規律和法則隱而不彰、未能落實的狀態。

（二）“天下為公”的總體原則

既然“道”意味著注重整體關聯，那么“大道”彰顯的狀態，就需要超越阻礙形成這種關聯性的要素。就人類社會而言，“家”一方面是個人生命和生活的歸宿，另一方面卻也可能成為達成更高層次公共性的障礙——如果人們“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就容易造成“天下為家”的問題，各自局限于小家的私利，只能算是小康的狀態。因此，傳統大同理想強調“天下為公”，其情感內核是“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此處的“不獨”二字最值得琢磨。這并不像某些宗教那樣，通過否定家庭、親子關系來建構更為普遍的人神關系，而是既立足家庭、親子關系的情感，又超越其可能帶來的局限性。

（三）“選賢與能”的政治制度

孔子主張“舉賢才”（《論語·子路》），孟子期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孟子·公孫丑上》）。在以“親親”為主導原則的宗法時代，儒家能夠集中提出“尊賢”或“賢賢”的主張，具有很大的進步意義。政治實踐既有公共性又有專業性，因此需要參與者具備一定的道德和能力——“賢”側重良好的道德品行，“能”側重處理政治事務的能力。如果以“親親”為主導原則，那么很難同時滿足這兩項條件，就容易帶來治理效能的低下，甚至共同體秩序的混亂。因此，《春秋公羊傳》里有“譏世卿”的說法，《禮記》在此處把“大人世及以為禮”歸到與大同相對的小康的特征，都是從根本上不贊成按照血緣關系繼承政治職位。而“尊賢”的極致，則是最高執政者之間的“禪讓”——孔子在《論語》中多次贊許堯舜“讓天下”的行為，這正是“天下為公”原則最生動的體現，也是《禮記》把堯舜時代歸為“大同”的根本原因。

（四）“講信修睦”的社會秩序

對于一個社會共同體而言，如何避免成員之間可能出現的紛爭，是社會治理的一項挑戰?！爸v信”意味著人們之間形成一種內生性的信任，“修睦”意味著人們更加注重彼此之間的和諧關系。這就可以避免因為不信任造成的社會治理成本，更避免“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狀態”。于是，巧詐、計謀變得沒有必要，盜竊、作亂害人的事情也自然不會發生。每家每戶的門可以從外面帶上——保證必要的私密空間，但并沒有必要通過上鎖來保障安全。相反，在小康的狀態下，則需要城池作為防御設施才能保障安全。以禮法和道理作為指導原則，來調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等人倫關系，并設立制度、劃分田地，激勵那些具有勇氣和才智的人（由此形成社會的差異性）。于是，計謀、兵戈在所難免?！抖Y記》把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公作為小康狀態下執政者的佼佼者。他們治理社會的特點是重視禮，用禮來表彰正義、考察誠信、公布人們犯的過錯，希望人們效法仁愛的行為，講究禮讓，最終讓民眾能夠有規可循。如果執政者不遵守這些法則，就算擁有富貴，也會被民眾趕下臺。初看上去，這也是社會得到有效治理的狀態，但畢竟不是基于人與人之間內生性的信任，而是需要禮法的約束，因此只能算是“小康”。

（五）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經濟制度

“天下為公”意味著人們在生產、分配等領域要超越私人利益的束縛。因此，在生產領域，人們樂于奉獻自身的勞動力，但不必以此為自身謀取利益;在分配領域，對于財物不必非要藏到自己的家里獨自占有，但是也不能任其被隨意遺棄在地上而浪費掉。這種重視經濟平等的思想，與孔子提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論語·季氏》）高度一致。而在小康的狀態中，人們付出勞動力是為了自身利益，面對財物也希望自己占有。

（六）各得其所的社會保障

在一個社會中，個體總會呈現出差異性。大同狀態并不是要抹殺或忽視這些差異性，而是要讓人們各自得到安頓，尤其是要照顧到那些處于相對弱勢的群體。具體而言，就是要讓老年人能夠安度晚年，讓壯年人都能通過工作發揮自身的作用，讓幼兒都能健康成長。特別是要讓那些失去配偶、父母或子女的人，都能夠得到充分的照顧?？梢哉f，這是大同理想最讓人感動和向往的地方。而從根本上說，則要尊重性別差異，讓男人有正當的職業，讓女人有如意的配偶。相比之下，在小康狀態中，很難做到這一點。

