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地震》和烏合之眾的平庸之惡

許環光

關鍵詞： 海因利?！ゑT·克萊斯特;《智利地震》;平庸之惡;烏合之眾;《狂熱分子》

中圖分類號： I 106.4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1009?895X（2022）02?0161?06

DOI：10.13256/j.cnki.jusst.sse.2022.02.009

德國作家海因利?！ゑT·克萊斯特（Heinrich vonKleist）的短篇小說《智利地震》（Das? Erdbebenin Chili，英譯The Earthquake in Chile）講述的是男主角青年家庭教師赫羅尼莫·魯赫拉（Jeronimo Rugera）和其學生何塞法（Donna Josephe）小姐的悲劇愛情故事。他們的戀情被何塞法的兄弟告發，終致赫羅尼莫被辭退，何塞法被送進了修道院。他們在修道院的花園繼續幽會。結果何塞法懷孕了，并在參加耶穌圣體節時發作了臨產前的陣痛，輿論嘩然。隨之赫羅尼莫被投進監獄，何塞法被判火刑，后經法外開恩，改處砍頭。獄中的赫羅尼莫羞愧傷悲，多次自殺未果。預計何塞法身首分離，赫羅尼莫準備自縊。突然地震發作，赫羅尼莫趁機從即將坍塌的監獄逃出。何塞法則從火海中搶救出她剛滿月的嬰兒，死里逃生。這對劫后余生的情侶在一座山谷中重逢，開始享受伊甸園般的幸福。他們原計劃逃離本土，但臨時去參加由教堂主教主持的感恩彌撒。在彌撒過程中，神甫歷數本地的墮落和罪惡，嚴厲譴責赫羅尼莫和何塞法，說他們是傷風敗俗的典范，點燃了人們的憤怒情緒。眾人從人群中揪出了男女主角，并將他們亂棍打死。

關于這篇小說，國內外已經有一些零星的研究。趙薇薇認為小說表現的是父權秩序和母權秩序在自然條件下發生的碰撞，最終“在父權社會秩序的思維定勢中重新臣服于父權秩序”[1]。劉午陽分析了小說中的暴力元素，認為文本中的暴力反映了作者“對啟蒙宗教批判的延續”和“批判地接受啟蒙思想的佐證”[2]。國外關于該小說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文本本身的解讀。Grathoff 探討了小說文本和1 647 圣地亞哥、1755 年里斯本兩次地震間的聯系[3]96。兩次地震及其引發的相關討論給小說提供了深厚的宗教背景。Fischer 認為小說后地震時期出現的諸般邪惡質疑了盧梭性善論的過于樂觀[4]13。Schede 以專著的形式對本篇小說進行了全方位的探討，認為小說揭示了“道德之惡是如何從自然之惡發生的”[5]20，其中對小說文本和各角色的分析尤具參考價值。不同于上述研究，本文透過作品中的父權、暴力、邪惡等表面現象，借助于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Le Bon）的《烏合之眾》（法文原名Psychologiedes foules，英譯The Crowd ： A Study of the PopularMind）， 德國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 HannahArendt）的“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當譯“惡之平庸”，此從眾））”以及美國作家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的《狂熱分子》（The TrueBeliever）等政治學和社會心理學理論，揭示小說悲劇背后烏合之眾的平庸之惡，認為小說呈示的悲劇是在神權的背景上，由神甫鼓動引導并由狂熱分子所推動實施的人對人的任意戕害和殺戮的群體運動。

一、烏合之眾、平庸之惡、狂熱分子

“烏合之眾”源自勒龐的同名著作《烏合之眾》。勒龐認為，群體輕信，易受暗示，易將幻覺當成現實;群體情緒夸張單純，不允許懷疑，易走極端;群體偏執、專橫和保守;群體中，情緒會相互傳染，彼此暗示，個體會做出獨處時聞所未聞的駭人之舉;群體中有教養的人和無知的人沒有區別?？傊?，群體“沖動、急躁、缺乏理性、沒有判斷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感情等等”[6]21。因而群體被勒龐看作低級進化形態的生命，例如野蠻人。不僅如此，勒龐還觀察到，個體一旦加入群體，會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群體力量;那些原本施加在他身上的道德和法律約束蕩然無存。用精神分析的話語來講，那就是本我突破自我和超我的束縛，破壞力和犯罪行為瞬間爆發?！稙鹾现姟窞榻庾x那些原本無解的諸多群體性事件中普通人的變態行為提供了一把鑰匙。這些人平素知禮義、識廉恥，樂善好施，一旦置身群體，卻驟然無法無天，暴力血腥，恍若惡魔附體，像《智利地震》中的鞋匠那樣。

