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中的馕饋贈透視

王祖龍，李 艷

（三峽大學 民族學院，湖北宜昌 443002）

禮物饋贈是人類社會人際交往中的普遍行為，中國作為禮儀之邦，禮物饋贈在或公或私的交往關系中都扮演著重要角色。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的頻發，給國家和人民帶來重大的經濟財產損失，嚴重影響人類健康和社會穩定?？v觀我國近十多年來的重大突發公共事件，每一次災難的發生總伴隨著來自其他地區的禮物饋贈，禮物承載著饋贈方的關心與慰問，也帶有各自濃厚的地域文化特色。一般情況下，大批量的物資流動是經貿活動中的常見現象，但在重大突發公共事件語境下，大批來自不同地區的物資，以捐贈的方式在短時間內向一地流動，旨在緩解受困人群的燃眉之急，這一現象也被視為“禮物饋贈”。在過去幾次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中，馕因其獨特而頗具生命力的特質，作為新疆贈禮中的必選佳品被不同接受者所稱贊。本文聚焦幾次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中的贈馕行為，分析贈禮者選擇馕作為應急物資的動機以及產生這一饋贈行為的原因，重點闡釋這種饋贈行為對贈禮者和接受者的重要意義。

一、“禮物”及其研究的啟示

關于“禮物”，人類學與社會學并沒有給出一個確切的定義，張旭在其《禮物》一書中曾提到，“‘禮物’并不是簡單的物質性的物，而是在‘禮物之成其為禮物’的事件中所呈現的紛繁復雜的神人關系、物我關系、社會交往關系和文化象征關系。這種關系可以寬泛地稱為‘禮’，它凝結著人類的個體德性、集體交往行動、道德情感、想象與象征、巫術與宇宙論觀念以及整個社會的一整套生活方式”[1]。而“禮物”研究，則可追溯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人類學重視古代社會的禮物交換習俗與禮物經濟模式的研究。不論是馬林諾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提到的巴布亞新幾內亞東部群島上的“庫拉”交易，還是博厄斯研究的北美夸扣特爾人的“夸富宴”習俗，抑或是莫斯在馬氏影響下的《禮物》一書的出版，無不闡釋了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民族群體，其禮物形式的多樣性及其交換方式所承載的社會功能和所表達的社會文化意義，揭示了禮物交換在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群體中都遵循互惠原則的共同特性，即禮儀性的禮物贈予，總要報以等值的答禮，所有的禮物饋贈都遵循著互惠性的權利與義務關系，禮物的送出與回贈構成了禮物的一種普遍性的存在形態[2]。莫斯在其著作中提到禮物是一種“總體呈現體系”，這個體系包含三個方面：一是它的主導人群，并非個人而是集體的；二是交換對象，并不僅僅限于物資和財富，而是所有在經濟上有用的東西；三是這種體系是透過饋贈禮物且自愿完成的。在重點論述“夸富宴”時，他提到，“交換與契約總是以禮物的形式達成，理論上這是自愿的，但實際上送禮和回禮都是義務性的”[3]。莫斯著重對義務性的強調而完全忽略了情感性因素，與中國人重情義不同，本文探討的就是一種情感主導下的禮物饋贈行為及其意義。

