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學原理在景觀設計中的應用

[摘? 要]：回望中國城市發展歷程，在城市規劃轉向國土空間規劃之時，城市建設也在由速度型向質量型轉變，傳統的景觀方式已不能滿足當今城市發展對生態效益和高品質生活宜居地的追求。文章通過梳理現代景觀規劃和生態學理論相互融合的發展歷程，結合成都傳統生態營城智慧，以成都近年來具有代表性的景觀項目為例，探討基于生態學理論的景觀設計實踐。

[關鍵詞]：生態學; 景觀規劃; 生態修復; 成都

TU984A

景觀設計學是關于景觀的分析、規劃、設計的科學和藝術，以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為終極目標，也是一門建立在廣泛的自然科學和人文藝術學科基礎上的學科?，F代景觀規劃設計從土地與空間層面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已經形成了以景觀形態、環境生態、空間文態和大眾行為心理為核心的基本特性。今天，在生態文明成為國家戰略背景之下，景觀規劃設計肩負著從土地與空間層面緩解人居矛盾，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的重大使命，“生態性”已成為景觀規劃設計的首要議題[1]。

1 生態學與景觀規劃理論發展歷程

奧姆斯特德于19世紀60年代首次提出“景觀設計學”（Landscape Architecture）概念，同一時期德國博物學家郝克爾（Haeckel）正式提出“生態學”（Ecology）概念。隨后數十年，生態學與景觀設計融合，景觀規劃概念在哈佛大學漸漸形成。20世紀60年代，在《設計結合自然》中，麥克哈格（Lan McHarg）[1]明確提出“地域生態規劃”（regional ecological planning）的概念 。

有關景觀設計“生態性”的相關研究，漸漸形成了相對獨立的研究領域——景觀規劃（Landscape Planning）。岳邦瑞等[2]為了突出該名稱中的“生態性”及“規劃與設計”，將其稱為Landscape Ecological Planning and Design，對應中文“景觀生態規劃設計”。因此，可以說生態學是景觀規劃的理論支撐，景觀規劃是生態學的應用。

生態學原理的應用開啟了景觀規劃的生態維度，使生態學主導的景觀規劃設計正式登上歷史舞臺。福爾曼于20世紀80 年代后，提出“格局—過程”原理和“斑塊—廊道—基質”的空間模式，有力推動了景觀規劃在宏觀尺度及空間語言方面的發展。因此，現代景觀規劃設計能成為獨立學科的核心和關鍵就在于生態學。但是由于生態學是以科學性為特點的語言體系，景觀設計則是包含功能分區、空間布局、要素組合、風格表達等內容，以美學、尺度、空間為特點的語言體系，兩者本質上存在語言障礙。因此，如何將生態學理論應用于景觀規劃設計實踐之中，直至今天，仍處于一種理論與實踐的反復探索階段。

利斯特[3]在Is Landscape Ecology？一文中總結道：生態正成為一個開放、靈活、彈性和適應性的有機模型，關注動態的系統性變化及相關現象，生態系統則是一個自組織的、在某種程度上不可預測的開放體系。這種彈性靈活的開放體系，不僅是現代生態學的重要特征，也存在于古代人類生產生活和城市建設過程中。

2 從“治水”看古代成都的生態智慧

從本質上看，“任何與生態過程相協調，盡量使其對環境的破壞影響達到最小的設計形式都成為生態設計[4]”。人類的生態智慧表現方式是多樣的，其中在與水長期的共生過程中，人類逐漸形成了許多治水的生態智慧。

2.1 水利建設中的生態思想

成都有4 500年歷史和2 300年城建史。成都水文化源遠流長，水利建設歷史自古蜀先秦至明清，水系結構于唐代基本定型。典型案例如始建于秦代的四川都江堰，整個工程將岷江分為了外江和內江，外江屬于自然河道，內江由人工鑿建，內江由深到窄，外江由淺而寬?？菟跁r，大部分的江水流入內江，相反在汛期時，江水從外江流走。為了能夠控制流入寶瓶口的水量，在魚嘴分水堤的尾部，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飛沙堰”溢洪道，以保證內江無災害，溢洪道前修有彎道，江水形成環流，江水超過堰頂時洪水中夾帶的泥石便流入到外江，這樣便不會淤塞內江和寶瓶口水道。這種與自然過程相協調的設計，就是典型的生態設計。

