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賦能語境下鄉村生態環境有效治理的策略選擇

馬巖 姚丹 牛凱

摘 要：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持續推進，鄉村經濟得到顯著發展，但同時所導致的鄉村生態環境的逐漸惡化，已成為當下鄉村振興過程中不得不重視的“灰犀?！?。在鄉村經濟不斷繁榮發展的背景下，鄉村地區各項基礎設施逐步完善，這也使利用大數據等新興技術賦能鄉村生態環境治理成為可能。為實現鄉村生態環境的有效治理，以技術賦能視角為切入點，將技術賦能引入鄉村生態環境治理領域，對技術賦能視角下鄉村生態環境治理不同維度的轉變進行論述研究，探索鄉村生態環境有效治理的策略選擇。

關鍵詞：技術賦能;鄉村振興;鄉村生態環境;有效治理

中圖分類號：F320? ? ?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3-291X（2022）16-0019-03

鄉村生態振興目標的實現是鄉村振興戰略成功實施的現實要求，關系著鄉村人民對于生態美好生活的追求與向往。如何推動鄉村生態環境的有效治理，是實現鄉村生態振興路上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對此，《數字中國建設發展進程報告（2019年）》中指出，“生態環境的數據化管理技術成為推進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手段，全國環境監測網絡持續健全，為開展污染防治監管執法聯防聯控提供精準支撐?！盵1]隨著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虛擬現實、智能傳感、大數據等技術的逐漸成熟，技術賦能生態環境治理逐漸成為未來我國生態環境治理的新范式。技術賦能是推動我國生態環境治理模式轉型的關鍵，成為未來我國應對生態環境問題的新出路，而現代信息技術的嵌入則為傳統鄉村生態環境的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對于提高鄉村生態環境治理能力，進而實現鄉村生態振興目標具有重要的意義。

縱觀既有的圍繞鄉村生態環境治理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一系列豐富的成果，主要圍繞在鄉村生態環境問題的成因與表征、治理模式與治理理念等方面。就鄉村生態環境問題的成因與表征而言，王永生、劉彥隨在闡述當前鄉村生態環境現狀的基礎上，分別對大氣、水體、土壤等方面污染問題的表征及其背后的深層次成因進行了深入的剖析，為鄉村生態環境治理提供了方向指引[2]。在鄉村生態環境治理模式方面，姚翼源、方建斌對鄉村生態環境多樣的治理模式進行了詳細闡述[3]，包括“田園綜合體”與生態特色小鎮等綠色治理模式與“富人治村”“能人治村”等鄉村精英治理模式。就鄉村生態環境治理理念方面而言，郭少華對“頭痛醫頭”“揚湯止沸”式的機械的功利化的治理理念等進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以源頭治理、數據治理等新理念助力鄉村生態環境治理的策略選擇[4]。以上眾學者雖然在針對鄉村生態環境治理的不同方面分別進行了較為系統的闡述與改進建議，但對于利用何種途徑或方式促進治理理念、治理模式等在鄉村生態環境治理中實現真正的轉變與革新方面則并未有較為系統的研究。本文將技術賦能這一范疇引入鄉村生態環境治理當中，以期通過技術賦能鄉村生態環境的治理，能夠有效促進鄉村生態環境治理在治理邏輯、治理理念及治理模式上實現轉變與革新。

一、技術賦能語境下鄉村生態環境治理不同維度的轉變

（一）技術賦能語境下鄉村生態環境治理邏輯的轉變

1.自治：由內而外的內生型治理邏輯。在鄉村生態環境治理過程中，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與制度，但往往未取得預期的治理效果，其中一個原因是以往政府家長制的包辦治理邏輯多少忽略了村民作為鄉村生態環境治理的中心力量，不可避免地使得這些政策與制度懸浮于鄉村之上，無法真正激發鄉村內生動力，有效發動基層群眾的力量。大數據、無人機遙感等新興技術的引入能夠為村民提供機會與資源，實現對村民的有效賦能，提升其環境自主治理能力與生態自覺維護意識，使村民得以從事以往因知識、技能、手段的限制而無法參與的基層工作。其次，新興技術的“下鄉”與運用賦予村民更多的自主權，擴寬村民參與公共治理的渠道，能夠在充分尊重鄉村內在規律屬性的前提下，源源不斷激活鄉村內生動力，促進村民自治制度的真正落實，使村民實現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推動治理邏輯向村事村管、民事民辦的內生型治理邏輯轉變，實現治理運行民主化。