二、傳統大同理想與共產主義內在相通

傳統大同理想與共產主義分別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對理想社會的最高設想，二者在許多方面具有內在相通和契合之處。

（一）廢除私有制，實行公有制

馬克思科學分析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和經濟運行規律，認為資本主義之所以會爆發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在于生產的無組織性和無計劃性，而導致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則是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矛盾會越來越尖銳，并且阻礙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因此，只有轉而實行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制，才能解決這個矛盾。對于后者的實現形式，恩格斯指出：“一方面由社會直接占有，作為維持和擴大生產的資料，另一方面由個人直接占有，作為生活資料和享受資料?！盵4]而對于后者的實現途徑，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解釋說：“這種新的社會制度首先必須剝奪相互競爭的個人對工業和一切生產部門的經營權，而代之以所有這些生產部門由整個社會來經營，就是說，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計劃、在社會全體成員的參加下來經營。私有制也必須廢除，而代之以共同使用全部生產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協議來分配全部產品，即所謂財產共有?！盵5]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旗幟鮮明地寫道：“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盵6]需要注意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并不一味否定私有制的歷史意義，比如在工場手工業和大工業發展的最初階段，“除了私有制，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所有制形式”[7]。同時，消滅私有制有其前提條件，就是生產力高度發達，因此不能超越具體的歷史階段去簡單提倡消滅私有制。他們設想，“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8]。

中國傳統大同理想以“天下為公”為根本特征，雖然其主要指向是超越政治權利層面的“天下為家”，但在經濟層面也非常鮮明地主張“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與共產主義的公有制原則具有根本上的兼容性。傳統大同理想超越了小康狀態下的“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實質上對人們的私有觀念進行了深刻批判和反思，同樣與共產主義對私有制的批判高度一致。

（二）超越不勞而獲和按勞分配，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按照馬克思的設想，在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社會），由于生產力發展水平和人們思想覺悟的限制，對社會產品還只能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就是根據勞動者向社會提供的勞動數量和質量來進行分配。相比于此前以特權或資本作為分配標準，這是一種巨大的歷史進步。但是，按勞分配仍然默認“勞動者的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從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9]，結果會讓擁有不同勞動天賦的勞動者在收入上形成差距，因此仍然是一種“不平等的權力”。相比之下，“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在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后;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它們的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10]。所謂按需分配，就是按照每個社會成員的合理的實際需要來分配消費品，從而真正實現人類在分配上的平等。

在對中國傳統大同理想的描繪中，“力惡其不出于身也”意味著社會成員都愿意奉獻自己的勞動力，也就是把勞動作為自身的需要，而非出自外在的強迫;“不必為己”意味著不必用勞動作為謀生的手段;“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意味著由社會滿足每種類型的社會成員（或者說一個人在不同的生命階段或生活狀態下）的主要需求。這些觀點都與共產主義所倡導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三）反抗剝削壓迫，實現平等自由

與私有制相表里的，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剝削，即占有生產資料的階級，無償占有沒有或缺少生產資料的階級的剩余勞動和產品。盡管馬克思也承認剝削制度具有“暫時的歷史正當性”，比如為資本原始積累提供基本動力，但在社會生產力進一步發展后，又會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只有完全消滅一切階級統治、一切奴役和一切剝削，才能解放自己”[11]。而中國傳統大同理想之所以產生，一個重要的背景就是勞動者對于統治者的剝削和壓迫的反抗，比如《詩經·碩鼠》中的吶喊就集中反映了這一點;中國傳統大同理想在多次農民起義中得到高度彰顯，也充分說明其反抗剝削和壓迫的特點。

