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研究
——基于省域面板數據的空間計量模型

宣立歡

（新疆財經大學 經濟學院，新疆 烏魯木齊 830012）

一、引 言

自1978年之后，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取得了巨大成就，人均GDP由1978年的384.74元增長到2021年的80976元，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各項設施不斷完善，創造了讓全世界震撼的“中國奇跡”。但中國在創造、享受各項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的矛盾與問題，如經濟結構失衡、收入差距拉大、增長動力不足、能源過度消耗等等。黨的十九大提出，中國經濟發展當前的方向已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鑒于新時代背景，探索經濟高質量發展模式及變革路徑，對提升我國經濟發展質量具有深遠意義。

本文通過查閱梳理歸納大量文獻后得出，現有針對生產性服務業產業集聚的研究多集中在集聚的影響因素、集聚規律與測度方式方面，如：溫婷（2020）把我國分東部、西部、中部以及東北四個部分對比分析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經濟增長以及產業結構升級效應，發現東部的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兩效應都強，西部地區次之，但東北和中部地區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兩效應可能存在抑制性作用[1]。對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文獻多是研究其內涵、特征以及測度方法，如肖周燕（2019）認為經濟發展受到一定資源環境約束由數量轉向質量的必然結果就是高質量健康發展，利用經濟增長不斷增進廣大人民群眾民生福利[2]；景維民等（2019）從五大發展理念出發測度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3]。王慧艷等（2019）基于中間投入與最終產出兩方面測度經濟質量水平[4]。盡管綜合研究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方面的文獻數量近年來在逐漸增加，但基于細化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角度，分析兩者關系的文獻不多。因此，本文基于我國省域層面，探討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和多樣化集聚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具有一定的創新之處。

二、研究設計

（一）指標選取

被解釋變量：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SC）。關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指標測算，國內外學者運用的測算方法各不相同，存在一定的差異。本文從五大發展理念出發，構建指標體系得到各省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指標體系如下所示：

表1 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解釋變量：專業化集聚（PS），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集聚水平反映了同一類生產性服務行業的空間分布狀態。而區位熵能夠測度要素在區域內的空間分散情況，以反映產業專業化程度。文章主要借鑒參考Combes（2000）的研究方法利用區位熵測度專業化集聚水平[5]，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PSiS反映區域i的生產性服務行業s的專業化集聚程度，PSiS值越大代表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集聚程度越高，EiS表示區域i的生產性服務行業s的就業人數，ES表示全國生產性服務行業s的就業人員數，E表示全國就業總人數，Ei表示區域i的總就業人數。

多樣化集聚（DV），多樣化集聚指標利用改進的赫芬達指數，主要參考韓峰等（2020）的研究方法[5]，賦予生產性服務業各子系統對應權重，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DVi表征區域i的生產性服務行業總體的多樣化空間性集聚水平，該值越大代表生產性服務業多樣化集聚程度越高。EiS代表區域i的生產性服務行業s的就業人數，ES表示全國生產性服務行業s的就業人員數，E表示全國就業總人數，Ei表示區域i的總就業人數，EiS*表示區域i中除生產性服務行業s外的某個生產性服務行業S*的就業人數，ES*表示全國除生產性服務行業s之外的全國生產性服務行業S*的就業人員數。

控制變量：信息化水平(INF)，使用每萬人互聯網上網人數表征；政府干預程度（GOV），采用一般公共預算支出與GDP的比值反映政府干預程度的大??；交通發達程度（TR），考慮到區域交通狀況與其道路網絡建設關系密切，因此本文使用人均擁有公路面積來對其進行衡量；外商參與度（FDI），利用實際使用進出口額占GDP的比重反映外商參與度。

（二）數據來源

文章選擇2003-2019年我國30省市自治區作為研究樣本，研究中所需數據均來自《EPS數據庫》《中國統計年鑒》以及各省市統計年鑒與國家統計局網站，對于缺失數據采用插值法補齊。由于《國民經濟各行業分類》（GB/T4754-2002）與《囯民經濟行業分類》（GB/T4754-1994）相比較，其中關于服務業細分行業的分類發生較大調整，進而導致2002年前后生產性服務業細分行業數據的可比性降低，因此本文研究的起始時間為2003年。同時在實證分析中，為消除面板數據可能存在的異方差，本文對所用變量進行對數化處理。

