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對江南富戶的統治策略

張玉潔

關鍵詞：明代;朱元璋;沈萬三;富戶

中圖分類號：K2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 — 2234（2022）01 — 0114 — 04

沈萬三及家族經歷流傳甚廣，多為坊間傳說。趙世瑜從傳說與歷史真實聯系的角度認為：“沈萬三傳說與明朝政治史事的關系有很多虛構成分，這個傳說的產生和流傳的過程本身恰恰是一個歷史真實?！薄?〕沈萬三的故事涉及元末明初的政治、經濟文化諸多方面，具有重要研究價值，沈萬三所影射出的正是由元入明江南富豪群體。劉三吾的《沈漢杰墓志銘》和盧充耘的《沈伯熙墓志銘》為明初人撰寫，是兩處目前比較可信的史料，本文擬從兩篇墓志銘入手并結合其他史料，分析明初朱元璋與沈萬三家族的互動，以對朱元璋統治江南的手段有進一步認識。

沈萬三的父親名沈祐，有二子，長子即是沈萬三，名富，字仲榮;次子沈萬四，名貴，字仲華。沈祐早年舉家從南潯遷到周莊，發展農業生產，“躬率子弟，服勞其間，糞治有方，涿洩有法，由此起”〔2〕58之后沈萬三，作為家庭主要勞力繼續親力農事“嗣業弗替，嘗身帥其子弟力穡事”〔3〕65。當時周莊人煙稀少、土地荒蕪，“鎮西半皆墓地，人煙所萃，惟嚴字一圩，其東南隅曰東坨，萬三住宅在焉?！?沈祐“愛其水田膏沃，土俗忠樸，因家焉”〔3〕40。以上沈家初遷周莊的經歷不難看出當時其經濟狀況，當時沈家最多也就是中人之家，絕對談不上富裕。周莊地廣人稀適宜農耕，但也是荒涼偏僻。安土重遷是傳統中國農民的普遍認知觀念，元末沈萬三一家遷入周莊，更多是因生存的壓力。

沈家能從自足的小農之家經營為地方巨富得益于元代的相對寬松的經商環境。元代重農的同時也實行保護和鼓勵發展商業的政策，為推動海外貿易的發展，實行官本船法。至元“二十一年，設市舶都轉運司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給本，選人入蕃，貿易諸貨。其所獲之息，以十分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薄?〕官府如此優惠的經商條件，驅使沈萬三在經營農業的同時涉足商業貿易， “沈萬三有宅在吳江二十九都周莊，富甲天下，相傳由通番而得”〔5〕1633“曽為海賈，奔走徽池寧太常鎮富豪間，輾轉貿易，致金數百萬，因以顯富”〔6〕。 “元代安業力農、重商和重市舶政策，造就了元代江南農商并重的經濟結構。正是元廷寬縱富豪政策，滋潤養育了以蘇松為中心的一批大地主富商?！薄?〕我們可以大致梳理出沈萬三家族的發家歷程：元末沈萬三一家遷入周莊后，利用當地的優勢自然條件，從事農業經營，又抓住了元代寬松的經商政策所帶來的貿易機會，發展商業經營，變成了大地主兼商人，富甲一方。

元代縱商政策也致使大地主和大商人階級膨脹，土地兼并嚴重，貧富差異懸殊，社會動蕩，最終爆發了元末農民起義。 “富民多豪強，故元時此輩欺淩小民，武斷鄉曲，人受其害”〔8〕966， 出身貧寒的朱元璋對于地主盤剝小民有切身體會。與元代的重商觀念不同，朱元璋奉行重農抑商的國家治理理念，力圖建立一個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社會基礎的理想國家，必然要削弱富民經濟。但建國之時，國家制度還有待建設與完善，由元入明的地主豪強仍掌握重要的社會財富，而且在地方社會也有深入的影響力，這種基層社會狀態在多富戶的江南尤為典型。江南地區自南宋以后逐漸成為財富的中心，是國家主要財政收入的來源，所以明代建國后，朱元璋非常重視對這一地區的控制，手握巨資的富戶是其管控的主要目標。洪武三年召訓浙西富民“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貧者得以全其生，爾等當循分守法，能守法則能保身矣，毋淩弱，毋吞貧，毋虐小母，欺老，孝敬父兄，和睦親族，周給貧乏，遜順鄉里，如此則為良民，若效昔之所為，非良民矣”〔8〕966，這段對浙西富民的告誡，透露出朱元璋的統治理念。明政府既承認富民私人財產合法性，也保護小民免受大戶侵吞欺凌，用大戶充當國家的代理人，使其安分守己維護國家統治，又教化鄉里兼濟貧乏，從而實現國家對社會基層的控制?？刂聘粦羰菄抑卫斫仙鐣闹匾獌热?。入明以后，沈萬三家族與明政府的互動，是明初朱元璋對江南統治策略的生動體現。

