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敦煌無明代開鑿石窟及繪塑遺存的原因

韓冰　汪正一　宋利良

內容摘要：敦煌從明朝取得河西到清康熙經略西域復建敦煌340余年間，主要處于明朝置衛間接管控時期（1372—1516）和吐魯番政權統治的“后明時代”（1516—1715）。明控關西七衛時期，特殊衛所治下敦煌石窟還略見禮佛朝拜活動，吐魯番統治時期因人口遷徙和宗教信仰的改變，敦煌石窟未見任何營建活動，形成了敦煌莫高窟較長時間無營建的空窗期，也結束了千年莫高窟營造開窟的歷史，本文通過對明代敦煌地區政治、經濟及宗教信仰情況的梳理，討論莫高窟沒有明代開鑿石窟繪塑遺存的原因。

關鍵詞：明代;敦煌石窟;政治經濟;宗教信仰

中圖分類號：K234.1;K87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22）02-0115-10

On the Reasons Why there are no Remains of Caves， Statues，

or Paintings from the Ming Dynasty at Dunhuang

HAN Bing1 WANG Zhengyi2 SONG Liliang3

（1. Institute of Ar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2.Editorial Department， Dunhuang Academy， Lanzhou，

Gansu 730030; 3. Digital Research Institute， Dunhuang Academy， Dunhuang， Gansu 736200）

Abstract：Between the time when Dunhuang captured the Hexi regions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time when Emperor Kangxi of the Qing dynasty managed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rebuilt Dunhuang， there was a span of more than 340 years when Dunhuang was either under the indirect control of the Ming dynasty wei （Ming military garrisons， seven of which were established west of the Jiayuguan Pass between1372and 1516） and direct control of the Turpan regime （1516-1715）， also known as the "post-Ming dynasty."When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military garrisons， some pilgrims still came to visit Dunhuang caves， but when ruled by the Turfan regime， Dunhuang saw no cave construction due to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changes in religious belief. This long break in cave building effectively put an end to over a thousand years of cave construction at Mogao.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asons why there are no remains of Ming dynasty caves， statues， and paintings at Mogaoby examining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religious conditions in Dunhuang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Keywords：Ming dynasty; Dunhuang caves; politics and economy; religious belief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敦煌地區自馮勝取河西以后，主要處于明朝置衛所間接管控時期（1372—1516）和吐魯番政權統治后明時代（1516—1715）。明朝前期通過冊封當地游牧蒙古后裔間接管理敦煌等地，先后在嘉峪關以西的敦煌及周邊設立了關西七衛（關外七衛）軍事衛所（圖1），衛內部落酋長及子民均被納入軍籍，隸屬于肅州衛統轄，形成隔絕西部威脅的緩沖屏障，在明朝經略西北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中赤斤蒙古衛、沙州衛和罕東衛地屬或部分居古敦煌郡內，沙州衛及后續罕東左衛治所沙州。最終明遷七衛部眾內附，敦煌遂沒于吐魯番政權統治之下。明代敦煌相關研究多集中于民族、歷史和軍制等內容[1]，明代敦煌無新開鑿佛教石窟的原因尚無專門討論，僅數篇圍繞明代游人題記的論文給予關注。在此筆者不揣冒昧，試從政治、經濟和宗教信仰方面，探討明代敦煌無佛教石窟繪塑遺存的原因。

一 敦煌石窟時代劃分無明代

敦煌石窟是指古敦煌地區以莫高窟為主，含周邊榆林窟等八個佛教石窟群的總稱。敦煌石窟時代劃分的下限，各重要出版物中均為元代。如工具書《敦煌學大辭典》（簡稱《辭典》）“敦煌石窟”詞條：“在古敦煌郡、晉昌郡（瓜、沙二州）就巖鐫刻之佛教石窟寺……其中，莫高窟開鑿最早……延續時間最長（自前秦始，經北涼、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鶻、西夏、元等時代連續修鑿，歷時千年）……”[2]正如胡同慶先生所述，“幾乎所有的專家、學者都異口同聲地認為敦煌莫高窟藝術的下限是元代”[3]。