閻云翔《禮物的流動》一書是在本土化背景下，對中國北方下岬村禮物交換與人際關系模式的研究。他提出了產生禮物饋贈的三種因素：人情、面子與權力。關于人情因素，他認為，“從實踐上來說，人情代表著社會接受的、正確的人際行為”“人情倫理只能適用于一個人的關系網絡之內”[4]142，而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中的禮物饋贈是群體性行為，已然超出了“人情”所定義的范圍，但也不是與人情全然無關，它關涉人情倫理體系中的“情感聯系”這一維度。同時，閻云翔在該書中也對禮物饋贈與行動中的關系網絡進行了闡釋，“下岬村個案表明，鄉村社會中私人網絡的培養既是一種權力游戲，又是一種生活方式，關系不僅涉及工具性和理性計算，也涉及社會性、道德、意向和個人情感”[4]85。這種關系體現在經濟、政治和社會功能三方面。社會功能即社會保障功能，閻云翔以饑荒為例來說明禮物饋贈的社會保障功能?！岸Y物贈送和關系網絡也是社會援助體系，它可能以兩種方式幫助個體村民度過生活危機：（1）個人遇到非常情況時，提供諸如食品和避難處等基本需求；（2）在生命周期的危機時期提供社會援助”[4]87，從而產生兩種結果，“那些和別村的親朋好友有著良好關系的村民從他們的關系網絡中受益，而那些沒有這類人情資源的村民則遭受了嚴重得多的饑餓，甚至餓死”[4]87。這種建立在私人關系網絡上的個體對個體的援助，印證了親屬和朋友網絡在應對社會危機方面的積極功能，也是出于一種道義上的幫助。每一種社會現象都有著深厚的經濟基礎[5]，禮物饋贈也不例外。在同樣的當時的社會環境和經濟條件不足以讓人們進行大規模的社會援助，救助的范圍依舊在個體的關系網絡中展開。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系、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盵6]國家綜合實力的提高讓禮物饋贈的社會保障功能增強，人際關系網也由個人與個人拓展到群體與群體，禮物饋贈的形式及其含義也逐漸豐富起來。

莫斯對于禮物饋贈對象的“集體性”的判定以及閻云翔關于禮物的“社會保障功能”論述，無疑是具有前瞻性的，對于本文的探討也具有啟發意義。

二、特殊時期的禮物選擇——馕

贈禮者在作出每一次贈禮選擇時，除了考慮當時的環境和時機，必定還會考慮所選禮物背后的意義。不同于閻云翔表達性送禮和工具性送禮這類二元的禮物結構，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中的贈馕是兩者兼具的，既是贈禮者對受禮者祝愿的表達，又具有十足的解困性質，滿足受禮者危機時刻的日常生活之需。在以往的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中，新疆送往災區的“禮物”一定少不了“馕”（見表1），而且這種自發、自覺的禮物饋贈似乎越來越成為默契。

表1 近年來新疆在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中的贈禮事項

（一）“馕”具有的優勢

1.便捷性

馕古稱“胡餅”，它的制作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馕的產生是古代勞動人民與生存環境斗爭的結果，它作為食物的本質屬性對生命的延續有著重要作用。新疆地區獨特的自然環境，為小麥提供了天然的種植條件，尤其是天山以南的沙漠綠洲，特別適宜小麥生長。該地氣候炎熱，又干旱少雨，人們制作和存儲食物有諸多局限，所以一種適應環境且方便儲存、攜帶的馕應運而生。

馕是用新疆特產的優質小麥粉烹制而成。在傳統社會，馕的制作場地獨具特色，當地泥土易得而植被稀少，缺乏足夠的燃料，一種用于烤制馕的簡易馕坑便誕生了。馕坑以泥土為材料，做成坑形，一方面可以降低對木材的損耗，另一方面由于坑內空間大，一次可以烤制十幾個馕。馕是用發酵的面烤制而成，烤制時不放堿，只放少許鹽，烤好后的馕水分少，易保存，方便攜帶。在新疆，食馕的方式有多種，可泡在奶茶中作為主食，在夏天也可就著西瓜吃，既經濟又省事。新疆的馕種類不計其數，可以因時因需而變，且營養價值高，養胃，易消化，能滿足人們的不同需求，是處于困境中的人們用于充饑的理想食物。2013 年雅安地震時，新疆拜城縣笑好出租車隊為災區捐贈了20 000 個特制烤馕，馕里加了鮮牛奶和雞蛋，酥脆可口，有營養，吃起來方便，災區百姓就著水和咸菜就可以吃[9]。2017 年8月8日，九寨溝地震，雖然受災程度相對較輕，但災情依舊牽動著全國人民的心，身在成都的維吾爾族大叔阿爾拜科日·買買提艾力，先后兩次赴災區為受災群眾送去2 000個玫瑰花醬馕，表達對受災同胞的關心[12]。馕雖然是新疆特產，但能滿足不同民族的食用需求。2014年8月9日，云南魯甸發生地震，該地屬于多民族雜居地，新疆紅石基金會及時向云南魯甸地震災區捐贈了10 000個馕，為災區人民解困盡力，是災區應急食品的最佳選擇。