與剝削壓迫形成對比的，是二者共同向往的平等和自由的狀態。馬克思主義主張人們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領域都享有平等的權利，而傳統大同理想也有類似的內容。在政治權利方面，馬克思主義主張人民的民主管理，傳統大同理想強調“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而賢能則是從民眾中產生的;在經濟權利方面，馬克思主義主張人們平等占有生產資料，“把資本變為公共的、屬于社會全體成員的財產”[12]，而提出傳統大同理想的孔子還主張“不患寡而患不均”（《論語·季氏》），希望人們在財富占有上的平等;在社會權利方面，要消滅社會分工所造成的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腦體力勞動之間的三大差別，而傳統大同理想中的“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也意味著在觀念上超越不同勞動分工造成的高低貴賤之分，平等對待每一種職業。此外，馬克思、恩格斯還特別關注到性別平等的問題，認為性別不平等的實質是階級的不平等，“只有在廢除了資本對男女雙方的剝削并把私人的家務勞動變成一種公共的行業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實現”[13]。換句話說，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才能真正實現性別平等。而傳統大同理想則強調“男有分，女有歸”，而不是通常的“男尊女卑”，且涉及如何保障男子的就業權與女子的婚育權，更有助于接榫共產主義所強調的性別平等觀念。

自由與平等如影隨形。馬克思把共產主義社會稱作“自由人的聯合體”，認為這種社會“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14]，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15]。在共產主義社會，“生產勞動給每一個人提供全面發展和表現自己全部的即體力的和腦力的能力的機會，這樣，生產勞動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是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產勞動就從一種負擔變成一種快樂”[16]。換句話說，共產主義廢除了私有制及其基礎上的人的自我異化，使人們擺脫了人與自然關系和人與社會關系的奴役，精神和身體得到徹底的解放。與此類似，在大同狀態中，“力惡其不出于身也”意味著勞動成為人們實現自由的手段，“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意味著人們各得其所、得到自我實現，人與人之間處于“講信修睦”的非奴役關系之中。

（四）告別動蕩紛爭，實現高度和諧

馬克思主義認為，共產主義社會的生產力高度發達，物質產品極大豐富，所有人的物質利益都能得到充分的保障。于是，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高度統一，不同利益集團的相互對抗消失。階級、階級剝削、階級斗爭以及階級統治的工具——國家機器——都將消亡，戰爭也不復存在。人們的精神境界極大提高，人與人之間形成高度和諧的社會關系，人類社會實現真正的和諧統一。而中國傳統大同理想倡導“講信修睦”，通過人與人之間的誠信友愛、和睦相處，最終形成安定有序的和諧社會關系。二者在這方面同樣高度相通。

三、傳統大同理想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近代以來，在救亡圖存的整體社會背景下，人道主義、進化論、實證主義、科學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民族主義等眾多西方文化思潮傳入中國。在這些文化思潮中，主張科學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一開始還只是眾多社會主義思想流派中的一支。在眾多思潮長期的激蕩和競爭中，馬克思主義得到更廣泛的傳播，為眾多探索救國道路的先進中國人所信奉，最終轉化為巨大的現實力量。在當時還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機器化大工業還很薄弱，工人階級也并不強大，但中國人為何能夠親近和接受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甚至能夠學習和信奉馬克思主義？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傳統大同理想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內在相通，于是在各種社會主義流派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一）傳統大同理想促進一些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在學理上理解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早在1878年，美國傳教士金楷理口譯的《西國近事匯編》就最早介紹了社會主義，認為共產主義就是“均有無”“貧富均財”。1880年，紀鳳藻在翻譯《富國策》時把“社會主義”翻譯為“均富論”。曾以社會主義者自居的資產階級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啟超認為，社會主義的要義是“土地歸公，資本歸公，專以勞力為百物價值之源泉”，這類言論是“吾中國固夙有之”[17]，比如中國古代的井田制度與社會主義就有同一“立腳點”，而井田制幾乎是中國古代對于理想社會在土地制度層面想象的“標配”。在資產階級革命者中，宋教仁把社會主義一詞翻譯為“民胞物與之主義，太平大同之主義”[18]。孫中山則認為，其所提出的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19]。對于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蘇維埃政權的實踐，孫中山明確提出“夫蘇維埃主義者，即孔子之所謂大同也”[20]。他在一次演講中指出未來的社會目標共產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21]。他還認為“井田之制，即均產主義之濫觴，而累世而居，又共產主義之一矣。足見我國人民之腦際，久蘊蓄社會主義之精神”[22]。必須看到，把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完全等同于“大同主義”，反映了這些知識分子或政治人物對社會主義的理解還不夠深刻。但是，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傳統大同理想確實促進了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對于當時的讀書人而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大學》）是他們從小就接受的傳統文化的心理熏陶，而“平天下”的最終目標，則指向大同理想。于是，傳統大同理想減少了他們理解馬克思主義的認知障礙。而馬克思主義被一些早期知識分子或政治人物所了解，也為其此后的廣泛傳播奠定了積極的思想氛圍。

