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傳播視角下的城市語言景觀研究

摘 要：隨著時代的發展，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城市語言景觀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成為了城市文化傳播的又一主要陣地。本文介紹了語言景觀的國內外研究背景與發展趨勢，闡釋了城市語言景觀的文化特征，梳理了語言景觀研究的理論框架和研究路徑，充分挖掘語言景觀的文化傳播功能。該文旨在為城市語言景觀的研究提供新的分析維度，有助于我國學者對語言景觀研究領域進行更深層次的探究。

關鍵詞：城市語言景觀；文化特征；文化傳播功能：多語使用

隨著城市文明的不斷發展，語言景觀成為了代表城市文化的重要構成要素，同時也是一座城市區別于另一座城市的象征符號。語言景觀能體現城市歷史發展的痕跡，也是城市人文地理表征的體現，并成為城市獨有的文化現象。城市語言景觀的形成，既有城市地域因素的影響，同時也有地域文化的融入，其代表的是語言景觀所在地區的人文環境。通過語言景觀，能夠實現對地域語言文化特點、歷史發展等方面內容的研究。為此，語言景觀也成為社會學、文化學、語言學、經濟學乃至其它相關領域學科所共同關注的現象。進行語言景觀的研究，能夠促使我們對城市社會文化語境有清晰的了解和認識，也能夠幫助我們更深刻了解語言景觀背后所蘊藏的文化現象及人類智慧表現。語言景觀實際上是文化的載體和傳播媒介，是文化的外在表現形式，歸屬于社會語言學的研究領域。也正是基于此，城市語言景觀所反映出的社會文化價值也成為了語言學者所關注的重要話題，開展了一系列的研究。

一、語言景觀國內外研究背景與發展趨勢

隨著語言社會服務協同機制研究的發展，學術界已經把語言景觀建設列為城市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將其視為考察一個地域語言生態的重要環節。由于語言景觀與文化內部的邏輯關系，目前許多國家都已經開始了對語言景觀的分析、調查和研究的工作，并將其作為語言文化方面的重點研究領域，其中涵蓋了民族語言活力、文化傳播、語言政策、民族身份構建和多語現象等多個熱點議題，并持續向縱深發展。目前，從國際上看，主要研究地區從東京、曼谷、倫敦、柏林、巴黎等國際大都市開始轉到某個城市的某一特色區域。與此同時，國內學術界對于這一領域的研究視角也逐漸增多，廣度和深度也有所拓展。但總的來說，大部分研究尚停留在語言表層研究，比如公示語和雙語標識的勘誤和對策、行業領域內部語言景觀特征及語言景觀宏觀上的理論研究。而對于語言景觀的深層次的文化交流功能，則缺乏專門、系統、深入的研究。從目前來看，未來研究有以下發展趨勢。首先，構建具有本土特色的語言景觀理論。隨著全球化趨勢的加快和社會的快速發展，迫切需要語言景觀對經濟社會發展及旅游城市發展影響方面的研究，并嘗試構建我國社會文化特定語境下語言景觀的形成機制。第二，城市語言景觀的文化價值研究。隨著全人類的流動性增強，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文化影響力及文化傳播力正成為跨文化語言研究的熱點。因此，對于語言景觀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單純的語言層面，應站在弘揚優秀中華文化的角度下，聚焦于“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的時代大背景，著力提升語言景觀的城市文化的傳播張力。