“平庸之惡”源自猶太裔政治學家漢娜·阿倫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于平庸的惡的報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Banality of Evil）。該書主角阿道夫·艾希曼（AdolfEichmann），資質平平，中學畢不了業，挖過煤，做過銷售員、工匠（joiner），直到22 歲，幾乎一事無成。這時納粹運動蜂起，他投身其中，加入該黨，成為黨衛軍的一員，并迅速發跡，最終成為納粹德國時期屠殺猶太人“終極方案”主要負責者[7]100-109。然而在法庭受審期間，艾希曼的表現讓阿倫特震驚：他其貌不揚，彬彬有禮，和其他普通人并無二致。正是這種“正?！弊屪髡哒痼@和困惑：“這些人既非性倒錯也不是受虐狂，他們過去是，現在依然是可怕地正?！@種正常比所有酷刑的總量還要可怕?！盵8]373 在作者看來，這個現象超出現有的法律制度和道德準則所能理解的范圍。艾希曼對自己犯下的罪行矢口否認，認為自己不過是在執行元首和法律的命令，遠談不上罪大惡極。他不仇恨猶太人，也未曾親手殺害過任何人，充其量他“負罪于上帝，而不是法律”[7]93。極大的惡和平庸的人，其間的反差之大讓阿倫特想到平庸之惡：不思考，盲目服從。這個特性讓艾希曼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犯罪集團的主要幫兇之一，成為平庸之惡的代表，盡管他只是極權主義體制下制造出來的千百萬庸眾之一。此類庸眾和烏合之眾有著本質的聯系：二者都是個體在群體中失去思考能力、無視道德律令、盲目服從等。

《狂熱分子》的主題是群眾運動。其內霍弗探討了哪些人容易參加群眾運動，他們的性格特征，特別是那些狂熱者。結果作者發現：失意者、空虛者、自卑者、渺小者、自我否定者等最易成為群眾運動的狂熱分子;狂熱分子急于參加群眾運動，從急遽改變的世界漁利;狂熱分子是一群嫉恨者;他們深諳自己的瑕疵與缺點，對他人的歹意與惡念特別眼尖，容易嫉恨，獲得一種宣泄和解脫。此外，作者還提到，狂熱分子是一群不能為自己負責的人，“不用負責任比不用受約束更有吸引力”[9]123?！稙鹾现姟芬舱劦竭^群體的責任感，認為“群體是個無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擔責任”[6]16。差異在于，《烏合之眾》里的群體不用承擔責任，而狂熱分子參加群眾運動則是為了逃避責任，得到“免于自由的自由”[9]32，二者本質上是一回事。群眾運動為狂熱分子提供了無窮的機會。

《智利地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烏合之眾的平庸之惡范例，宗教的外衣則為個體的胡作非為獲取免責的正義感和神圣感。

二、《智利地震》中的烏合之眾和平庸之惡

《智利地震》中烏合之眾的形成和平庸之惡的誕生離不開濃厚的宗教背景，它貫穿小說始終。這符合當時的社會現狀和歷史真相。眾所周知，17 世紀的智利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而西班牙是個天主教為主導的國家，境內超過90% 的民眾信仰天主教。宗主國這種深厚的神學背景直接輻射影響到了它的殖民地，使得天主教成為智利占主導地位的宗教，并且影響至今[10]490，561，621。1647 年地震發生時，圣地亞哥居民以為“末日審判（das Jüngste Gericht）到了”，震后只有一所教堂幸免于難，第二天確實舉行了感恩彌撒等[3]96。篇中遍布的修道院、教會、神甫、耶穌圣體節等字眼，說明宗教的印記無所不在。大自然造成的創傷，最終還需要一場感恩彌撒來平復，足見宗教的影響之大。這種濃厚的宗教氛圍為后文烏合之眾及狂熱分子的血腥暴力埋下了伏筆。否則，篇中的群體運動和平庸之惡幾乎不可能發生。因為正如霍弗所指出的那樣，“宗教、革命和民族主義運動就是產生普遍熱情的工廠”[9]3。