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到，敦煌石窟群時代下限止于元代為大家所認可，“元代的莫高窟佛教藝術，猶如燦爛的晚霞，由于明代的封關，敦煌被置于關外，繼之而來的是莫高窟藝術發展史的終了”[4]。胡同慶先生《論敦煌莫高窟藝術的下限》一文列舉敦煌石窟清代、民國改修、新修遺存，糾正了敦煌石窟藝術時代下限止于元代之說。筆者贊同胡先生的觀點，需要說明的是，前賢“敦煌藝術實際結束于元代”說法，更準確點應該說是敦煌石窟的開鑿時代劃分止于元代。從《辭典》“莫高窟”詞條后附《莫高窟現存洞窟始建、重修及其他情況一覽表》中又于蒙元時期之后，添加了清代時期、民國前期也能說明這一問題;另有部分出版物將敦煌石窟時代劃分為北涼……元、清和民國，明代還是被忽略了，前述胡同慶先生論文，同樣略過了明代，僅僅提到敦煌石窟中存有幾條明代游人題記。從實地調查看，敦煌石窟中確實尚未發現明代營建的洞窟，新制作的壁畫、彩塑和建筑遺存?！赌呖叽笫掠洝访鞔_說：“明永樂二年，置沙州衛，1516年敦煌陷于吐魯番。元以后海上絲路興起，路上與西域交通路線亦換，敦煌經濟交通樞紐地位盡失;莫高窟自此未再開鑿新窟，明代以后更形荒涼，敦煌遂走入歷史的黃昏?！盵5]那么，明代敦煌石窟中留下了哪些歷史痕跡？

二 敦煌石窟中的明代遺存

敦煌石窟的開鑿到了元代進入晚期?！抖鼗褪邇热菘備洝分淮致缘貏澐殖瞿呖咴小暗?、2、3、95、149、462、463、464、465、477窟和宕泉河東岸的幾座塔”[6]，榆林窟有第4、27窟，東千佛洞第6窟等。而且其中的莫高窟第3、465窟目前多數觀點認為是西夏石窟。另元代曾對莫高窟18個洞窟、榆林窟9個洞窟予以重修?！霸鷷r期敦煌佛教十分衰微，只是在十四世紀中葉一度興盛。當時西寧王速來蠻坐鎮敦煌……他還重修火焚后的皇慶寺（今第61窟）”[7]。到明代前期設衛間接控制敦煌地區時，“莫高窟在明代沒有開窟和繪制壁畫，只有幾條游人題記……敦煌藝術實際結束于元代，即十四世紀”[7]。

關于明代敦煌石窟，伯希和記錄“第12號洞”（現莫高窟第150窟）：“至于塑像，我推測與修復的年代一樣都屬于18世紀。前廳和過道的畫面好像與兩側壁畫上新加上的畫面同屬于一個時代，因此可能是明代的。但無論如何，其年代不會更早?！盵8]汪正一、趙曉星曾撰文專門討論莫高窟第150窟前廳和過道后修壁畫與主尊彩塑，認為這些內容共同組成地藏十王信仰并屬同一時期，為清代遺存[9]。另蘇瑩輝先生認為“在莫高窟里，只有一個白衣觀音洞，似為明代所作”[10]。蘇先生所指“白衣觀音洞”應該是莫高窟第3窟，此窟開鑿和繪制年代目前有西夏、元兩種說法，窟內有題記“甘州史小玉筆”，又莫高窟第444窟“至正十七年正月六日來此記耳/史小玉到此”題記，可以判斷第3窟最晚為元代，不可能為明代所作。

目前敦煌石窟中可以確定的明代遺跡只有幾條游人題記，這些題記的作者中，有6人是在1516年以前的明控時期前來巡禮的游歷者，并以明朝派出的安夷官兵為主。題記相關研究參見王力平《莫高窟漢文游人題記史料價值探析》;陳光文、鄭炳林《莫高窟、榆林窟明代游人題記研究》;公維章《明代的敦煌佛教》，此不再贅述。