二、城市語言景觀的文化特征

當今世界是一個包容性極強的世界，發展呈多元化趨勢。正所謂海納百川，有容乃大，隨著信息技術的全面普及，海量的網絡信息及相關服務已經融入到每一個人生活的點滴之中。人們可以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獲取想要的多種信息。人們的思維和意識不可能再維持從前的單向認知，也因此呈現多元化的變化趨勢。其中，也會因為個人的教育程度、社會角色、文化素養、感情認知等具體因素的不同而呈現千變萬化的不同姿態。人類的創造力也因此得到開拓，而這豐富的擢升，毫無疑問地會直接刺激著城市景觀文化建設的創作與發展。人們往往會首先了解一個城市的代表特色來了解一個城市，把握它獨特的文化底蘊。而一個城市的語言景觀，也會反作用于生活在這個城市中的人群，將相應的信息潛移默化地根植于他們的潛意識之中。無論是城市中的道路、公園，廣場，巨大的雕塑，醒目的文字照片，還是城市中的自然山水湖泊、都是達成這個效果的直觀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城市語言景觀是社會語言學中的新興領域，其目的為重點考察公共空間中各種及各類語言標牌的象征意義，其核心背景為“公共空間”，蘊含著一定的內在創設機制與相關思想意識，并非單純的語言呈現或排列。并且有著它明顯的文化表征。

首先，城市語言景觀可以反映出一個地區甚至是一個民族的審美特質。在城市語言景觀中，標牌上的字體大小、所處位置、標牌材質、色調明亮程度等具體情況，都在直接或側面反映出當地文化表達的審美特色。在少數民族地區，如政府機構與事業單位，及旅游區景區標牌中，往往當地文字位置居中，較為突出與醒目，而在其他實用性標牌（如街道指示牌、公交牌、路牌等）中的該文字字體相對較小，而且偏離中心，往往不明顯，僅被作象征性使用。比如，在我國成都市某些景區或者少數民族聚居地，藏語、漢語、英語通常兩兩混用或多語混用，其排列順序如下：①藏漢雙語形式：藏語在前（上），漢語在后（下）；②漢英雙語形式：漢語在前（上），英語在后（下）；③藏漢英三語形式：藏語在前（上），漢語在中，英語在后（下）。在語言景觀中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往往被作為商品化的文化符號。尚國文（2016）認為語言景觀中的語言并非隨意設置，通常處于經濟層面的考量，并在官方領域的語言景觀之中，將主導語言與多語存在的利用價值充分最大化。但是在這里必須提到，我國境內的少數民族語言除了蒙語、藏語、維吾爾語、朝鮮語等幾種語言之外，其他少數民族語言都因為缺乏相應的具體法律保護條例措施，而逐漸步入衰落與瀕危中。

其次，城市語言景觀還可以反映出當地的語言地位與語言認同度。我們可以發現，語言景觀主體的相關差異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因為受到語言政策的影響，官方與非官方標牌在語言應用上有著一定的差異，并反映在當地官方語言使用率及對外交流開放性上，尤其是全球化趨勢的影響，當地居民消費區域標牌與對從地區上的語言標牌內容中可以推斷出該地區主流語言種類，也就是說標牌中的主要使用文字的語言種類被斷定為該區域的主要用語。中國2001年開始正式實施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對推廣和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以及發展和規范各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外國語言文字都做出了相應的法律規定。就多語標牌上字體的大小而言，漢語字體比其他語言的字體顯得更大，更明顯。從多語種標牌上文字的排列位置來看，官方標牌與非官方標牌有一定差異，像政府部門設立標牌或由政府部門統一安放的一些警示牌都屬于官方標牌，而由私人或企業所設立的用作商業或信息介紹的標牌屬于非官方標牌。

語言認同包括了文化認同與族群認同，而文化認同與族群認同并不相同，比如，中國人可以因為對某一異國文化感興趣而產生對異國文化的認同，但通常并不會產生對異國族群的認同。我國大都市城市生態系統中不同文化的權勢高低正是我們之前討論過的官方語言景觀與私人標牌語言差異的“錯位”原因。比如，張斌華等人（2016）在相關調查研究中統計分析后指出，我國澳門民間語言的使用情況和政府語言政策存在相當的差異性，更加注重經濟性。澳門官方依然有殖民地時期的屈辱殘留，難改葡語在語言景觀中的使用積習，而非官方早已逐步擺脫了這一歷史遺留痕跡。與此同時，涉外商業區域使用英語較多，而當地居民生活區域的語言景觀中英語使用相對較少。

