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東平的“格調”：作為作家與作為文學現象的探索

摘要：丘東平被稱為戰地文藝的開拓者。長期以來，對丘東平的相關研究往往聚焦于戰爭文學題材寫作與藝術特色研究，對其作為“戰地文藝”的“開拓”著墨不多、理解不夠。丘東平的格調特殊之處有二，一是他作為戰地實際戰斗員與戰地文藝作家組合的人與文的特殊性，二是他作為戰爭時代從底層逐級上升的現代中國觀察者、體驗者、書寫者的典型意義?；谏鲜龆说挠^察與理解，將開啟對作為作家與文學現象的丘東平再度綜合研究的學術開端，前景令人期待。

關鍵詞：丘東平;戰地文學;敘述深度;敘事廣度

一、戰爭之子：丘東平的多元面向

丘東平是特殊的，縱覽丘東平研究或者回憶的相關文字，可以說這是共識。丘東平是獨特的“一個‘這個”[1]。

邱東平的獨特之處之一，就在于他不是和平時期的戰爭作家，而是戰爭時期的軍中作家。丘東平是為戰爭而生，也是戰爭之子，他與戰爭的關系，他所看待的戰爭，戰爭和他之間的這種聯系，都跟別的作家和別的戰士不一樣。

作為戰地作家的他，有著多元的面相：他是一個戰爭中誕生和哺育出來的作家，又是一個參加戰爭后主動融入戰爭的作家。他是群體戰爭中的個體，寫出了戰爭洪流中的泥沙俱下;他又是個人戰爭的主體，寫出了戰爭時期個人內心的呼嘯、痛楚與吶喊。他寫的戰爭既是群體的又是個體的戰爭，既是內在的也是外在的戰爭，既有民族之間的也有民族內部的戰爭。在他的筆下，戰爭和生活是一體化的，既有高層的運籌帷幄，也有底層的懵懵懂懂;既有戰局時事的自如舒展，也有人性莽荒愚昧的隨波逐流。

丘東平作為戰地作家，特殊性還在于，他還是一個有著自覺的反思精神、追問精神的作家，一個對戰時生活有著相當洞察力和感受力的作家。他寫戰爭，寫亂世時期的戰時生活，寫變革動蕩年代的底層、農村、軍中內外，第一出發點不是他對戰爭的先入之見的政治站位和歷史定性，而是他發自生命本能的痛苦、困惑與不解，是源于身體本能的激變與憤懣，甚至源于肉體的生理反應。他的大量戰地題材的創作，往往是上述一些元素糾纏而成的樸素人生苦悶與人世悲歡。也正是因為這一點，丘東平的寫作與“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2]有關。

古往今來，戰爭并非稀奇事。丘東平所在歷史時段，戰爭更是日常，寫戰爭也是常態。但是他所寫的這些題材為什么能夠留下來？為什么他有必要寫？當然不是他一心想當作家，而是他覺得他的經驗很特殊，跟別人不一樣，他看到的東西比別人更深刻更真實，也正是因為這一點給了他很大的自信，甚至于因此發出令胡風感到“受威脅”和“狼狽”的“輕蔑人的格格格的笑聲”[3]。當然，丘東平個人性格上的那種羞怯、內向，也可能會讓別人有不同判斷。但事實上，從另外一角度說，這也許一方面是題材自信，一方面則是性格上帶來個人風格的內斂。

人其實本身就是矛盾綜合體，外形上長得非?？喔叽?，但性格上卻有點羞怯內斂，丘東平作為作家的特殊性，表現為一系列的矛盾，甚而至于人們對此的評價往往也是矛盾的。首先是風格上的矛盾。一方面是題材的宏偉、壯闊、深刻。另一方面，是寫作的細膩。犀利的深刻、剛毅的溫柔，正是這種矛盾的錯綜的風格呈現，卻完整地融合在一起。與此同時，我們也注意到題材中國化和作品里面人物的（比如說名字，稱謂……的歐化）[4]，往往奇怪地攪合在一起。

其次是丘東平跟戰爭的關系也很矛盾。丘東平對戰爭的理解、戰爭與他本人的融合關系是非常獨特的。他不是外在于戰爭，他也不是內在于戰爭，他就是戰爭中的一個成員，或者說是戰爭中的一個構成、一個零件，或者簡直可以說他就是戰爭。丘東平是全身心去體驗戰爭、融入戰爭，把自己當作戰場元素，在戰爭中去體驗生命的悲歡，在戰爭中體驗生活的酸甜苦辣，在戰爭中寫戰爭，在戰爭中理解戰爭，在戰爭中感受戰爭，在戰爭中反思戰爭。這跟其他人體驗戰爭的外在的、世界的和內在的視角都不一樣，與別的作家寫戰爭的他者視角也不一樣。少有人像丘東平這樣寫戰爭的，也極少有像丘東平那樣寫出了戰爭中的人生、個體、鄉村生活和戰爭生活的，更沒有人像丘東平那樣能夠超越戰爭雙方勝負、性質和立場去體驗戰爭。丘東平把戰爭當作人生、歷史和日常生活的全部，將其當成是自己對這個世界的參與、融合與互動，他對歷史的參與與擁抱。他從這個角度去寫戰爭，這就是丘東平對于戰爭，對歷史，對社會的特殊體驗通道。甚而至于，連丘東平眼中的風景，似乎都是戰爭化的擬態，例如

