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尋金記》看阿來敘事的豐富性與轉捩點

張譯丹

摘要：敘事文學所敘之“事”長期被狹化為敘述事件，而使智性的事理、事義被忽視甚或棄置，近年來一些杰出作家突破這種流弊、偏向，讓智性元素重返了敘事現場，阿來的最新作品《尋金記》便是其中之一，但這部作品卻更矯矯不群，作家對智性的理解與表達并不限定在具體知識或門類學科上，而有著一種新的理性敘事的探索，從三個層面建構了他的敘事的豐富性與重大轉捩。

關鍵詞：阿來;《尋金記》;理性敘事

《人民文學》2022年第1期推出阿來的《尋金記》（上）時，其推薦語有“在歷史選擇的鐵律與小說方式的微妙間，寫出審美的無窮張力”①，而《小說選刊》在轉載時認為“阿來則純粹依據史料與想象虛構，依然活靈活現，結構工巧，舉重若輕”②，雖然二者側重面不一，但都對阿來這部新作有著極高的評價。我們確實能看到該部小說給敘事文學帶來的驚喜非同小可：一方面訴諸于審美想象的張力重生，另一方面訴諸于歷史鐵律的質實認知。雖然現在還不敢完全肯定，中國敘事文學是否會因這部小說的出現發生自1980年代以來的又一次敘事理性的覺醒或者轉捩，但至少可以認為，阿來的這部小說在他自己的創作序列中，是自《塵埃落定》之后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如果我們不將《尋金記》納入一個純粹的虛構文本的閱讀視野，會發現該小說的多重敘事機制幾乎從一開始就同時啟動，諸如視點飄移、復線并敘、眾聲喧嘩、復調結構、敘事留白……這些顯見的敘事手段之后，到底基于一種什么樣的敘事理念才讓阿來賦予這部作品繽紛色彩和復雜的節奏，并保持著一種不見盈虧的力度、沒有過度的鋪張，恰到好處地達成敘事的完滿？這里，我們有必要展開兩個維度的多向性尋覓，一個是阿來的創作進階，另一個是當代虛構性文本（Fiction）的敘事裂變或涅槃。

在我個人看來，從《塵埃落定》開始，阿來幾乎所有的創作都在致力于不斷的自我突破，幾個顯見的轉折點分別在《塵埃落定》、《空山》（第一部）、《云中記》中體現出來。成名作《塵埃落定》首先給自己設置了一個很高的起點：邊緣化題材、差異化人物、自我愚化的敘述人設置以及看似漫不經心實則精致化的語言，與大時代語境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在同時期香艷而自我絮叨的小說之林中，注入了硬朗而康健、粗糲而率真的生猛元素，在天高地遠的野蠻敘事中，自然形成中國西部原野的粗獷文風;《空山》依然沿用藏地題材，以一場山火災難而引發對消失的文明的反思，其間蘊含著阿來對于母體文化的追問與尋源，有著追求歷史大敘事的端倪又不乏個體生命寄身于斯的迷思——對消失文明的追慕、對悲劇性歷史的推演，表明阿來有一種構建性夢想，但稍不留意則可能陷入過分滿盈的敘事堆砌。因此我認為《空山》的嘗試恐怕并未完全達到預想，但這個遺憾在《云中記》中得到完美的補足?！对浦杏洝吩凇犊丈健分辖⒘艘粋€精神返鄉的意象，阿巴這個人物在其符號性之外，被阿來賦予了某種神性元素，在消失的故鄉重建了永久的精神家園，其肉體的消失并不代表民族精神的永逝。這三部作品在敘事上除了皆具阿來個人浪漫抒情的風格之外，分別契合著中國當代敘事的諸多走向，《塵埃落定》的意識流手法以及潛意識悖謬性敘事，以個人視角與大眾視角之間的差異性張力，支撐起一個荒謬世界里“帥克”式的虛構敘事，在1990年代中國文學敘事突圍的大背景下，從“新寫實”“新歷史”敘事中脫穎而出;《空山》的大敘事夢想，得益于“民族秘史”的啟示，有著《白鹿原》般的構造夢想，在荒唐歲月與深山密林的對視中，有著起伏不定的復調式敘事，然而以“空山”命名的整部長篇小說（三部曲），實際上又有意對自己的構建夢想進行了解構;《云中記》從大地出發，從山崩地裂的災難中出發，這是一場遠比山火更為徹底的災難，阿來的敘事從此發生了巨大的轉捩，他的思考帶動敘事的筆尖從地表向地心延伸，從大地向天空探索，他把云中村置于山神、樹神與天神之間，這是他十年沉潛之后，在21世紀向自然主義敘事的致敬，希望在眾神之間尋找到人類新的支點，因此采取了多點密集、散點透視的方式，讓整個敘事呈現出巴赫金式的眾聲喧嘩的范式，而阿巴的自我救贖與自我塑形，又像是阿來敘事的最后指歸，人的精神復活成為要點。