2.象征性

中國幅員遼闊，區域飲食文化個性鮮明。馕原本為新疆維吾爾族的特產，但目前已成為新疆各族人民喜愛的食品，具有鮮明的地方性和普遍食用性。在維吾爾族人民的觀念里，馕代表平安、團圓、吉祥，它作為日常生活中不可替代的食品，婚喪嫁娶、走親訪友都離不開它。因此，維吾爾族有“無馕不待客”之說。在維吾爾族傳統婚俗中，結婚當天，新郎和新娘要吃下沾有鹽水的馕，寓意白頭偕老?！耙蝗詹怀遭?，兩腿直打晃”“可以三日無肉，不能一日無馕”等俗語更是表明了馕之于新疆各族人民的重要性。馕的吃法也有講究，不能整個馕咬著吃，而是要掰成一塊一塊地吃，這種食俗的形成應該說與生存環境有一定的關系。早期的維吾爾族以游牧為生，逐水草而居，隨季節變換而遷徙，物資的匱乏使他們形成了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品質。掰食馕體現了他們“有福同享”的人生理念，即使現在生活水平已遠勝從前，這一傳統習俗仍然沿襲至今。將馕用于禮物饋贈，包含著新疆各族人民祈求接受者團圓、平安，愿與災區人民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心意。

而今，馕作為食品被賦予了更多的社會性和文化性。它不僅成為新疆的特色名片，也是維吾爾族人民的精神信仰和生活態度的集中體現，彰顯了維吾爾族飲食文化的魅力。此外，因國家行政力量與民間自治的互動共生，馕的符號性意味得到提升。接受者看到馕，首先想到的便是新疆，繼而對贈禮地區和贈禮者多了一份特殊感情。將馕作為禮物贈予其他地區或民族，已然超出了它本身的使用價值和商品價值，意味著跨越時間和地域的區隔后，馕所蘊含的象征意義和實際意義也會傳達給接受者，從而建立起生生不息的情感循環，將生活在不同區域的饋贈者和接受者關聯在一起。

（二）以國家為核心：贈馕“互動圈”中的幾種表現形式

已有的贈禮行為研究都設定在“熟人社會”中，馕作為禮物在這一特殊時期的流動，突破了地域和個體人際關系網絡的限制，進入關注度較低的“生人社會”?！百涒巍毙袨閺母緛碚f是基于各民族對國家認同的意識之上，且發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特定事件中，其所形成的互動圈也是在本國之內，贈禮與回禮的周期雖不確定，但贈禮與收禮的身份是隨著事件的改變而變動的，因之產生了三種比較典型的贈禮現象。

第一種，不同區域的群體間曾建立過“聯系”而產生回禮?；囟Y的原因是接受地區的某些團體曾經對贈禮地區的人們由于政策或其他因素進行過人才培養或經濟上的援助。2021年7月、10月，河南與山西分別遭遇特大暴雨，河南省與山西省分別對口支援哈密市與阜康市，哈密市人民為河南省災區捐助100萬個“愛心馕”，200噸哈密瓜及新鮮牛羊肉援助災區人民[13]；阜康市阜新街道各族民眾則自發組織，為山西受災民眾趕制6 000個“愛心馕”[17]。這種禮物饋贈形式并非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禮尚往來”，而是兩個不同區域的群體之間的禮物饋贈，雖然有時會出現群體數量和群體關系上的不對等，但贈禮的初衷是沒有改變的。