三 明代敦煌之政治環境與衛所軍制

明洪武五年（1372），宋國公馮勝西路軍攻甘肅河西，傅友德所部遠及瓜、沙等地?？梢源_定的是，敦煌地區最晚在明洪武六年（1373）還在北元控制之下。莫高窟第465窟有 “宣光三年凌住罕到此”游人題記，宣光三年（1373）為北元元昭宗之年號，即明洪武六年。馮勝攻取河西，豳王“元肅州路守臣掠其人馬遁去沙漠”[11]，“太祖定陜西、甘肅諸鎮，嘉峪關以西置不問”[12]，不得已“乃以嘉峪關為限遂棄敦煌”[13]。不僅嘉峪關西如此，整個河西襲蒙元時期游牧舊制，如《甘肅鎮戰守圖略》載：“自蘭州至肅州，一千五百里，皆屯兵據守，外控番夷，茲地久淪于夷，自金城以西不能復為郡縣?！盵14]河西地區只能建立起衛所軍兵屯田守戍，無納稅郡縣。洪武時曾多次用兵關西，形成拉鋸戰。據《明史·西域二》：“（赤斤蒙古衛）洪武十三年，都督濮英西討獲豳王亦憐真及其部曲千四百人還，后復為蒙古部人所據……”[15]，沙州則是蒙古王子阿魯哥失里控制。嘉峪關西明軍退走，蒙古游牧部落復回敦煌，敦煌繼續為游牧部落所據（圖2）?？梢娒髑捌跅壎鼗椭赜陉P外，實屬無漢地居民可領的無奈之舉。

明朝最大威脅是北元各部，“今之四夷北虜為急”[13]44，長期的軍事對抗構成了明代北方綿延萬里的九鎮（九邊）防御格局。九鎮之中，甘肅鎮以通道狹長，路程遙遠，但又具有隔絕南羌北胡的戰略地位，“以守之難易論……甘肅尤難?！拭C孤懸天末，四面受警也”[12] 485。明朝效法“漢武創河西四郡隔絕羌、胡之意，重鎮于甘肅，以北拒蒙古，南捍諸番”[15]8549，然與漢武時國力強盛，移民實邊以控西域不同。明廷對西域戰略采取守勢，政策上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置番衛，御蒙古，和諸藩。河西的防御戰線狹長，補給困難，面對的外部勢力也最為復雜。明洪武中、后期雖在河西屯田設衛，移入軍士戶民十數萬眾，然經歷蒙元駐牧統治，建立于元末戰亂和動蕩之后的甘肅鎮，鎮內人口稀疏，民族關系復雜。經營異常艱難，恢復定居農耕尤為緩慢，河西走廊人口及農業經濟等很難維持甘肅鎮及以西用兵的軍需供給，建立的偏遠衛所實有軍額遠少于應有軍額，邊遠軍需還得以惠商鹽引“開中制”來增加供給[16]。

明太祖、成祖時，為建立與甘肅鎮戰略地位相適應的完備邊境防御體系，剿撫并舉經略哈密、沙州，招撫番酋各部置衛所，以策應肅州衛，“授官賜敕，犬牙相制，不惟斷匈奴右臂，亦以壯西土藩籬”[15]8566。于嘉峪關西先建置維持七個番部軍制衛所，隸屬于肅州衛，形成軍民一體的藩籬軍衛“關西七衛”[17]。明代前期，關西七衛作為屏蔽西域的藩籬，隔絕西部威脅的緩沖屏障，起到了一定的預警、護衛的積極作用[18]。特別是明軍事強盛的初期，關西諸衛以西域要沖哈密為諸番領袖，御防吐魯番西域各部，維護貢路暢通，護持使節，在明朝經略西北的戰略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明代衛所制度是一種軍制，分衛、所兩級，一府設所，幾府設衛，由指揮使統領。衛所統兵為世兵制，納入衛所居民成為軍戶，享受固定房舍、田地和口糧，不承擔徭役，戰時為兵，平時屯田，自給自足。關西七衛即是招撫設置的部落衛所，居民實際為“職業軍人”。加之邊關重戍輕屯，訓練和屯田為多，自由度受限，遂使宗教活動減少。自洪武初置曲先衛始，到嘉靖閉關前后幾次遷徙諸衛部眾內塞，明廷間接管理關西古敦煌之地150余年。陳洪謨《繼世紀聞》卷六載：“肅州外為嘉峪關，關外蠻夷各因其種類建衛……所以百五十年來，西陲晏然無事?！盵19]嘉峪關以西七衛的設立，極大地減輕了明甘肅鎮的守御壓力，“諸夷酋長仍封其爵，第令之受我節制，永為外臣，使西戎、北虜兩不相通，則邊陲可永無虞，而國家之固如磐石矣”[20]。