三、空間計量分析

（一）構造空間權重矩陣

在做空間計量分析之前要度量區域間的空間距離，這就需定義空間權重矩陣W，它一般用來表達空間連接鄰接關系，W的形式如下：

其中，Wij表示地區i與j的鄰接關系，通過距離或者鄰接標準確定。

恰當的空間權重矩陣對于刻畫區域之間的相互關聯程度極其重要?？紤]到我國30省市分布情況及各地區經濟水平，構造經濟距離權重矩陣，公式如下：

（二）空間相關性檢驗

一般采用莫蘭指數I（Moran’sI）測度。計算公式如下：

表2顯示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空間相關性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表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程度在空間分布上呈現出穩定的空間相關性，而不是隨機分布。

表2 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全局Moran’sI值

（三）空間計量模型的適用性檢驗

做實證之前必須確定模型具體形式。在對模型進行空間計量分析之前，需要先驗證模型：首先，利用LM檢驗得出，該模型顯著拒絕了非空間模型，具有強烈的空間效應；通過LR檢驗，得到該模型不能退化成空間誤差模型或空間杜賓模型；利用Hus?man檢驗得出，該模型顯著拒絕原假設，即選擇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后續檢驗。通過比較回歸結果，發現空間固定效應的結果最優。綜上所述，本文將選擇空間固定效應SDM模型進行后續檢驗分析。

基于適用性檢驗結果，構建空間計量模型分析全國以及區域異質性回歸結果。同時結合數據選取與理論知識，將設定如下模型：

其中，i、t分別表示地區與時間，W表示空間權重矩陣，SCit表示區域i第t年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PSit、DVit表示區域i第t年的專業化集聚與多樣化集聚程度，Xit表示控制變量，包括：INFit信息化水平、GOVit政府干預程度、TRit交通狀況以及FDIit外資參與度。φi與ηi分別代表空間固定效應以及時間固定效應，εi為隨機誤差項。在經濟地理權重矩陣下模型回歸結果如下：

表3 我國30省市空間杜賓模型的空間溢出效應分解結果

基于直接效應回歸結果，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集聚對本地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顯著影響，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即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集聚水平每上升1%，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數增加0.0266%，專業化集聚通過深化專業化分工，獲得規模經濟效應，形成學習示范效應與競爭效應，有力推動提升本地的經濟質量發展水平。同時，回歸結果表示多樣化集聚未對本地經濟高質量發展起到明顯推動效果，可能是由區域產業發展不均、非協同發展導致。

基于外溢效應結果，專業化集聚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溢出效應系數顯著為正，并且該系數值高于直接效應系數。這表明我國30省市地理位置近的區域經濟發展活動存在顯著的正向空間效應，另外其鄰邊區域的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集聚對本地經濟發展起到正向溢出作用，同時溢出效應還大于直接效應，表明區域開放集聚環境助推經濟發展要素自由流動，企業高效展開創新性合作等促進了地區經濟發展。而多樣化集聚對鄰近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有著明顯的抑制性。這說明多樣化集聚抑制了本地經濟質量發展，且對其周邊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也產生了削弱影響。對此的解釋是，不同省份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及生產性服務業多樣化集聚程度差別大，而集聚水平高的地區對鄰近地區經濟發展所形成的虹吸效應大于產生的溢出效果，最終造成對鄰近地區產生負向溢出作用。另外，也可能是因為部分地區的生產性服務業多樣化集聚指數過高，已處于過度集聚狀態，不僅不利于本地經濟發展活動推進，同時也對鄰近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造成了抑制影響。

基于控制變量的實證結果，信息化水平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了明顯的推動作用，地區信息化程度越高，意味著其信息基礎設施越暢通，進一步推動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體系趨于完善，進而促進經濟發展質量；政府參與程度對地區經濟發展未產生顯著影響，可能與政府決策過程中存在官僚主義與信息不完全現象、政府政策的頻繁變化以及政府機構運行效率低有關；交通發達程度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產生了明顯的正向作用，交通發達程度越高，意味著交通空間可達與連通程度越高，可以通過交通優化來提升地區的布局與空間結構，從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針對外資參與度，其對經濟發展質量的促進作用明顯，實施對外開放政策，不僅可以吸引國外資本流向中國，提升國內經濟質量發展，而且有利于形成開放的新發展理念，最終形成合作共贏的新格局。

