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外流、農村集體行動與鄉村振興

王亞華 蘇毅清 舒全峰

一、引 言

鄉村衰落是個全球性的難題，緣起于城鄉發展的不平衡引發的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的大規模流動。從1960年至2016年的半個多世紀里，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國家的農村人口分別減少了73%、44%、18%和47%（Liu和Li，2018：275-277）。以中國為例，2020年，中國農民工總量高達2.86億人，其中外出農民工1.7億人，占農村戶籍人口比例為21.8%。中國農村的外出務工者，絕大多數是村里有生產經營能力、有開拓精神或年輕力壯的農民，他們既是村莊建設的主力軍，也是鄉土文化與傳統的繼承者。隨著這些年輕勞動力相繼離開村莊，以鄉土社會為基礎的農村經濟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空心化、老齡化和非農化等現象在農村日益嚴重，導致中國部分地區在城市化突飛猛進的同時鄉村卻逐漸走向衰落：農業產業化發展和現代農業生產體系因缺乏高質量的勞動力而導致出現生產性衰落（葉興慶，2018：65—73）；城鄉教育差距持續擴大、傳統鄉土文化和社會資本日趨淡薄，越來越多的農民脫離農業和農村，造成各種生產性要素從農村加速逃離，帶來更具挑戰性的社會性衰落（朱啟臻，2018：21—27）；在經濟社會轉型以及農村社會結構變遷背景下，農村基層組織制度型權力弱化和公共資源產權碎片化現象日益突出，導致農村的基層治理陷入了“政府失靈”“市場失靈”和“社會失靈”并存的困局，形成了制度性衰落（王亞華等，2016：23—30）。

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的新國家戰略，并將其作為新時代做好“三農”工作的總抓手，這是對中國正面臨的鄉村衰落挑戰的及時響應。中國部分農村地區面臨的鄉村衰落，特別是社會性衰落和制度性衰落，其本質是農村集體行動能力的普遍下降，它是導致農村生態環境惡化、生產生活凋敝、鄉土文化式微、自組織能力低下、村民合作困難、管理制度失效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就是如何克服大規模勞動力外流所導致的農村集體行動能力下降難題。本文將利用CIRS農村調查數據和田野調查案例探索勞動力外流影響農村集體行動能力的內在機制，嘗試系統揭示農村集體行動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進而為促進中國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提供一定的理論參考和政策啟示。

鑒于灌溉是發展農業生產的必要工程，是農村典型的公共事務，其涉及農村中不同區域間的相互協調，需要組織民眾廣泛參與，并進行持之以恒的管理，其管理過程體現為如何有效地組織起灌溉集體行動的過程（Ostrom和Gardner，1993：93-112；Ostrom，1999：278-282；Cox，2014：213-222）。而中國作為世界上水資源最緊缺的國家之一，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2 240m3，特定的自然條件決定了灌溉這項公共事務自古以來都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本文的實證部分將以灌溉集體行動為研究對象。

二、機制與理論假說

集體行動是公共事務治理的核心內容，而鄉村衰落的實質恰恰是農村集體行動能力的下降。農村集體行動的形成源于人們需要對農村中的公共事務進行治理，就共同面對的行動問題（比如灌溉問題）進行協商，并通過相應的制度安排實現公共品供給（如渠道維護），來增進共同利益（Olson，2017；Ostrom，1990）。本文借鑒國際集體行動理論的最新成果，探尋勞動力外流影響農村集體行動能力下降的具體機制，并建立理論分析框架。

（一）集體行動與社會生態系統（SES）框架

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里，關于如何形成有效的集體行動，國際學術界已經產生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先后發展出了三代集體行動理論（Araral和Ostrom，2014：11-23）。本研究主要基于第二代集體行動理論的成果進行理論建構。第二代集體行動理論的突出成果是對集體行動的系統診斷框架的開發（Ostrom，2007：15181-15187）。目前，用于系統診斷人類集體行動的常用分析框架是制度分析與發展（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IAD）框架和社會生態系統（Social-Ecological System，SES）框架。IAD框架和SES框架提供了一種研究復雜社會生態系統的結構性方法（Ostrom，2009：419-422）。本文選擇SES框架來構建勞動力外流影響農村集體行動的理論，圖1呈現了SES框架的內部結構（Mcginnis和Ostrom，2014：33）。將勞動力外流歸為代表宏觀環境中的經濟社會發展背景變量，即將勞動力外流視為宏觀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外部沖擊。而尋找這種外部沖擊所引起的農村集體行動能力下降的具體機制，則需要對社會生態系統進行更精確的描述和更細致的分解。表1所示為勞動力外流背景下的農村社會生態系統。