但外浸內耗雙重作用下，七衛內部并不太平。明關西七衛以哈密衛為諸番領袖，永樂二年封哈密安克帖木兒為忠順王?！叭艄苤亍又劣谖鲗?，使一帶地土不得耕種，士民不得安業，直抵洮岷，頗難制御?！盵13]45-46可見敦煌關西諸番衛所關乎西北、西南之守御。關西七衛在宣德正統以前還算和諧，正統年間瓦刺也先盤踞北方，關西七衛經營形勢急轉直下，七衛各部間嫌隙日多，御外不能同體協作甚至發生內訌。兵部尚書于謙言“赤斤諸衛久為我藩籬，也先無故召降結親，意在撤我屏蔽”[15]8557。又經土木堡之變，大明軍力削弱，明廷勉強延續對北方的守成戰略，關西七衛時有互掠人畜財貨、貢物之事，亦有部落內部叛亂、仇殺，各為私利（表1）。明廷切責，安撫調停各部，命退還所掠，終或從或不欲?？芍﹃P西七衛的控制管理大不如前。到明正德時又有韃靼小王子攻占河套、騷擾北鎮，南方藩王叛亂，亦無暇西北，關西七衛又常為吐魯番所侵掠。

正統時北方瓦刺也先統一蒙古各部，兵圍哈密，俘走哈密忠順王母親，侵擾沙州等衛。沙州衛不能自立，正統十一年，遷沙州衛居甘州，此為關西七衛部眾內遷之始?！吧持菹葟U，而諸衛亦漸不能自立，肅州遂多事”[15]8562，莫高窟第77窟所見正統十二年兩處總兵題記，可能正是其遷沙州部眾時游歷莫高窟所留。明成化間，吐魯番勢大，多次進擾關西七衛，哈密衛幾次為吐魯番攻占[22]，莫高窟和榆林窟也留下了明軍軍士于成化十三、十四、十五年書寫的三條祈愿題記，其中有“安攘夷人”“為國安藩籬”等言辭。到正德八年時，哈密忠順王拜牙棄哈密，投吐魯番。哈密遂為吐魯番所有，成為其兵犯河西肅州的前沿。至此關西七衛諸部殘破不堪，并陸續內遷河西駐牧。明嘉靖七年夏，罕東左衛乞臺部下帖木哥、土巴率居沙州地部眾來歸，關外七衛之地遂全部沒于吐魯番，“由于明朝消極治邊政策的影響、七衛間的內訌對七衛力量的削弱及明廷對七衛受到外敵威脅時支持不力等原因，導致明廷對西北邊境的影響力不斷下降，結果‘嘉峪關外，皆為寇境’”[23]。

四 明代敦煌之經濟情況與屯田農牧

明控制關西七衛150年間，政治上建立了隸屬關系，軍事上設置自主的防御軍衛機構，經濟往來日益密切。明代“西域天方等三十八國入貢”[12]594，明朝廷與之保持較長時間的貢物貿易，以此懷柔羈縻安定西域。這些貢物貿易多途經哈密、沙州等地，間接促進了當地的商貿活動。明廷北線九鎮防御所需軍馬甚多，亦通過茶馬互市換取馬匹。關西七衛部眾多過著游牧生活，茶葉是其生活的必需品，“非茶則郁悶不解”[21]563。明廷與關西七衛之間茶馬貿易頻繁，也凸顯出關西七衛部眾居民對于明廷的依賴，其逐草而生的游牧或半耕半牧生產、生活方式，依然延續傳統舊俗沒有改變，若遇饑荒還需要明廷接濟。

沙州衛：1. 宣德元年，困即來以歲荒人困，遣使貸谷種百石，秋成還官。帝曰：“番人即吾人，何貸為？”命即予之。2. （宣德七年）又奏旱災，敕于肅州授糧五百石。3. （宣德十年）乃率部眾二百余人走附塞下，陳饑窘狀。詔邊臣發粟濟之，且令議所處置。