在簡單地給予這樣的回溯之后，我們大約應該清楚，阿來小說創作與當代敘事有著或契合或對應的關系，但《尋金記》則跳出了這種關系，雖然現在我們只能閱讀到上部，但已經可以感覺到某種挑戰式的、引領式的敘事構建和《人民文學》所說的“審美的無窮張力”。當代文學的敘事歷險或者敘事探索到了《尋金記》似乎可以真的獨立出來被討論了。這里我們必然遭遇另一個維度的纏繞：中國敘事文學的敘事自足性問題。

自新時期注重形式獨立價值的中國式“現代主義”興起，中國當代文學的文本自足歷程走過了差不多四十年的歲月，從“寫什么”到“怎么寫”的跨越伴隨著各種新探索，貼滿各種主義標簽的實驗性作品成果蔚為大觀，從馬原的敘事圈套到莫言的魔幻現實主義，從新歷史主義到新寫實文學，既有敘事的覺醒也有內容取向的超越，直到如金澄宇《繁花》之密集意象、雙線敘事，李洱《應物兄》之貌似羅列段子與知識實則擊破線性敘事的智性張揚，中國當代敘事文學終于在艱難探索中明白了敘事文學所述之“事”不只是事件或故事。經典敘事學其實早已論訖，敘事“話語”乃有敘述（Narrative）、描述（Description）和論述（Argument）、闡述（Exposition）四大基本方式，并且，這四者在敘事文學中“互為對方服務地運行”，而非“敘述以某種方式對論證占有優勢”。③當我們今天閱讀《尋金記》時，便能欣喜而清楚地看見，敘事文學的涅槃或歸真，除了要有被敘述、描述的事件、事象，還須有同等重要的被論述、闡述的事理、事義等智性元素。

這所謂“智性元素”的敘事，在1980年代晚期朱蘇進的《絕望中誕生》等作品中有著閃亮的表現，我們可以把它稱為對象性知識敘事，就是將描寫對象之有關屬性、原理以及內在邏輯予以充分把握之后形成的、帶著知識普及意味的審美表達，在文以載道之外，更多的是文以載理、文以傳智?！督^望中誕生》中對地球板塊漂移說的挑戰和懷疑，以及提出嶄新的合邏輯的假說，無疑展現了朱蘇進對這一領域的學術分歧、流派分野等等的獨特理解，但作品所表現出來的這種新的智性元素并未在創作界和評論界引起足夠的重視，人們矚目的主要還是該作品活畫出的那個科學迷、地球迷的人物形象及其傳奇故事。如今，對于阿來的《尋金記》，閱讀和批評的關注點是否也會遺漏其具有轉捩點意義的智性敘事，忽視乃至無視其人物和故事不僅依賴其曠達不羈的想象和傳奇筆法而有著學問和嚴謹邏輯的支撐？