（二）傳統大同理想促進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信仰上接受馬克思主義

李大釗認為人類必然統一，而民主主義、聯治主義等只是通往世界大同的“記號”。在謳歌俄國十月革命時，他號召人們“一步一步地向前奮斗，直到世界大同”[23]。他還提倡一種“適應人類一體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會”[24]的新道德。陳獨秀在接受馬克思主義后認同“將來之世界，必趨于大同”[25]。毛澤東在青年時代曾表達對“大同圣域”的向往之情：“彼時天下皆為圣賢，而無凡愚，可盡毀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氣而吸清海之波?？鬃又肆x，故立太平世為鵠，而不廢據亂、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鵠也?！盵26]他甚至試圖在岳麓山下籌辦新村，實踐大同理念。盡管毛澤東后來對傳統大同理想的評價發生過多次轉變，但傳統大同理想無疑是其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思想資源。傳統大同理想對于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影響，極其生動地體現在吳玉章身上。辛亥革命失敗后，吳玉章流亡法國。對于這段經歷，他回憶說：“1903年我在日本東京曾經讀過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神髓》，感到這種學說很新鮮，不過那時候一面在學校緊張地學習，一面著重從事革命的實際活動，對這種學說也沒有進行深入的研究，就放過去了。這時，又重新看到這種學說，感到格外親切。社會主義書籍中所描繪的人人平等，消滅貧富的遠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人聯想起孫中山先生倡導的三民主義和中國古代世界大同的學說。所有這些東西，在我腦子里交織成一幅未來社會美麗遠景?！盵27]

傳統大同理想和共產主義內在相通，使得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最高理想和終極價值上具有同構性，這成為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確立自身信仰的文化心理基礎。

（三）傳統大同理想促進工農大眾在情感上親近馬克思主義

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逐漸認識到，要想通過革命改變中國現狀，不能靠知識分子單打獨斗，而必須團結工農大眾，一起反抗剝削和壓迫。對此，吳玉章曾總結說：“總以為革命只有依靠少數知識分子職業家，實際上就是把自己當作救世主。經過五四運動才懂得，今后一定要改變辦法，革命新辦法，最重要的一條是要依靠工人階級，幫助工人階級自己解放自己?！盵28]

要想團結工人，發動工人運動，必須對他們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啟蒙教育，提高他們的思想覺悟。而中國工人階級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他們大部分是農民出身。中國歷代農民起義大多以植根于傳統大同理想的“均貧富”作為口號進行政治動員，可見農民階級有著根深蒂固的大同文化基因。盡管這種文化基因中有絕對平均主義的消極因素，但在最初階段有助于增強脫胎于農民階級的工人階級對馬克思主義的親近感，使他們容易理解和接受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根本原則。到土地革命階段，經歷曲折的中國共產黨逐漸認識到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階級對中國革命的重大意義，大力推進工農聯盟，最終探索出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正確革命道路。而在這個過程中，傳統大同理想更是有助于農民階級親近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道理，進而讓中國共產黨實現更為廣泛深刻的政治動員。

四、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不斷探索通往大同的道路

1949年6月30日，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撰寫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文章指出，“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已經破產，“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29]。這段話實際上也點出了傳統大同理想的根本性問題——雖然對美好社會進行了描述，但是沒有找到實現美好社會的途徑。換句話說，傳統大同理想具有“空想性”。并且，按照《禮記·禮運》的描述，大同狀態只存在于三代，是一種“過去時”，如何在未來得以實現其實是未知數。中國共產黨一方面繼承了傳統大同理想的合理內核，另一方面又在長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克服了傳統大同理想以及其他社會主義流派的“空想性”，探索出一條指向未來的、逐漸通向大同的實踐道路——這也是中國共產黨重要的文明史貢獻。