圖1 社會生態系統（SES）框架第一層級變量及其關系示意圖

表1 勞動力外流背景下的農村社會生態系統

可分解性（Decomposition）是SES框架的特點之一。遵循制度復雜性和多樣性的原則，SES框架的可分解性為研究不同情境下的集體行動問題提供了理論線索。如表1所示，勞動力外流對SES系統中的子系統或具體變量的影響，可能主要體現在如下六個方面：（1）勞動力外流將顯著減少資源使用者數量；（2）勞動力外流將顯著影響村莊的領導力水平，尤其表現為對行動者在創新與規劃能力、榜樣與示范作用、組織與動員能力等方面的影響；（3）勞動力外流將顯著影響村民的人力資本積累水平，尤其表現為對人們之間信任程度、關系網絡緊密度和行為規范執行度的影響；（4）勞動力外流將顯著影響村民對村莊的歸屬感，尤其表現為人們對村莊的身份感、奉獻感和認同感等方面的影響；（5）勞動力外流將顯著影響人們對于農業資源的依賴性；（6）勞動力外流將顯著影響村民之間的異質性。由于勞動力外流對于農村社會生態系統的以上影響，將使得村民對于公共治理的投資意愿發生變化，如參與灌溉設施籌建和修繕的積極性產生變化，由此導致農村集體行動能力的變化，進而對農村社會和鄉村治理產生深刻影響。

（二）勞動力外流影響農村集體行動的機制

Wang等（2016）與蘇毅清等（2020：185—197）的研究證明了勞動力外流對農村集體行動能力存在負向影響，但是并未全面揭示這一因果效應背后的機制，本文旨在對這一影響機制作進一步探究?；诒?所示的SES框架的分析，本文認為農村集體行動能力的下降，主要源自勞動力外流通過五方面機制對農村集體行動所產生影響。本文以灌溉集體行動為例，結合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CIRS）2016年的村莊訪談資料、實地調查數據與理論文獻，闡釋勞動力外流影響農村集體行動的五種可能機制。①本部分所引用的村莊案例，均來自2016年7月—9月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組織的全國性農村調研。其中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劉賢春、高瑞，清華大學水利系的王慧杰、劉中祥、王帥奇，清華大學新聞系的馬姚姚以及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張明慧，主要參與了本文所引案例的訪談與整理。

1.機制一：勞動力外流→領導力→集體行動

領導力是形成集體行動的關鍵變量（Meinzen-Dick等，2002：649-666）。按照公共領導力衡量指標的經典分類：以身作則、共啟遠景、使眾人行、激勵人心、挑戰創新（庫澤斯，2007），本研究將領導力進一步歸納為創新與規劃能力、榜樣與示范作用和組織與動員能力三個方面。當一個品德高尚的或值得信任的個體加入集體行動時，集體的溝通成本和組織成本將會下降，其他人在這個人的影響下將更樂意加入集體行動（Kolavalli，1995：1933-1938）。對印度灌溉系統進行的研究表明，大學畢業生和地方長老所表現出的領導力，對當地灌溉系統的建立和維護（即集體行動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Meinzen-Dick，2007：15200-15205）。

勞動力外流帶走了很多在農村治理中發揮組織與協調作用的精英人才，同時加劇了農村的老齡化，降低了村莊人口的平均文化素質和勞動技能，從而對農村集體行動產生了負面影響。CIRS的村莊調查中發現，勞動力外流導致了村莊內領導力的急速流失，使得村莊內的集體行動難以開展。在河南省的YG村，勞動力外流幾乎抽離了村莊中所有有能力組織集體行動的領導人才。雖然村里也有個別能人能夠主持修路等公共事務，但在集體灌溉的組織、集體灌溉設備的籌建和維護方面卻體現出了較為明顯的創新與規劃能力的缺乏，以及組織與動員能力的不足。河南省的WZ村與YG村的情況類似，而江西省的HN村和河南省的YL村在勞動力大量外流的情況下，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領導力流失。上述受調查村莊的灌溉集體行動并不成功，由此可見，勞動力外流可能會引發村莊領導力的流失，進而導致農村集體行動能力的下降。