沈萬三家族與明王朝有怎樣的互動呢？劉三吾為沈萬四之子所作的《沈漢杰墓志銘》一文起始便概括了入明以來沈萬三家族的歷事沉浮，這也是朱元璋與沈萬三家族的主要互動內容?！白杂鑲涔俅悍辉~垣以來，日于班次拱聽圣訓，恒錢谷所暨必首稱吳中沈氏。國初，有萬三公、萬四公兄弟率先兩淛（浙）戶家輸其稅石者萬?！匀魏葢艏覟榫┕?，六曹近侍各舉所知，惟萬四公曾孫玠簡在帝心，首擢奉訓大夫、戶部倉曹員外郎，例不受祿，繼有旨愿受者聽?！薄?〕57下面便圍繞沈萬三家族的明初經歷來探討朱元璋江南控制策略。

劉三吾首先對沈萬三家族在明初納糧的情況進行肯定和贊揚。劉三吾在洪武十八年任左春坊左贊善，朝廷向官僚宣講征收錢糧的施政，必首稱吳中沈氏，沈萬三家族在明初交賦納糧的表現得到了政府的認可。明初萬三、萬四兄弟率領兩浙人戶家輸稅萬石，聯系到明代的賦役制度，洪武四年設立糧長制，規制以納糧萬石的土地為一個單位，其中田土多者為糧長，督其鄉之賦稅。江南地區負擔了國家最主要財政收入，也最先實行糧長制。在糧長制設立當年“戶部奏浙江行省民一百四十八萬七千一百四十六戶，歲輸糧九十三萬三千二百六十八石，設糧長一百三十四人”〔8〕1300，平均一個糧長輸稅糧萬石左右。沈萬三兄弟納糧情況與糧長制的規定一致，沈萬三家族很可能是在糧長制設立之初，最早擔任糧長的富民群體中的一員。富民長期居于鄉間，比起官吏更熟悉當地的情況，且掌握社會經濟資源的大部分，在鄉里頗有聲望，沈萬三“能推恩以周急難，人皆以長者呼之”〔3〕65。明代設立糧長制的目的就在于以良民治良民，富民在一定程度上是溝通官民的橋梁，國家依靠富民實現其對廣大的鄉村在政治和經濟上的控制，既提高了行政效率又節省治理成本。

沈萬三家族充任糧長也并非一帆風順，沈萬三的孫子擔任糧長時給沈家帶來了一定沖擊。洪武十九年，沈至“以戶役故縲紲赴秋官，時伯熙亦獲戾京師”〔3〕65，沈伯熙出獄后，于當年去世，時年四十歲。家中兩個青壯年獲罪，出獄后其中一個便病逝，這一連串的變故對沈家勢力是不小的打擊。沈至任糧長因何獲罪，沈伯熙墓志中沒有言明，我們可以從糧長制的實行情況加以推測。糧長制作為國家制度其設立的初衷是為保證國家財源，而任糧長的富戶在地方除是國家統治的代表外，更多扮演的社會角色是與國家利益相悖的地方豪強，也就導致他們在以國家的名義執行糧長任務時，更多考慮地方豪強團體的利益，因而糧長制“以良民治良民”的理想狀態，不可能完全實現。糧長舞弊就是地方與中央利益矛盾問題的表現。在朱元璋的三冊大誥中，就有大量糧長舞弊的事例?！皠傇诩Z長制初建的一兩年中，蘇州府糧長便紛紛以舞弊虐民著聞。糧長詭詐敲剝，弊病百端，這是與明代的統治相始終的?！薄?〕101-102朱元璋面對糧長欺凌小民的問題，除嚴刑峻法以震懾富民外，還從制度入手。就在沈至獲罪的第二年，糧長制進行了完善調整， “洪武二十年，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魚鱗冊為經，土田之訟質焉。黃冊為緯，賦役之法定焉。凡質賣田土，備書稅糧科則，官為籍記之，毋令產去稅存以為民害?！薄?0〕1881-1882登記田土的魚鱗圖冊和登記人戶資產的黃冊結合，官府掌握國家收入數據，糧長就不能隨意欺壓小民征收不均，實際就是削弱了富戶對于基層經濟的控制權。在糧長舞弊屢現，朱元璋意欲規范糧長制，收縮地方富戶經濟控制權的政治氛圍下，列為典型、備受關注的沈家糧長，首當其沖也在情理之中。