創作界和批評界的這種漠視、忽視或盲區是否意味著，中國敘事文學的歷史旅程有著美學因素大面積遮蓋理性因素的偏向，乃至存在著某種“棄智”的缺陷？是什么原因讓在《詩經》里就存在的智性敘事變得那么無足輕重？看看那渾樸的《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馌彼南畝，田畯至喜……”其間對星象、節氣以及生活隨月次、歲次而更的日?？茖W，有著超乎表象的智性理解，而在現代天文歷法還沒有誕生的先秦，這樣的寫作并不是簡單的游心寓目，在悲嘆命運之際，顯然滲透著古人對自然和生命的智性理解，但這樣一個理路隨著歷史的變遷而式微甚至斷裂了，特別是從宋代以后及至明清，敘事文學在文體細分的演化過程中漸以通俗化的小說為主流，“無奇不傳”的故事及其“游心寓目”的娛情功能日益強化，其智性元素和益智功能日趨弱化;迨至踏入最近百余年的“現代性”和“純文學”途程，敘事文學雖增益了新軍（如影視劇作、報告文學等），其敘事內容和功能卻更加窄化，越來越重故事、崇想象、貴經驗、主審美、尚娛樂，而將曾經強調的具有教化、識物等功能的智性元素基本上逐出了敘事的伊甸園。這樣的“做減法”走勢，把敘事文學導入了“漫長的停滯、衰退、縮減、逆變”④的狹路，并“由此形成了我們時代文學最嚴重的一個問題”⑤。

所幸的是，近年來學界和創作界對這種狹隘的“純文學”現象和觀念已有反思和反撥，楊義、董乃斌、李怡、陳伯海等學者返本開新地重提“大文學”觀并掀起了廣泛的討論，《南方文壇》《當代文壇》《名作欣賞》等文學批評重鎮更多次專題研討了敘事文學表述知識的合法性問題，創作上則涌現了一批飽含對象性知識的杰作，如麥家《解密》、李洱《應物兄》、王安憶《考工記》、李敬澤《青鳥故事集》、劉慈欣《三體》、徐皓峰《刀背藏身》等，顯示出“將被遮蔽和邊緣化了的‘知識’重新納入到文學敘事的角力場”⑥的態勢。

此時，我們看到了《尋金記》。但它又與以上作品有所不同，阿來對智性的理解顯然不是限定在具體知識或門類學科上，而是一種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范疇，甚至如我在前文所提到的最高理性之哲學上，他將現代中國人對財富、生命以及自然神的認識、觀念做了一次統攝性的觀照，并精心設置了一個維特根斯坦似的“自我毀滅的試驗場”，以暗含的希望之不確定性，重啟了他對這個民族本性的思索與拷問，對其形成此種文明的文化基因也有所觀照。阿來在這部作品中有一種對《云中記》之靈魂歸宿的延伸性探索，從精神領域重回世俗人間，以深入世俗大地的姿態而仰望哲學的天空。

為了完成這個浩大的工程，阿來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切片里，構筑了一個豐富的立體空間：以無量河為界、圍繞無量山區形成一個籠型的閉合場域。在這個場域內，以一塊大金子作為核心線索，穿起了一系列人物的出場與退場（死亡），將一塊金子化身為一個能夠產生聚合效應的核心，相當于形成了一個格雷馬斯的“符號的矩陣”，一場有關丟失的大金子的逃離與追殺、隱藏與尋找的大戲，在一個“共時”狀態下，以平行蒙太奇的方法被阿來一一展現。

這個場域是一個便于結構的設計，但困難在于，在這個符號矩陣里如何體現其力度的平衡與彼此發生關聯和牽制。因為在敘事學里，共時態的困境在于如何與歷時發生關系，早期結構主義理論認定共時才有意義而變化沒有價值。但沒有變化即沒有故事、遭遇，也沒有力量博弈，情節的發展就被削弱，這顯然將文學視為一種靜態的并置藝術，又與寫作和閱讀的歷時狀態（甚至是線性推進狀態）發生沖突。這里，阿來以巧妙的“詞典”或“詞條”的形式，將人物的輪換敘事設定為整部敘事的推動力，這里的“人物”概念不是我們通常理解的“小說人物”的單一性規定，金伕子、兵士、法王、土匪以及其他各色人等，都具有多重的功效，他們不僅僅是阿來要描寫的“人物形象”，還是具有“符號學”意義的結構單體，其輪換敘事也意味著視點的飄移和轉換?！八鼈儭笔潜舜藳_突、彼此抵消、彼此依賴的元素，一個單體與另一個單體的關系，以共時存在為起始，聚合在大金子周圍，又可能以此消彼長（你死我活）為結束，一些單體從大金子這個聚合體身邊永遠退出，從聚合過度到耗散。在這個過程中，阿來的“小說人物”由此誕生——他們彼此合作又彼此欺騙，其人性的貪婪與寡情、亡命與艱辛，最后演成無情的利用、占有甚至殺戮。因人物的生死與逃亡、敘述人視點不斷的轉換，共時性的空間屏障才得以刺穿，平行的敘事軌跡最后都交織在一起，編織成了完整的敘事。