2.機制二：勞動力外流→社會資本→集體行動

社會資本是影響集體行動的重要變量（Bardhan，1993：87-92；Stern等，2005：336-346）。社會資本可從信任程度、關系網絡和行為規范的執行三個層面進行考察（Putnam等，1994）。社會資本會影響成員投身于集體行動的信心，即社會資本水平越高，成員之間對彼此參加集體行動的信心越足，于是集體行動就更容易形成（Pretty，2003：1912）。具體到農田水利方面，社會資本水平越高，農民用水戶協會的灌溉集體行動能力越強（Li和Li，2011：391-405）。

CIRS的村莊調查中發現，大規模的勞動力外流削弱了村民所積累的社會資本，進而對農村的集體行動能力產生影響。在江西省的LT村，村民大量外出務工使得村民之間的關系逐漸松散，人們相互間的信任程度出現下降，造成該村的公共事務很難協調，許多村民不得不放棄集體灌溉，轉向打井或抽水的個體方式來解決灌溉需求。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江西省的HN村。此外，河南省的YL村、YG村和WZ村，在村莊勞動力大規模外流的影響下，則集中體現了村民間關系網絡破碎的現象。上述受調查村莊的灌溉集體行動均不成功，由此可見，勞動力外流可能會削弱村民所積累的社會資本，進而導致農村集體行動能力的下降。

3.機制三：勞動力外流→村莊歸屬感→集體行動

社區歸屬感（sense of community）是形成集體行動的催化劑（Mannarini和Fedi，2009：211-227；Klandermans，2014：887-900；Chavis和Abraham，1990：55-81）。人們對社區歸屬感的定義可分為四個方面的內容：其一，身份感，即居民是否感覺自己屬于這個社區，愿意長久居住并且承認自己是其社區的居民；其二，認同感，即居民是否對社區發生的事情感興趣，并認為這些事情同自己息息相關；其三，留戀感，即當居民要遷出社區時，是否會對該社區感到留戀和依依不舍；其四，奉獻感，即居民是否愿意為社區的建設和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Kasarda和Janowitz，1974：328-339）。村莊歸屬感的增強能夠促進村民參與村莊集體行動（Cicognani等，2008：97-112）。

CIRS的村莊調查發現，在HN村、LT村以及WZ村，村民們雖然認可自己作為村莊村民的身份，覺得村莊的事務與自身息息相關，但是并不會因此而感到榮幸或者自信，也不愿意長久在村莊居住。他們中的許多人也已不太愿意為村莊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也就是說，勞動力外流引發了村民對于村莊歸屬感的大幅降低，即村民常說“漸漸的沒了鄉愁”，這也會導致農村集體行動能力的下降。

4.機制四：勞動力外流→資源依賴性→集體行動

對資源的依賴程度越高，人們越容易形成集體行動；而對資源依賴程度的降低會削弱人們參與集體行動的動機（Ostrom，2000：172-213）。目前，全國農戶的農業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比重已經不到20%，農戶對農業的依賴性降低會導致參與農村公共事務的意愿下降。

CIRS的村莊調查發現，在江西省HN村，由于外出務工人員不斷增多，農民的務工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在不斷增加的同時，務農收入占家庭收入的份額逐漸減少，導致農戶對于村莊灌溉集體行動的依賴性降低。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大部分的受調查村莊中。由此可見，勞動力外流可能會降低村民對農業資源的依賴程度，進而導致農村的集體行動能力下降。

5.機制五：勞動力外流→村民間經濟異質性→集體行動

經濟社會異質性也會成為影響集體行動成敗的關鍵變量（Adhikari和Lovett，2006：426-445；Stiglitz，2012；Janssen和Anderies，2013：427-447）。農戶家庭收入和社會文化特征的異質性增強，會導致村民對農村公共事務的需求出現分化，增加集體行動的難度。在印度，隨著農戶耕地數量的異質性降低，參與集體灌溉組織的農戶數量隨之增加，灌溉集體行動由此也越容易達成（Easter和Palanisami，1986）。在中國，村民異質性的增加，可能是導致小微水利遍地開花的重要原因（蘇毅清等，2020：185—197）。

