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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關于碳達峰碳中和重要論述:邏輯理路、價值意蘊與踐行路徑

2022-07-14 09:33羅瓊
治理現代化研究 2022年4期
關鍵詞:價值意蘊碳中和碳達峰

摘 要:習近平關于碳達峰碳中和重要論述以馬克思主義生態觀為理論基礎,以總結人類文明發展史經驗教訓為歷史基礎,以聚焦新發展格局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現實基礎,具有深刻的價值意蘊。堅持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對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統領,要在全面貫徹落實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大戰略、大框架、大邏輯中扎實推動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如期實現。具體包括科學引領——堅持系統思維,處理好幾個重要關系;雙核升級——優化升級能源結構與產業結構;雙輪驅動——形成政府與市場合力;雙向發力——碳減排的同時注重碳增匯;大國擔當——積極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

關鍵詞:碳達峰;碳中和;邏輯理路;價值意蘊;踐行路徑

中圖分類號:X-01?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2096-5729(2022)04-0005-09

一、引? 言

2020年9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正式宣布:“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盵1](P252)根據筆者梳理,截至2022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國內外重要場合發表關于碳達峰碳中和相關論述近50次,主要集中在推進碳達峰碳中和的重大意義、國際擔當、面臨挑戰、方式方法等幾個方面。

關于推進碳達峰碳中和的重大意義方面,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2022年1月世界經濟論壇視頻會議、2022年3月首都義務植樹活動等重要場合提到,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中國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是推動全球環境和氣候治理的大國擔當,是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必然要求。關于推進碳達峰碳中和的國際擔當方面,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4月領導人氣候峰會、2021年4月中法德領導人視頻峰會、2021年10月《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2021年11月《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六次締約方大會等重要場合提到,中國宣布碳達峰碳中和“雙碳”目標是基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責任擔當,是在用實際行動踐行多邊主義,是在為保護我們的共同家園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作貢獻。關于推進碳達峰碳中和面臨挑戰方面,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4月同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中法德領導人視頻峰會,以及2021年5月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通電話等重要場合提到,中國將力爭于2030年前實現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意味著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將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強度降幅,用全球歷史上最短的時間實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這無疑將是一場硬仗,但我們會全力以赴。他強調,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絕不是輕輕松松就能實現的。關于推進碳達峰碳中和方式方法方面,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3月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九次會議、2022年1月山西考察、2022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體學習、2022年3月參加內蒙古代表團審議等重要場合提出,推動碳達峰碳中和工作要先立后破、通盤謀劃,堅持全國統籌、節約優先、雙輪驅動、內外暢通、防范風險的原則;必須立足國情,堅持穩中求進、逐步實現,不能脫離實際、急于求成,搞運動式降碳;必須尊重客觀規律,把握步驟節奏,穩中求進;要堅持全國一盤棋,糾正運動式減碳;要提高戰略思維能力,把系統觀念貫穿碳達峰碳中和工作全過程,注重處理好發展與減排、近期與遠期、整體與局部、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加快關鍵核心技術攻關。