第二種，基于情感道義上的禮物饋贈，即收禮者非贈禮者人際網絡中的成員，也未曾建立過任何聯系。2008 年汶川地震，新疆哈密地區組織百余家烤馕店加班加點為災區趕制了20 000多個“賑災馕”[7]。2010年玉樹地震，哈密向青海玉樹災區馳援35 000個馕[8]。2021年7月河南暴雨，鞏留縣愛心人士馬芳園為災區淇縣捐贈10 000個馕和3 500箱礦泉水等價值14萬元的生活物資[16]。這幾次自發性的大批量禮物饋贈都是贈禮地區的人民完全出于同理心且不計報酬的行為。這種自發性饋贈行為和個人與親友之間的贈禮有所區別。個人與親友之間的自發性贈禮是基于穩定交往關系的禮物交換，而個人與“他人”之間的交往關系具有偶然性和隨機性特點，很可能只是一段時間內的短暫交往[18]。因此，這種偶發性和自發性贈禮行為是“感性”大于“理性”的饋贈。這種基于國民情感上的禮物饋贈，在任意一地發生重大突發公共事件時都能有效緩解民眾的恐慌情緒，不會因災難降臨時“缺衣少食”而憂慮。不同區域的“陌生群體”之間的禮物饋贈更不是道德綁架，而是基于中華民族傳統理念“中華民族是一家”的影響，這一行為也增強了非親屬血緣關系人群之間的情感互動。其實，人們并不在意禮物的本身的價值，而更在意禮物所凝聚的人情、感情及其所創造的關系，以及關系網絡的培養，試圖在關系網中尋找一種基本的支持力量，除親人朋友外，遠方的非血緣“親屬”也將是他們的資本，以便在預期的困境前渡過難關[19]。

第三種，由個體情感引起的對另一群體的贈禮行為。2021年7月27日凌晨五點，新疆疏勒縣的伊敏江·庫爾班用兩天三夜，跨越九千里親自將10 000個馕送到遭暴雨襲擊的河南周口扶溝縣，究其饋贈原因，是因河南的援疆干部曾幫助他改善了生活，而今他竭盡所能回饋河南人民[15]。因贈禮者曾經去過或機緣巧合與接受地有過接觸而對該地有一種情愫，因此一旦該地處于危難時便及時伸出援手，這也是中國傳統禮儀文化熏陶的結果，是個體情感的擴大化表達。

在過去，禮物的象征意義主要是情感交流，情感因素占據主導。經歷了社會變遷與社會流動，禮物的象征意義由情感因素弱化、功利性因素加強，到逐漸成為工具化手段，是用來獲取利益的媒介與手段[20]。在新的意識形態與傳統觀念的共同作用下，禮物饋贈在危難時期依舊以情感因素為主導，體現出贈禮者與受贈者“患難與共”“同舟共濟”的心理預期。從長遠來看，以國家為核心的互動圈一旦形成，互動圈內的各成員都處于“熟人社會”中，增強了各成員應對風險的能力。

三、“馕”饋贈的意義

“禮物”研究屬于物質研究，但禮物饋贈是由人促成并引導的，不同的社會背景對于禮物、贈禮者和接受者的影響都是不同的，不同環境下人們的心理和行為方式也有很大不同。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中的禮物饋贈，打破了原本以人情、面子和權力為目的禮物流動動機，重新建構起更大范圍的禮物饋贈網和“親屬關系”網?？缭搅藚^域、距離與民族的禮物饋贈，實質上是一種不計成本、不求回饋的自愿贈予，這種看似不平衡、不對稱的禮物饋贈行為背后，蘊含的是對接受者的同情與支持。

（一）強化互動圈內各成員的情感聯系和共同體意識

綜上可知，首先，在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發生時期，馕作為救災食品在異地流動具有一定實用性。其次，也證明了在禮物饋贈與關系實踐領域中，新疆民間的贈馕行為其實體現出來的是一種“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同理心。這種同理心的產生源于贈禮雙方對中華民族身份的集體認同，正如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所提出的差序格局一樣，在這種格局中，親近性會隨著物理距離和社會距離的逐漸擴大而出現梯度衰減。在對自我身份的認同下，這種親近性的范圍就包含全體中國人民。在特定環境中，以贈馕為表現形式的各地區群體之間的禮物饋贈，在本質上也體現著禮物交換的互惠原則，相對于通常意義上的互惠而言，這一時期的互惠將贈禮雙方身份的政治屬性放大，以國家為核心，重新建構更大范圍內的差序格局，呈現出的是一種反結構的價值訴求。