（一）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認識到階級斗爭的重要意義，開始探索實現大同理想的科學道路

辛亥革命后，西方社會主義思想大量輸入中國，其中包括各個流派：既有早期的空想社會主義，也有科學社會主義;既有貌似溫和的國家社會主義，也有激烈的無政府主義;還有基爾特社會主義和基督教社會主義等。特別是屬于無政府主義的工讀互助主義，受到許多青年知識分子的青睞。他們在五四運動前后發起的工讀互助運動，試圖通過工讀結合和互助精神實現改造社會的目標，這甚至得到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贊賞和支持。但是，這類“中國式空想社會主義實踐”很快以失敗告終，而不少參與該運動的青年知識分子正是在這之后開始信奉主張科學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隨著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更多先進知識分子認識到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對中國革命的意義。在這之前，中國知識界長期受到社會進化論的影響，因為“弱肉強食”的自然競爭法則對當時還做著“天朝上國”美夢的讀書人，可謂當頭棒喝、振聾發聵。不過，進化論把社會歷史簡單歸結為生存競爭，因此弱者很難戰勝強者，這無疑會讓試圖改變現狀的先進分子感到沮喪甚至絕望。但是，馬克思主義用階級斗爭的視角看待人類歷史，不僅容易為接受進化論的知識分子所理解，而且還能克服進化論帶來的消極影響。因為階級斗爭學說號召廣大被壓迫被剝削階級聯合起來反抗壓迫和剝削階級，利用暴力革命推翻剝削階級統治的國家機器，建立沒有剝削、人人平等的無產階級專政。這種學說不僅能夠為人們提供信心，而且指明了解決問題的基本路徑。而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更是提供了階級斗爭獲得成功的現實樣板。蔡和森概括說：“俄社會革命出發點=唯物史觀;方法=階級戰爭+階級專政;目的=創造共產主義的社會?！盵30]李大釗認為，“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馬克思主義的三大理論（即歷史論、經濟論、政策論）“從根本上聯絡起來”[31]。陳獨秀強調，“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創造那禁止對內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32]。毛澤東回憶自己在1920年閱讀一系列社會主義著作時說，“我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斗爭”[33]。

與議會斗爭的方式不同，階級斗爭要求更強有力的政治團體的領導。陳獨秀在對比巴黎公社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后認為，“只有以共產黨代替（有產階級的）政黨，才有改造政治的希望”[34]。蔡和森也看到中國在進行社會革命之前，最重要也最迫切的是要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作為“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35]。1920年11月，陳獨秀領導上海共產主義小組起草的《中國共產黨宣言》強調，共產主義者的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而共產黨的任務就是要組織集中階級斗爭的勢力，引導革命的無產階級，跟資本家斗爭，“并要從資本家手里獲得政權”[36]。中國共產黨一大標志著黨的正式成立，二大則規定黨的最終奮斗目標和最高綱領是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

（二）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充分吸收傳統大同理想的合理內核，取得革命和建設的重大成就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原本的設想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必須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產力的基礎之上。俄國十月革命卻在生產力并不高度發達的“帝國主義鏈條上最薄弱的環節”上爆發，這實際上拓展了人們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想象空間。不過，蘇俄“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道路，被照搬到中國后卻未能成功，反而造成災難性的后果。究其原因，當時的中國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與俄國的情況很不一樣。中國共產黨通過曲折探索，最終走出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成功道路。在這個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如何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對中國農民而言，“均貧富”和“耕者有其田”是植根于傳統大同理想的主要訴求。于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與中國傳統大同理想相結合，一方面通過“打土豪、分田地”等土地革命措施滿足農民對“耕者有其田”的渴望，提升其革命意愿;另一方面通過革命宣傳與教育，把農民階級“均貧富”的樸素愿望升華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革命理想，把農民階級源遠流長的反抗意識升華為階級覺悟。由此，中國共產黨實現對農民階級的廣泛動員，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新中國進行大規?；A設施建設，投入大量人財物治理大江大河大湖，推進農田基本建設，使糧食產量基本可以滿足中國人吃飯需求，民生得到基本保障。在相關物質基礎上，大同理想中的“平等”原則得到極其充分的貫徹。例如，在醫療平等方面，建立惠及所有國民的醫療保障體系，把人均預期壽命從新中國成立前的35歲提升到1980年的65歲;在教育平等方面，保障所有青少年尤其是工農子弟接受教育的機會，并大力開展“掃盲”，提升人民的受教育水平。