中國宣布的“雙碳”目標,不僅與《巴黎協定》提出的全球溫升控制目標一致,并且與我國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美麗中國目標相契合,引起學術界強烈反響。從時間上看,學術界關于碳達峰碳中和的相關研究成果多集中于2020年11月以來,研究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實現“雙碳”目標的重大意義。高世楫等學者認為,實現“雙碳”目標意義重大,關系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彰顯大國擔當,是加快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有利于在綠色發展相關技術中搶占先機、加快促進我國能源清潔轉型與產業升級等(高世楫等,2021;劉滿平,2021;盧純,2021)[2-4]。劉彬、張賢、張友國等(2021)認為,“雙碳”是重塑國際關系的重要轉折,并提出我國推動實施碳達峰碳中和戰略具備一定現實基礎,主要包括社會基礎、經濟基礎、政策基礎以及技術基礎等方面[5-7]。二是實現“雙碳”目標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學界普遍認為,我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面臨的機遇主要包括形成新的市場、催生新的綠色產業、倒逼中國經濟發展方式根本轉型、加快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等(朱光耀,2021;李永明等,2021;彭文生,2021)[8-10];同時面臨著挑戰,我國仍處于工業化深化階段,對能源需求尚處于增長期,處于全球價值鏈低端,化石能源消耗占比與高耗能產業占比過高,碳達峰碳中和時間間隔較短等(歐陽志遠等,2021;郭朝先,2021;莊貴陽,2021)[11-13]。三是關于如何利用“雙碳”戰略機遇促進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研究。張守攻(2021)指出,加強生態資源一體化保護修復,鞏固生態系統固碳能力,著力提升碳匯增量,探索碳匯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把具有強大固碳能力的林地、草地、濕地、海洋、凍土等生態資源變成可交易指標,既有利于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實現,也會加快生態產品價值實現[14]。范振林等(2021)提出,抓住碳達峰碳中和戰略機遇,充分發揮生態資源碳匯作用,通過碳匯指標市場交易,促進生態產品價值實現[15]。四是實現“雙碳”目標的路徑選擇,國內學者的觀點主要集中在制度設計、生產生活方式綠色轉型、市場建設、技術支撐、金融工具支持等方面(杜祥琬,2021;潘家華,2021;胡鞍鋼,2021)[16-18]。

綜合來看,國內學術界對碳達峰碳中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論研究和分散研究方面,專門對習近平碳達峰碳中和重要論述的研究成果欠缺,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框架下研究碳達峰碳中和的文獻較少,從頂層設計和全局層面對碳達峰碳中和展開研究的學術成果不足。這表明,學術界在研究碳達峰碳中和過程中對于學深悟透做實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還需努力。本文試圖通過深入剖析習近平關于“雙碳”工作重要論述,研究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指導下“雙碳”戰略的邏輯理路、價值意蘊與踐行路徑。

二、習近平關于碳達峰碳中和

重要論述的邏輯理路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碳達峰碳中和重要論述主要基于三個維度,一是以馬克思主義生態觀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理論基礎,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二是從歷史維度出發,在總結人類歷史發展經驗教訓中尋找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之策;三是從現實維度出發,充分考慮了新發展格局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大局和戰略全局。

(一)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生態觀與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

馬克思主義生態觀指出,人不是自然界的主宰者,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作為“對象性的存在物”[19](P103),必須在同自然持續不斷的交互作用中生產、生活、發展,人靠自然界生活。同時,人類并不是一味地被動適應自然,而是常常利用自身主觀能動性認識和改造自然。當人類尊重自然、科學合理利用自然時,自然會饋贈人類;反之,當人類違背自然規律去征服自然時,“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20](P313)。隨著實踐的發展,人類對自然規律的認識會越發深刻,“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等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能夠正確認識和運用自然規律才是人類強大的根本所在。在馬克思主義生態觀指導下,依靠快速發展的科學技術,人類將更加充分地了解自然規律、利用自然規律,并最大限度地降低人類活動對自然界的影響,在生產生活過程中實現全面綠色轉型,盡快實現碳中和。馬克思主義生態觀對于在全球范圍內指導人類社會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范式轉型,并最終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意義重大。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深刻揭示了人與自然之間的辯證關系,是21世紀的自然辯證法。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中蘊含的重要思想方法和科學論斷,是指導人類社會實踐的科學指南,進一步拓展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新視野。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碳達峰碳中和系列重要論述,是在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充分認識基礎上,從我國國情出發提出的新的發展理念、新的實踐論。碳達峰碳中和已被納入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是一場涉及社會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產業結構、空間格局、價值理念、行為習慣的系統性深刻變革,推動“雙碳”工作不可畢其功于一役,必須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大戰略、大框架、大邏輯中統籌有序、系統科學地推進。

