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陸型自貿區設立對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

摘 要：本文在分析內陸型自貿區設立后影響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的理論機制并提出相關研究假設的基礎上，選取2005年-2019年的省級面板數據，采用雙重差分法對該影響的政策效應進行了實證檢驗，并通過構建中介效應模型對技術創新在其中是否起到了中介作用進行深入探究。研究結果表明：內陸型自貿區設立后會顯著促進所在地區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技術創新在該影響過程中發揮了部分中介作用。以上研究內容為我國內陸型自貿區建設過程中如何促進地區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供了思路，有助于推動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關鍵詞：內陸型自貿區;產業結構升級;技術創新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迅速發展并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成就，目前我國經濟增長已逐漸由過去的高速發展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然而從全球價值鏈分工來看我國多數產業仍處于中低端地位，這種產業發展現狀必將導致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內生動力不足，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成為當下保障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自由貿易試驗區（以下簡稱自貿區）是近年來我國為了擴大對外開放程度而開展的新一輪探索，其建設的核心在于制度創新，從而釋放制度紅利來帶動所在區域經濟發展，推動當地產業結構向更高級轉變。

我國領土面積廣闊，不同地域間經濟發展不平衡，其中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各類產業在空間分布上呈現出較大的地區性差異。在這一背景下，經濟發展稍差的內陸地區如何推動當地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更需要我們去關注和研究。我國于2013年在上海批復設立了首個自貿區，并在隨后的幾年時間里分批建設形成了從沿海到內陸及沿邊的全方位自貿區發展新格局。本文聚焦于我國在2017年設立的首批內陸型自貿區，通過選擇合適的政策評價方法分析其對所在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以期為我國內陸型自貿區建設和內陸地區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供一些理論依據和建議。

二、文獻綜述

從現有研究來看，國內外學者關于自貿區的研究主要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從定性的角度分析自貿區制度創新。例如王旭陽等（2020）全面分析了我國前五批自貿區的發展態勢，肯定了其在投資、貿易、金融、政府管理以及營商環境等領域制度創新所取得的成果，同時也提出了自貿區建設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對自貿區未來發展的展望。張紹樂（2020）在研究總結國外自貿區發展經驗的基礎上，通過對比發現了我國自貿區在體制機制創新方面存在的問題，并從多個角度給出了可能有效的措施建議。

另一類是從定量的角度分析自貿區影響所在地區經濟發展，且大多數文獻都肯定了自貿區建設的正面影響。上海自貿區作為我國設立的首個自貿區，一直以來都是學者們關注的重點。例如Cai等（2021）使用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和回歸控制法實證分析了上海自貿區設立后的政策效應，并認為其顯著促進了上海市GDP的增加。隨著其他省份自貿區陸續設立，李蕊等（2021）利用多期雙重差分法對我國前兩批自貿區的外商投資效應做出了評估，研究發現自貿區設立后會對所在地區外商投資產生促進作用，且營商環境、外資準入門檻以及產業聚集程度在其中發揮了調節作用。其中，也有學者對自貿區設立的產業結構效應予以了關注。例如馮銳等（2020）在檢驗前兩批自貿試驗區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基礎上，通過合成控制法對不同省份的地區異質性進行了探究，結果發現與上海自貿區相比，第二批自貿區促進當地產業結構升級的政策效應更加顯著。

通過閱讀已有文獻發現，學者們研究的對象主要集中在前兩批等沿海型自貿區，單獨研究內陸型自貿區并實證分析其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政策效應的文獻較為缺乏。因此本文選用2005年-2019年的省級面板數據，運用雙重差分法評估了我國首批內陸型自貿區的產業結構升級效應，并進一步通過逐步回歸法對中介效應進行了深入檢驗，最后根據研究內容提出相關建議，助力內陸型自貿區更好發展，推動當地產業結構升級，促進我國不同地域經濟協調發展。

三、影響機制與研究假設

1.設立內陸型自貿區可以促進地區產業結構升級

近年來建設多批自貿區的重點在于作為我國新政策和制度的“試驗田”，在探索改革開放新模式的過程中形成可復制的政策措施并推廣到自貿區以外的地區，由此所產生的政策效應不僅給地區經濟發展注入了新活力，也為產業結構向高級化轉變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內陸型自貿區建設的重點任務之一是推動政府職能轉變，主要包括以下兩方面：一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推動政府管理和服務模式創新，形成以市場為主導的資源配置模式，為產業結構升級提供基礎。二是強化事中事后監管，通過各部門之間信息共享，提高監管效率，促使內陸型自貿區內貨物、資金及服務等高效流動，為企業提供便利并節約成本，也為相關產業發展提供了條件?；谝陨戏治?，提出研究假說如下：