2.善治：多元互動的綜合型治理邏輯。要實現鄉村生態環境治理效能的躍升，就要推進鄉村生態環境治理現代化，即實現鄉村善治。實現鄉村善治就需要政府、企業、村民等多方主體共同參與到治理過程當中，而在鄉村地區出于地理交通不便、地域空間阻隔、基礎設施落后等客觀原因的限制，善治愈加難以實現。而通過大數據等新興信息技術建立鄉村數據信息共享平臺，利用“數據跑腿”方便、快捷、準確的優勢特點，及時將收集到的數據信息進行加工處理與多方傳遞，能夠有效化解鄉村地區信息傳遞的阻隔與滯后問題，推動鄉村生態環境多元共治格局的建立，使多主體同時參與、實時共享、共同決策在鄉村地區成為可能，實現治理主體多元化。

（二）技術賦能語境下鄉村生態環境治理理念的轉變

1.推動應激治理與事后治理向主動治理與源頭治理轉變。長期以來，我國的鄉村生態環境治理是一種被動應激式的“事后治理”理念與“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機械治理理念，缺乏事先預測、事中溯源的觀念與意識，這極大地降低了鄉村生態環境治理的能力與效能。大數據等新興技術的核心功能便是“預測”，利用鄉鎮政府、鄉鎮企業、鄉村村民等多方主體掌握的鄉村社會各方面的數據信息，建立起數據分析與數據監控的網絡，并通過信息數據的研判和預測，及時發現鄉村生態環境中可能存在的問題與隱患，制定防范和化解風險的預案，在生態環境問題還未爆發時就介入治理，將傳統的事后處理轉變為事前防控與事中治理，有利于提升鄉村生態環境的應急治理能力。其次，在治理生態環境問題時，還可利用大數據，無人機遙感等新興技術對引發生態環境問題的誘因進行溯源，革除“頭痛醫頭”的弊病，實現系統治理、源頭治理。

2.推動經驗治理與經驗決策向數據治理與數據決策轉變。由于鄉村地區地域遼闊，地質條件復雜、生態資源多樣等特點，使得鄉村生態環境治理工作存在一定難度。治理者在面對頻發的自然災害與環境問題時，多參照以往的治理成果與治理經驗做出治理決策和治理行動，缺乏一定的科學性。因此，通過大數據等新興技術對鄉村地區的環境、村落、村民等關鍵信息進行充分收集與深入分析，利用數據輔助決策就顯得尤為重要。利用大數據技術對鄉村地區包括空間環境、生態資源、人口數量、生活方式等多方面孤立與零散的信息數據進行高效處理與挖掘，將零碎的“點數據”與“條數據”進行整合并全面分析，為治理者制定決策提供可靠的科學依據，形成用數據治理、用數據決策的鄉村生態環境治理科學決策機制，實現治理決策科學化。02EE8B5C-AEA7-4B11-B51B-DC34D4AA5AD5

（三）技術賦能語境下鄉村生態環境治理模式的轉變

1.新興技術可有效推動建立綜合協同治理模式。鄉村生態環境問題具有跨域性、流動性和復雜性的特點，需要形成跨行政區、跨科層、跨部門的綜合協同治理模式，但當前鄉村生態環境治理的結構越發呈現碎片化形態，其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治理區域碎片化，與生態環境問題的跨區域、流動性特征相對的，當前鄉村生態環境治理模式仍然基于傳統行政區劃而展開，各轄區政府之間缺乏溝通與協調整合。二是組織結構碎片化，生態環境治理涉及基層環保、農業、財政、水利、礦產資源等多個部門，在獨特的條塊體制下，生態環境治理工作極易出現職能交叉、責任推諉、資源浪費等現象，極大地降低了生態環境治理效能。首先，可利用無人機遙感技術“機動、快速、經濟”的優勢特點，進行跨區域探測與監控，并對險要區域實施全方位無死角式勘察，做到全域生態環境信息數據的收集，了如指掌方能心中有數。其次，利用大數據技術“自由、開放、共享”的優勢特點，建立跨區域、跨科層、跨部門的聯合治理網絡，突破區域與層級障礙，有效破除“各自為戰”的割裂狀態，并將原來各區域、科層、部門的零散碎片的信息數據進行分析整合，從而有效推動主體間的協作共治。

2.新興技術為推動綠色發展協調治理模式提供思路。長期以來，基層政府“先發展后治理”的發展理念，使得生態環境治理的工作優先級往往被排在經濟發展之后，生態環境治理也變成了“事后治理”。綠色發展協調治理模式是將鄉村生態環境治理與鄉村綠色發展相結合，根據鄉村生產生活的發展需要開展生態環境專項治理，將鄉村生態環境的優勢轉化為發展綠色經濟的優勢，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的同時提供更多更好的鄉村綠色生態產品與服務，才能真正實現生態環境治理和綠色經濟發展間的良性循環。首先，通過清潔生產技術的引入并賦能鄉村農業生產領域，推動建立有機綠色食品等生態農業產業，推動鄉村地區“產業生態化”，在既能提升區域土壤與灌溉水等生態環境質量的前提下，又能依靠綠色農業產業助推鄉村經濟發展。其次，通過污染預防技術及垃圾處理技術將生態環境治理與鄉村景觀化改造結合起來，在發展農家樂、鄉村游等休閑服務業的同時，綠化生產生活環境，提升鄉村生活質量，實現以生態治理促進綠色發展，反之又以綠色發展帶動生態治理的協調治理模式。