若將視野沿都江堰水系流淌方向，擴大到整個成都平原，可以發現，成都平原的景觀格局由水系結構決定。唐宋是古代成都歷史上內部水系變革的最重要階段，唐代的大規模行動構筑了“二江環抱，兩水夾池”的結構體系，宋代在此基礎上修補完善，又形成溪渠密布的水網，城市水利系統成熟完善[5]。因此，可以說，水利系統的完善是成都營城歷史上最重要的生態過程。

2.2 城水互動與城市景觀的嬗變

城水關系的融合，促進了城市風景由自然做功走向人工營造的交匯與分野，城水互動也促進了城市景觀格局的形成。水系在“二江抱城”的城市建成區突破其基本功能，推動了城市內部空間、格局、風貌和景觀系統的嬗變，使城市具備了初步的風景特征。唐代成都，游江之風盛起，至宋代，已名聞全國;游江活動帶來兩江流域濱水景觀帶的開發。南宋時期，由于城市發展，甚至出現栽植行道樹之風的盛行。這種有意識的景觀開發和風景營造，使成都呈現出與同時期其他城市不同的休閑和自然氛圍。

即便如此，在城市建成區，水患仍然與城市共生。在江南館街和摩訶池考古發掘中發現的規模龐大的排水系統，說明至少在唐代，成都已經將排水系統作為城市建設的重要基礎設施。從清代成都的水文地圖可以清晰的看到古人對于水和城市關系的認識?？鋸埖纳剿叨群透呗柕某侵肺恢?，反映出在生產力比較低的低，大規模的治水能力依然有限，人對水懷有畏懼的情緒。

2.3 古代園林水系中的生態設計

即便如此，在古代成都的造園實踐中，已經有了關于小規模治水的樸素的海綿城市理念。唐朝晚期，李德裕在成都北邊的新都，仿造自己洛陽的平泉山莊挖湖堆山建了一座園林——東湖。這個園林幾經興費，所幸保住了唐代的水系和湖池結構，成為我們國家有跡可循2個唐代園林之一，也使我們今天還有機會看到早期自然山水園的特征[6]。東湖園林的水系非常有特點，也給了我們一些生態啟示。首先，他的水池是方形直壁的形態，跟明清時候的江南園林的曲池的造園手法有非常大的差異，方池直壁能最大程度的在面積一定的情況下，起到擴大儲水量的的作用。其次，園內的水池，通過一個非常復雜的水網系統與園外的河網進行了聯通，可以讓外部的河水在漲落之間完成園內水體的循環。第三，他采用了一種古老的卵石駁岸做法，實現水流的減速。

唐宋時期的成都還有一些具有公共性質的園林，比如西園，罨畫池和桂湖都采用了這種大循環水系，小分散方池和長距離卵石溝的傳統理水手法。用今天的觀點看，這是一個微型的水利系統，也是一種樸素的海綿城市策略。

3 成都現代景觀中的生態設計

傳統與現代的交匯與分野、傳承與嬗變以及現代景觀規劃、生態學理論的不斷完善，使設計師有機會在規模、尺度、功能、特征、主題不同的景觀項目中去實踐現代生態學原理，去發揚傳統生態智慧。生態學基本理論在景觀上的應用存在尺度上的差異性。斑塊-廊道-基質、景觀異質性、島嶼生物地理學、景觀連接度與連通性等理論適用于宏觀層面的規劃。邊緣效應、景觀異質性等理論更多應用于具體的場地設計。生物多樣性、景觀穩定性、物質循環再生、生態位等理論對于地形設計、植物配置、水陸邊界設計具有指導意義。以下，以筆者主持或參與設計的4個項目闡述生態學原理在現代景觀設計中的應用。

