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關于政府與市場關系重要論述的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

摘 要：進入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全面深化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政府與市場關系等方面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對于正確認識和處理政府“有形之手”與市場“無形之手”關系的世界性難題具有重大意義。人民群眾對高質量物質文化產品的需求與相應供給之間存在突出矛盾，主要原因在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發揮不夠。人民群眾對于“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即高質量政策產品的需求與相應供給之間同樣存在矛盾，主要原因是政府作用發揮不好。更好地讓政府與市場各司其職、相輔相成、形成合力，能夠有力助推新時代新階段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也能夠為國際社會提供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中國智慧和中國經驗。

關鍵詞：供需視角;政府與市場關系;理論邏輯;實踐邏輯

中圖分類號：F2?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2096-5729（2022）04-0014-08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提出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十個明確”主要內涵。其中，“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1]（P37）的提出，體現了我們黨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認識更趨成熟。實際上，如何科學認識并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兩只手”的關系，是經濟學理論中的永恒話題，也是經濟發展實踐中的世界難題。習近平經濟思想的“七個堅持”重要內涵之一，就是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堅決掃除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如何對這一命題準確把握和全面理解，對于全面深化改革、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好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的趕考之路，都具有重大意義。具體而言，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根本動力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重點和重頭是經濟領域的改革，而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就是處理好政府這只“有形之手”和市場這只“無形之手”的關系。

一、理論邏輯：社會主要矛盾轉化

意味著政府與市場關系轉變

“矛盾”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概念，任何事物在發展中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事物的主要矛盾“規定或影響著”次要矛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認識經歷了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盵2]（P114）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然發生變化，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也需要隨之轉變。

（一）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要求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是中華民族走向強起來的時代，也就必然要求經濟的日益強盛，因此，進入新時代新階段，牢牢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仍然是興國之要。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經濟從傳統的高速增長階段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必然要求“上”好經濟發展規律“大學?！?，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新需要。

作出進入新時代偉大論斷的主要依據包括形成了新的思想、站在新的發展起點、擁有新的奮斗目標、處于新的國際地位、展示了我們黨的新面貌等，但基本的依據是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把我國社會在一個階段的主要矛盾弄清楚，是我們黨和國家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重要基礎，也是確定發展理念、實施發展戰略的基本依據。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國國內主要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1]（P24）;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主要矛盾則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1]（P30）。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這兩個階段的表述，從質的規定性上來看，應該屬于同一種矛盾，即“數量”上的矛盾：一方面，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要不斷增長;另一方面，我們的社會生產依然落后。為了解決這一“數量”矛盾，就要推動經濟快速增長，即破解之道是實現高速增長，與之相對應，對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指揮棒”離不開GDP增速的高低。

與過去不同，新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主要是“質量”上的矛盾：一方面，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斷增長，這種“需要”是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不斷發展的高品質需要;另一方面，從總體上看，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這就對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實現構成了制約。為了解決這一“質量”矛盾，過去的傳統思維、老舊辦法已經不能奏效，甚至可能會使得矛盾進一步激化，不利于經濟社會的健康可持續發展，那么，破解之道就是實現高質量發展，與之相對應，對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指揮棒”就離不開對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的落實。

（二）實現高質量發展要求進一步創新政府與市場關系

經濟學是研究資源配置的科學，資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包括市場“無形之手”與政府“有形之手”，前者的優勢是重效率，后者的優勢則是重協調。對于這“兩只手”的關系究竟該如何把握、如何處理，我們黨也是在逐步摸索中不斷深化認識2。黨的十二大報告指出，在我國計劃經濟體制中，“主”是計劃經濟，“輔”是市場調節，這已經對改革開放之前的“兩只手”關系的認識有所突破。黨的十三大報告指出，我國實行“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而且“計劃”與“市場”是內在統一的。黨的十四大報告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此后，數次黨的代表大會報告中均重申市場作用是基礎性的，但在強調該作用的廣度、深度上略有差別?；谏鐣饕芊治龇椒?，我們黨的認識是科學的、合理的、有效的?！傲俊钡拿芙鉀Q之道，就是讓市場發揮基礎性作用，通過做大經濟底盤，徹底扭轉我國社會生產落后的不利情形，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第一次提出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黨的十九大報告則進一步明晰了政府和市場的作用，提出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是必要前提和堅實基礎，這標志著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新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并非簡單的“量”的矛盾，而是“質”的矛盾。這一“質”的矛盾解決之道，就是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從而使生產主體即企業能夠自主經營并公平參與競爭，消費主體即消費者能夠自主選擇和消費，市場上的商品和要素都能夠自由流動和平等交換，并通過破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難題，使得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得到滿足。

綜上所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客觀要求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而這又對政府與市場“兩只手”的關系提出了新要求：市場作用需要實現從“基礎性”到“決定性”的轉變，政府則要將重點放在“無形之手”做不了或做不好的領域，雙方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