CIRS的村莊調查發現，在勞動力不斷外流的影響下，近年來河南省WZ村的村民之間收入差距明顯拉大，經濟條件好的農戶更不樂意參加集體灌溉設施的修建和維護，很多農戶選擇了打井或自購提水設施解決自家灌溉需求。由此可見，勞動力外流有可能會加劇村民間的異質性，進而導致農村集體行動能力的下降。

以上是勞動力外流可能影響農村集體行動的五種機制，所提供的例證均為沒有成功達成集體行動的村莊。在CIRS的村莊調查中，也觀察到了一些在灌溉集體行動方面，相對比較成功的村莊，可為上述假設機制提供進一步佐證。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ST村是一個典型的勞動力外流程度較低的村莊，由于勞動力外流程度較低，上述各項影響灌溉集體行動的因素并沒有朝著不利的方向發展，所以上述五種機制未見實現觸發，該村的集體灌溉方式總體保持良好。湖南省SX村是為數不多的在村莊存在大規模勞動外流的情況下，集體灌溉還能運作良好的村莊。究其原因，一方面，SX村的村支書因為有大學生村官經歷，是縣里重點培養的基層骨干。因此在上級部門的培養和支持下，該村支書對村里的公共事務展現出很好的組織動員能力和創新規劃能力。另一方面，SX村是其所在縣保存完好的侗寨之一，在少數民族特有的文化氛圍下，村民之間信任度高，人與人之間互相分享著“感情深，家鄉是唯一的根”的樸實觀念。因此，優秀的領導力、良好的社會資本和村民歸屬感，使SX村一直能維系集體渠灌方式，對灌溉設施的籌建和修繕等活動能夠順利進行。SX村的案例說明，若能夠通過有效的方式，避免一些關鍵影響變量朝著不利方向發展，就有可能扭轉勞動力外流帶來的不利趨勢，維持農村的集體行動能力，避免鄉村衰落的命運。

表2總結了上述7個CIRS調查村莊在勞動力外流的情況下，領導力、社會資本、村莊歸屬感、資源依賴性、村民間異質性之間的變化與村莊灌溉集體行動之間的直觀關系。

表2 勞動力外流引發的關鍵因素的變化情況

（三）理論假說

綜上所述，勞動力外流對農村集體行動的可能影響機制，可以表述為以下6個理論假說：

首先，勞動力外流存在對農村集體行動的負面總效應：

H1：勞動力外流將降低農村的集體行動能力。

其次，若勞動力外流與農村集體行動之間的總效應存在，則有進一步的假說：

H2：勞動力外流造成了村莊領導力的流失，進而導致了農村的集體行動能力的下降。

H3：勞動力外流削弱了村民積累的社會資本，進而導致了農村集體行動能力的下降。

H4：勞動力外流淡化了村民對村莊的歸屬感，進而導致了農村集體行動能力的下降。

H5：勞動力外流降低了農民對農業資源的依賴性，進而導致了農村集體行動能力的下降。

H6：勞動力外流加劇了村民間的異質性，進而導致了農村集體行動能力的下降。

本文接下來的部分將通過實證分析對以上假說進行檢驗。

三、數據來源、變量選擇與估計模型的構建

（一）數據來源

CIRS于2017年暑期在全國范圍開展了農村問卷調查。此次調查的內容涵蓋了農戶與村莊基本狀況、基礎設施與人居環境、土地宅基地與房屋、農田水利與灌溉、農村信貸保險、新產業新業態與返鄉就業創業、村莊治理與參與、貧困與脫貧，以及教育、醫療、養老情況等九大方面。各調研支隊對選定村莊的村干部進行訪談，并在村莊內抽取約25個農戶進行詳細的問卷調查，最終共計共回收村莊問卷865份，農戶問卷17 949份。根據本研究的需要，在將數據進行清理，并將村和戶兩級問卷進行精確匹配后，本文可以使用的有效樣本為來自20個省份的480個村莊的3 764個農戶觀測值。

（二）因變量與核心自變量

因變量選取方面，文獻中衡量灌溉集體行動的主要方式通常有兩種：一種是產出法，即用集體行動的結果來測量集體行動，例如，用灌溉設施的維護狀況來度量集體行動的成效（Bardhan，2001）。另一種是過程法，即用集體行動的過程來測量集體行動，例如用成功組織的集體活動的數量（如集體游說、渠道的維護）來度量集體行動的成效（Fujiie等，2005：179-189）。本文根據過程法選取“農戶參與灌溉設施籌建與修繕的頻率”作為衡量農村集體行動能力的因變量。