在永春，在福建的山洞中蘊積著的熱氣火辣地、久久不散地在浮蕩著，使人們的靈魂脹大而沉重，仿佛在他們的身上遺留了無數的毒箭。山腰上的松樹，經不起太陽的烈焰的燃燒，慢慢地變成了焦黑，葫蘆草的綠色也變成暈濁的了，洋柿子的紅色泛著太陽的毒?！柨煜律搅?，桃溪的響聲一陣陣地顯得遼遠而沙啞，溪水峻急地、激蕩地沖擊著溪岸，震撼著沿岸用木樁搭架起來的房子，房子用背脊向著溪流，向前傾斜，看來是一個尾隨著一個背后，狼狽而恐慌，仿佛要逃開那亂暴地叫喊著的溪流的侵襲?！蚁蛑厦媪魅?，在和永春城接觸的時候突然把面積擴大起來，峻急、激蕩的波瀾慢慢地靜止了，而響聲則顯得更加遼遠下去……[5]

于是激烈的變動開始了——

在前面約摸五公里遠的公路上，突然發出了一陣猛烈的排槍。相隔不到五秒鐘，左邊稍遠的黑色的高屋上，有連射至三千多發的激光槍在叫囂著。這是一種出人意外的突發的騷動，密集的槍聲竟象春天的蛙鼓似的到處呼應著，互相傳染著，每一陣的槍聲發出之后，總是久久不歇地在四面的樹林和房屋之間作著繚繞，而且重重地續集起來，使空氣變得沉重而緊張，至于疲乏地發出氣喘。有時較高的聲浪突然地掀起了洶涌的波濤，仿佛把千百只的狼趕向空中，叫他們互相搏斗著，嚙咬著，出激烈的咆哮。[6]

由此可見，丘東平說戰爭使我們的生活單純化，他這種純化不是說他跟戰爭沒有關系，他越是純化，就越是能夠體驗到戰爭的復雜性、殘酷性、詭異性、殘忍性。對丘東平而言，所謂的戰爭的純化，事實上指的是對戰爭融入的飽和度，而不是丘東平“防備戰爭敘事的單純化”[7]。正是這種充分的戰爭飽和度，成了他在眾多左翼作家、戰爭題材作家中擁有相當高的識別度的原因和奧秘所在。1CE2F947-6350-4905-9E15-54953747A3AF

這也就是丘東平創作的又一個特殊性，他是反方向的、逆潮流而動的戰地作家書寫，他是戰中寫戰、以戰寫戰，呈現出戰場的原生態。他不是以復雜寫復雜，他是先單純、先從簡單化再復雜化?；蛘哒f越是簡單化，反而就越復雜化。這種逆反的、逆風而行的書寫，反常態的書寫心態、姿態和角度，使得他的戰爭敘述跟別的作家不一樣，無論是寫戰爭也好，無論是左翼文學也好，無論是寫那個時代特殊歷史題材也好，他都顯得跟別的作家不一樣，因為他不是后設視角的史家，它是即時戰爭的體驗者和觀察者、反思者，用的是平視和融入的視角。

二、文學與報告：

“文學場”里的丘東平

眾所周知，丘東平評價史上的周折，除了周揚的“話中話”[8]，另一淵源就是報告文學《東平之死》[9]。這篇報告文學的創造性想象是丘東平的“死”，即他為什么選擇“自殺”這樣的犧牲方式。

的確，不管是想象的還是虛構的，或是根據史實回憶的，丘東平的死因和選擇赴死的方式，每個細節都可以衍生出許許多多歧義的解釋，推出的結論也大不相同。但它們又基于共同的邏輯，就是丘東平的性格是矛盾的。顯然，如果承認他是矛盾的，就是一種解釋。如果他不是矛盾的，又是另外一種解釋。這篇報告文學引發相關方面的爭議，要害其實在這個地方。因此，回到問題的原點，還是追問到底丘東平是不是一個矛盾的人。

而關于丘東平人的問題，就直接聯系到他的文，他的作品。如果他是一個矛盾的人，那么他寫的文字是否也是矛盾的？矛盾的人寫下矛盾的文字，就會有數種的基于這種邏輯聯系的可能與猜想。這也就使得丘東平的評價和他的作品解讀，陷入了更多復雜性。如此一來，對于理解在大革命語境、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的丘東平，都帶來許多絞纏不清的話題。不僅如此，如果丘東平是舉槍自殺，這種犧牲方式在相關宏大敘述話語流中，是無法歸類的。

我們有狼牙山五壯士跳崖，有紅軍戰士跳黃河，但都是因為強敵逼迫，而且是采取肉體撞擊、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決絕姿態犧牲。而在沒有此類絕境逼迫的情勢下，因人物內在精神緊張而采取舉槍自殺的方式，這種模式的犧牲，無疑在新中國的戰爭史、英雄史上都極少論及。同樣是犧牲，宏大敘事都擁有一個共同的原則，那就是槍口一致對外。這才是丘東平這個戰士兼作家矛盾與否，以及他如何犧牲的歧解所帶來的最根本的難題。

