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電子媒介時代文學變革的理論探究

摘要：在電子媒介時代快速發展的當下，傳媒的變革改變了人的時空觀念、生活方式以及世界的運行模式，也相應地催生了電子媒介時代下的文學表征。在文藝發展中，電子媒介從以往的中介地位轉變為一種作為功能主體的建構力量，引發了文藝理論界的關注。我國現有的關于電子媒介時代文學變革的研究，大多基于對西方成果的借鑒之上，更為強調媒介對文藝的沖擊和影響，辯證分析二者的間性關系的研究并不多見。面對這一情況，當前文藝理論研究應聚焦文學媒介轉型的現實問題，關注文學話語的媒介轉向。同時，將傳播活動納入文藝研究的學術視野之中，加深對媒介時代文學活動的理解。文學理論應采用跨學科視角，綜合運用文藝學、傳播學、美學、社會學等多種方法，從而深刻把握電子媒介時代的文學變革。

關鍵詞：電子媒介;文學變革;文藝理論;話語轉向

關于當今社會的時代特點，學界有著不同的看法：有人稱當今時代為“電信技術統治的時代”，這種說法有一定的事實依據，20世紀中葉以來，隨著電信技術的蓬勃發展，電影、電視、電腦、手機、網絡等相繼進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電信技術確實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因而說我們這個時代是“電信技術統治的時代”也未免不可。但是，如果我們對“電信技術”進行細分，我們會發現電信技術的發展是以“電子媒介”為依托的?！坝辛穗娮佑嬎銠C，之后又有了電視，再后又有了電視直播以至于互聯網等等，人類才進入了電子媒介時代。電子媒介豐富了電信技術，也從本質上改造了電信技術，成為電信技術的核心和支柱?！盵1]也有人把當今時代稱之為“讀圖時代”，這個時代被圖像所包圍著，無論是電影、電視還是計算機網絡都是以圖像的方式向我們展示其藝術的獨特性，傳統的文字審美的優勢被圖像審美所取代，“讀圖時代”的來臨是不可阻擋的趨勢，讀圖時代的圖像制作方式與傳統的圖像制作——美術創作當然有著極大的不同，美術創作依靠的是單個人手中的畫筆和顏料就可以制作出美術作品，而現代的圖像則需要動用電子媒介的數字模擬技術，因而即使稱當今時代為“讀圖時代”也離不開電子媒介的介入。稱當今時代為“信息時代”“消費時代”抑或“全球化時代”的也大有人在，這些稱謂當然都需要以電子媒介為依托才能得以產生，“信息時代”的信息是以電子媒介所創造的“智能”信息，“全球化時代”的全球化也是依靠電子媒介的傳播中介才能實現。消費社會更是以電子媒介為技術支撐而得以建構起來的。杜書瀛曾經就消費社會與電子媒介的關系作出了具有說服力的論述：“我認為‘電子媒介這個最富有活力和潛力的生產力的大發展，使人們的生產方式和內容、生活方式和內容、思維方式和內容、感情方式和內容、感受方式和內容等等都發生了重大改變。以電子媒介為主要動力和根本技術支撐所造成的影像大泛濫、符號大泛濫，成為當今社會（或曰消費社會）進行‘消費的一個基本條件和重要誘因”[2]。因而，稱當今時代為電子媒介時代更能夠符合當今的時代特征。

當代傳播技術的突飛始料未及地改變了人的時空觀念、生活方式以及人生活于其中的整個世界，并導致全球一體化加速進行和所謂“地球村”的形成。正如詹明信在《后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一書中說的：“后現代技術……造成了對世界完全不同的看法，造成了客觀外部空間和主觀心理世界的巨大改變?！盵3]電子信息技術在客觀上給人們帶來一種新的時空感受，在主觀上則給人帶來了永久現在感和無歷史感的狀態，如何從理論上解析和在實踐上應對這種“巨大改變”，就成為當代各門人文社會科學不可回避的時代課題，也成為當代文藝理論不可回避的時代課題。

無庸置疑，以電子媒介為代表的現代傳媒已從純粹的中介角色轉變為一種發揮主體功能的構建力量。它對文學藝術的創作、接受、批評方式都有著深刻的改變，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整個文藝生產的面貌，擴展了文藝的表現空間，催生出新的文藝樣態和形式，從而產生了對社科的廣闊影響。這就要求當代文藝理論研究必須與時俱進，積極轉型，以應對由電子媒介的急劇發展所引發的文藝領域的一系列新勢態和新變化。具體說就是從側重于研究作家心理、文本語言、讀者接受以及社會歷史文化的原有模式轉換到用電子媒介的新視域來統括文藝的內部與外部的整體關系的新研究模式。于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當代文藝理論研究在經歷了所謂“語言轉向”“文化轉向”之后，又面臨著一次新的轉向，這就是“傳媒轉向”。與此同時，文學藝術與電子媒介的關系問題也豁然進入了當代文藝理論的研究視野，諸如文藝的現代傳播到底涉及哪些基本概念和理論，文字、書籍以及電子等其他傳媒對文藝產生了怎樣的影響，電子媒介的變化為什么會對文藝產生這樣的影響，文藝又應該如何回應電子媒介的挑戰等問題不斷涌現。就像20世紀的文藝理論不能不關注語言、讀者、文化等問題一樣，21世紀的文藝理論也將不能不面對和關注文藝的現代傳播問題。