二、技術賦能語境下鄉村生態環境治理的困境與問題

雖然技術賦能對于鄉村生態環境治理具有極大的推動作用，但技術賦能在鄉村地區的實際應用卻還存在著較多阻礙與困境，這主要體現在以觀念困境與文化困境為主的個人層面、以組織困境為主的組織層面和以結構困境為主的社區層面三個層面之中。

（一）觀念困境與文化困境

雖然如今的信息技術發展迅速，能夠為鄉村社會提供現成的強勁的發展動力，但這一外源性的模式終究無法使村民自覺自發地參與其中，主要存在以下兩方面原因。首先，被鄉土傳統與保守意識桎梏的觀念困境。傳統的生活觀念與生產生活方式在鄉村社會中已是根深蒂固，這無疑對于現代新興技術的引入與推廣都產生了一種排斥性心理。這種保守的思想觀念與傳統的文化習俗早已根植于村民的內心深處，致使村民一味地固守傳統，拒絕新穎便捷和綠色環保的生活方式。其次，知識素質與自我能力限制的文化困境。村民作為鄉村生態環境治理的中心力量，但由于文化程度較低的限制致使村民們在生態認知上還較為淺薄，村民無法深刻認識到環境保護與生態治理對于自己利益的影響，這也導致了村民作為治理主體的責任缺失。新興技術的承接要求具備一定的知識與技能，而文化水平與專業技能的缺乏使得他們難以達到新技術承接的要求，這為新興技術的成功賦能帶來不可避免的阻礙。

（二） 組織困境

有學者提出，在鄉村社會中，我們所說的“社會”和“鄉民”都不能成為鄉村技術生長的根，而只有處于這兩者之間的鄉村組織才能通過規則與集體行動，為鄉村技術賦能的有效性提供基礎。鄉村生態環境治理中最先直面環境問題的往往是基層組織，而新興技術的最先承接者也是基層組織，但由于基層組織規則缺少、紀律松散、組織水平低下等限制無法有效承接新興技術。一方面，因為村民個人與組織集體間存在著利益偏差，組織內不同的利益主體存在著不同的價值取向與利益訴求，這對于形成有效的組織向心力造成阻礙。另一方面，基層組織多為村民自治形成的集體組織，缺少具有向心力與號召力的人員，更缺少具有約束力的組織規則與組織紀律。這些原因也導致當前鄉村生態環境治理中，基層政府對于鄉村生態環境治理多采取外源性的發展模式，即通過下鄉技術人才來直接操控新技術與新設備，這基本將新興技術懸浮于鄉村社會之上。梁漱溟先生所感嘆的“我們動而農民不動”，是對鄉村建設技術化困境的一個精準表述，實際指出了鄉村建設的“去農民化”，這其實同樣也是現代技術無法真正“落戶”鄉村的內在困境。

（三）結構困境

鄉村生態環境治理及不同行政區域、不同官僚科層及不同管理部門，是一項兼具系統性與綜合性的工作，而當前鄉村生態環境治理仍舊延續傳統治理格局?；趥鹘y行政區域劃分與條塊分割的權責體系使得各轄區、各層級、各部門之間存在著各自為政與相互獨立的現象，不同主體紛紛“各掃門前雪”的政治生態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信息孤島”，這直接阻礙了生態環境信息數據間的傳遞與共享，導致鄉村生態環境治理的信息數據共享體系難以建成。

結語

雖然技術賦能在鄉村生態環境治理中面臨著實施困境，但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逐步推進，鄉村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與文化教育水平也在不斷提升，技術將不斷進入到鄉村發展的各個領域之中，鄉村的發展也會越來越離不開技術的支持。新興技術賦能之下基層鄉民將獲得更多的參與權與自主權，逐步激活參與熱情與提升治理能力，成為鄉村生態環境治理的中心力量。

參考文獻：

[1]? 網信辦印發.數字中國建設發展進程報告（2019年）[EB/OL].搜狐網，2020-09-16.

[2]? 王永生，劉彥隨.中國鄉村生態環境污染現狀及重構策略[J].地理科學進展，2018，（5）：710-717.

[3]? 姚翼源，方建斌.社會資本參與鄉村生態治理的共鳴、局限與策略[J].現代經濟探討，2020，（6）：127-132.

[4]? 郭少華.基層政府生態環境治理能力提升：發生邏輯、困境分析與提升路徑[J].鄭州師范教育，2021，（4）：8-10.02EE8B5C-AEA7-4B11-B51B-DC34D4AA5AD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