在這些單體之上，有兩個恒在的元素像支柱一樣維持了整個結構的穩定，一個當然是大金子，它冷漠、高傲，有著無窮的魅力，所有的悲喜劇因它的出現而輪番上演，它有著巨大的財富價值，同時又是一個無言的角色，在它被交換與兌現之前，只是一個徹底的被動體、一個毫無生命的自在的礦物質，但一旦與人群的欲望和夢想結合，就不但是事件的核心，同時又是所有人的靈魂，還反過來左右著他們的命運;另一個是幾乎無處不在的劉調查員。準備去前線抗戰的他，受命來到這偏僻之地，不期然地和大金子遭遇。他手握重兵高高在上，比大金子還要冷漠，比山林還要廣闊，所有的人物都有始有終、有生有死，唯他來去無影、無始無終。這樣一個“情比金堅”的狠角色，成為統觀整個黃金事件的“上帝之眼”，是故事起承轉合的關鍵人物。如果我們把整個敘事看成是一個完整的桔子的話，那些聚合在大金子周圍的各色人等的生命線條，就是一個個桔子瓣，大金子則是桔梗，劉調查員是包裹這桔子的桔子皮，有桔皮的圓融、包裹性，又自我成型首尾不分，是一個渾然的“在者”和最高圍獵人，決定著整個桔子的成色與皮相，甚至只有他才能感受這急促而危險的生命的呼吸、外界的流風與驟雨，正是他把抗戰大敘事帶入這個大山深處的生死場，在那些生死追逐、以本能驅動行動的烏合之眾面前，讓自己的一切行為都有了至高的合法性和權威的闡釋權。

在《尋金記》里，阿來營造出的這個急迫而傳奇的敘事情景，意味著他開始了一種新的敘事突圍，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新的理性敘事的悄然誕生。

具體說來，阿來在三個彼此呼應和關聯的層次里完成了他的敘事的豐富性與重大轉捩。

第一，在這個貌似古典傳奇的故事里，注入明確的現代理性知識，使一個藏匿與追逐的故事，有了智性的根底而理性化，冷靜而收斂的筆調形成了一種文學的新風范，在叢林世界里閃現著義利取舍背后的哲學思考。

小說題材具有天然的西部復雜社會的奇異性和邊沿性，那是一個聚集了山林河谷、荒漠甘泉、芳卉毒草、飛禽走獸的奇幻地界，這里像世界邊沿又像他們的世界中心，更聚集了來歷各異、信仰不同、習性難合的一群人，像聚光燈下的演員又像跟著劇情奔跑的觀眾，這樣一個故事豐滿、人物復雜的題材，就算是簡單敘寫也會成為一部充滿傳奇的詭譎畫卷，其色彩的豐富與奇幻，故事本身的魅力亦可在阿來自己的小說序列里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但這尚不足以達成他本來的目的，因此對對象的社會學與哲學性升華就成為必然。

隨著大金子的不斷倒手，在它流轉與遷徙之中，阿來讓我們在欣賞其奇詭情節之外，不斷遭遇一系列觀念性的命題：財富之于個人的意義、黃金之于生命的價值、信仰與財富的權衡、人對物化的抗拒，等等。當一夜暴富、飛來橫財成為國人的普遍追求時，對觀念的追究顯得尤其重要，“人為財死”這古老而籠統的經驗，被阿來分解為不同模態的死亡與偷生，旨在告誡人們，他們各自領受的結局來源于各自預支的行為。這不是因果而是人類自身無法突破的牢籠，因而一切的努力都可能是一場自我毀滅的試驗。

金伕子吳樹林的目的在于討三房老婆買幾十畝地，這大約是傳統里普通百姓普遍又執著的夢想，財富對他們來說就是這樣的直白簡單，而哨兵趙興旺則一直被自己的運氣激勵著，所以最初的趙興旺并不想因此而殺人，還有些微的“行己有恥”的文明意識，在與吳樹林的對比中，趙興旺有更為遼遠的夢想和尚不明了的規劃，以至于在被追捕中還手下留情不殺追兵，甚至居然可以和漢人村的小嫂嫂春宵一度，且見仁見義，毫不吝嗇地給了她金粉、金屑，這春宵一度還差一點成為他未來生活的目標，在懷揣夢想之余有著隨遇而安的茍且。他好像是第一個認為金子不過是身外之物的人，和吳樹林的簡單占有截然不同，甚至對大金子還有著審美的趣味和浪漫的情懷。