(二)歷史基礎:人類社會走向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

生態環境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最大的發展資本??v觀人類發展史,生態環境可載文明之舟,亦可覆之。原始文明時期,由于社會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人類依附自然,被動地適應自然,懷著崇敬的心態與大自然打交道,人類與自然處于原始和諧狀態。農業文明時期,隨著生產力發展,人類開始利用自然為己服務,比如砍伐森林、墾荒等,導致水土流失、荒/沙漠化等,人與自然出現局部沖突。進入工業文明后,社會生產力極大提高,人類從大自然中獲得了豐厚的物質財富,對大自然的征服欲前所未有,毫無節制地向大自然索取,導致生態環境不斷惡化的同時也遭到大自然的報復,人與自然關系極度不和諧。當下,經濟發展過程中碳排放持續增加,全球溫室效應越來越明顯,由此導致的全球變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霧霾天氣等現象,正嚴重影響著人類未來生存,對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帶來嚴峻挑戰。人類如果不采取強有力措施,《巴黎協定》確定的本世紀末溫升控制目標將極難實現,自然生態所支持的人類生活和生產將難以為繼。

回顧人類文明發展史,人類如何與自然相處成為決定文明興衰的關鍵因素,荒漠化導致了一大批古文明的消亡,工業化過程中向大自然無序無度索取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災難。國內教訓也同樣深刻,樓蘭文明、古絲綢之路的消亡說明人類對大自然的傷害終將會傷及人類自身。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碳達峰碳中和重要論述正是在吸取人類文明興衰經驗教訓基礎上,站在世界歷史發展大勢與人類可持續發展戰略高度,為解決全球氣候治理提供中國方案并展現大國擔當。

(三)現實基礎:新發展格局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開啟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需同步推進[21](P18)。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礎上,我們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面對新階段如何實現新目標,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構建新發展格局等重大戰略決策。新發展格局要求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在全社會形成高質量可持續的發展模式,而碳達峰碳中和要求在全社會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節能、高效、清潔、環保的綠色發展格局。由此可見,構建新發展格局與實現“雙碳”目標聯系緊密,具有內在統一性。

新時代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要求推動減污降碳協同增效。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的《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對“雙碳”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和“雙碳”目標實現皆要求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環境美麗、資源高效,可見“雙碳”目標與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內涵要求完全一致[22]。同時,“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2035年碳排放達峰后穩中有降”等戰略目標,無論在時間節點還是在內涵要求上,都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相輔相成。所以,新發展格局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的開啟為“雙碳”工作推進提供了良好條件,而“雙碳”目標如期實現也將為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筑牢根基?!半p碳”目標與構建新發展格局、促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并最終建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在邏輯上是一致的。

三、習近平關于碳達峰碳中和

重要論述的價值意蘊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碳達峰碳中和重要論述具有深刻的價值意蘊,對內順應了經濟社會綠色高質量發展和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要求,對外彰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國擔當,是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重塑國際格局、推進多邊主義的重大戰略思想。

(一)推動經濟社會綠色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

改革開放40多年,我國經濟獲得持續高速增長,經濟高速增長背后是對資源能源以及生態環境的過度消耗,資源能源短缺、環境污染問題愈發突出,這種傳統的粗放型低質量發展模式不可持續。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根據社會主要矛盾變化調整經濟發展方式,經濟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保護自然價值、增值自然資本,以高水平生態保護推進高質量發展,綠色高質量發展成為全民共識。綠色高質量發展內涵豐富,是新發展理念的集成和綜合應用,最終目標是實現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的雙贏。