赤斤蒙古衛：（正統九年）又以其饑困，令邊臣給之粟，所以撫恤者甚至。

罕東左衛：（成化）二十一年，甘肅守臣言：“北寇屢犯沙州，殺掠人畜。又值歲饑，人思流竄。已發粟五百石，令布種，仍乞人給月糧賑之。[15]8556-8565

明代河西乃至關外七衛，一直無法建立起正常的郡縣，邊地衛所重戍輕屯成為常態。這種格局的形成，與元朝在河西的統治有莫大的關系。元忽必烈時期，察合臺汗國所部出伯、哈班兄弟東歸投于忽必烈麾下，駐牧河西。后出伯進封豳王，并逐步形成鎮戌河西的豳王家族[24]，此家族對元代以后的敦煌產生了深遠影響。明代在敦煌敕封建立的衛所，其部落管理者大多出自此蒙古豳王家族后裔[25]?！对贰分猩婕岸鼗偷氖肥露酁檐娡?，移軍農耕屯田雖也取得一定成效，“沙、瓜州摘軍屯田，歲入糧二萬五千石”[26]，但諸王分封游牧性質沒有改變，軍屯因戰調防，時而徙民復業罷屯。至元二十年“河西官府參用漢人。徙甘肅沙州民戶復業”[26]258，瓜州“……二十八年徙居民于肅州，但名存而已”[26]1451，二十九年 “沙州、瓜州民徙甘州，詔于甘、肅兩界，畫地使耕，無力者則給以牛具農器”[26]366，成宗時“給瓜、沙之民徙甘州屯田者牛價鈔二千六百錠?！懺辍T瓜、沙等州屯田”[26]385-390。

敦煌地處干旱區，水資源匱乏。蒙元北地承襲舊俗，保持游牧生活，中原南地則行漢法。敦煌舊為察合臺汗國屬地，承襲北方舊俗駐牧?！对贰の渥诩o》：“諸王出伯言：‘瓜州、沙州屯田逋戶漸成丁者，乞拘隸所部?！袝〕佳裕骸现蓦m諸王分地，其民役于驛傳，出伯言宜勿從?！盵26]483豳王出伯駐牧河西，曾想采納舊制，乞拘丁隸部，為朝廷所拒。

瓜、沙等地時常發生饑荒，如至元十八年五月“甲辰，遣使賑瓜、沙州饑”[26]231。至元二十二年“敕朵兒只招集甘、沙、速等州流徙饑民”[26]277。不僅河西邊陲的敦煌如此，河西走廊地區較為集中的農業區，為諸王貴族所占有者亦為駐牧草場。到蒙哥汗死，諸王汗位之爭，河西兵火年年，民戶逃亡，農桑之地滿目瘡痍，至元二十七年（1290），“（肅州路）戶一千二百六十二，口八千六百七十九”[26]1450。待至元末明初，河西耕田水利毀壞甚劇，農桑孱弱，人口稀疏。

從敦煌石窟的營建歷史看，石窟開鑿與當地經濟密切相關，沒有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是不可能營建洞窟的。元末敦煌人口和經濟的凋敝，直接影響到洞窟的營建，并將這一問題遺留到明代。明時敕封游牧部落置衛，水利毀壞、不善耕種尤甚之前，未有改善。