核心自變量選取方面，本文選用“村莊外出務工勞動力數量占村莊勞動力總數的比例”作為核心自變量（Wang等，2016：79-93）。

（三）中介變量

1.領導力

村莊的領導力是一個不易被觀察到的潛變量。衡量領導力潛變量的13個觀測變量均采用五級李克特量表，對村民開展主觀評價調查，①因篇幅所限，本文所有中介變量的測量題項不在此具體展示，如有讀者需要，可與作者聯系。下同。經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這13個觀測變量均屬于同一個維度下的變量。

2.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是一個潛變量?；凇皠趧恿Α鐣Y本→集體行動”的機制邏輯，以及社會資本組成的定義，經探索性因子分析，選用信任、關系網絡和行為規范兩個維度來反映村民的社會資本積累情況。

3.村莊歸屬感

村莊歸屬感是一個潛變量?；凇皠趧恿Α迩f歸屬感→集體行動”的機制邏輯，根據人們對社區歸屬感的定義，經探索性因子分析，本文選用身份感與奉獻感，以及認同感兩個維度來反映受訪村民的村莊歸屬感情況。

4.資源的依賴性

對資源的依賴程度在本次調查中被列為一個比較容易被觀測到的變量。依據調查問卷與訪談資料，基于“勞動力→資源依賴性→集體行動”的機制邏輯，選取農戶對“農業收入是否為農戶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的問題回應，來代表村民對農業資源的依賴程度。

5.村民間的異質性

基于“勞動力→村民間異質性→集體行動”的機制邏輯，本文選取“村莊集體收入”來衡量村民間的經濟異質性程度。村莊集體收入越多，村莊就更有能力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上增加投入，從而使所有村民平等地獲得發展上的“可行能力”，從而降低村民間的經濟異質性（賀雪峰，2015：1—6）。本文認為，村莊集體收入越多，村民間的經濟異質性越小，同質性越好。

表3顯示了對本文所選用的潛變量的驗證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的結果。CFA結果顯示，本文所選取的觀測變量的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平均抽取變異（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以及標準化Cronbach'sα的數值均在可信的區間范圍之內，說明各觀測變量均能夠對潛變量形成良好的解釋力度，保證了本研究定量分析結果能夠具有良好的可信度。

表3 對潛變量的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

需要說明的是，衡量關系網絡和行為規范的觀測變量的AVE值只實現了接近0.5，而未實現大于0.5的狀態。但鑒于衡量社會資本的兩個測量指標（信任、關系網絡和行為規范）的AVE值達到了了0.612，我們認為所選擇的觀測變量能夠對社會資本變量形成良好解釋。因此本文接受衡量關系網絡和行為規范的觀測變量的AVE值小于0.5的檢驗結果。

（四）估計總效應和中介效應過程中所使用的控制變量

在檢驗勞動力外流影響農村集體行動的具體機制之前，本文先對勞動力外流對農村集體行動的總效應進行驗證。此外，中介變量本身也會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因此本文基于SES框架所包含的影響集體行動的三類因素——自然地理特征、經濟社會屬性和通用制度規則（蘇毅清等，2020：185—197）——來設置本文的控制變量。本文對所選擇的觀測變量的描述性分析見表4。

表4 各觀測變量的選擇與描述性統計

（五）多重中介效應模型的構建及其檢驗

如本文假說所述，勞動力外流可能通過領導力、社會資本、村莊歸屬感、資源依賴性和村民間異質性五種中間傳導機制對農村集體行動產生影響，進而造成鄉村的衰落。通過構建中介效應模型來對假說中的各項機制進行驗證。由于本研究中所涉及的領導力、社會資本和村莊歸屬感這三個變量都是無法直接觀察到的潛變量，因此需要借助能夠處理潛變量之間相互關系的結構方程模型來完成對中介效應的估計。圖2展示了本文構建的勞動力外流影響農村集體行動的多重中介效應路徑。本文采用bias correct percentile bootstrap CI來檢驗中介效應的顯著性，以此來判斷勞動力外流是否會通過領導力、社會資本、村莊歸屬感、資源依賴性和村民間異質性這五個中介機制對農村集體行動形成影響。