新時期以來，在現代化進程的推動下，大眾傳媒快速步入了電子數字化時代，以大眾消費文化和文藝為主要內容的現代文化產業也獲得了急劇發展。與此相應，我國的文藝理論研究在經歷了主體論、本體論、語言論、讀者論、文化論的革新和建構后，開始關注到電子媒介時代文學變革的一系列問題，并產生了一些有價值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成果是對西方研究成果的吸納和借鑒，西方對該問題的研究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

1.將文學藝術的傳播置于電子媒介時代語境中進行研究，或研究電子媒介語境下文學的多樣性及其藝術門類的敘事變化，或者分析電子媒介與文藝樣態變化之間的關系。阿多諾、馬爾庫塞等學者較早就提及文學、藝術領域的視覺和圖像的轉向問題，并對此作出批評。這類研究以瑪麗-洛爾瑞安（Marie-Laure Ryan）和羅伊（Jan Van Looy）的研究為代表。前者通過個案的總結和描述，闡明電子媒介與文學敘事間的復雜關系，為該領域的研究提供了基礎性的研究數據，但由于缺少明確的線索進行串聯，因此并未從梳理走向理論的提升;后者則主編了《細讀新媒體：電子文學分析》，將“細讀法”作為電子媒介文學研究的切入點，但仍主要停留在理論觀點與材料的梳理綜述層面。

2.從宏觀層面切入電子媒介時代與文學的關系，將二者置于人類文化活動中進行分析，將電子媒介時代語境與文學變革視作兩種緊密關聯因素，分別進行深入研究。這類研究主要分析大眾文化視野下媒介功能與文學藝術形態樣貌的轉型過程。斯圖亞特·霍爾的專著《文化、傳媒、社會》是為這類研究提供了宏大的歷史視野，但較為缺少對具體問題的關注。

3.側重在文化與社會多元關系中分析電子媒介的功能轉換。這一類研究在分析電子媒介時代文學藝術等文化產品時，側重于探求其在社會工業生產語境下的特點，重點關注電子媒介時代文化制品商業化、大眾化、標準化、視覺化的特性，從而揭示電子媒介對文藝生產的重大影響。除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相關研究外，這部分的研究還有瓦爾特·本雅明的《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麥克盧漢的《機器新娘》、詹姆遜的《文化轉向》等著作。

可以看出，國外已有研究中，第一種研究類型主要對電子媒介語境進行考察，并且散落于各類文藝理論分析之中，更多處于描述與梳理的階段，尚未實現理論的凝結;后兩種研究類型則將電子媒介時代的文藝形態問題提升至文化與社會層面進行分析，主導當前該領域的研究。上述大致有以下幾種類型的觀點：一是以法蘭克福學派和伯明翰學派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觀點，這一類觀點以意識形態研究和經濟模式批評作為主要分析方法，開啟了文化研究的潮流，主要集中在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與社會》、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等作品中。第二類觀點主要圍繞美國文化展開研究，一方面受到杜威芝加哥學派的影響，以傳播“儀式觀”為代表的人文傳統，代表作是詹姆士·凱瑞的《作為文化的傳播》。另一方面是英國的文化研究理論在美國的再次傳播與發展，主要著作有勞倫斯·格羅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的《把它們全都帶回家》（Bring It All Back Home）、《傳媒制造——流行文化中的大眾傳媒》（Media Making——Mass Media in a Popular Culture）（英文本2005年出版）。第三種是以符號學理論對媒介時代文學藝術的研究，這一觀點將流行文化視作象征符號，通過揭示其背后的意義來分析媒介時代的文藝現象。代表性著作有羅蘭·巴特的《流行體系》（中譯本2000年出版）。第四種持有媒介環境學的視角，將媒介的符號形態、感知狀態和社會形態作為構成社會生態環境的重要因素，將人、社會、文化放置于這一大的媒介環境之中，探討它們的多元共生關系。代表性成果有麥克盧漢的《理解媒介》、尼爾·波斯曼的《娛樂至死》、沃爾特·翁的《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此外，關注該領域研究的還有哈羅德·伊尼斯、埃里克·哈弗洛克、保羅·萊文森等學者，還有解構主義哲學家德里達、英國社會學家斯特里納蒂、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也在其研究中關注了電子媒介時代的文藝發展。