涉及明代關西七衛農耕生產活動的記載很少，零星記載亦不具體。明陳誠《西域行程記》載，出嘉峪關后，西行去哈密，過古敦煌郡內赤斤和卜隆吉見有農耕種田?！俺悄仙较掠幸娜朔N田，城西有溪水北流，地名赤斤，安營?！幸娜朔N田處，富水草，地名卜隆吉，安營”[27]。關西七衛僅沙州衛耕種條件較好，“居沙州三十余年，戶口滋息、耕牧富饒，皆朝廷之力”[15]8560。但當北方部族強大時，“方前時甚富庶，賴為中國藩籬，近因吐魯番劫殺搶掠，部落亦各散亡，貧困不能自存”[21]564。明廷支援農耕種子，“遣使貸谷種百石” “已發粟五百石，令布種”，僅解一時饑困?！捌浣潜ぶ啬烁腋N，離城堡遠者棄之，恐達子卒至搶虜人畜。雖云春耕秋收之時有人馬護之，亦虛文耳，不能濟事。其地?？克?，近來水利甚微，不能澆溉，說者以為勢豪占奪。雖不占奪，其利亦微，不可全歸咎于此也。自正德初年至今，雨賜不調，通不收成，十室九空，人人饑色，又加以西夷北虜劫殺數次，客兵主兵，不時住剳此地方，所以日削月弱以至今日也”[21]565。河西甘肅鎮和關西七衛，在外部敵對勢力微弱時，還能一體應對，當外在威脅強大時，即使有來自明廷的支持，但也很有限。

總之，嘉峪關外的關西七衛，因其衛所軍事機構性質，衛內又延續傳統蒙元時游牧或半耕半牧生活模式，加上河西特殊的自然條件，水利設施年久失修，農耕經濟落后。每有外來侵奪，即饑困潦倒不能自立。明代敦煌的貧乏凋敝，使得石窟的開鑿失去了最基本的經濟條件。

五 元代以后西北地區漢傳佛教的衰落

8世紀中葉，隨著穆斯林軍事力量往東擴展，伊斯蘭教來到中亞和印度河流域。脫黑魯兒汗不扎兒信奉伊斯蘭教，投降了蒙古?！半S著蒙古帝國鐵騎的不斷東征西討，大批中亞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遷徙到中國境內，他們被統稱為‘回回’，回回主要包括士兵和工匠，他們大都信仰伊斯蘭教，并使之興盛一時”[28]。元代實行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伊斯蘭教有了長足發展，元廷設立了“回回掌教哈的所”專管穆斯林宗教事務[29]。蒙元成吉思汗時將廣闊的土地分封，形成相對獨立的三個兀魯思，其中伊利合贊汗改奉伊斯蘭教并獲得元成宗鐵穆耳認可。

《馬可波羅行記》載，元時敦煌“居民多是偶像教徒，然亦有聶思脫里派之基督教徒若干，并有回教徒”。這是元代社會多元宗教并存的真實寫照。馬可波羅所記敦煌偶像教有“偶像食肉”這一特點，說明此時是藏傳佛教。闊端與薩班在涼州會晤，推崇藏傳佛教。駐牧敦煌的豳王系蒙元黃金家族后裔，同樣以藏傳佛教徒自居。敦煌元代開鑿的洞窟及出土文物也多是藏傳佛教內容，如莫高窟六字真言碑（圖3）?！霸了固m教在內陸主要在穆斯林內部流傳，但西北邊陲卻是例外。元初，伊斯蘭教以喀什為中心向天山南北發展，……后期東察合臺汗國國君禿黑魯帖木兒及其屬下十六萬人皈依伊斯蘭教，他的后裔發動‘圣戰’傳播伊斯蘭教，迫使異教徒改宗，十六世紀伊斯蘭教風靡天山南北”[28]371。到明代，西北伊斯蘭教傳播廣泛，甘肅省博物館藏有明正德五年欽賜回回掌教長老的“阿文銅香爐”（圖4），以及裝幀書寫精美的彩繪泥金手抄《古蘭經》一部，這些文物也間接說明伊斯蘭教在西北的流行。駐扎肅州、哈密的豳王家族即為察合臺汗國同系子孫[30]。明廷剿撫并用，招撫關外諸王納入衛所制下，其部眾信仰伊斯蘭教也就順理成章。明內務府繪絹本青綠山水圖手卷《絲路山水地圖》，圖中蒙古赤斤衛內有“回回墓”地名（圖5）?！陡拭C鎮戰守圖略》則記“嘉峪關西八十里為大草灘，其地廣而多草，灘西四十里為回回墓，以地有回回三大冢，故名”?？梢娨了固m教已傳播到了關西敦煌等地。