最后，在使用多語的國家或地區的語言景觀之中，語言使用順序的先后及某種語言的突顯性都可以體現該語言的重要程度、優先度與所占據話語權，選用哪種或哪幾種語言，排列順序先后，都蘊含有一定語言政策及規劃的相對含義，非隨機性選擇。（尚國文、趙守輝，2014）。不過，我們在官方語言景觀的調查中，發現主導語言全部為漢語，體現了官方意識形態中漢語的地位，而英語作為主要外語，雖然地位較其他外語高，但是只出現在次要語言中。在私人標牌中，英語作為首要語的標牌較多。多語城市語言景觀是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的標簽，高質量多語種的語言景觀建設是構建城市人文環境和國際形象的有效途徑。

三、城市語言景觀的理論框架與研究路徑

這部分主要討論的是城市語言景觀的研究方法。

（一）理論框架

目前國內發表的有關語言景觀研究的綜述類論文重在概括語言景觀的研究主題（如：李麗生，2015），討論定量方法的實施細節（如：葛俊麗，2016）， 或者統計國內語言景觀研究的發展歷程（如：章柏成，2015），僅有極少數學者嘗試評述該領域的理論體系。其中，尚國文、趙守輝（2014）重點介紹了Scollon & Scollon 的地理符號學理論（Geosemiotics）、Ben-Rafael 的語言景觀構建原則和 Spolsky 的標牌語言選擇理論等，為國內語言景觀學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語言景觀的基本理論假設叫語族活力理論，然后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超級多樣性理論和都市語言學理論。它們在語言景觀研究領域中發揮著自己的作用。首先，根據全球化社會語言學的定義，超級多樣性是指移民社區的語言、文化和人口構成變得比以往更加多元、更加復雜、更加難以預（Blommaert， 2010）。超級多樣性重點強調語言和空間的多樣性和流動性，對語言景觀研究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而都市語言學理論指的是針對都市語言景觀的多種情況發展起來的綜合性的新創設的靈活的理論體系。此外，學者們還提出了不同的理論來解釋語言的流動性和復雜性。盡管都市語言學作為社會語言學的新理論還存在一些問題，但它啟發了我們對語言景觀的復雜性、流動性、多元性和符號性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

（二）研究路徑

在語言景觀的研究方法層面，目前國內外主流的研究方法是定量分析法，質性分析和民族志方法。

1.定量分析法

早期的語言景觀研究大多數使用定量分布方法，通過統計各個社區標牌上的語言組合，得出每種語言的使用頻次，再與當地人口分布數據進行比較，由此推斷出社區的語族活力。這種定量研究方法能讓我們能從宏觀上了解社區的多語化程度，但問題在于，對如何確定調查范圍、分析單位和標牌類型，依然存在真空地帶。

2質性分析法

在認識到定量分析的局限性之后，學界普遍開始嘗試結合各種質性方法來進一步提高語言景觀研究的說服力。Manan et al.（2015）使用定量分析與訪談相結合的方式來研究馬來西亞吉隆坡的語言景觀，他們首先統計了5個街區的標牌語言使用情況，然后又通過采訪店主來印證定量分析的結果。也有研究者純粹使用質性方法研究語言景觀。此外，還有學者借助其他跨學科質性方法來解讀多語標牌的內涵。例如，Wetzel（2010）以傳統話語分析和文學分析理論為基礎，使用敘事分析法（narrative analysis）研究公共標牌的語體特征。她主張將公共標牌看作長篇文體的縮減版。