法王則認為他代表著神的權威，金子是神的饋贈，所以他必須出手也理所當然。在他的意識里，大金子只屬于這片山谷。但正如他感嘆的一樣，末法時代已經來臨，神山即將被掏空。法王一心護佑的并非真正的山的寶藏而是他作為法王的權威，奪回金子或者阻止金子出山，都和神的權威以及他自己的權威有關。但是，阿來從法王角度展開敘寫的是，既然是末法時代，一個法王的權威還有什么可以維護的？就像改土歸流后，扎西這個千戶最后只能淪為山上的土匪一樣，他既不能庇護眾人也不能保全自己——神權和族權皆已走到末路，他們不過是想借大金子來起死回生，挽留已經遠去的威權以及威權下的綱常倫理，回到各自的掌控之中而已。

老丁和阿香經營著古老的黑店營生，他們共同生活且建立起看似相同的財富夢想，妄想著不勞而獲天降巨寶，而且是在輪回的套中堅持著這個和打家劫舍并無多少區別的營生。阿香和她前一個死鬼在民國7年就守在這里，老丁出現后，死鬼被老丁干掉，現在和老丁又重復著昨天的劇情……當他們迎來機會之后，同樣會經歷欲望的煎熬、情理的博弈甚至你死我活的較量，非常手段加江湖道義，讓他們得以平和分手各赴黃泉，正如那塊被解開的巨大金快。這是阿來在“皆為利往”的時代給了江湖最后的一點臉面。

至于追風馬這個從懵懂少年而誤入草莽的“土匪”探子，他足智多謀、奔跑如風又經歷豐富，他唯一的希望和軟肋都是那遙遠的故鄉和可能已不在人世的母親，因此阿來給了他歷經暗黑苦修屋、無邊大莽原的逃離路程，他像一個懸浮的靈魂、無根的種子，總在路上“追風”，得到大金子后他依然像一陣風吹向無可確定的故鄉，然后在回家的路上迷失。追風馬可能是這群邊沿人中的尤其邊沿者，正如扎西之前諷刺他“一個土匪居然想著回家”。但是阿來想告訴我們的是“歸宿”這個巨大的存在，在不能歸去的路上，我們多次迷失。與追風馬搭檔的是林中犬，這個顯然比追風馬陰險的家伙，是另外一種人：他雖然面目模糊、身材短小，但在那片密林和山野里能夠如魚得水，靠的是道行和膽量以及細致入微的觀察力，因此作為扎西匪幫的資深密探，他心無雜念、目標明確，當追風馬的障眼法幾乎騙過所有人的時候，只有他能夠察辨細節和風向而果斷上路。他的追問是：為什么追風馬可以獲得大金子而不是我？這是他上路的動力，也是大金子啟動的人性惡之一。當他拉著阿香的尸體作為掩護穿越無量山之后，我們更清楚，他善變多疑又利用同道的決絕，顯然成為了暫時的贏家，但他尚有不知的是，唯其如此，他將踏入更加迷幻的又一張大網，那無處不在的袍哥堂口正在等著他……這是他越陷越深的人生迷局。

從低級的需求到占有的狂歡，阿來在這個“符號的矩陣”里灌注的理性思考躍升為哲學的追索：所有可能被文學描述的傳奇都不是虛空里的迷人云彩，而是應該被納入俗世的認知環境。當水在漫漶時，誰也無法確定它的性狀和形狀，只有在一個杯子或其他容器里，被科學分析后才可以得到定性，同樣，人的欲望、夢想、生死命數等等只有在社會學眼光的觀照之下，才能被認知、被理解。神秘主義不再是奇幻世界唯一的解釋，它有著固有的理性路徑，而文學則以審美的方式將這個路徑鋪展開來?？档略?8世紀提出形而上學是否成為可能的問題，在更為寬泛的理解里，也就是提出了人文學是否科學的命題，實際上是向整個人類提出了人文學一任自我闡釋而不納入科學認知的后果，可能就是導致人文學長期止步不前或自我重復，根本無助于解決任何問題。因此在審美狂歡之余，我們面對《尋金記》這樣的文本，應當感受到一種哲學的穿刺：我們需要重新修正與世界的關系，必須回到科學地認知世界的路上。