圖2 利用結構方程模型描述的勞動力外流影響農村集體行動的多重中介效應

四、實證分析與討論

（一）勞動力外流影響農村集體行動的總效應估計

本文首先對勞動力外流對村莊集體行動的總效應進行了檢驗。表5顯示了用于估計總效應的ordered probit回歸結果。結果顯示，在控制地區差異，逐步增加控制條件的情況下，勞動力外流對農村集體行動逐漸體現出顯著的負向影響，說明村民所在村莊的勞動力外流程度越高，則該村莊的村民形成集體行動的可能性就越小。假說H1由此得證。該結果驗證了勞動力外流是導致我國農村集體行動能力普遍衰敗的重要原因，因而在總效應層面，支持勞動力外流引發鄉村衰落的經驗認識。

表5 勞動力外流對村莊集體行動的總效應回歸

（二）勞動力外流影響農村集體行動的機制分析

在勞動力外流對農村集體行動的負向總效應存在的前提下，我們進一步運用中介效應模型揭示勞動力外流影響農村集體行動的內在機制。本文用于估計多重中介效應的結構方程模型的適配度指標RMSEA=0.057，GFI=0.922，AGFI=0.893，CFI=0.922，CMIN/DF=13.402，說明本文所建立的結構方程模型的整體適配度可以接受。

圖3顯示了加入相關控制變量后，由MPLUS7.2軟件輸出的多重中介效應模型的中介路徑圖。從結果上看，代表直接效應的欄對應的所有數值始終為負且并不顯著，而代表中介效應的欄中，領導力、村莊歸屬感、社會資本和資源依賴性的中介效應均表現出了顯著的負向效應。因此，本文對中介效應的估計結果屬于完全中介效應。此時，總效應的數值等于各中介效應數值的總和（）。

圖3 多重中介效應路徑圖

1.直接效應分析

一個值得注意的變化是，在將總效應進一步分解為直接效應和中介效應后，或者說在排除了中介效應的干擾后，勞動力外流對農村集體行動能力的影響，由顯著的負向總效應變為了不顯著的負向直接效應。這樣的結果，從變量之間更本源的關系層面，證明了勞動力外流并不必然導致鄉村衰落。而之前研究中的勞動力外流導致鄉村衰落的觀點，是在中介機制的負向效應的影響下，所表現出來的受干預的結果。

2.中介效應分析

檢驗發現，領導力、社會資本、村莊歸屬感和資源依賴性所在中介機制的中介效應均在Bootstrapping bias-correct 99.5%CI上顯著，進而根據各機制路徑的估計系數和的方向和顯著性可知，勞動力外流具體通過引發——領導力的流失、社會資本的削弱、村民歸屬感的淡化，以及村民對農業資源依賴性下降——這四種機制，對農村集體行動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假說H2、H3、H4、H5得到驗證。而勞動力外流通過引發村民間異質性程度的增加對農村集體行動產生影響的中介機制未通過統計檢驗，假說H6未得到證明。進一步觀察中介效應的占比可以發現，勞動力外流通過領導力對農村集體行動產生影響的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比重最高，達38.46%，其次為社會資本中介效應，占比為30.77%，村莊歸屬感和資源依賴性的中介效應占比分別為23.08%和7.69%。

由此可見，勞動力外流與農村集體行動，以及鄉村衰落之間的關系在本質上并不是對立的，勞動力外流本身并不是鄉村衰落的直接原因，而勞動力外流所引發的領導力的流失、社會資本的破壞、村民歸屬感的淡化和村民對農業資源依賴性的下降，才是最終引發農村集體行動能力下降和鄉村衰落的真正原因。

五、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以灌溉集體行動為例，通過實證研究表明，勞動力外流本身并不必然導致鄉村衰落，現實中觀察到的鄉村衰落的種種表征，主要是通過勞動力外流通過抽離村莊領導力、破壞村民間的社會資本、削弱村民的村莊歸屬感，以及降低農民對農業資源依賴性等機制，對農村集體行動產生了負面的影響，進而累積形成了鄉村衰落的后果。勞動力外流對村莊的領導力、村民間的社會資本、村民對村莊的歸屬感，以及農民對農業資源的依賴性所產生的負面影響，理論上是可以通過政策調節來緩解甚至扭轉的。這就為制定鄉村振興的公共政策，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政策依據。