3.民族志方法

起源于人類學的民族志方法，是指研究者采用觀察、記錄和訪談等方式盡可能全面地收集關于研究對象的所有信息。具體到語言景觀領域，民族志方法要求研究者充分了解標牌所處的歷史、政治、社會和經濟環境，包括與標牌產生互動關系的社會主體（Blommaert，2013）。在具體操作層面，民族志方法較為靈活多樣。Stroud & Mpendukana（2009）最早提倡使用“材料民族志”（material ethnography）來探究南非小鎮的語言景觀。通過考察標牌制作所用的材料和技 術，他們發現社區中存在“必需地帶”（sites of necessity）和“奢侈地帶”（sites of luxury）。在必需地帶出現的標牌多使用本地物料和價格低廉的技術制成，而位于奢侈地帶的標牌上的文本則有更強的互文性和更多的國際化特征。這種隱性的社會分層主要源于社會流動性的增強和人們對消費主義的追求。隨后， Stroud & Jegels（2014）又將行走敘事法（narrated walking）應用到語言景觀研究中。行走敘事指的是參與者攜帶錄音設備，在根據路標指示行走的同時，通過敘事的方式記錄自己的觀察和感受。在對實驗參與者與標牌和空間的互動過程進行觀察分析后，研究人員發現，街道路牌實際上構建了一個空間話語體系，預設了人與人以及人與空間的互動關系。在符號景觀中，這種潛藏的物質秩序掌控著人們的話語和行為模式。也有學者使用更為傳統的民族志方法。Hirut Woldemariam 在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居住期間，和來訪的 Elizabeth Lanza 一起觀察研究對象，訪問商店老板。這些數據細節幫助 Lanza & Woldemariam（2014）理清了英語在國際品牌市場中的權勢地位，也反映出人們對現代化的向往和對向上層社會流動的期待。由此看出，語言景觀中的每個語碼選擇都與當事人所處具體社會語言環境息息相關，而民族志方法更便于我們揭示標牌的歷史和社會變遷的進程。

四、結語

總而言之，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具體地域中的語言景觀水平高低可以充分體現該區域的文明發達程度與相關部門管理水平，勾勒出當地的文化品位，并間接反映出當地人民的文化素養，也能傳播當地的文化特色。語言景觀與文化發展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語言景觀實際上是文化傳播的載體和媒介，是文化的外在表現形式；反過來，語言景觀的形成必須依托于文化發展，而文化的發展又推動了語言景觀的進步。語言景觀在城市形象塑造中的文化價值不可小覷。我國語言景觀環境建設之路依然漫長，有待我們從各個學科，如語言教育等方面，對其進行深入研究探索，充分打造多語生態環境，來促進我國文化建設的良好發展，并利用漢語及英語等多語種作為溝通的語言橋梁，讓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舞臺，展現自身的風姿與魅力。

參考文獻：

[1]Blommaert J.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Globaliza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2]Hartley，Anthony F.Linguistics for Language Learners［M］. Kent： Multiplex Techniques Ltd.，1982.

[3]Lanza E & Woldemariam H. Indexing modernity ：English and branding in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Addis Abab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2014，18（5）： 491-506.

[4]Manan S A，David M K，Dumanig F P，et al. Politics，economics and identity ： Mapping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Kuala Lumpur，Malays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2015，12（1）：31-50.

[5]Stroud C & Jegels D. Semiotic landscapes and mobile narrations of place ：Performing the local［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014，228 ：179-199.

[6]Wetzel P J. Public signs as narrative in Japan［J］. Japanese Studies，2010，30（3）：325-342.

[7]葛俊麗．語言與空間：語言景觀研究視角［J］．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16（4）：68－80．

[8] 李麗生.國外語言景觀研究述評及其啟示 [J].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報，2015（4）：1-7.

[9] 尚國文，趙守輝.語言景觀研究的視角、理論與方法[J]. 外語教學與研究，2014（2）：214－223.

[10]尚國文，趙守輝 . 語言景觀的分析維度與理論構建［J］. 外國語，2014b，37（6）： 81-89.

[11] 尚國文. 語言景觀的語言經濟學分析——以新馬泰為例[J]. 語言戰略研究，2016，（4）.

[12] 徐茗， 盧松. 城市語言景觀研究進展及展望[J]. 人文地理， 2015 （1）： 21-25.

[13] 張媛媛，張斌華. 語言景觀中的澳門多語狀況[J]. 語言文字用，2016，（1）.23-24.

作者簡介：李穎，成都中醫藥大學外語學院講師，雙學士，應用語言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應用語言學和跨文化傳播。

項目來源：四川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四川外國語言文學研究中心資助項目：“宏觀語言學視域下的成都市語言景觀研究”（課題編號：SCWY2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