劉三吾的墓志作于洪武二十四年，這時沈家雖歷難，也依舊顯赫，沈萬三之子沈茂為廣積庫提舉，而請劉三吾為其父作墓志的沈玠時任戶部員外郎。明洪武選官除科舉外還行薦舉且兩途不分輕重，“時中外大小臣工皆得推舉，下至倉、庫、司、局諸雜流，亦令舉文學才干之士?！薄?0〕1712資產名望是薦舉的主要考察標準，所以薦舉的對象多為富民。洪武十九年“命吏部選取直隸、應天諸府州縣富民子弟，赴京補吏，于是與選者凡千四百六十人”〔8〕2704。沈茂和沈玠薦舉為官出于沈家對朝廷兩方面的貢獻：獻財和充任糧長。①沈茂和沈玠任官職掌，戶部倉曹員外郎主管漕運、倉儲出納，廣積庫是戶部屬衙，管理庫藏?！?1〕江南地區關系最主要的國家財政來源，這樣明初蘇州沈萬三家族既是負責兩浙稅糧征收與解運的糧長，又在掌管國家財政的戶部擔任重要官職，可謂顯赫一時?？梢娒鞒踔煸翱刂平显扇∫环N依靠當地富戶借其經濟實力和在地影響力進行統治的方式。沈玠為官 “例不受祿，繼有旨愿受者聽”，洪武二十二年與莫禮、張瑾等十人同日辭祿，〔12〕376-377富戶薦舉為官沒有俸祿是當時的慣例，不標準的官僚制度里更凸顯朱元璋利用富民經濟勢力的意味?；谟稍朊鞯谋尘?，明初在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元代遺留的地主經濟仍是主要經濟形式，朱元璋先與江南富戶合作是出于明初社會重建和國家機制建設運行亟需資金的現實考慮。

江南富戶掌握經濟命脈的形式與國家加強中央集權的要求存在根本利益分歧。朱元璋重用沈家為政府辦事，地方勢力和國家權力的沖突也隨之相伴，朱元璋和沈家的關系也顯得微妙。洪武二十六年藍玉案發，沈家被卷入到這場肅清勢要的政治風暴中。沈家卷入藍玉案的起因有一則荒誕的故事，沈萬三的女婿顧學文利用糧長職權通奸與人結怨，等到藍玉案發，被誣告通藍謀逆，形成大獄?！?2〕454-456《逆臣錄》中顧學文通藍謀逆的供詞，有很大嫌疑來自錦衣衛的編造和屈打成招，破綻百出令人難以置信?！?3〕這些含糊不清的緣由展現了朱元璋的意圖：借由藍黨之名打擊以沈萬三家族為代表的富戶，最重要的就是削弱這些富戶江南經濟的把控。在藍玉案當年便“令浙江、江西、蘇松人毋得任戶部”〔10〕1744，這意味著沈茂和沈玠不再擔任戶部官職，皇權賦予的沈家經濟控制權力的合法性被收回。到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列為藍黨的顧、沈兩家以及受牽連的其他當地大族，俱受極刑，抄沒田地家財〔5〕1633-1634，則摧毀了地方富豪的權力基礎。也在這一年閏五月，朱元璋去世，其對江南大戶轟轟烈烈的打擊終于落下帷幕。

總而言之，朱元璋同江南富戶的互動與明初國家對江南統治策略密切相關。沈萬三家族的興起建立在元代重商的大地主經濟下，入明后江南地區主要經濟資源仍由富戶掌控。出于鞏固政權的考慮，朱元璋江南富戶采取安撫政策，通過薦舉制度和糧長制度等，賦予富戶國家權力，使其參與到明政權中，以利用他們的財力和在地方的威望實現國家對基層的控制，實際上也就是富戶的地方權力經國家承認后加以合法化。沈萬三家族經歷政局更替的動蕩，也需要穩定下來求得新政權的庇護，出任糧長和在戶部為官，鞏固了他們的在地勢力。但富戶久居其鄉，更多是與國家權力相對立的地方勢力，明王朝和沈萬三為代表的富戶存在根本利益上的沖突。所以朱元璋雖重用沈萬三家族，也一直有所忌憚，沈家糧長之禍把皇權與地方勢力的矛盾展露于朱元璋對賦役制度的探索實行中。朱元璋依靠富戶以治江南是臨時之策，建立起對江南經濟的更深入的管控是中央集權國家的必然要求，為實現這一目標朱元璋以嚴刑峻法下大興黨獄的方式對江南富戶進行殘酷的打擊。沈萬三家族及與其有聯系的當地大族被列為藍黨，在地勢力被嚴重破壞，改變了元以來江南大地主經濟占主導的整體面貌，對國家控制江南加強中央集權具有重要意義。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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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包 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