實現“雙碳”目標是推動經濟社會綠色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碳達峰碳中和要求從根本上改變傳統高碳發展模式,加快高耗能、高排污企業轉型,保護經濟社會發展潛力和發展后勁,這也是綠色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碳達峰碳中和戰略本身具有謀全局、把方向、定政策等特征,已成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綜合引擎,將從根本上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與碳排放逐漸“脫鉤”。碳達峰碳中和要求產業結構、能源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發生根本性轉變,這也是綠色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碳達峰碳中和將引起產業變革:催生節能環保、清潔生產、清潔能源等綠色產業,并會帶動與綠色金融服務業、信息技術、數字經濟等產業的融合;淘汰落后產能,促進傳統行業綠色轉型升級;助推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創造大量新增投資需求。另外,我國在全球分工中長期扮演“世界工廠”角色,把污染和能耗留在了國內。在碳達峰碳中和戰略帶動下綠色高質量發展將加快技術創新、加速產業升級,引導我國進一步轉換世界分工角色,并在全球貿易鏈中制造出成本更低、質量更優、技術含量更高的自主品牌產品。

(二)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內在要求

氣候變化已成為當前人類所面臨的緊要課題,應對氣候變化是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內在要求。我國是全球氣候變化的敏感區和影響顯著區,總體來看,極端天氣、自然災害、生態失衡、海平面上升、冰川消融、凍土退化等問題在我國表現的嚴重程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國氣象局發布的《2020年中國氣候公報》數據顯示,1992—2020年,我國年均由氣象災害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2400多億元,死亡人數近3000人。如果溫升達到3℃、4℃,我國海平面將可能上升1米,我國40%以上的人口和50%以上的GDP集中的沿海地區,可能遭受嚴重的經濟社會損失。

我國基本國情是人口眾多、人均資源短缺,隨著我國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如果繼續以GDP論英雄,依舊粗放發展,走“先高碳、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就會落入不可持續的困境。為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實現永續發展,必須抓好生態文明建設?!?另外,我國環境容量有限,我國東部地區單位國土面積消耗的煤炭遠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環境負荷是全球平均值的數倍。經濟社會對高碳發展的路徑依賴慣性還比較大?!半p碳”目標的提出,是轉變我國發展方式的重要機遇,有利于實現經濟由追求規模速度向追求質量效益轉變、由高碳發展向低碳發展轉型。所以,碳達峰碳中和是推動經濟社會轉型的重要動力,是我國自身的戰略需求,是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內在要求。

(三)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大國擔當

全球氣候變化已從未來的挑戰變為正在發生的緊迫而嚴峻的危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置身事外、獨善其身。中國“雙碳”目標的提出,是主動承擔與自身日益增強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相一致的大國責任,彰顯了氣候治理的大國擔當。作為全球最大發展中國家和碳排放大國,隨著我國國際影響力日益提升,國際社會對中國氣候行動越來越關注,我國面臨碳減排的政治外交壓力漸大。在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基礎上,我國應處理好責任與能力之間的關系,積極成為全球綠色低碳轉型和全球氣候治理的重要一方。

碳減排關系到我國國家形象,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經濟體,工業化所處階段、經濟發展質量、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均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在這種情況下提出用最短時間實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表明了走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之路的決心,體現出對《巴黎協定》的堅定支持,更展示出我國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責任擔當。同時,中國在應對全人類危機時越來越主動,向全世界展示中國的擔當,從“跟隨者”積極向“引領者”轉變,為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作出了表率,對消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大國形成較大壓力,提升了全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信心和士氣。中國積極為發展中國家綠色低碳發展作貢獻,通過綠色“一帶一路”“南南合作”等國際平臺支持發展中國家綠色轉型,通過綠色金融、綠色產業園區、氣候遙感衛星服務、綠色技能人員培訓等,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技術、人才等全方位支持,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綠色低碳產業,提高其降碳減排能力,不斷提升我國國際影響力。

(四)重塑國際格局的重要轉折

長期以來,能源是影響全球地緣政治經濟和大國關系的重要因素,其中與石油相關的地緣政治競爭在國際關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獲取和控制石油供應是近幾十年來大部分沖突的根源。碳中和使得全球能源經濟正在經歷從化石燃料到可再生能源的轉型,這種轉型的速度和深度前所未有。能源轉型將改變大國關系,重塑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未來世界各國的脫碳轉型以及與之相伴的新產業新技術競爭,將成為21世紀重塑國際格局的重要轉折因素。從中國的能源結構來看,2020年,化石能源占到85%,綠色可再生能源只占15%左右,2021年,我國石油對外依存度攀升至72.2%1,能源安全成為影響國家安全的重要方面。