第二，是否存在著宿命的因果，是否存在必須以生命換取生活的通則？阿來帶著強烈的質疑和不確定的態度為我們描寫了一系列偶然或必然的死亡，這大約可以當成是阿來與讀者、也即審美受體之間的一種互動，那些驚心動魄又離奇怪誕的死亡，在敘述里被冷靜地處理成“在者”的退場，并形成視點的轉換，整部作品則以流動視點的方式，推出了系列人物形象，想通過這樣的方式更多地更多地包容讀者面臨的有關生死的追問。這是敘述者對讀者智性期待的滿足。

吳樹林是大金子的第一個發現者，也是被“魔咒”加諸其身的第一人，意味著在這大山深處，最基本的財富觀以吳樹林的摔死而宣告破產，低級需求生發出來的貪婪往往最先被詛咒，這可能就是舊式中國人人爭做“人上人”理念的出發點。他時刻提防的趙興旺沒有殺他，但他還是摔下山坡而死于非命。他那可以得到理解的貪欲以終極方式得到解決，這好像是告誡我們，處于低級欲望的層次，其夢想會最先破碎，讓我們深度懷疑“一簞食一壺漿，身居陋巷”的現實合理性。富貴之淫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超越，實在是一個未知數，吳樹林不會將大金子看成所謂的資本，僅僅是守著小農經濟意識下的女人和土地的概念，想將浮財變成真正的財富而已，但就算如此也得讓他以命相拼，和眾多拼命的人一樣都是“命里沒有”的必然結果。但什么是“有”呢？法王應該有么？扎西應該有么？在劉調查員強悍的軍力面前，一切該有的大約都不會有了，這是時勢和時運交叉作用的結果。

有著“些微”文明意識的趙興旺，因為一株海棠，因為想確定大金子的重量，被一把斧頭砍破腦袋。當阿來以“海棠樹與秤”作為趙興旺生命的最后意象時，就寫盡了趙興旺這樣的個體，在審美與實利之間那一點點僅存的心理張力和未來期待，也寫清楚了他在漢人村小嫂嫂那里行為的基本邏輯。是的，他本身就像長在蠻荒里的一株海棠。但是，趙興旺畢竟是一個俗人，因此在他急迫地尋找秤砣的時候，他都快要哭了，他跟所有逐利者一樣，為了一個執念而忽略了整個世界的存在，他看見的秤砣出現時什么都沒有想，只是急切地確認重量——這樣，他衡出了大金子也衡出了自己輕飄飄的人生執念和生命重量。

一個被美色和鮮花吸引的逃亡者，能夠走出多遠？只有像老丁和阿香這樣的人，一開始就知道心無旁騖的重要。在阿香的前“死鬼”成為死鬼之前，阿香就明白此生應該安放于何處和此身安放于何處，忍辱茍活和不惜肉身的阿香，以目的論短長、以結果判是非、以利益論高下，有著浪漫情懷的趙興旺遇見了她，就注定會死于海棠樹下。跟所有的目的論者一樣，過程或手段之于他們毫無意義，他們似乎堅信一切的等待都是值得的，一切的死亡都是無足輕重的，客棧像一道江湖的閘門，而他們就守在入口處，多少人間的悲歡離合、江湖恩怨于他們都是浮云過眼波瀾不驚。他們更像兩眼發綠的狼，蟄伏在麋鹿們必須經過的路邊，等到那致命的一擊。如果說大金子的出現于別人都是突如其來的話，阿香和老丁卻已經等待得太久了，趙興旺的出現對他們的來說只是麻木中的喚醒罷了。