關西七衛一體同宗，明置關西七衛各族番酋首領，多出自察合臺系豳王出伯、安定王家族后裔[31]，部眾族屬及宗教信仰也大體相仿，其中赤斤蒙古衛、罕東衛、沙州衛、罕東左衛統領部眾屬蒙古族、西番族和藏族，哈密則以回族、畏兀兒族和蒙古族雜居。

關西七衛中，哈密衛相關史料較為豐富。明陳誠《西域番國志·哈密》載：“（哈密）蒙古、回回，雜處于此，衣服禮俗，各有不同?！盵32]波斯沙哈魯使團成員蓋耶速丁于永樂年間（1419—1422）來到中國，其所著《沙哈魯遣使中國記》記錄吐魯番、火州、哈密等地的見聞：

（吐魯番）這個城鎮的大部分居民是異教徒，崇拜偶像。他們有極美麗的大偶像寺廟，其中有很多偶像，一些是新塑的，另一些是舊的。壇前有一尊他們稱為釋迦牟尼的大佛像。

……他們在拉扎卜月19日，他們抵達一個叫做蘇菲阿塔的地方。帖爾美茲的一個賽夷，名叫阿克完德—扎答·塔術丁，在那里建有一座濟貧院，并在那里定居。他是柯模里穆斯林的長官愛迷兒·法合魯丁的女婿。

在拉扎卜月21日，他們抵達柯模里城（哈密）。愛迷兒·法合魯丁在此城中建筑了一座宏偉的清真寺，面對著它，他們筑有一座規模很大的佛寺，其中有一尊大佛?！窭べN木兒·貝葉里，一個極英俊的青年，是柯模里的長官。

……直到他們在沙班月12日抵達一個經沙漠到肅州有十日程的地方，這是中國人的一個城市及他們的軍事前哨。許多中國官員奉皇帝的命令前來歡迎使節。這是一個歡快的草地?！璠33]

從史料中可以看到，永樂年間的哈密城中不僅有宏偉的清真寺，也有管理穆斯林的官員，還有規模宏大、藝術精美的佛教寺院，可見此時的哈密信奉多種宗教。明初“因為哈密佛教信徒眾多，明朝于1409年（永樂七年）特設哈密‘僧綱司’，專門管理當地的佛事”[34]，哈密衛宗教依然以藏傳佛教為主。但15世紀中葉繼承忠順王的到瓦答失里，又名哈力鎖魯檀，可知他已是伊斯蘭教徒。弘治十八年（1505）陜巴卒，子拜牙繼嗣為忠順王，拜牙自稱速檀，亦信奉伊斯蘭教。后拜牙逃奔吐魯番，哈密遂沒于吐魯番。到明嘉靖時朝議是否閉關絕貢，恢復哈密藩籬時，桂萼《進哈密事宜疏》言回夷“只禮拜天地，不信佛教”[21]563。

關西七衛之一阿端衛的相關史料也能反映一些情況。據米爾扎·穆罕默德·海達爾《拉失德史》記載，東察合臺汗國信仰伊斯蘭教的貴族賽德汗對撒里畏兀兒人進行宗教戰爭，并攻掠了阿端衛，由于“阿端衛的首領和部眾中已有伊斯蘭教徒，他們主要已不信仰藏傳佛教，所以，賽德汗的軍隊班師時才會說：‘根本沒看到或聽到任何有關異教徒的情況?！盵35]在東察合臺汗國的崇信和極力推廣下，天山南北地區大多皈依伊斯蘭教。明嘉靖時，吐魯番政權占領古敦煌地區，伊斯蘭教已完全控制了嘉峪關以西地區，此時的莫高窟，“回人蹂躪，佛像屢遭毀壞，龕亦為沙所掩”[36]。

六 小 結

明控關西七衛轄區內的大小石窟均于明代停止了開鑿活動 。明廷以夷制夷的策略下，敦煌形成了特殊的半牧半耕的衛所體制。在外部侵掠、內部消耗之下，軍戶屯田經濟落后，人口凋零，石窟開鑿活動失去了經濟基礎。后期明遷七衛部眾內附，敦煌遂沒于信仰伊斯蘭教的吐魯番政權統治之下。吐魯番民眾信仰伊斯蘭教，其不作偶像的特性，最終使敦煌石窟寂沒于戈壁荒野之中，漸被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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