報告文學《東平之死》對于此后的丘東平評價造成了巨大的困擾。歷史大趨勢，隨著這個新政權的建立，要求就是不斷純粹化、單純化，一體化，敘述聲音一元化。而這篇報告文學帶來的挑戰，恰恰就是丘東平的不單純，或者是他單純背后的復雜、復雜構成的單純。這種情況對于宏大敘事的單純、肅穆與偉大的需求而形成了矛盾。由此可見，不管是郭沫若也好，周揚也好，胡風也好，還是后來的羅飛與報告文學作者之間的爭論也好，始終都在糾纏著上述同一個問題。有助于理解這個爭論的，除了羅飛論爭中舉出的種種證據，[10]那就是丘東平創作文本的一些細節。

有意義的是，丘東平評價的尷尬和困境，其實是很多作家在1949年以后都會碰上的共性問題，因為一體化的敘述必然會消解、提純此前很多作家身上多元的東西，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從文學史角度上說，作家之所以可貴，作品之所以有價值，恰恰在于多元和復雜性。如果要保留作家的多元復雜和生動，那就多少會犧牲這種一元化的敘述，會損傷這種一元化敘述的這種純粹與宏大。如果要確保這種一體化的聲音、詠嘆調的這個宏大，要持有歷史洪流的這種巨大的冥想，那么就必然要損失一些藝術上的豐富性與多元生動。這一點，討論趙樹理的小說《小二黑結婚》[11]、茹志娟的小說《百合花》[12]的時候，都關涉于此。只不過，有些作家在創作道路上已經自覺皈依，或者自覺改進，有些作家可能曲折迂回一些。文學史上大量作家對作品的修改，大量作家對自己寫作姿態的調適，其實就來自于這種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敘述壓力和歷史認知。

不同的是，丘東平犧牲得早，他經歷的這個戰爭歷史又比較多元和駁雜，他已經沒有機會對這個裂縫和緊張進行修正。正是這種鮮活純真的歷史現場的原生態，使得我們可以看見這個作家在那一場場的人世浩劫、或者在那一段段烽火硝煙的歷史中生動樸素的狀態。丘東平的文學創作其實并不成熟，假如他有更多的歷史選擇，或者更延展的歷史生命，也許會有一些更大的突破。但歷史不能假設，我們只能就丘東平在短暫人生中寫出了那么多作品，他對各種各樣的戰爭生活的嘗試、思考、體驗，從他真誠的對戰爭里面的一些矛盾與緊張的回應，來討論他的特色。反而觀之，我們從這里面得到，恰恰是丘東平對于后設一元化歷史的要求參照。丘東平作為真實的歷史個體，他曾經那么真誠生活在那個年代，并且努力用自己的人生記錄下所經歷的戰爭。在這個意義上，他給后人留下了非常寶貴的財富。當然，這對于丘東平也是一個自我期許，是他對寫作的自我期許。

三、痙攣的背后：風格與人

——以《火災》為例

小說《火災》[13]，是丘東平小說集《沉郁的梅冷城》中獨立創作最長的一篇（《給與者》是合作的）。有意思的是，《火災》里面并沒有正面寫到戰爭，戰爭只是背景之一，它涉及更重要的題材，即廣東福建一些沿海農村、山區的這種土客械斗，當然也還包括流民、災民和本地人之間的互相虐殺。置于那個特殊的歷史語境，此類事件當然有它更為慘烈的一面。但是如果剝離開那個特殊的戰爭元素，里面對人性，對中國封建思想文化落后陋習的批判，丘東平的寫作比其他作家更觸目驚心。

魯迅說的人吃人的罪惡制度，大家都已經很熟悉，但丘東平通過鄉土題材的另外一面，就是邊地鄉村整體板結的封閉保守，落后封建的制度，頑固閉塞的一簇弱勢群體對另外一簇更弱勢群體的圍獵和虐殺，同樣也寫得非常的深刻。然而，對這種震撼的人間慘劇發掘，卻往往被淹沒在研究者對丘東平小說的戰爭敘述討論當中?！痘馂摹肪褪沁@樣的小說。

《火災》寫什么呢？寫一個落后封建保守的農村，在家族制與宗族制非常頑固的環境下，當地人在地保、鄉紳、族長的裹挾中，展開了對流民、對戰爭逃難人群的有預謀的屠殺。這種屠殺令人觸目驚心，居然還包藏著對同類、對死者僅存的剩余價值——尸體和骨骼的出賣。盡管這種買賣有日軍侵略和商人陰謀參與其間，有民族矛盾的一面。但顯然，除了民族矛盾的一面，更讓人細思極恐的是火災事件深處蘊含的人性兇殘，吃人不吐骨頭的陰險與恐怖。1CE2F947-6350-4905-9E15-54953747A3AF

這是一個有著非常長期的農村觀察、農村體驗的人才能寫出的故事。丘東平看到了戰爭，更發掘出了許多底層民眾長期存在的霉變的人性與人生。亂世之際，這些封建落后的沉渣泛起，借助著戰爭喧囂而呈現出來的亂世浮泛，往往是丘東平在戰爭敘事中一并寫出來的更可怖的世事，更令人震撼的現代文明外衣下的陰暗角落。丘東平用自己刻寫蠟紙般的筆力，寫出了在一個已經封閉許久的環境里，遭遇外力激蕩之后，那種底層群體突發性嚙咬的怪現狀和慘狀。