具體說來，小說中的烏合之眾和平庸之惡經歷了三個階段，它和赫羅尼莫和何塞法的愛情悲劇是同步的。因私生子事件而被認為傷風敗俗，分別被處監禁和砍頭的懲罰，這是第一個階段。彼此生命垂危時地震爆發，讓他們成功死里逃生，這是第二階段。他們參加感恩彌撒，被神甫煽動，暴民合力，最終導致悲劇的誕生，這是最后階段。這三個階段，第一、第三階段是人禍，第二階段是天災。小說中人禍之兇殘遠甚于天災?！吨抢卣稹分械臑鹾现姵霈F在故事的第一和第三階段，只是就其效果來講，第三階段遠較第一階段為烈。就其性質而言，第一階段的輿論審判和惡意圍觀屬于冷暴力，第三階段現場謾罵和亂棍打死屬于熱暴力。這里的暴力無論冷熱，本質上均屬烏合之眾的平庸之惡。

在事件的第一階段中，當何塞法在耶穌圣體節游行隊伍中因產前陣痛而暈倒，隱情敗露時，引起極大轟動，她被作為罪女立刻送進監獄。未待滿月，大主教命令，對她進行最嚴厲審判。即便如此，人們依然不依不饒，“非常憤怒地談論這件丑聞，并且以尖刻的言詞攻擊發生這件丑行的修道院”[11]208。很明顯，何塞法產后受到的嚴厲懲罰，輿論暴力難辭其咎，而大主教的命令更讓烏合之眾師出有名。盡管多種勢力介入，包括修道院院長轉圜，阿斯特隆家庭說情，和總督法外開恩，可是懲罰一點沒減輕，對女主的火刑只是改為斬首，但“圣地亞哥的太太小姐們對此還表示了極大的憤慨” [11]208。

這次群體事件的第一階段，相對溫和，大都還停留在輿論和圍觀的層面，但依然有主有從，主是神甫，從是由普通民眾構成的烏合之眾。

相比第一階段，第三階段暴虐而血腥。

先是布道者的借題發揮，煽風點火。在肅穆莊嚴的典禮中，但見神甫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將地震夸大成末日審判的警示和預兆，讓聽眾毛發悚然。他特別提到圣地亞哥的道德淪喪，傷風敗俗，認為發生的罪行不比索多瑪和蛾摩拉輕，然后濃墨重彩地用赫羅尼莫和何塞法作為反面典型進行了嚴厲的譴責，說他們的罪行被人姑息，褻瀆天主。神甫“用盡了詛咒的言詞，指出了犯罪者的名字，并要求把他們的靈魂交給獄里的魔王” [11]221。Jeffrey L.Sammon 認定赫羅尼莫他們的性愛無罪，罪是神權強加的[4]33。神甫唯恐天下不亂，言行舉止完美匹配了勒龐關于鼓動家的相關論斷，“出言不遜，信誓旦旦?？浯笃滢o、言之鑿鑿、不斷重復、絕對不以說理的方式證明任何事情”[6]23。神甫無形中擔當了這次群眾運動的領導者角色，一位感動群體的演說家。Schede 認為神甫是故事轉折的關鍵，正是神甫像魔術師那樣用咒語招來（heraufbeschw?rt）了這次流血事件，神甫代表了教會和國家之間那虛空而世俗的公權之爭[5]60-61。群體的情緒無疑是經由神甫借著宗教的名義被點燃的。作品中，正當赫羅尼莫和何塞法想溜走的時候，有人打斷了神甫的布道，大喊大叫，要將罪人揪出來。這得到了好幾個聲音的附和，進而引起山呼海嘯般的怒吼?教堂里幾乎全體基督徒的聲音“用石頭砸死她，砸死她（steinigt sie）”[11]222。對這些民眾而言，他們的石頭對行淫者砸得越恨，越說明他們自己的清白，因為耶穌說過，“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約8：7）。正因為如此， 民眾“懷著滿腔神圣的義憤，兇殘地抓著何賽法的頭發要把她拖倒” [11]221。最終，赫羅尼莫和何塞法先后成了憤怒的犧牲品，被亂棍打死。此外，這場民眾暴力還奪走了另外九條生命：一位是青春女子，另一位是費爾南多的幼子小胡安，這兩位是完全無辜的。此外還有七個嗜血成性的人，這些人倒在費爾南多的劍下，他在拼死護衛懷中的兩個幼兒。