美國學者杰里米·里夫金在《同理心文明》一書中提出了“在危機四伏的世界中建立起同理心文明的全球意識”[21]，他認為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簡單而深刻地闡述了這種同理心。在當下，馕既能滿足制作者的口腹之欲，又能成為溝通人際關系與民族情感的特別載體，特別是在危難時期，任何禮物饋贈的情感價值都要遠勝它的經濟價值，實現了禮物情感價值的最大化。正如哈正利所言：“地域性互惠不是與生俱來的民族性本質，也不是憑空產生的利益合作。它是通過交往互動形成的包含情感在內的文化共同體?！盵22]“這種互惠是根植于潛在的文化基質，在中國就是人情倫理；中國人的禮物是可以讓渡的，并且禮物自身并不蘊含任何超自然的力量；禮物沒有精神，是人的精神將雙方聯系起來，不是物品而是物品傳達的人情是不可讓渡的?！盵23]在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一次次考驗下，向受災群體饋贈禮物已在民眾心理上形成了集體認同，成為人們的共識，這種共識是心理歸屬與環境氛圍相互作用的產物，深刻影響著社會成員的行動態度與互動關系。新疆地區選擇馕作為這一特殊時期的禮物，也是該地區人們達成的共識，這種共識分為兩種：一種是禮物選擇的共識，另一種是饋贈行為上的共識，饋贈行為上形成共識的前提是贈禮者沖破區域歸屬感后對接受者和國家的認同感。如今，贈馕已不局限于同一民族之間，饋贈范圍與對象的擴大證明了單一民族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認同。2021年8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指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是要引導各族人民牢固樹立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24]。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的發生反向加強了各族人民的思想認同和情感認同，對于贈禮者而言，贈禮對象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生人”，而是與他們命運相關的一家人。饋贈者通過禮物饋贈向受贈地區的人展示自己也承擔了作為大家庭一員的責任和義務，這既是該地區人民對中華民族大家庭的認同，也獲得了其他群體對該地區人群的認同?；尤雀鞒蓡T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這種基于共同體意識而形成的禮物饋贈互動圈在一次次危難的考驗下也更為堅固。

（二）饋贈方無意識的聲望獲得

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中的贈馕行為，從區域文化交往的行事動機上看，當屬無意識的行為，但實際上卻造成了有意義的結局，即在一定程度上對區域間經濟、文化的交流與傳播起到了補充作用[25]。馕作為古絲綢之路上的常見食物留存至今，不僅沒有中斷而且被賦予更多的文化內涵，如今又通過新絲綢之路傳至國外。新疆的馕雖已形成產業化的生產模式，但馕的銷售市場仍有其局限性，市場占有以大中城市為主，未曾涉及小城市或鄉鎮地區。在這種特殊時期贈禮的語境下，那些未曾去過新疆及未曾品嘗新疆美食的人體驗到承載著新疆人民熱情的馕，無疑是將新疆馕文化的獨特魅力傳遞給了更多人。挖掘傳播馕文化，對于傳承弘揚中華傳統飲食文化，增進各族群眾的交往交流交融，增強各民族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認同，顯然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在不平衡的禮物饋贈中，不可避免地牽扯到聲望的獲得。誠然，此種背景下的饋贈者與接受者不存在地位等級上的高低，因此也不存在聲望上的“向上”或“向下”流動，聲望在這種情形下可以忽略不計，但是真實地產生了。雖然格雷戈里曾斷言，贈禮者的優越性是“全世界禮物交換體系的共同特征”[26]，但這一禮物饋贈產生的動機并不是以獲得聲望為目的的，而是在這種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中，媒體的宣傳會給贈禮者帶去一定的聲望，這并非贈禮者贈禮的目的，只是贈禮行為產生的附加效應。