即便就行伍生涯體驗而言，丘東平也是獨特的。丘東平在部隊里面有戰士的一面，但也有別的戰士沒有的體驗，譬如擔任戰地宣傳品油印員、戰地宣傳員等，這些工作他都參與了甚至包辦了。這些對丘東平作為一個特殊作家的塑造和形構，其影響也是可圈可點的。[14]丘東平不是一個概念化的作家，他是試圖用現代概念或者現代文字，對獨特奇絕的、怪異詭異的戰場里外的人生經驗和人生觀察，進行現代漢語表述的作家。這一點上，他跟路翎、胡風存在異同。相同的一面，就是他們的現代漢語言經驗、語言形式掌控力，還不足以融合現代中國的一些特殊體驗，特殊歷史觀察，特殊人文景觀。當二者無法相匹配、相表述的時候，他們的作品和文字必然會有語言形式的外在扭曲、情感內外的張力焦灼，從而形成了不相兼容的、奇特的擰巴狀態，有人把它稱之為“語言的痙攣”[15]，也有人把它稱為丘東平這種作家的神經質風格。其實都不是，它是一個語言跟經驗沒有辦法完美融合，不能做到兼容并包的特殊風格狀態。正是這種看來不成熟的，生澀的，古怪的文學形式，讓人能夠深切的感受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半農耕半工業、半前現代半現代的中國社會里，在突如其來遭遇戰爭自上而下的糜爛時代里，半軍半民的現代中國鄉村群體真切特殊的緊張、茫然無緒的聲色、生死不明的糾結。也就是在這一半一半、不倫不類的矛盾當中，我們才能感受到，戰士、作家、生活底層拼搏者的丘東平，一個不滿于現實的掙扎者丘東平，他的血淚的吶喊，他的血性、血氣和活力。

至于說不同的那一面，即丘東平的特色，就是他不僅僅是站在個人的角度，不僅是內在的角度，不僅是用語言去寫這些經驗，而是在人性、人生、人情三個層面去反復錘打和馴服所見所聞，去留存自己的所思所想，例如“華特洛夫斯基為了保弟弟克林堡，讓保衛隊殺害了知道此事的一百七十二個無辜的人?！盵16]、“回顧我們自己底隊伍，是在森林里的叢密的大樹干的參合中，彎彎地展開著，作者對著那黃紅交映的尸堆包圍的形勢，象一條弧形底墻……”[17]這一類敘述與描寫。極端的例子就是丘東平作品中那些所謂的粗言穢語[18]，盡管的確屬于言不雅馴，但揆之人情，直到文明如許的今天，誰又能說這些不是丘東平在感受到自己語言的慘白無力、感受到自己的書生無用之際，以最樸素、極端和無奈的方式對挑戰其底線、考驗其神經的世事人生的反抗、吶喊與控訴呢？

四、不只是戰爭：

丘東平的戰事文本細節

丘東平被稱為“戰地文學的開拓者”[19]，這是恰如其分的?；蛘哒f把丘東平置于“戰地文藝傳統”[20]來觀察，是比較合適的。一如前文所論，丘東平的小說大多與戰事相關。他參加過上?？箲鸬囊恍鸲?，但又并不能完全納入抗戰文學。丘東平一度作為新四軍戰士，但也不能完全納入解放戰爭的宏大敘事文學。然而，綜合此類“不完全”，丘東平的“完全”就是顯而易見的，他完全是一個為了民族解放和民族獨立而斗爭的英勇戰士，他的寫作充滿著民族覺醒的堅強奮進和民族前進的不屈血氣，他的戰地文學寫作不僅有人性，也有民族血性。[21]

丘東平的戰地人物是多元、多層的。如《多嘴的賽娥》：“賽娥，伊就是這樣的被抓在保衛隊的手上的，——而伊在最后的一刻就表明了：伊堅決地閉著嘴，直到被處決之后，還不會忘掉了伊身上所攜帶的秘密?！盵22]在陰郁的氛圍中寫出了一個底層革命參與者的堅貞隱忍?！督o與者》則更是直接明快地呈現出民族獨立戰爭中勇士們的大無畏情狀，他們在苦難中清醒理性進行搏擊戰斗、慷慨赴死的大義凜然，如：

周明的激烈、暴躁的情緒是誰都能夠了解的，他喜歡極力地使戰斗的場面單純化，依照著他的意思，當最初第一次的排槍發出之后，他就要從弟兄們的身上取得是否勝利的答案了，然而這戰斗卻并不如他的意想那樣的單純…… [23]

——于是，有十五個人的隊伍，在周明的鐵鑄的同一命令之下出動了，他們象發怒的貓，從鼻官里發出呼嘯，——為著絕對地對于中華民族的強大的意志的盡忠，為著整個中華民族的神圣勝利之奪取，他們一個個把軀體擴大了，他們擺動著巨人一樣的黑色而闊大的背影，像人熊似的，沉重地、吃力地、企圖在一舉手，一投足之間，把整個的空間完全占領。[24]

戰爭是殘酷的，中華民族的勇士，卻不能不在這殘酷的戰爭中，——為著寶貴的勝利的奪取而賦給這慷慨赴死的身心以可歌的壯健和優美。[25]