綜合來看，西方學界對這一論題研究起步早，能夠聯系具體語境，聯系后現代知識論背景，在各種思潮方法的指導下，從質疑與挑戰既定思維范式的科學性切入，在解構的同時重構文藝發展模式，并對該論題進行了多維度、深層次的研究，為當前該領域的研究奠定了扎實的基礎。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國外關于該論題的研究還比較散碎、不集中，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國文化研究、后現代主義以及傳播學的著述中多有提及，但大多是從文化、社會、傳媒的層面研究，缺乏專門致力于該問題的研究。

國內對該論題相關議題的研究是在學習和借鑒西方有關理論的基礎上展開的，因而無論是在方法上還是在觀點上都深受西方的影響。就目前情況看，直接對該論題做系統綜合的研究成果尚少，而多數是從某一角度或某一側面介入本課題或相關議題的研究?，F當代學者多在文學史的宏觀背景下，將媒介作為文學現代性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相關研究成果有周海波的《傳媒時代的文學》、陳平原主編的《大眾傳媒與現代文學》等。此外，我國學者還關注中國現當代文學出版的變遷問題，楊義、錢理群、郭延禮等學者從傳播視角研究現代文學出版的變遷，為電子媒介語境下文學出版模式變遷的探索做出了鋪墊;同時，李歐梵將報紙副刊研究作為視角，分析了現代知識分子關于“公共空間”的構建，王曉明則集中于《新青年》的研究，以此為切入點研究期刊編輯運行機制、讀者市場反應模式等，吳俊通過對《人民文學》的研究，闡釋國家文學的想象和實踐，劉增人則從宏觀發展史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期刊;可以看出，現當代文學研究者主要是研究傳統紙質媒介（文學期刊與文學出版）與中國現當代文學關系的。由于論題的偏離電子媒介場域，這些研究都可以為電子媒介時代文學變革與文論話語轉型提供理論上的參考和文獻上的支持。

文藝學的學者更為關注電子媒介時代下文學范式的轉變及其引發的文論轉型問題，歐陽友權的《數字化語境下文藝轉型》、金惠敏的《媒介的后果》、黃鳴奮的《超文本詩學》、南帆的《雙重視域》等著作就是對這一論題的研究。陶東風、金元浦等學者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論的影響下，關注日常生活審美化的理論趨向，重點分析電子媒介時代的視覺革命，將“文化研究”看作電子媒介時代文學研究的未來方向。與之觀點不同，賴大仁、童慶炳、杜書瀛、李衍柱等學者認為傳統文學具有自身的獨特魅力，是電子媒介無法抹殺和取代的，因此他們的理論更加關注電子媒介時代下文學所具有的審美功能與精神提升作用。

國內關于本論題的研究還有以下的成果：張邦衛的《媒介詩學——傳媒視野下的文學與文學理論》（2006）、單小曦的《現代傳媒語境中的文學存在方式》（2008）、高字民的《從影像到擬像——圖像時代視覺審美范式研究》（2008）、管寧的《視域與轉換——文學的媒介視域與文化符號的轉換》（2011）、歐陽友權的《網絡文學本體論》（2004）、《數字化語境中的文藝學》（2005）、《網絡文學的學理形態》（2008）、陳偉軍的《媒介融合與話語越界——傳媒文化的多維闡釋與散點透視》（2011）、張振華的《影像文化通論》（2012）等等。這些著作都著重從理論的視野分析電子媒介時代文學變革的推動力和文本形態，對電子媒介時代文學發展和文論轉型研究有著深入的闡釋和分析。

上述研究成果所體現出來的觀點大致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者從文學出版媒介出發，研究文學出版、文學期刊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推進作用;第二類主要受西方文化研究的影響，從文化與媒介的互動層面，對文學藝術的審美特性、文化話語、存在形態進行分析，觀點集中在消費文化與視覺文化對當下文學藝術的影響;第三類主要從文學的現代轉型與現代傳媒之間的關系入手，分析具體語境下媒介對文學藝術的影響。以上三類觀點都對當前電子媒介時代文學藝術的轉變進行了分析，認為媒介因素是文學研究必須引入的重要維度，并認為由于媒介的引入，應重新討論文學的基本問題，文學本體、文學創作、文本形態和讀者接受等問題都需要進行新的闡釋，但這些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仍舊存在著諸多問題。