贈馕可以看作一種情感與身份的傳遞。饋贈者與回贈者不斷地交換著角色，本場次中的饋贈者將是下一個場次中的接受者，而這個場次中的接受者又將變為下一個場次中的饋贈者[27]。因此，這種矛盾性不可避免。在角色的轉換中，聲望也會隨之變化，而且每一地區作為饋贈者都在無意識地收獲聲望，并不為一地所獨有，因而在同等級的饋贈者之間也是平等的。

（三）社會信任的增強

德國社會學家西美爾首先提出信任是社會力量整合的關鍵[28]。共同應對危機對社會信任的促進作用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增進“大家庭”內部各成員之間的信任感；二是公民對國家的整體信任增強。

特殊時期的禮物饋贈行為為人們建立了溫情脈脈的人際關系，以群體性信任為前提的人情網，又培養了人們強烈的責任感和信任感。這種與陌生群體之間心照不宣的信任感隨著數次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的發生而不斷增加。盡管閻云翔的研究是聚焦中國的漢族農村社會，但是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家庭，悠久的歷史造就了各民族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實。當維吾爾族人民把馕作為禮物饋贈給有需要的人時，他們作為饋贈者渴望和另一地區構建長期的友好關系，也能體現出維吾爾族觀念中與其他族群和諧共處的愿望[29]。禮物饋贈是各民族相互依賴與團結的象征。因為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的不確定性，導致饋贈方與接收方的角色并不固定，從這種意義上來說，贈送也是為了在未來急需時以獲得其他地區幫助時而自愿產生的行為。這就構建了一種獨立于個體人際關系網外的交叉互惠關系，從而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禮物流動圈，處于禮物流動圈內的不同群體擁有穩定的關系，各群體間可以彼此信任、相互依賴。

重大突發公共事件是對國家整體實力的考驗，深究贈禮主體，無論是政府、社會團體組織或者個人都在風險治理中扮演著不可忽視的重要角色。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的危急性和破壞性都極大，在風險治理過程中，個人和社會組織的參與都有其價值和意義，他們在危急時刻體現的社會責任與擔當意識，對維系公眾信任有著重大作用。中國古語有云：民無信不立。每一次突發事件的發生，既是政府和社會組織建立起擔當形象的契機，也是培育社會信任的重要平臺，他們的作用不僅是“禮物饋贈”（物資調動），還有人力與資金的籌集，他們通過自身良好的行為能力與服務態度贏得社會的信任。

（四）滿足接受者的社會需求

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的發生導致受災地的資源嚴重短缺，受災群眾的基本需求難以保證，“禮物饋贈”有效地緩解物資緊張的局面，較好地滿足受災者的社會需求。

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人類的基本需求被劃分為五個層次，從低到高依次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重大突發事件的發生往往會同時影響受災者多方面的基本需求，尤其是生存狀態。按照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不同類別基本需求有高低和先后之分，只有低層次需求得到滿足，高層次的需求才會產生，在生理需求尚未得到滿足的情況下，安全需求不會出現；依此類推[30]。生理需求包含穿衣、飲食、居住、睡眠、空氣和性關系。因此，這一時期的贈禮者根據受災者的禮物偏好，選擇了可以解決受災者溫飽問題的“禮物”，如馕、飲用水等，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受災者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位于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的第二層，主要包括生理安全和心理安全。生理所遭受的創傷主要依靠國家政府安排醫療救助得以確保，國家的全力救援和災后重建給每位受災者帶來心理上的慰藉和安全感，各省市以及民間團體組織及時的“禮物饋贈”有效地緩解了受災者焦慮、不安、恐慌等情緒，讓失去家園、親人和朋友的受災者感受到來自全國各地兄弟姐妹的關懷，災難的考驗也在一定程度上讓原本相隔千里的個人或群體建立起深厚的友誼，給予受災者歸屬和愛，彌補原有關系網的破壞帶來的心理傷痛，滿足了馬斯諾需求層次理論中的社交需求。