與第三階段的暴虐和血腥相比，第二階段的天災反面顯得更為溫善。地震將圣地亞哥變成了廢墟，到處都是大難不死的災民。人性卻在這危難時刻煥發出光輝。人們互相幫助，共克時艱。人與人之間的嫌隙、怨恨不再，取而代之的是親密無間，眾生平等。何塞法用自己的奶水，喂食了一個饑餓的嬰兒。這儼然是一個大同的世界，正如何塞法所感受的那樣，昨日的災難似乎是一件大恩惠。人類的物質財產遭到毀滅，博愛精神綻放異彩：

在目力所及的原野上，各個階層的人們混雜躺在一起，有王侯和乞丐，有貴婦人和農家女，有官吏和雇工，有修士和修女，他們互相同情，互相幫助，他們從地震中搶救出來賴以活命的東西，都高高興興地分給別人，仿佛這場普遍的災難，將所有死里逃生的人，都結成了一個大家庭[11]217。

人們交流著震后出現的諸多英雄事跡。他們平時默默無聞，無異常人，卻能在災難中像偉大的羅馬英雄：勇敢無畏，藐視危險，欣然赴難，自我克制，勇于犧牲。其實這并不奇怪，因為正如勒龐所云，群體可以殺人放火、十惡不赦，也可以勇于奉獻和犧牲，其崇高甚至遠超孤立的個體時所為[6]27。在此，我們看到的是同樣的一群人，一群性情能夠在瞬間翻云覆雨，天使秒變撒旦的人。

赫羅尼莫和何塞法的偷情——實則自由戀愛——為何會被無限放大，甚而至于十惡不赦呢？這離不開當時神權為主導的社會環境，特別是基督教的基本教義?；浇讨鲝埬信橐龅姆€定以及兩性關系的純潔，對婚外性行為是嚴苛的?！妒ソ洝氛f，上帝覺得亞當獨居不好，之后待他熟睡，從他身上取出一根肋骨，造了一個夏娃作為他的配偶幫助他，并且訓令，“人要離開父母，和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創2：24）。人的婚姻生活開始了。此外，“不可奸淫”（出20：14），“你們要逃避淫行”（林前6：18），“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提后2：22），等等，均是主張人要自潔。上述常識對基督教世界來說是家喻戶曉的，其中的一些教義更是深入骨髓。赫羅尼莫和何塞法敢于沖破教規的羈絆，偷享禁果，被忌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教主所做的，只是煽起了民眾對違反教規者的仇恨，“以無盡的強迫和灌輸去維護正統”[12]26，以達到維護教義的目的。