但老丁死了，老謀深算的他死于自以為是的騙局，被計中計套走了生命和金子，被尋找歸家之路的追風馬擊斷了胸骨，完成了又一幕螳螂與黃雀寓言故事的劇情。阿香使盡解數逃過了無量河，被善追蹤辨風向的林中犬捉拿了，兩個各懷心思的人組成了逃匿聯盟，看起來一切都在邏輯之中，但已經逃離出去的阿香突然提出回到客棧挖取銀元之后，這個彪悍而清醒的剪徑者就墮入了反邏輯的圈套。一個可以呼風喚雨且擁有大金子的分舵舵主竟然為了幾塊銀元而送命，這么荒唐的“不舍”小利的行為，是自我失敗試驗場最典型的模型，當然也可以說這是小婦人之宿命，前死鬼和現死鬼都沒有讓她得到應有的升華，她那黝黑的臉和潔白如玉的身體，恰好像一個象征的喻體，讓她自我分裂了。直到她徹底死去，那尸首竟成了林中犬通關的工具，一路散發著臭氣……阿來是不是想告訴我們，如果科學地看待，生命其實就像一個行進的火車，它只能沿著固有的鐵軌前行，路徑和終點早就注定，這不是宿命，是一門客觀的科學，它盡管可以花樣翻新或者豐富多彩，但那又怎樣？當我們看到阿香忍著劇痛的求生哀鳴時，是不是對此有更為深刻的領悟呢？林中犬就這樣載著阿香的尸體和大金子走出無量山，但是我們一定知道，他是朝著更深的陷阱滑落，下部一定更為精彩。

第三，阿來一改之前抒情性極濃的敘事風格，《尋金記》表現出獨特的冷漠敘述，情感取向以及心底波瀾被很好地隱藏起來，我們再也看不見《塵埃落定》里那家園情懷或天地曠達的浪漫，也找不到《云中記》里苦修一般的自我激勵，這大約是以敘事的冷峻來表達一塊黃金對人類的嘲笑——金錢和財富本來無罪，但占有者或者使用者各自不同的居心投射，讓金錢臟污并獲得惡名。天底下似乎所有的罪惡都有金錢的影子，所有骯臟的交易都以金錢來完成，但金錢無法自我申辯，阿來就寫出黃金不能自我兌換的本質，它還是一塊礦物質時，就被一群靈長類動物搬來搬去，并砸死一個又一個搬弄它的人，它隱含的價值一直沒有得到確認。

劉調查員在抗戰這個民族大敘事背景下卷入這場惡斗，正如前文提到的一樣，他是“上帝之眼”，是唯一可以確證其價值的人，他因為有某種合法性身份和強大的軍力而在這場爭斗中游刃有余，并借機除掉了扎西匪幫，收拾了令人頭疼的法王勢力，他個人的冷峻與“無情”以及鐵板一般堅定的意志，使他像一架行走的機器，軋過這片山水。這是一種現代秩序的體現，也是川西地區權力傾軋、劉軍長一支獨大后社會荒漠化的表現，歸化、大一統、大局或者劉家天下這樣的概念被印在蒼白的歷史天宇，任何一個走近這段歷史的人都不能不異常冷靜和萬分小心。這不是麥琪家廣袤的罌粟園開滿誘人的鮮花，也不是云中村白云飄飄的高標祥和，這是一段生命不斷被拋擲的歷史，因此，阿來是這場野蠻狂放的追逐中一個冷靜的觀察者，同時精確地釋放出關于生命和財富、自然與人文的信息，這冷靜敘述的背后是一個求真的科學頭腦，這是他敘事豐富性的表現，也預示著他敘事轉捩的可能。但我更愿意這樣理解，與其說這是阿來敘事風格的轉捩，不如說這是他回歸事實敘述的表現，去掉了早期某種情懷的干擾，去掉了過于濃密的情感宣泄，他通過《尋金記》找到了世界的內核。一切皆有可能，一切有待時日。

注釋：

①《人民文學》編輯部：《卷首》，《人民文學》2022年第1期。

②《小說選刊》編輯部：《卷首》，《小說選刊》2022年第2期。

③〔美〕西摩·查特曼：《術語評論：小說與電影的敘事修辭學》，徐強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7-8頁。

④張大春：《小說稗類》，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頁。

⑤《南方文壇》編輯部：《作為一種知識類型的敘事文學——第九屆“今日批評家”論壇紀要》，《南方文壇》2019年第1期。

（作者單位：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當代文學研究范式轉型與‘中國形象建構’”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1BZW142）

責任編輯：趙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