目前,全球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實現全球經濟“綠色復蘇”成為普遍共識,各國相繼提出經濟發展計劃,而加快經濟低碳綠色轉型成為各國戰略方向。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大多數國家推出了碳中和時間表,這表明,全球已進入發展低碳經濟的快車道,低碳經濟作為新興經濟模式,在行業認定、標準制定、市場準入門檻等方面還不完善,缺乏國際共識。未來各類低碳標準將面臨相當嚴峻的國際談判,我國已率先開展了草原碳匯、海洋碳匯的標準制定,以期在國際標準制定中占領先機。另外,清潔能源、綠色儲能、芯片制造、能源互聯網等領域,已成為大國競爭博弈與合作的重要領域,要想盡快站上全球綠色產業發展制高點,在低碳經濟產業方面擁有更強的話語權和更多的市場份額,就要抓住機遇,取得技術優勢。中國如果能利用好脫碳轉型戰略機遇,促進清潔與可再生能源發展,逐步降低對化石能源的依賴,搶占制定碳中和碳交易標準話語權,并在新能源核心技術方面取得優勢,就能在變局中開新局,在國際格局重塑中取得主動,甚至實現彎道超車。

(五)堅持多邊主義、謀求多邊合作的重要抓手

近年來,全球經濟面臨下行壓力,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抬頭,反全球化逆流愈演愈烈,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世界經濟陷入嚴重衰退,全球產業鏈加速重構,中國發展面臨“斷鏈”和“脫鉤”等諸多威脅。隨著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日益增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利用科技封鎖、貿易爭端、病毒溯源、氣候議題等,全力遏制中國崛起,不斷擠壓我國生存空間。與此同時,國際上已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以不同形式提出碳中和目標,這表明碳減排、綠色發展、節能環保等理念在國際上深入人心,綠色標準將成為國際貿易新潮流,也將成為國際合作重要議題。中國應利用好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歷史機遇,在遏制中尋突破。

“雙碳”將成為我國謀求多邊合作的重要抓手。以碳達峰碳中和為議題,謀求多邊合作,積極響應全球碳減排號召,展開與歐盟、美國交流對話。利用我國在環境保護、新能源領域取得的成就和經驗,積極與各國展開交流合作,并把議題延伸到經濟貿易、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等領域,在拓展國際交流合作空間的同時做大“朋友圈”,以多邊合作應對單邊主義;通過綠色“一帶一路”建設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綠色低碳產業,為推動全球氣候多邊進程作出積極貢獻。逐步停止投資煤炭等高碳項目。隨著歐盟及美國相繼提出征收碳邊境稅,能源密集型產業將受到較大沖擊,綠色發展將不可避免成為國際貿易新標準,我國應提前籌謀,力爭在全球綠色貿易中贏得主動,以綠色發展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綠色貿易壁壘,降低出口產品被征收碳稅的潛在風險,從而在未來全球綠色貿易中贏得主動。

四、習近平關于碳達峰碳中和

重要論述的踐行路徑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如何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重要論述,為“雙碳”工作順利推進提供了理論指導和行動指南,在推動實施碳達峰碳中和戰略目標過程中,必須在堅持系統思維前提下,從能源結構、產業結構、市場機制、金融服務、技術支撐、增加碳匯、國際合作等方面科學謀劃、整體布局,確保如期實現碳達峰碳中和。