3.1 維持自然山水格局連續性——鹿溪河生態區

鹿溪河生態區位于天府新區成都直管區，北臨天府中央商務區，南接成都科學城，是兩大高能級功能板塊之間的生態隔離帶。從城市宏觀尺度來看，項目由于特殊的區位和較大的生態體量，具有天然的區域生態功能和都市共享價值。

設計的目標在于把貧瘠單調的丘陵改造成兼具生態修復和休憩游覽功能的復合區域，為未來新區的居民和游客提供游憩功能和審美體驗?？傮w規劃強調維持整體山水格局的連續性、保護和建立多樣化的鄉土生境系統、突出山地丘陵景觀的特色。在功能布局上，設計通過多樣化的彈性開放空間和配套設施設置，構建起了生態特征明顯的多元游賞體系，突出了城市生態建設的公共性。

基于生態性和公共性的價值平衡，進行生態適應性評估，通過分析場地內復雜的地形地貌，采用最小投入、最低干預的景觀策略，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現狀鄉土植被、田園肌理和淺丘地形。場地內的綠道系統大部分利用了原有鄉村道路，以減少土方工程，減少對植被的破壞。結合生態區周邊用地情況及對未來使用人群的預判，創造了大量分散于田園、森林和水系的休憩節點來提供具沉浸感和參與性的生態體驗。同時，設計遵循海綿城市的低影響開發理念，為整個生態區打造了具有“自然積存、自然滲透、自然凈化”功能的海綿城市系統。

建筑論壇與建筑設計周佳： 生態學原理在景觀設計中的應用——以成都為例

鹿溪河生態區的設計通過最小程度干預的生態策略，將城市中一塊生態功能已退化的丘陵，轉變成了一個生機勃勃的都市生態區。項目建成后不僅為城市新區提供了多樣化的生態系統服務，也為低干預低維護的“生態新美學”理念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

3.2 廊道聯通與生境修復——青龍湖公園

青龍湖濕地位于成都東南方向的龍泉驛，場地內河塘、湖泊，農田和森林的肌理保留完整，是成都中心城區面積最大的原生濕地。作為成都重要的鳥類棲息地，青龍湖因其廣闊的自然水域和豐茂的植被，吸引了大量鳥類來此筑巢，其中野生鳥類達224種，極危、瀕危、稀有、易危鳥類達30種。除了得天獨厚的生態稟賦，青龍湖還擁有非常重要的歷史遺存，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明蜀王陵就位于此。在城市蓬勃開發建設的大背景下，場地的開發利用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生態和文化挑戰。

針對青龍湖的自然資源和歷史文化遺存，設計以永續發展為原則，通過最小程度干預的景觀手法與所處的自然與歷史環境展開細膩的對話。在宏觀尺度上，以斑塊-廊道-基質原理對公園進行規劃和營造空間，以達到提高物種豐富度、提高生物群體抗干擾能力、提高連通性以有利于物種生存、繁衍、擴散等的目的。利用在群落交錯區，會出現種群密度和生物多樣性大于相鄰群落的邊緣效應的學說，通過擴大水陸邊界范圍來形成濕地緩沖區，增加邊緣效應。同時通過一個大致1∶8的邊坡比，起到減緩雨流流速，涵養水源和優化水體自凈能力的作用。通過這一系列基于保護和保留的生態設計，湖區的淺灘區逐漸形成了豐富的濕地生態系統，為鳥類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生境。

青龍湖公園的建成，實現了城市與自然的共生共榮，構建了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美好景象。

3.3 重塑海綿地形——桂溪生態公園

成都高新區的開發建設是中國當代城市化進程的典型縮影，她見證了中國城鎮化率從37%飆升到60%的輝煌十五年。桂溪生態公園位于城南繞城高速南側，因周邊遍布多個大型城市級公共設施，而成為高新區最重要的綠地開放空間。作為成都向南發展，城市百里中軸天府大道上體量最大的綠色開放空間，公園承擔著在城市化和全球化的雙重語境下，為都市新區塑造形象、提升環境、改善城市品質的時代使命。