總體來看，大多數研究成果都是站在文藝學、美學的立場上，強調媒介對文藝的沖擊和影響，而對于如何從文藝學與傳播學的結合上將文學變革和電子傳媒真正放在一個互動的框架中，辯證分析二者之間的“間性”關系和多元互動的研究還不多見。在研究視野和方法上也普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單純基于大眾文化或消費文化對這一問題進行討論，使研究的重心不能集中到“文學變革與文論轉型”研究上來，特別是不能聚焦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現實，脫離了具體的研究對象;第二，僅僅局限于對電子媒介文學現象進行研究，而忽視了當今時代的特點是電子媒介時代，該時代語境下中國當代文學的特點都應該納入研究的對象;而不能僅僅分析網絡文學，好像電子媒介時代的文學就是網絡文學一家;第三，缺乏對所借鑒的西方理論的消化吸收和切合中國實際的理論創新;對西方媒介環境學知識囫圇吞棗的吸收，并不能結合中國語境，中國語境更注重媒介生態因素;第四，國內相關研究因為主要集中在美學與文藝學研究領域，而無法展開對中國當代文學傳播過程和機制的研究。只有對中國當代文學現狀有一個準確的具體把握，才能對其未來的走勢和發展有一種科學的理論預見。因此，我們要在整理分析前人理論觀點的基礎上，通過綜合創新的途徑獲得進一步的突破和開拓。

電子媒介時代文學范式轉型問題也是我們要著力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該問題是文藝學學科、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在當代發展中遭遇到的一個新的而又極為重要的問題，從本世紀初期開始，國內學界開始在該論題上發力。研究可以分為兩個類型：一類是文藝理論家側重于從文藝學視角的研究，主要運用理論思辨的方法探討文藝傳播所帶來的文學范式轉型問題，其研究成果也主要是為了充實和發展文藝學和藝術哲學的基本理論。另一類則是傳播學者的研究，主要運用現代傳播學的調查實證的方法探討文藝信息的傳播機制和過程，其研究成果主要是為現代媒體提供營銷策略的理論咨詢。由于研究成果主要來自文藝學、美學的理論思辨研究，而對于現當代文學方面的文本介入分析不多。因而對于文學范式轉型問題更加要突出其跨學科的綜合性特點，強調研究的多學科性和跨學科性，將事實描述與在此基礎上的理論概括結合起來，將當代文學思潮的演變與理論的邏輯思辨結合起來，將中國當代文學場域的重構與電子媒介時代文學理論建構結合起來，這樣才能夠對該論題有所推進。

就中國當代文學來說，由于電子媒介的興起引發了文學場的變革，這種變革又相應地引發各種文本形態的變遷，這些成為電子媒介介入文學領域后而產生的文學表征。網絡文學及其影視改編、IP運營模式等新的文學形態需要深入研究，新形態孕育著新機制，文學的生態環境、場域、生產及其消費、審美意蘊等都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些變化值得中國現當代文學學者重視與探究。

面對電子媒介時代文學出現的這些新的現象，我們需要做出一種新的理論回應。第一，瞄準當下文學媒介轉型中所出現的現實問題，結合漢語語境中文學發展，解決遇到的新問題;這些新問題包括電子媒介時代文學的文化生態變革、文學表征的呈現、文本形態的變遷、文學精神的審美變異等，將媒介技術引入文學研究的視野，媒介成為與世界、作家、作品和讀者之外的“第五要素”，由于“第五要素”的介入，電子媒介時代中國當代文學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從而引發了文論話語的根本轉型，這對于當前的文藝學研究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推動。第二，著眼于文藝學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現狀，將文藝現象放到電子媒介這一新的歷史語境中作更系統更深入的研究，媒介因素將成為影響文藝活動發展的重要成分，同時豐富了對文藝活動發展方向的認識，也加深了對文藝性質的更全面的理解。通過這種研究豐富和深化了文學基本問題的認識，為推動電子媒介時代文學觀念的轉型和體系創新提供一種思路，對“何為文學”與“文學何為”提供一種新的理解思路，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學四要素理論得以改寫，引入了“媒介”要素，并引發文論話語的根本轉型[4];第三，跨學科研究模式。針對研究對象的綜合性和研究領域的跨學科性，這就需要綜合運用文藝學和傳播學以及美學、文化學、社會學、語言學等其他相關學科的知識成果和研究方法，在學科交融的視野下探討問題，對文藝傳播的符號特性、表征功能、交流規律、傳播效果等問題進行多角度的研討和全方位的透視，以期在人類文化現象的整體視野中達到對研究對象的全面而有深入的把握，由于論題觸及中國當代文學的一些現象和問題，因而需要對中國當代文學文本，特別是網絡文學文本進行個案分析。

[注釋]

[1][2]杜書瀛：《電子媒介時代及其對文學理論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7年10月18日，第 3 版。

[3][美]詹明信：《后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300頁。

[4] 胡友峰：《論電子媒介時代文論話語轉型》，《文學評論》，2018年第1期。

本文系國家藝術學基金重大項目“微時代”的文藝批評（19zd02）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