(一)科學引領:堅持系統思維,處理好幾個重要關系

一是處理好發展與減排之間的關系。碳達峰碳中和應在遵循市場規律前提下,明確時間表、路線圖,分階段、有步驟地穩步推進,不能搞以犧牲經濟為代價的簡單“一刀切”,更不能搞盲目躍進、運動式減碳。碳中和不是限制發展,而是通過綠色轉型引導高質量發展,各地在著力減少碳排放的同時,要以不影響正常的產業運轉為前提。二是處理好整體和局部之間的關系。從整個能源行業來看,煤炭消費作為碳達峰的先決條件,應率先達峰,為石油、天然氣等其他化石能源達峰留出時間,同時為非化石能源和清潔能源發展騰出空間;從具體行業來看,鋼鐵、水泥、建材等行業能耗高、碳排放強度大,隨著這些行業新材料新技術不斷涌現,應率先達峰,為其他行業碳排放增加留出空間;從地區來看,經濟較為發達的東南地區大多已經完成了經濟轉型,處于工業化中后期階段,應鼓勵這些地區率先實現達峰,為中西部地區碳達峰留出空間。三是處理好降碳與安全之間的關系。降碳牽涉到能源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全面調整,關系著糧食生產以及群眾的正常生活等方方面面,同時伴隨著經濟、金融、社會等風險,要防止運動式減碳,確保安全降碳。處理好降碳與能源安全保障的關系,在形成強大清潔能源供給能力之前,對于傳統化石能源不能過度反應,要在確保能源有效供給基礎上扎實推進降碳工作,優先發展綠色能源,提升綠色能源對傳統能源的替代能力;防止“一刀切”關停企業,導致產業外移,出現產業鏈供應鏈斷裂風險;妥善處理好降碳與群眾正常生活的關系,確保糧食安全,扎實推進散煤治理和煤改氣,保障基本民生用電,防止拉閘限電。四是處理好碳達峰與碳中和之間的關系。碳達峰與碳中和是緊密關聯的兩個階段,此快彼快、此低彼易、此緩彼難,碳達峰時間早晚與峰值水平直接決定著碳中和的難易程度。應盡早實現碳達峰,為后期減排減輕壓力、留足回旋余地,避免任務安排前輕后重,把難題留給后面,要為未來發展留足騰挪空間。樹立正確政績觀,警惕一些地方借碳達峰趁機攀高峰、沖高峰,嚴懲平時不作為、急時亂作為,不考慮長遠利益和發展后勁,導致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缺乏連續性。

(二)雙核升級:優化升級能源結構與產業結構

我國能源結構以高碳的化石能源為主,占比接近85%,減少碳排放需要大力降低化石能源占比;同時,我國單位GDP能耗較高,為發達國家的2至3倍,未來產業結構調整對碳減排的總體貢獻度超過50%[23]。所以,推動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優化升級是實現“雙碳”目標的核心內容,也是實現“雙碳”目標的關鍵路徑。

一方面,加快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一是著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貫徹“節約、集約、儉約”理念,做好頂層設計,把節能高效貫穿于社會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做好能源強度和總量“雙控”工作,加快淘汰落后產能設備,提升生產能效。二是控制和減少化石能源占比,加快實現煤炭清潔高效利用。今后較長時期內煤炭仍是我國主要能源,在國民經濟發展中仍發揮著重要作用,煤炭的清潔高效利用對確保我國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戰略意義,所以要在煤炭清潔高效利用上下功夫。加快淘汰落后燃煤發電技術,使用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清潔、高效、低碳鍋爐及發電設備;改變直接燃燒的用煤方法,控制散戶燃燒用煤,利用技術創新努力實現煤炭在大型設備上轉化燃燒。同時,推動煤炭去產能,盡早實現煤炭消費達峰。三是構建多元化清潔能源供應體系。以清潔低碳為導向,加快發展非化石能源,安全有序發展核電和氫能;加快技術創新,推進水電綠色發展;推動太陽能多元化利用;創新風電開發模式,加快形成風電產業鏈;因地制宜發展生物質能、海洋能和地熱能等清潔能源。四是加快提升能源科技創新水平。深度應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加快智慧綠色能源互聯網建設,建立企業、市場、高校等科研機構多方參與、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