在神權主導一切的社會環境下，人們不但被迫停止思考、盲從，基本的人倫也會發生扭曲。比如《智利地震》中，赫羅尼莫和何塞法的戀情之所以敗露，是因為何塞法的兄弟向父親告發，導致連鎖反應，直至悲劇誕生。小說結尾，混亂中，是男主的父親自己主動指認揭發了自己的兒子，“這就是赫羅尼莫·魯黑拉，老鄉們（ihr Bürger），因為我就是他的親生父親” [11]223。隨之，赫羅尼莫就被一棍打翻在地。Schede 認為前文的“ihr Bürger”是一種“時代穿越（anachronistische）”，影射了法國大革命時的人倫錯亂，赫羅尼莫的父親有心之舉則反映了教會勢力對正常家國人倫關系的破壞[5]64-5。即使不論法國大革命，赫羅尼莫父親表面上的大義滅親，其中的人倫錯亂卻是真實的。從情理上講，一般的父親即便不能做到儒家的父子互隱（《論語·子路》），護犢則是父母的本能反應。上述種種逆人倫的行為，正是《圣經》所極力宣揚的，“弟兄要把弟兄，父親要把兒子，送到死地;兒女要與父母為敵，害死他們”（太10：21）?；揭苍诳诼暵暶餮?，他不是來叫地上太平的，而是要叫地上動刀兵。他要叫父子、母女、婆媳生疏的，媳婦與婆婆生疏，因為家人是仇敵。甚至愛父母子女過于愛他的，不配作他的門徒（太10：34-37）。何塞法的兄弟、赫羅尼莫的父親能夠做出六親不認的行經，正是奉行了教義的結果。他們逆了地上的人倫，卻順了天上的圣訓。巧合的是，艾希曼也有過類似的表示，“如果收到殺害父親的命令，他無疑也會照辦”[7]94。這說明，就扭曲人倫迫使民眾盲從而言，神權和極權是相通的。

慘劇已經發生了，制造者不是英雄，而是一群庸眾，一群烏合之眾，一群不會獨立思考的盲從者，打著宗教的幌子，借著群體的力量，激情殺人。這就是《智利地震》中烏合之眾所造成的平庸之惡。但是如果沒有小說中另一個關鍵人物，佩德里洛鞋匠，我們的解釋拼圖將不可能完整，更談不上完美，畢竟，“群眾運動以蠱惑者為前驅，以狂熱者去實現，以行動者去鞏固”[9]156，霍弗的上述觀察是準確的。

三、作為狂熱分子和劊子手的佩德里洛鞋匠

小說中的佩德里洛鞋匠（Meister Pedrillo）具有《狂熱分子》所指稱的失意者、自卑者、空虛者等主要條件和特征，缺的只是一個讓壓抑已久的激情爆發的機會。鞋匠原本屬于沉默的大多數，烏合之眾中的一員，走到哪都是被忽略的對象。如果群體運動不來，鞋匠很可能就此寂寂無聞，了卻一生，像大部分人的命運一樣。群體運動一來，他借勢發力，一躍變成狂熱分子和劊子手，成為風暴的焦點人物，平庸之惡的最終實施者，像艾希曼那樣?？梢源竽懙仡A測，如果沒有狂熱分子佩德里洛鞋匠之流的參與，《智利地震》中烏合之眾所造成的平庸之惡即便能產生，其成色勢必大減。對佩德里洛鞋匠可探討的點很多，這里僅聚焦于一點：他對男女主角本無深仇大恨，何以能對他們痛下殺手而后快。

鞋匠對男女主角赫羅尼莫與何塞法的瘋狂報復極有可能出于忌恨。男女主角的“偷情和傷風敗俗”，和鞋匠原本是無干的。鞋匠和男女主角唯一的交集不過是曾經幫女主角修過鞋。然而鞋匠卻伺機積極介入。在群體運動中頻頻動作的鞋匠，被Schede 稱為“最血腥最充滿忌恨的個體，撒旦式惡棍之王（Fürst der satanischen Rotte）”[5]61。然而此前，他是個規矩的普通人，以補鞋為生（Schuhflicker），處于社會最底層。女主則是貴族后裔，也是他的主顧之一;文中說鞋匠“認識她至少如她那雙小腳一樣清楚” [11]221。相比赫羅尼莫與何塞法，鞋匠自身的弱勢明顯。他們的高度鞋匠原本是無法企及的。如果不是因“偷情”而丟人現眼，男女主角是無可挑剔的。至少女子修道院院長就認為何塞法“平素品行端正” [11]208，想要減輕她的罪責。男女主角一朝東窗事發，鞋匠迅速占據了道德的至高點。從此，鞋匠有了揚眉吐氣的機會，可以將男女主角踩在腳下，任意踐踏。其實，鞋匠對他們的迫害行為不無私情。據Schede 的分析，因為主顧的關系，鞋匠對女主有被動的親近，對她隱藏有一種性欲，奈何囿于階層，她高不可攀，正如她優雅的小腳和他的粗俗恰成鮮明的對比一樣。后來男女主角的丑聞曝光，“縮小了她的不可企及性”[5]61。據此Schede 推導，鞋匠覺得有理由在公眾面前羞辱她，只要有機會，甚至從肉體上毀滅她。這些分析是入情入理的。鞋匠的忌恨、心理的失衡，或許正因為他自己的劣質而生發，因為被忌恨的對象一般都是優越于嫉恨者的。正如霍弗所言，“我們無法恨那些我們鄙夷的人”[9]100。鞋匠對赫羅尼莫的質證，揭發和報復，所持心理和對女主角的心理如出一轍。作為假想的情敵，男主角盡管只是家庭教師，西班牙移民，但社會地位比鞋匠明顯要高得多，文化素養、個人魅力等更是讓后者相形見絀。品性的優劣也不在一個水平線上。關鍵時刻男女主角的優雅、奉獻和擔當，與鞋匠的落井下石恰成鮮明對照。