勞司書：“……我們和日本軍的戰斗只是肉搏！——肉搏！……肉搏所需要的，只是一顆熱騰騰的心，殺敵的心，堅強不屈的心！這便是我們所憑借的武器，中華民族的勝利和光榮，只有在這上面才給予顯著的證明！”[26]

在《中校副官》這篇小說里面，丘東平特別提到了無名英雄和英雄之間的距離的題材。這里面所真正發生的、非常微妙的人性的故事，天時地利人和之間所進行的非常微妙的變化。人們所看到的歷史和真實的歷史，人們所看到的戰場，以及戰場下面所掩蓋著的血污。事實上，歷史里面充滿了極大的復雜性和偶然性。丘東平看到了戰爭中在場者才能看到的細節，只有他才能寫出戰爭下面、戰爭上面、戰爭表面和戰爭里面交織起來的五光十色的斑斕，戰爭的緊張糾纏里面的血污與英雄榮光等之間的關聯。

在丘東平執筆的《給予者》，還有這么一些重要而別致的思考。他說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是給予者，給了中華民族證明自己的殘酷機會。戰場上兄弟們也是給予者，戰爭使得很多的日常生活抹消差異，大家都是戰爭的平等構成元素。換而言之，因為丘東平明確知道自己就是因戰爭而生、為戰爭而死，他與生活的關系就是戰爭和戰爭的關系，他把寫作等同于戰爭的另類實現與自我呈現。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丘東平不僅融入戰爭，他自己就是戰爭。1CE2F947-6350-4905-9E15-54953747A3AF

丘東平的寫作與他對戰爭的認知是同一的，服從于他對戰爭的這種認識——他把寫作當成了一場戰斗。他不是在表面上去寫戰爭，而是從整個有機體的感受上去感受戰爭，去還原戰爭摧殘一切美好的暴力機制和慘烈人生，這也是丘東平筆下人物獨特的參與和融入戰爭的榮譽感底蘊所在，也是作為戰地文學開拓者的丘東平的特異所在：

對于我自己所做的事，我始終未曾忽略過。我知道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一五六旅司令部的副官長對我說：“舅子，開車吧！”這樣我把車開走了，除了開車，我不會做出別的更好的事來，——但是我已經下了更大的決心，我的意思和你的完全一樣，我很早就對你說過了，我愿意當一個兵！[27]

戰爭參與者，自然有身為戰斗員的榮光，但也有恐怖、血和污穢，這便是丘東平戰地文學的“單純”的含義：

排長陳偉英，那久經戰爭的廣東人告訴我：

恐怖是在想象中才有的，在深夜中想象的恐怖和在白天里的想象的完全兩樣。一旦身歷其境，所謂恐怖都不是原來的想象中所有，恐怖變成沒有恐怖。

吃飯，這時候幾乎成為和生活完全無關的一回事。我在一個禮拜的時間中完全斷絕了大便，小便少到只有兩滴，顏色和醬油無二樣。

我的鼻管里塞滿著炮不要這樣煙，渾身爛泥。，鞋子丟了，不曉得膠住在哪里的泥漿里，只把襪子當鞋。我的袋子還有少許炒米，但我的嘴髒的像一個屎缸，這張嘴老早就失去了吃東西的本能，而我也不曉得這時候是否應該向嘴里送一點食品。[28]

即便是寫戰斗兵的榮光，丘東平也時時刻刻注意到事情的另一面，例如

如果我一旦變成了一個戰斗兵，老高，那是多夠味兒的呢！有了槍在手上，對這些專橫跋扈的軍棍們就用不著客氣了！

“是的，”高華素說，“只要是一個正式的戰斗兵，那么除了上面直屬的官長之外，誰還能夠動一動他呢！”[29]

丘東平寫到了他眼中的戰爭等級關系與錯位，使他感受到做一個戰爭中的正式的戰斗兵、戰爭中的正式一員的榮耀。在戰爭當中，以軍人、以正式的戰斗兵為中心，形成了一個錯落的生態場景。親歷戰爭、把自己當戰爭、融入戰爭的人才能寫出來。這里面所體現出來的生命殘酷，戰斗的復雜，才是丘東平戰爭文學、戰爭敘事迷人的重要原因。

然而，在剛剛寫完戰爭正面的壯懷激烈與榮耀，小說的人物黃伯祥突然又把這個話題引到了戰爭之外，也就是日常生活、人情事態的溫情，家庭生活的溫暖。他把這個東西引入到戰爭生活系列里面。丘東明的小說里面，戰爭和生活，有時是對立的，但有時候又是聯系的，忽里忽外跳躍的這種關聯，使得丘東平的這個小說具有特別的意味，他的戰爭小說不是孤立的，當他轉換視角，瞬轉瞬即變的戰場，對時局的觀照，是比較特殊的。例如：

有時，黃伯祥突然紅了臉，他很不好意思地提出了這樣的一個問題：

“如果我當了兵，我是不是還能夠回到家里去呢？……家里，我知道，我的母親，老婆是等著我回去的……”[30]