H1：內陸型自貿試設立后可以對地區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

2.設立內陸型自貿區可以通過提高地區技術創新水平促使產業結構升級

設立內陸型自貿區后還可以從多方面促使當地技術創新水平的提高，從而推動產業結構升級。首先設立自貿區會吸引國外優質資本進入我國，促使區域內外資企業數量增加并與本土企業產生競爭。為了在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各類企業都會加大技術研發投入以使自己的新產品更具市場競爭力，從而提高了區域內技術創新水平。其次，自貿區設立后所制定的一系列引才留才政策，加速了區域內優質人才聚集，并產生了知識溢出效應，從而增加區域內的技術創新水平。此外，自貿區設立后所制定的一系列金融制度改革政策給區域內企業提供了有力的資金支持，使企業的融資成本降低并將更多資金應用到研發投入中去，從而促使其創新行為增加。

由此可見，設立內陸型自貿區可以提高地區技術創新水平，而技術創新是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重要動力。技術創新可以通過對原有要素進行重新組合而產生新的產出，并導致消費者需求結構發生變動，產生新的需求壓力，推動舊產業改進升級甚至新產業替代舊產業，即產業結構逐漸向高級化發展?；谝陨戏治?，提出研究假說如下：

H2：技術創新在內陸型自貿試驗區設立促使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過程中充當了中介變量。

四、模型設計

1.變量選取

被解釋變量：根據前文分析內容，選取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數（SH）來代表產業結構升級，具體公式為：SH=∑i=13? gi×i。其中，gi表示第i產業的產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

核心解釋變量：用FTZ代表地區虛擬變量，若某地區設立了內陸型自貿區，則該變量取值為1，否則為0;用YEAR代表時間虛擬變量，內陸型自貿區設立之前年份取值為0，設立當年及之后的年份取值為1。乘積項FTZ*YEAR即為本研究的核心解釋變量。

中介變量：為了進一步探究技術創新的中介效應，本文選取地區專利授權數量（INN）作為中介變量來衡量某地區的技術創新水平。

控制變量：為了提高估計結果的準確度，還需要在模型中加入其他控制變量。根據已有研究，用進出口總額占地區GDP的比重來衡量貿易開放水平（OPEN）;用地方政府財政預算支出來衡量政府干預水平（GOV）;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來衡量市場消費水平（CON）;用固定資產投資額來衡量用普通高等學校在校人數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人力資本水平（EDU）;用地區非農人口數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城市發展水平（URBAN）。

2.模型構建

選用雙重差分法來評估內陸型自貿區設立后對所在地區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政策效應。根據該方法的基本原理，將設立了內陸型自貿區的省市作為實驗組，其他省市作為控制組，構建模型如下：

SH=α0+c0FTZ*YEARit+∑j=1n? βj Xjit+ui+vt+εit（1）

其中i代表省份，t代表時間，X表示一組控制變量，α0表示常數項，c0代表系數，ui和vt分別表示個體效應和時間效應，εit表示隨機擾動項。

進一步，將技術創新水平納入模型中中，參照溫忠麟和葉寶娟（2014）提出的逐步回歸法，通過構建中介效應模型對其進行檢驗。具體模型為：

INN=α1+aFTZ*YEARit+∑j=1n? βj Xjit+ui+vt+εit（2）

SH=α'+c'FTZ*YEARit+bINNit+∑j=1n? βj Xjit+ui+vt+εit（3）

其中，式（3）中b表示技術創新水平的系數，兩式中其他字母含義可類比式（1）。根據逐步回歸法的檢驗步驟，通過檢驗系數c0、a和b、以及c'的顯著性情況，即可以對技術創新水平是否發揮中介效應以及該中介效應屬于部分中介還是完全中介作出判斷。