（五）有利于促進社會應急管理機制的建設

從古到今，我國社會發展的每一時期都打著深深的災害烙印，已歷經過無數次的重大突發公共事件。從原始社會的自救到封建社會依靠朝廷救援，再到現在的政府組織、社會各階層團體共同出力，應對危機狀態方式的演變，這不僅是國家實力和國民自信心增強的體現，也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在應急機制上的體現。城市應急管理協作機制的核心要義在于匯集各方治理合力，充分發揮中國共產黨、政府、社會、公民的治理力量，以系列法律法規為支撐，構筑“大應急管理”格局[31]。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的“禮物饋贈”行為不僅是公民參與應對社會危機的社會責任感的體現，也是社會危機時期國家應急機制的一種有益補充形式。

2003年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非典”，暴露了我國政府在應急管理方面的許多不足，促使國務院在2006年1月8日發布了《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標志著我國在應急管理工作方面有了制度性的依據。從汶川地震至今，多次實踐經驗表明，隨著應急保障能力的提高，我國的應急機制在逐步完善，社會參與機制也在逐步改進，公民主動參與的意識也在逐漸增強。

從我國應急管理體系變遷的歷史邏輯看，“一核主導、多元共治”始終是其核心發展主線。在黨的領導和統籌協調下，組織動員多元治理主體協同參與，有利于打造應對風險治理的命運共同體。

四、結語

在馬克思看來，所有的社會關系歸根結底是經濟關系，即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無論是熟人社會，還是陌生群體之間，都取決于經濟的發展。正如閻云翔在《禮物的流動》一書中所說的，在社會經濟困難時期，人們對于私人關系網絡的依賴更強，在遭受饑荒時可以從各自的關系網中受益，若人情資源薄弱可能就無法度過饑荒[4]。如今，我國經濟實力有了整體提升，援助從熟人之間擴展到陌生人之間，陌生人也成了可以信任和依賴的力量，跨區域的群體關系網應運而生，這也直接印證了經濟基礎決定社會關系。

在中國傳統倫理道德觀念的影響下，人們會有一種“推己及人、將心比心”的同理心和“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情懷，特殊時期的禮物饋贈不是乞求同等的回禮，更不是其他經濟上的回饋，而是帶有一顆普世的悲憫之心。這種禮物饋贈，既不是“表達性禮物饋贈”，也不是“工具性禮物饋贈”，它自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是特殊事件造就的一種行為，贈禮時機與贈禮對象都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這種禮物饋贈，既能帶來情理上朋友圈的擴大，又無須被迫回禮，給接受者帶來經濟負擔。這種互惠不局限于兩個區域間的互惠，而是一種“傳遞式互惠”，每一次饋贈行為的發生都意味著下一次饋贈交換行為的開始。其保障了在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中“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效應，不會產生“孤立無援”的局面，相當于不同的集體分擔了受災地的義務。它突破了傳統禮物饋贈中血緣和地緣的限制，這是人們經濟生活水平的提高與人文關懷的增強共同作用的結果，在解決當下困境的同時，也有助于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共生發展。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傳統型禮物饋贈的消解。這種“發乎于心，表乎于禮”的情感式禮物饋贈，完全不同于莫斯在經典禮物研究中的義務性禮物饋贈，它不分城市農村，不分親疏內外，只是心中情感的物質表現。這也進一步證明了閻云翔后來研究中涉及的情感在禮物交換中的重要性?！拔锱c人的互動、物性與人性的關聯都說明物在崛起，人的生命也可以通過物的方式去表達。即使在商品經濟異常發達的當今社會，非商品性的禮物交換依然與商品交換同時并存，它不但沒有被取代，而且呈現出物質文化研究的新特點，是具有時代特征和反思性特點的研究范式參照?！盵32]

綜上所述，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中的禮物饋贈行為是一種超越“禮性”的行為，是通過感性和“心意”支撐完成的，超越了事件和禮物本身。它根源于中華民族歷史上培育起來的一種近乎血緣關系的親屬情懷，超越了禮物交換的互惠倫理原則，展示了無私的特性，被國人普遍去實踐卻從未被質疑的“真理”，展現出人性美好一面的人類社會行為。正如馬克思所說的：“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現在正在各地提倡各民族的兄弟友愛，用以對抗舊的赤裸裸的民族利己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偽善的自私自利的世界主義?！盵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