《中校副官》還寫到了一個年幼的勤務兵“受不起炸彈巨響的震嚇，躲在糧服部的庫倉里，蹲在地上，身上用五張棉被覆蓋著”，那種本能的對戰爭的害怕，結果中校副官“突然臉色上起了嚴重的激變”，也引起旁人的反思：

旁邊的人們都凜然地肅靜了，在中校副官對于那勤務兵的簡短的責罵中，人們不能不嚴酷的檢驗自己的靈魂的強弱。當然，戰爭是殘酷的，中華民族的勇士，卻不能不在這殘酷的戰爭中，為著寶貴的勝利的奪取而賦給這慷慨赴死的身心以可歌的壯健和優美。[31]

他盲目地殺死了一個企圖擺脫軍隊的黑暗、腐朽的枷鎖生活而實行逃遁的弟兄，卻為了這個事而獲得了上官的赦免和嘉獎，當然他已經從死中活轉回來了，但是他贏得了一生的羞辱。[32]

同樣在《給與者》里面，陳金泉，一個對國家、民族有著強烈的責任感，對家庭、對弟妹也有著強烈的責任感的戰士，在到河里洗澡回來的路上經過瓜田，他的毛巾絆倒了一只番瓜，由于跟伙夫劉聯芳引發爭執而被上綱上線出賣，最后在一系列昏庸的部隊官僚的假正經中耗費了他寶貴的生命：

黃伯祥不能不大大的失望了，他自從在上海逃出了日本的炮火，逃出了家庭的，用一個卑微，可憐的人民的地位投身在祖國的腐朽、破爛、充滿了獸性的隊伍中，犧牲了自己，忍受著種種的凌辱和折磨，而結果是證實了：他自始至終未能脫離了泥坑一樣的痛苦的地位，他不明白在這樣的隊伍中受苦到底是為了什么，他是從火中逃出的，卻不料縱身一躍，已經落進了海里。[33]

我非常小心地在修筑我自己的路道，正如斬荊棘鋪石塊似的，——為了要使自己能夠成功為一個像樣的戰斗員，能夠在這嚴重的陣地上站得牢，我處處防備著感情的毒害。[34]

無論從題材廣度、敘事角度、思考縱深度來看，丘東平的戰地文學，都不僅僅是寫戰爭。而近年來，丘東平被討論的最多的，大概也就是他特殊的戰爭敘事。事實上，文學中的戰爭敘事，用文學來呈現戰爭，是個很能討便宜的事，也是易做難工的事?？梢杂袘鹄腔{的激情路線，也可以走人間苦難的悲情軌道，可以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調，也可以突出螻蟻維艱的悲憫。

就此而言，丘東平的戰爭觀察高度，其實恰恰是低調，是對戰爭的日常平視，甚至是敬畏生命與暴力的仰視，而不是英雄主義的俯視。正是因為他這種不完美的戰爭敘述、觀察與體驗，讓我們看到戰爭本身所有的狂暴、血腥、苦難。他這種緊張的、試圖書寫波云詭譎的戰爭的渴望，這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寫作追求，本身就是戰爭自帶的節奏與背景，成為戰爭流淌在筆尖下的色調、語調與情調。

同理，我們也正是在丘東平那支有點痙攣的筆尖下面，通過他那略顯神經質、變態而焦灼的痙攣的語言風格里，同步感受到戰爭帶來的種種扭曲，當然也有他在狂暴戰爭狀態下勾勒下來的那種轉瞬即逝的美好。這無疑是對暴力與傷害一種無法遏制的焦慮，更是對青春與生命沒能珍存的扼腕嘆息。魯迅的“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是之謂也。1CE2F947-6350-4905-9E15-54953747A3AF

五、丘東平戰地文學敘事的深度與高度

丘東平的文字有種痙攣性，這其實就是他那種非常莫名的焦灼心態的文字反應，當然也是他的文本癥候，也是丘東平文字才華還沒有得到成熟鍛煉，或者正在成長中的表征，或許是外國文學作品給他帶來影響的焦慮。我個人不太贊同過于美化這種情況，因為畢竟丘東平的年紀，人生經歷、人生時長就是那么短暫，假如給他更多時間、更多的選擇，也許他會更加完善，但是這也只是我們后來者的猜想。就丘東平本身的人生事實而言，從創作、行動、生活里面可以看出，他是非常努力的人。

因此，丘東平研究就勾勒出兩個基本區域：

一是丘東平這個人和他的文的關系，后人對于丘東平的人和文的認識，以及與歷史一元化要求之間的矛盾、緊張如何解釋。在這種研究路徑當中，就會出現很多的分歧，有的會偏重于對丘東平的戰爭敘述特征、美學風格的理解，有的人會過于偏重的丘東平的文學技巧、文學思想上的兩難，由此生出很多對他的誤解。當然誤解也并非就是誤解，也可能是正解。

另一個領域，就是丘東平對中國農村底層的描寫和觀察，對戰爭基層狀態、散點部落的關注，尤其是戰爭中非建制的普通一兵的體察。中國現當代革命戰爭中的士兵，大比例存在的并非職業軍人，大部分并非受過專業訓練的軍事化建制的軍人，而往往是從農民、游民、產業工人轉化過來的非職業化兵士。這就決定了他們對戰爭的理解、對中國現當代戰爭中的經驗體察和情感體驗多是農耕生活化的、傳統生命化的、生命混沌態的感受。