3.研究對象以及數據說明

考慮到2020年受新冠疫情沖擊，各省尤其是湖北省的經濟數據可能受到較大影響，從而影響自貿區政策效應的評估，故本文采用2005年至2019年的省級面板數據進行實證檢驗。實驗組包括我國首批設立內陸型自貿區的五個省市，即河南、湖北、四川、重慶以及陜西;控制組包括其他省市，并從中剔除了在研究時間內已經設立了自貿區的上海、廣東、福建、天津、遼寧、浙江以及海南。需要說明的是，第五批自貿區批復設立的時間為2019年8月，由于其設立時間為下半年，可以粗略認為其并未對當年地區經濟造成較大影響，因此也納入到控制組中。為了降低異方差對模型造成的影響，對以非比值形式出現的變量數據均作對數處理。研究所需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以及各省市區統計年鑒。

4.實證結果分析

（1） 雙重差分法結果分析

根據Hausman檢驗結果顯示，在回歸時應當使用固定效應模型。表1展示了基準回歸結果，其中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分別代表不包含控制變量的回歸、包含控制變量的回歸以及包含控制變量的聚類穩健標準誤回歸?？梢钥闯鋈惢貧w結果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系數均為正，說明內陸型自貿區設立后會顯著促進所在地區產業結構升級。在有控制變量的情況下，該影響的系數大小約為0.042，且在1%水平下是顯著的。

（2） 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分析

表2展示了技術創新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其中模型4與式（2）對應，系數a的值約為0.211，且該結果在10%的水平下顯著，表明建設內陸型自貿區后對所在地區技術創新起到了正向促進作用。模型5與式（3）對應，系數c'的值約為0.037，系數b的值約為0.030，且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根據逐步回歸法判斷，技術創新水平在內陸型自貿區影響地區產業結構的過程中發揮了部分中介作用，該效應占總效應的比例約為ab/c=15.07%。

（3） 穩健性檢驗

為了增加實證結果的可靠性，本文進一步通過反事實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將內陸型自貿區設立的時間人為提前1年或2年并再次進行回歸，回歸結果顯示虛擬變量前面的系數均不顯著，由此可見內陸型自貿區設立可以促進地區產業結構升級這一結論是穩健的。

五、研究結論及建議

1.研究結論

在我國加快自貿區建設、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的趨勢下，本文著眼于首批內陸型自貿區，選取2005年-2019年的省級面板數據，運用雙重差分法分析其對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的政策效應，并通過逐步回歸法對作用機制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結果表明：我國首批建設的五大內陸型自貿區對所在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技術創新水平在該影響過程中發揮了部分中介效應，且該效應約占總效應的15.07%。

2.建議

（1） 繼續探索完善內陸型自貿區建設，推動當地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充分發揮內陸型自貿區建設過程中制度改革對地區產業結構的影響作用，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為地區產業發展提供良好環境。通過相關政策的制定，推動高端先進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向內陸型自貿區內聚集，充分發揮各內陸型自貿區的輻射帶動作用，并與周邊地區聯動配合，完善相關產業鏈發展，形成全面立體的產業發展格局。

（2） 重視技術創新的中介作用，通過制定相關政策促進地區技術創新水平提高，進而影響地區產業結構向更高級轉變。充分利用“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吸引國外優質資本進入我國，通過競爭促使企業創新行為增加，進而促進相關產業結構發生轉變。進一步提升區域吸收人才、知識以及技術的能力，依托省內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各類技術研發中心，搭建好技術創新平臺，促使科研內容轉化為實際成果。加大金融創新力度，為企業發展提供資金方面的支持。

參考文獻：

[1]王旭陽，肖金成，張燕燕.我國自貿試驗區發展態勢、制約因素與未來展望[J].改革，2020（03）：126-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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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ai Jun and Xin Kai and Zhou YaHong. A dynamic panel data approach and HCW's method：Assessing the effect of China （Shanghai） Free Trade Zone on local GDP[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2021.

[4]李蕊，敖譯雯，李智軒.自由貿易區設立對外商直接投資影響的準自然實驗研究[J].世界經濟研究，2021（08）：91-106+137.

[5]馮銳，陳蕾，劉傳明.自貿區建設對產業結構高度化的影響效應研究[J].經濟問題探索，2020（09）：26-42.

[6]溫忠麟，葉寶娟.中介效應分析：方法和模型發展[J].心理科學進展，2014，22（05）：731-745.

作者簡介：林小倩（1997- ），女，山東煙臺人，云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自貿區發展

基金項目：云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基金項目“中國內陸型自貿區建設與經濟增長：機制分析與檢驗”（2022Y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