場地由于長期荒廢，原有的林盤肌理和植被系統完全消失。面對巨大的場地更迭和城市環境急劇變化的挑戰，設計的主要策略包含：從場地土方平衡入手將場地內大量棄土進行地形重塑，形成城市建成區少有的淺丘地形風光;同時，結合土方平衡，貫通場地內及周邊的各類水體，建立雨水徑流模型，使場地變成一塊巨大的都市海綿;通過綠道系統連接起被城市干道割裂的東西地塊。設計以特色鮮明的植物設計，重構了成都典型的地帶性植被群落;預留的大量彈性活動場地為城市公共生活提供了彈性空間。

公園建成后，生態用地的生態功能得到了極大地恢復，也大力激發了市民投身其中的熱情。設計基于綠色開放空間的生態型與公共性判斷，對高密度都市區空間利用重新進行價值定義，探索出了一種綠色開放共享的公共空間營造策略，為城市公共生活提供了一個生態富氧平臺，提升了周邊市民的休閑生活質量，也為成都打造了一張重要的生態名片。

3.4 以文化復興引領生態實踐——水韻天府

水韻天府——江安河都市休閑旅游街區是成都市武侯區重點打造的集文化、休閑、生態、旅游為一體的大型都市濱水休閑景觀帶，也是成都打造“天府文化”建成的首個大型文旅項目。項目希望探索出一種基于舊城有機更新與高品質公共空間重塑相融合的邏輯與策略。

項目總體景觀規劃以南絲綢之路文化為線索，以蜀水文化創意休閑水岸為主題賦予項目文化的力量。設計通過構建統一的水文化主題形象，串聯起現場零散、風格各異的保留建筑;模糊地塊邊界更好地融合周邊社區，為市民提供了一個有文化、高品質的公共休閑空間。項目的生態理念主要體現在雨水的搜集凈化和景觀化再利用。入口廣場的藝術裝置，象征岷江之水以奔涌的形態，固化成為場地的坐標。生態展館里面的水，通過溢水口提供給裝置藝術兩側的疊水和噴泉。疊水景觀跌落到最低點后，排入入口處的旱噴的地下儲水池，通過凈化處理后，進行再次景觀化利用。設計通過場地高差的控制，將場地的雨水通過各種明溝暗管的匯聚到場地的最低點，形成一個小型的濕地積水池，凈化后提供給其他區域的景觀用水，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雨水再利用的景觀體系。

項目采取政府引導、市場投建與專業運營結合的方式，通過文化復興引領生態實踐，以多樣化的彈性開放空間和園路系統，構建多元游賞體系，讓游人充分體會自然之美和創意休閑氛圍。實現了文化旅游、公共空間與生態效益的有機融合;探索出了一種綠色、開放、共享的公共空間策略。

4 結束語

事實上，過去幾十年間生態學自身的一些基本理念也發生了變化，比如不再預設經典的平衡，從流與變的角度認識自然世界[7]。由此產生的開放性主要體現在空間和時間2個維度，首先是涵蓋了更廣泛的元素內容，將各種類型的自然、人工環境視為聯動的整體，人類活動是其中的主要擾動因素;相較于追求穩態的可持續策略，在時間上留有彈性的規劃也更為適用[8]。因此，生態學與景觀規劃設計的相關理論實踐，直至今天，仍處于動態變化過程中，如何更好的應用傳統生態智慧與現代生態學理論更好的服務于景觀建設，值得深入研究。

近年來，成都將公園城市建設作為落實生態文明思想、踐行新發展理念和建設高品質宜居生活地的驅動性工程。成都的公園城市示范區建設在統籌生產、生活、生態，建立開放、包容、多元、共享、充滿活力的環境方面已經取得成效。生態學理論在推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實現城市精明增長和高質量發展方面仍需要不斷探索和總結經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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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俞孔堅.景觀與城市的生態設計：概念與原理[M].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01.

[5] 李恒，王向榮.城水互動：唐宋成都城市水系與自然系統嬗變[J].風景園林，2018（1）：83-89

[6] 陳其兵，楊玉培.西蜀園林[M].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10：158

[7] Johnson B R， Hill K. Ecology and Design： Frameworks for Learning[M].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2：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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