農村集體行動的興衰，必將決定著鄉村振興的成敗，并深刻影響國家治理的前途與命運。未來的中國，每年仍將有近千萬人口從農村遷入城市，農村的人口將從目前的5.1億進一步減少到2035年的4億左右，以及2050年的3億左右，勞動力外流的過程遠還沒有結束。在此情況下，提升中國農村集體行動能力，推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應以“干預扭轉負面機制，促進加強正面機制”作為政策思路，統籌推進鄉村的“五個振興”。①2018年3月8日，習近平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山東代表團審議時指出，要深刻認識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扎扎實實把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好。習近平在講話中提出“五個振興”的科學論斷：即鄉村產業振興、鄉村人才振興、鄉村文化振興、鄉村生態振興、鄉村組織振興。具體而言，本文的研究結論對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至少有以下五個方面的政策含義。

首先，加強鄉村領導力建設，推進人才振興。提升村莊的領導力，應作為勞動力外流背景下扭轉農村集體行動能力下降的首要路徑。目前，國家實施的“第一書記”制度安排，在有效地改變村莊貧困現狀的同時，也促進了村莊集體行動能力和鄉村治理水平的顯著提升（舒全峰等，2018：51—65）。此外，各地區還大膽的開展了諸如“企業家村官”“村醫村教”進“兩委”“鄉賢理事會”等治理實踐，本質都是對村莊領導力的“反向注入”與補充。未來在勞動力外流的背景下，提升村莊領導力的核心任務是探索實踐新型的領導力結構，以使得自上而下的黨政力量與自下而上的社會力量能夠在村莊實現有機融合。

其次，發展繁榮鄉村文化，推進文化振興。增進村民社會資本的積累，必須加強農村的社會文化建設。鄉村文化的繁榮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任務，在短期內繁榮發展鄉村文化應注重加強農村思想道德建設與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中期以傳統農耕文化的繼承和農民精神風貌的提升為重點；在長期注重將鄉村的生態環境和社會治理納入到鄉村文化的建設當中，形成人文文化、自然文化與社會文化的良性互動，使鄉村實現從物質振興到精神振興的方向發展，以此來推動鄉村的文化振興，恢復鄉村的社會資本積累，由此振興農村的集體行動。

再次，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推進組織振興。一直以來，傳統單家獨戶的分散經營模式所形成的只“分”不“統”的生產、組織以及治理觀念，使得村集體成員對于村集體的觀念不斷喪失，進一步導致了人們對村莊歸屬感的下降。目前全國多地依據因地制宜、精準施策、分類推進的原則進行探索。江蘇省、貴州省、四川省等地試行的“三變”改革，山東省、安徽省、江蘇省等地探索出的村集體領辦、聯耕聯種等新型經營體制，走出了“三權分置”制度框架下的“統分結合”新路徑。這些嘗試強化了農民在村集體中的身份意識、主體意識，增強了村民對村莊的歸屬感，相關經驗值得總結推廣。

第四，發展壯大鄉村產業，推進產業振興。提升村民對農業資源的依賴性，應著力發展壯大鄉村富民產業，在宏觀層面繼續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在產業層面不斷推進農村一二三產融合發展。在保障糧食安全、優化農業結構、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的基礎上，大力發展適度規模經營與農業社會化服務相結合的現代農業經營體系，并根據不同地區農村的特點，結合村莊具體的資源稟賦來發展鄉村富民產業，提升農民對于農業資源的依賴性，進而增進農村集體行動。

第五，建設生態宜居的美麗鄉村，推進生態振興?？朔趧恿ν饬鲗r村集體行動和鄉村發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需要大力推進勞動力的城鄉互動，積極引導勞動力向農村反向回流，促進城鄉融合發展。鄉村相對于城市而言，其最大的優勢在于擁有山、水、林、田、湖、草所構成的自然生態系統。因此應持續推進改善鄉村村容環境、生態環境的公共政策，努力發揮鄉村的功能和優勢，吸引更多勞動力主動回流，從而促進農村集體行動的復興。與此同時，農村集體行動能力的增強也將對鄉村的生態振興起到重要支撐作用。

本文為鄉村振興提供了一個獨特的分析視角。全球很多國家在現代化和城市化推進過程中，都面臨著勞動力從農村流動到城市而伴隨的鄉村衰落問題。本文研究揭示，勞動力外流并不必然導致鄉村衰落，關鍵是能否做出恰當的政策響應，來緩解甚至扭轉勞動力外流帶來的一系列負面影響。本文的研究結論為統籌推進“五個振興”的科學論斷提供了理論闡釋，可為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提供理論啟示和政策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