（四）區域異質性分析

不同省份之間的發展狀況與規模各不相同，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與多樣化集聚水平和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也存在差異，因此有必要檢驗不同區域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本文將我國30個省市劃分成東、中、西三個部分，考察不同區域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和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影響。估計結果見表4。

表4 東中西部空間杜賓模型（SDM）空間溢出效應分解

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和多樣化集聚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作用存在顯著的區域差異性，具體來看：對東部地區，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與多樣化集聚均未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產生顯著作用；而中西部地區專業化集聚顯著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多樣化集聚對高質量發展起抑制作用，進一步地，中部地區專業化集聚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要強于西部地區，且中部地區多樣化集聚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的抑制作用要低于西部地區。造成以上結果的原因可能是東部地區本身經濟基礎存在優勢，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主要是靠產業轉型升級而不是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溢出效應，所以集聚未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明顯作用；而中西部地區對生產性服務業的專業化需求大，因而專業化集聚有力推動了經濟高質量發展。另外，與西部相比，中部地區的各項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更加完善，多樣化生產性服務業更適應經濟發展水平，所以負向的多樣化集聚溢出效應較小。

四、結論與啟示

本文從中國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情況入手，并結合經濟高質量發展情況，以2003-2019年中國省域層面的面板數據為研究樣本，得到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系，并通過實證分析方法檢驗出作用大小。本文經過分析得到以下結論：

生產性專業化集聚與多樣化集聚對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起到的作用不同，同時當考慮空間溢出效應、區域差異約束條件時，生產性服務業集聚作用于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效果會發生變化。具體而言，首先專業化集聚促進了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考慮到空間溢出效應，專業化集聚對本地與周邊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均產生明顯的促進作用；而多樣化集聚沒有對其起到推動作用，它未對本地的經濟質量產業明顯作用，對鄰近地區的經濟質量起到抑制性作用，多樣化集聚對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總效應仍是起到顯著的抑制作用。最后，當考慮區域差異性時，在中西部地區，專業化集聚可以明顯提升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多樣化集聚則對經濟發展質量起到明顯的抑制作用；而東部地區的專業化集聚與多樣化集聚則未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明顯作用。

基于上述結論，本文認為當前應合理規劃、引導中國的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各地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時要充分利用和發揮集聚帶來的溢出效應，有效推動中國經濟健康發展。具體應以下幾方面展開：

政府統籌總體布局，完善生產性服務業功能區建設。生產性服務業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而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區是發展該產業的載體與組織形式，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區的發展程度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綜合實力的重要標志之一，因此，應不斷完善各地生產性服務業功能區建設，鼓勵地上與地下空間相連，使公共空間串聯起來，形成連續完善、安全舒適的系統，強化交通網絡體系建設，完善基礎設施建設、中間產品市場等來擴大技術溢出的效果，同時通過產業內部以及價值鏈上下游行業的交流，促進產業結構合理發展，提升整體競爭力，以滿足現代經濟社會的發展需求。

關注專業化集聚規模，發揮規模效應。由于專業化集聚發展有力提升地區經濟高質量，但中國各地專業化發展程度不同，西部一些對于其他地區仍有較大差距，因此西部需持續加大科技研發投入強度，提升地區創新能力，強化基礎設施建設，創造良好條件，為提升專業化集聚水平打好基礎；中部地區政府可以制定相關政策來引導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集聚發展，推動區域內知識密集型生產性服務企業的專業化生產，提高市場細化程度，比如，為承接東部地區制造業的轉移，做好相應準備，制定長遠規劃，有效提升中部地區專業化集聚水平；東部地區基礎設施、科學技術等相對發達，創新水平較高，可進一步提升服務專業化程度與質量，有效提升生產效率，此外還應加大資金投入來培植新興產業，逐漸形成新興產業的專業化集聚發展。

合理統籌多樣化集聚發展布局，發揮集聚效應。集聚類型的差異與地區差異均會影響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效果，各地政府推動多樣化集聚發展時不能無差別地、盲目的制定產業政策，切忌“一刀切”，而是須因地制宜，有效規范市場間行為，營造良好外部營商環境來推進生產性服務業的健康有序發展，保證生產性服務業多樣化集聚發展能夠滿足當地產業發展需求。另外，要充分考慮產業之間的關聯互補性，激發各地產業集聚效應，從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