進而言之，在丘東平的作品中，大量題材不過是以戰爭之名敘寫中國底層民眾的人生之實，尤其是傳統鄉土農村遭遇現代戰爭暴力解體之后的游民人生之實。盲目、苦難、茫然而混沌的亂世流民的人生，螻蟻尚且無法偷生的慘痛世相，往往大量被夾混在他的戰爭題材寫作當中。

我們只有跳脫出戰爭的藩籬，抽離戰爭文學的迷霧，從人生、人性、文化的角度來討論丘東平的作品，才能更好地理解他的寫作追求。事實上，大量與戰爭相關涉的作品，成功之處也并非因為寫戰爭，遠者如《靜靜的頓河》《戰爭與和平》，近者如《洼地上的戰役》《高山下的花環》。也只有超脫那種傳統以戰觀戰的思路，超越寫實和寫史的小說價值角度，丘東平的小說、尤其是他那些戰爭題材的小說才能得到更有穿透力的觀察。在戰爭背面，或者在戰爭上面，或者在戰爭下面，乃至于在戰爭里面，而不是在戰爭表面，在任何角度觀察丘東平對戰爭的敘述，都比要在戰爭表面和上面觀察要來得有穿透力。畢竟，表面形態和俯視角度觀察，所有的戰爭都是一樣的。

只有寫出戰爭里面、戰爭的背面的人，及其他們的情感思想各種差異、糾纏、為難，寫出戰爭中人與人之間、個人的表面和內心之間、人與戰爭之間、戰爭與生活之間的緊張與不和諧，無法共融但又不得不相輔相成的矛盾狀態，才能寫出文學戰爭敘事的真正價值。否則，文學的戰爭敘述和影視錄像記錄的、原生態的戰爭拍攝就沒有區別，文學也就顯示不出獨到的優長優勢。因此，丘東平的小說寫作者，在相當程度上就是戰爭的參與者，主動或者被動的戰爭觀察者、體驗者，戰時人生的思考者，戰事同步調的反思者，當然也是戰爭的記錄者。

丘東平的獨特之處，也就在于他用文字寫下了自己融入戰爭其中的情感、思想、困惑，還有焦慮。因為戰爭的特殊狀態，時間的逼迫、情感思想的焦灼，生死之間的茫然與麻木，沒有辦法與文字的從容、文學的具體生動取得密切結合，所以營造出了丘東平獨特的文學風格。這反而是成熟的作家、后設視野觀察的作家，以及那些一開始就突出強調以文學來寫戰爭的作家所沒有的，這似乎也是創作上的悖論。

丘東平的特立獨行的氣質、性格、人生經歷、生活體驗，決定了他的創作視角的豐富多元，創作題材的開闊繁復。這個矢志從軍的作家，并非以軍中作家自詡的人，反而更像是一個被各種各樣的生活、被各色悲憫苦難的人生推著走在寫作泥濘道路上的人。當然，由于他大部分的體驗和觀察來自戰爭時代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中國現代史上各色戰爭時勢下的生活情境和人類體察成了他的寫作圖景。在這個意義上，是否可以說，軍中記錄者、戰時觀察員、戰亂時勢的社會反思者三者的混合，反而更能概括他的身份和經歷？！

戰爭暴力機器下的丘東平，既是暴力混沌樣態下的組織樣本，也是現代中國走向文明與野蠻過渡時代中的典型文士。他是個戰爭文學的另類，也是現代作家的另類，是現代作家中個性繁復多元的另類，是恩格斯筆下所說的“一個”。他的單純成就了他的復雜，他的不明確的寫作姿態和動機，反而讓他的寫作變得前所未有的豐富與濃縮，因為他就是生活，他占有了生活。這是從那個時代活過來的作家，是擁抱時代變動的作家，更是參與歷史、與時代一同受難的同行者、共情者與思想在場者。

基于此，把丘東平的戰爭題材探索膠著于戰爭文學視域來討論，不僅窄化了中國現代戰爭的意義和那個時代的生活面、概括力，也簡化了丘東平戰爭敘事的豐富性和駁雜色彩。丘東平歷經的戰爭不僅形態多樣、面向多元，而且每次戰爭的反抗對象和目的內涵也都千差萬別。如果執著于歷史樣態豐富的戰爭本身區別，丘東平的戰爭敘事觀察就會變為瑣碎的一地雞毛。

站在參戰者的政治立場上，丘東平當然有立場。但從文學意義上來說，丘東平的戰爭敘事更關注于戰場內外的人的精神癥候，也許是戰爭參與者的自豪感與屈辱感，也許是戰爭對立雙方的角色互鑒，也許是戰場上生命的反思與無奈，也許是戰爭氣候下的人性善念的毫光乍現，或者是人性的貪婪、無恥與丑惡。這才是丘東平如何寫戰爭、何以大量戰爭和反復觀照戰爭為何的可圈可點之處。