說鞋匠劣質其實不冤，尤其是在群體運動中，旁人是看在眼里的。城防司令的兒子費爾南多就曾氣憤地指稱騷亂中的鞋匠為“無賴”，建議海軍軍官將他逮捕起來，因為“整個騷亂全是他給煽動起來的” [11]223。費爾南多是小說中正義的化身，小說稱他為“神一般的英雄（Dieser g?ttliche Held）”[11]224，言行舉止頗具騎士風度。Schede 對費爾南多評價很高，認為他“代表了一種更高的道德和理念（Exponenteiner h?heren Moral， die als Ideal）”[5]60。正是費爾南多在小說高潮部分于血海中用自己的寶劍拼死保護一眾女眷和弱小，成功地將無辜的傷亡降到了最低。在男女主角被害后，又是費爾南多收養了他們的遺孤并視為己出。因此，費爾南多對鞋匠的上述指控是可信的，也不過分。鞋匠確實煽風點火過多次，刻意將事情搞大。他曾含沙射影地暗指費爾南多和站在他身邊的何塞法關系曖昧，并意味深長地暗指何塞法手中的孩子就是他們關系的證明。該嬰兒實則是費爾南多和另一位女士的婚生子小胡安。鞋匠還煽動大家揪出男主角赫羅尼莫，致使后者現身并被亂棍打死。當眾人不知道哪位是女主角時，又是鞋匠上前指認，因為他給女主角何塞法修過鞋子，有過近距離接觸，清楚地知道她長什么樣。小說末尾，至少兩條人命是記在他的賬下的，那就是死于他棍下的前女主顧何塞法，以及被他摔死在教堂臺階柱頭棱上的小胡安。鞋匠憑借宗教集會之勢，以主的名義，羞辱、謾罵、激情殺人，種種肆意妄為，還不用追責，至少全文沒有交代他是否受到了相應的懲罰。

總之，從平日的庸常之輩，到群眾運動中的狂熱分子，到暴亂中殺人不眨眼的惡魔，鞋匠的劇變并非個案。鞋匠在宗教集會上順勢爆發，有恃無恐，由平日的貧民、良民和順民，一變而成為刁民、暴民和撒旦，成為一個平庸之惡的典范而不自知，如同艾希曼那樣。

四、結束語

《智利地震》呈現的人倫慘劇，其本質是烏合之眾的平庸之惡。自由戀愛、未婚先孕等婚前兩性關系，現代社會司空見慣，但在神權統治一切的時代，卻是為社會所不齒的大逆不道。該平庸之惡的誕生以神權為背景，由神甫煽風點火，并由另一些狂熱分子如佩德里洛鞋匠者流所推動實施。他們借感恩彌撒發難，讓它迅速蛻變升級為一場暴力血腥的群體運動。其時社會失序，道德失范，人倫被踐踏，同類間肆意迫害殘殺而不必擔負任何責任。作品所描寫的事件雖然發生在三百多年前，但作品所揭示的烏合之眾的平庸之惡仍然值得今天的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