另一方面,強力推進產業和工業優化升級。工業部門占終端碳排放比重較大,所以要力爭推進鋼鐵、有色金屬、建材、石化化工等工業部門率先達峰,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實現高碳產業低碳化轉型。一是遏制高耗能高排放行業盲目發展。加快對存量高碳項目升級改造,嚴格做好新上項目環評、審批程序,做好項目論證和后期監督。二是推動傳統產業優化升級。通過技術創新與數字化改造,提升產品質量。以綠色發展為著力點,加強對傳統產業的智能化改造,加快節能技術應用升級,使傳統產業走上綠色低碳發展之路,推動其向價值鏈中高端邁進。三是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先進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應把生物醫藥、數字經濟等產業作為重點發展方向;推動先進制造業集群發展,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先進制造業集群,加快關鍵技術人才培養,強化科技創新對工業綠色低碳轉型的支撐作用,集中力量解決一批“卡脖子”問題。四是推動制造業與互聯網融合發展,構建綠色制造體系。推動產業生態化轉型,大力發展數字經濟,為先進制造業賦能增效。完善制定綠色發展行業標準,加強綠色工業產品供給。

(三)雙輪驅動:形成政府與市場的合力

政府方面,需要加快出臺相關政策制度,做好頂層設計;市場方面,要加快建立完善碳市場和碳定價機制。

一方面,充分發揮政府作用,加快出臺相關政策制度。一是出臺配套經濟社會政策和改革措施。圍繞清潔能源、循環經濟、低碳經濟,盡快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標準;推進電力、煤炭、石油、天然氣體制改革,完善電價形成機制以及差別化用能價格政策;對于節能環保企業在稅收方面給予鼓勵,對節能環保技術加大獎勵力度,對綠色產品建立統一的標準、認證、標識體系;加強對溫室氣體的統計、監測、核算等基礎能力建設,實行責任制,嚴格監督考核。二是擴大資金支持和發展綠色投融資。建立健全有利于綠色低碳發展的財政投入體系,不斷加大公共資金支持力度,成立低碳轉型基金或者碳達峰碳中和基金,為碳達峰碳中和提供精準財政資金支持和專項技術研發支持。重視社會資本的作用,為社會資本流入創造條件;建立多元化綠色金融服務體系,著力解決綠色投融資方式單一、規模不大等問題,創造新型碳金融產品,大力推進碳期貨、碳質押、碳抵押等業務。央行可在支持金融機構發行綠色債券方面提供多種激勵,補充完善《綠色債券支持項目目錄》和《綠色產業指導目錄》。三是加強綠色低碳技術創新。技術創新是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關鍵,大力發展規?;瘍δ?、智能電網、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綠色氫能等新能源技術。推進規?;疌CUC(碳捕獲、利用與封存)等技術的研發、示范和產業化應用。研發可控核聚變、零碳工業流程再造等前沿技術,投資建設一批綠色低碳相關技術的實驗室、工程中心等。

另一方面,積極發揮市場作用,建立完善碳市場和碳定價機制。不斷完善碳交易市場運行機制,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確保碳交易有序開展,以盡可能低的成本實現全社會減排目標。擴大碳市場參與主體范圍,豐富交易產品類型,在已有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基礎上,逐步引導更多行業進入碳交易市場;通過試點突破、逐步推開的方式,在全國廣泛實行強制性減排和配額交易制度;充分發揮碳定價作用,有效應對目前國內市場碳交易價格過低且波動性強等問題,通過科學合理的價格機制激勵市場主體主動減少碳排放;積極參與全球碳市場、碳定價規則設計,增強中國碳交易市場和全球碳交易市場的聯動性,對沖歐盟可能采取的碳邊境稅調節措施。