不僅如此，拋開戰爭文學層面來看，即便站在后設視野來看，在反抗黑暗、反抗侵略、反封建制度的層面上，丘東平又都是一個反抗意義上的革命者。這也是丘東平得以與時代同軌道前行的根本規定性所在。而且，如果不考慮具體歷史細節和角度的變動，那么反抗應當是現代文學史上唯一的政治正確、寫作主旋律。就此而言，不管任何立場的文學史敘事，任何視閾的宏大故事講述，丘東平都算得上走在正確歷史道路上的寫作者。1CE2F947-6350-4905-9E15-54953747A3AF

相反，過于拘泥派別執著的考量，反而對丘東平都不那么合適，而且也是后設歷史視角的所有宏大敘述所不希望追索的。一如單純把丘東平定格在左翼文學或者革命文學，似乎也都不那么妥切。[35]丘東平的意義，包含但不僅限于左翼文學和革命文學的短時段敘事之中。丘東平屬于大時代，屬于大革命。然無論如何，反抗都是大革命與大時代的主旋律、最強音，明乎此，才能明了丘東平的寫作個性與時代共鳴所在。

當然，站在反抗這一高度和純度上理解丘東平，不僅是理解丘東平的生的價值的關鍵，也是理解丘東平的死的意義的核心。這也正好能解釋報告文學《東平之死》引發爭議的另一個要害，那就是在現代語境，尤其是大革命與大時代的語境中，自殺充其量只能是“殺身以成仁”的古典格調。畢竟，在現代革命觀照的集體主義視野里，身體并不屬于個人，亦不能自主，自殺不過是對革命身體的自我閹割和毀滅。在集體主義的光芒和敘事格局中，那實在是算不得英雄的反抗。但也有例外，集體主義的絕境自殺，屬于武器保全意義上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那就是慷慨悲壯的英雄行為，氣壯山河。一言以蔽之，集體主義的開端，要有集體主義的格調和結局，是為集體主義的精髓，也是“集體行動的邏輯”[36]。

總而言之，丘東平的豐富性是多元的，正如胡風所云：“要寫東平，只有用他自己的那種鋼一樣的筆鋒才能夠寫得出來”，相信“在勞苦人民的斗爭道路上面，在革命文學的斗爭道路上面，東平的背影還會常常出現在我們底前面?！盵37]只要世界上還有民族的不平與斗爭，還有人類的壓迫與解放，那么丘東平的身上與筆下的那勇于、敢于斗爭的意義與精神就是永恒的！

[注釋]

[1] [德]恩格斯：《致敏娜·考茨基書》。楊柄編：《馬克思 恩格斯論文藝和美學》（下），文化藝術出版社1982年版，第796頁。

[2] 魯迅：《且介亭雜文附集·“這也是生活”……》，《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624頁。

[3] [37]胡風：《憶東平》，《丘東平文存》：羅飛主編，寧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50—351頁、第358頁。

[4] 對此論者有多種理解，如劉衛國、張荻荻：《革命與宗教的糾葛——丘東平作品新解》，《文藝爭鳴》，2014年第12期;鄧姿：《丘東平與外國文學》，《中國文學研究》，2013年第3期。

[5][6][23][24][27][29][30][32][33] 丘東平：《給予者》，《沉郁的梅冷城》，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206—207頁、第235頁、第236頁、第238頁、第184頁、第188頁、第188頁、第206頁、第214頁。

[7] 劉衛國：《丘東平“戰爭敘事”特征新論》，《文學評論》，2013年第3期。

[8] 傅修海：《丘東平戰爭文學“格調”的歧途》，《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5年第4期。

[9] 龐瑞垠：《東平之死》，《當代》，1984年第5期。

[10] 羅飛：《〈丘東平文存〉編校后記》，《粵海風》，2008年第2期。

[11] 傅修海：《趙樹理的革命敘事與鄉土經驗——以〈小二黑結婚〉的再解讀為中心》，《文學評論》，2012年第2期。

[12] 傅修海：《現代左翼抒情傳統的當代演繹與變遷——〈百合花〉文學史意義新論》，《文學評論》，2016年第6期。

[13] 丘東平：《火災》，《沉郁的梅冷城》，花城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74—150頁。

[14][15]黃丁如：《丘東平突圍：戰士身體、油印技術與生態視野》，《文學》，2019年秋冬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69—85頁。

[16][17]丘東平：《沉郁的梅冷城》，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頁、第52頁。

[18] 《丘東平作品全集》：張業松主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605—606頁。

[19] 《丘東平研究資料》：許翼心，揭英麗主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84頁。

[20] 林崗：《從戰地文藝到人民文藝——重讀〈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國文藝評論》，2021年第1期。

[21] 包瑩：《現代戰爭小說的“非戰性”——丘東平小說再解讀》，《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

[22] 丘東平：《多嘴的賽娥》，《沉郁的梅冷城》，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頁。

[25] [26][31]丘東平：《中校副官》，《沉郁的梅冷城》，花城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163頁、第167頁、第162頁。

[28] [34]丘東平：《第七連》，《沉郁的梅冷城》，花城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258—264頁。

[35] 林崗：《論丘東平》，《學術研究》，2011年第12期。

[36] [美]曼瑟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陳郁、郭宇峰 、李崇新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本文系廣東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民國時期廣州革命文學研究”（項目編號：GD18CZW07）、2018年度廣東省高等教育教學改革項目“大學生革命文學素養教育課程建設與教學改革”的階段性成果。1CE2F947-6350-4905-9E15-54953747A3A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