（三）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充分克服了傳統大同理想中的平均主義弊端，制定小康社會的合理目標，為逐步實現大同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必須看到，中國共產黨在探索實現大同路徑的過程中，曾經歷過嚴重的曲折。毛澤東在1958年發起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試圖短時間內“趕英超美”，“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37]。實踐證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忽視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人們的思想覺悟程度，給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造成巨大損失和嚴重后果，是我國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的一次嚴重失誤。究其原因，除了急躁冒進情緒等因素外，傳統大同理想中蘊含的平均主義傾向也是原因之一——人民公社追求的“一大二公”就是一種絕對平均主義，而毛澤東本人當時非常重視的《漢書·張魯傳》和康有為的《大同書》，則分別從實踐和理論上凸顯了對這種平均主義的追求。

1978年，中國共產黨以強大的自我糾錯能力，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1979年，來訪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詢問鄧小平“中國將來會是什么樣的情況，整個現代化的藍圖是如何構思的”，鄧小平用“小康的狀態”予以回應[38]。這一看似“脫口而出”的答案，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守正創新。這個原本與“大同”相對比的概念，還有“衣食無憂”“過好日子”的含義。鄧小平也是在這個意義上運用“小康”一詞的。不過，選擇這個用詞背后，大概也有對此前急于追求“大同”帶來的諸多問題的反思。此后，建設小康社會成為中國共產黨在相當長時期的一個奮斗目標，并在實踐中獲得日益豐富的理論內涵。正是在這一務實目標的指引下，我國在經濟建設上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獲得新的時代內涵的“小康”，固然包含對“大同”中的消極傾向的反思，但并不是整個大同理想的反面。恰恰相反，小康社會建設中取得的一系列實實在在的成就，是把大同理想照進現實的過程中所必需的物質基礎。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踐行共享發展理念，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讓古老的大同理想煥發出新的光彩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39]?！扒蟠笸彪m然被放在末尾，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恰恰相反，它關乎中國共產黨最終追求的理想社會狀態。而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共享發展理念”，就集中體現了“求大同”的努力。例如，在“誰來共享”的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共享是全民共享”，“共享發展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數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40]，“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41];在“共享什么”的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享是全面共享”，“共享發展就要共享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各方面建設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權益”[42];在“如何共享”的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享是共建共享”，“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過程也是共享的過程”[43]，在這個過程中，要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在“如何推進共享”的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享是漸進共享”，“共享發展必將有一個從低級到高級、從不均衡到均衡的過程，即使達到很高的水平也會有差別”[44]。正是在這一理念的指導下，我們取得脫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在中華大地上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并將積極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鄧小平當年提出的“共同富?！钡睦硐?，如今正在實質性地穩步推進之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享理念實質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的是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要求?！盵45]這些重要論述和生動實踐，既是對傳統大同理想的繼承，更是對其的升華與超越，具有嶄新的時代高度。

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大力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獲得國際社會廣泛的認同和贊賞。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呼吁，各國人民同心協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叭祟惷\共同體”的理念一方面源自馬克思主義共同體理論的思想創發，另一方面也是對中國傳統大同理想的時代升華。2021年11月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進一步確認“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46]?！稕Q議》還把“堅持胸懷天下”作為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歷史經驗之一，并直接引用《禮記·禮運》中的“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對這條經驗加以闡釋。人類命運共同體用更具參與性的全人類共同價值超越了西方“普世價值”背后的強權政治色彩，用更具包容性的“天下”觀念超越了一國一族的私利，進而倡導以傳統大同理想的至公之心與其他國家和民族真誠相處，在不同國家和民族之間“講信修睦”，最終在共同應對全球性風險挑戰的過程中實現“和諧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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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天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