(四)雙向發力:碳減排的同時注重碳增匯

實現碳達峰碳中和需要碳減排與碳增匯雙向發力。一是加強生態系統保護修復。自然生態系統具有強大的固碳功能,研究表明,自然生態系統在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方面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巴黎協定》也明確指出了生態系統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重要價值。強化國土空間規劃和用途管控,落實主體功能區制度,嚴格管制各種開發活動,提高自然生態空間承載力,增強生態系統穩定性,提高全域生態系統碳匯能力。二是增強草原綠地林地等綠色碳匯能力。推進大規模國土綠化,加強森林資源培育,持續不斷增加森林面積和蓄積量,持續提高森林覆蓋率。三是大力開發藍色、棕色碳匯潛力。保護和修復海岸帶生態系統,提升海洋及海岸帶、濕地等生態系統碳匯能力。提升海岸線生態功能,大力開發海洋碳金融產品,助力海洋碳匯產業發展,加快海洋碳匯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提升紅樹林、海草床、濱海鹽沼的固碳能力。四是加強農田管理。發展生態綠色農業,發揮好稻田人工濕地作用,提升其固碳釋氧、涵養水源、水土保持、維護生物多樣性和糧食生產價值,提高氣候適應能力,保障糧食安全。五是探索碳匯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推進碳匯交易。發展碳匯經濟,使任何增綠護藍行為都能夠得到合理回報,從而提高生態文明建設積極性,增強綠色發展戰略定力,真正實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五)大國擔當:積極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

積極承擔在全球氣候治理體系中的大國責任,利用綠色低碳轉型契機,開展多層次、多平臺、多主體的國際氣候合作,在為全球氣候治理作出貢獻的同時提升我國在國際治理新體系中的話語權。一是深度參與全球氣候治理。主動參與全球綠色治理體系建設和氣候變化國際談判,呼吁發達國家承擔更多減碳責任、切實履行減碳承諾,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技術等方面支持。共建廣泛參與、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利用清潔能源部長級會議、氣候行動部長級會議、創新使命等平臺,深度參與全球氣候治理,為全球低碳復蘇和生態文明建設作出貢獻。二是加強與美歐等發達國家交流合作。維持和擴大中美、中歐在低碳轉型與綠色經濟復蘇上的利益共同點,加強氣候政策、能源轉型、技術創新、綠色金融等方面的對話,適時開展不同層次合作。三是幫助發展中國家推進綠色低碳轉型。借助“一帶一路”“南南合作”等平臺,推進海外投資項目低碳化,強化綠色項目投資,樹立良好的氣候治理全球形象。利用自身發展經驗,結合發展中國家實際情況,幫助發展中國家制定綠色清潔能源發展規劃,并與東道國發展規劃相銜接,制定切實可行的綠色清潔能源發展規劃;加強綠色能源援助,在新能源設備等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太陽能光伏、水電等清潔能源;分享低碳清潔能源解決方案,加大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和資金援助,著力解決新能源發展過程中的技術難題;加強能源脫貧方面交流合作,利用我國在脫貧攻堅過程中摸索出來的能源脫貧新路子,向發展中國家傳授政策經驗,建設高質量鄉村能源體系。充分發揮亞投行的作用,為發展中國家在能源轉型、綠色發展等方面提供金融服務,提升各成員國增強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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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Jinping’s Important Statements on Peak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Carbon Neutrality:Logical Thought,Value Implication and Practice Path

LUO Qiong

(Department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Party School of Tianjin Committee of the C.P.C,Tianjin

300191,China)

Abstract:Xi Jinping’s important statements on peak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carbon neutrality takes the Marxist ecological view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and focuses on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 power in an all-round way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t has profound value implication. Adhere to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on peak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carbon neutrality,and solidly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the peak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carbon neutrality on schedule in the grand strategy,framework and logic of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ing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The specific path includes:scientific guidance:adhering to the concept of system and dealing with several important relationships;dual core upgrading:optimizing and upgrading the energy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two wheel drive:both government and market;two way development:focusing on increasing carbon exchange while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big country responsibility:actively carrying out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Key words:peak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carbon neutrality;logical thought;value implication;practice path

責任編輯:郭建民

收稿日期:2022-05-05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脫貧地區‘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的路徑研究”(21BKS042)

作者簡介:羅瓊,經濟學博士,中共天津市委黨校生態文明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生態文明與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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