二、現實依據：政府與市場已實現

一系列結合，但仍然存在不足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要堅持辯證法、兩點論，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3]。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政府和市場“兩只手”的結合上取得了一定成績，有力助推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的實現。但是同新時代的新要求比起來，還有不小的差距。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兩只手”結合成績顯著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公有制經濟與非公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們黨推動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偉大創舉[4]（P559）。黨的十四大以來，我們黨著力推動改革創新，不斷在推動政府與市場結合上下功夫，在諸多領域都取得了較好效果和豐碩成果。

1.公有制和市場經濟相結合。在一些西方學者的眼中，市場經濟的所有制基礎為私有制，因而在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下不可能搞市場經濟。然而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四大以來的經濟實踐證明，我們錨定目標，不斷深化國企改革，讓國企成為真正面向市場的獨立的市場主體和法人實體，既著眼于增強活力和競爭力完善了國企的治理結構，又將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融入公司治理的各個環節，市場化經營機制基本形成。

2.市場搞活微觀和政府統攬宏觀相結合。通過明晰產權，讓企業依據價值規律、供求規律、競爭規律自主決定生產什么、怎么生產和生產多少，在合法合規的前提下追求利益最大化。政府不對企業進行直接干預，而是通過宏觀調控，將促進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穩定物價、保持國際收支平衡四大目標統籌考慮，在發展實踐中不斷完善調控方式，既關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又注重需求側管理，有力保持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的高水平平衡。

3.市場推動競爭和政府監管服務相結合。市場主體之間的公平競爭，能夠使得資源配置更加優化，不斷提升物質文化產品的多樣性、豐富性、異質性，更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在市場中，競爭并非是天然有序的，也可能存在不正當競爭甚至是損毀市場經濟基礎的非法競爭，因此我國政府在優化營商環境、做好服務的同時，不斷強化市場監管，切實建設更高標準的現代市場體系，使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日趨完善。

4.市場注重效率和政府關注公平相結合。在我國國民經濟的初次分配領域，市場調節發揮了重要作用，通過引導資源向效益更高的部門流動，激發各類要素所有者參與市場競爭的積極性，有利于整體提升資源配置效率。而在再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領域，政府積極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鼓勵發展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使收入分配關系更加順暢，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有力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市場作用發揮不夠，物質文化產品存在供需矛盾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5]（P9）這一精辟論斷深刻指出了人民群眾需求的不同層次，為處理好“兩只手”的關系指明了方向。

從經濟學視角看，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的更高要求就是高質量的物質文化產品需求。在“有沒有”“夠不夠”的發展階段，人民群眾主要是在數量上有需求，希望能夠擁有足夠數量的物質產品、文化產品。比如，希望購買糧油等生活物資時不再憑借糧票、油票，希望電視劇、電影等文藝作品更多地推向社會，滿足人們追劇、觀影的需求。到了新時代，進入“好不好”“優不優”的發展階段，人民群眾的需求就從以數量為主轉向了以質量為主，從生存型逐漸向發展型、享受型過渡，更希望擁有更高質量、更優品質、更好口碑的物質文化產品。比如，關注物質產品是否有過硬的質量、獨到的設計、高顏值，關注諸如《平凡的世界》《山海情》《覺醒年代》《功勛》等既叫好又叫座的文藝精品的推出。

從物質文化產品的供給來看，中低端物質文化產品供給充足甚至在個別領域出現嚴重過剩，而中高端物質文化產品供給明顯不足，甚至在個別高端供給上被“卡脖子”。例如，在芯片領域，中興、華為等知名企業屢屢受挫，發展舉步維艱;在電視劇方面，即使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嚴重影響，2020年電視劇備案數也高達670部，但精品力作占比不高，與人民群眾的期待有差距。這些現象背后的原因，有政府職能欠缺，但主要是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未能發揮好。對生產主體即企業而言，市場活力明顯不夠：國有企業發展勢頭不錯，但各種要素的市場化配置不夠，在薪酬、用人等方面的體制機制滯后于市場發展需要;民營企業發展成就顯著，但近年來在新“三座大山”1的巨大壓力之下增速放緩。對消費主體即消費者而言，權益受到侵害的行為屢屢出現，尤其在一些新經濟業態中，維權不易取證的現象較為普遍。對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而言，還不同程度存在行政壁壘、市場分割等狀況，對外開放的主動性還遠遠不夠，市場競爭難以真正做到優勝劣汰，違法失信、資本無序擴張、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等不良現象亟待解決，市場化改革步伐有待進一步加快。

（三）政府作用發揮不好，政策產品存在供需矛盾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6]。好制度要配套好政策才能夠產生良好效能，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績效就是制度效應與政策效應相結合的結果[7]。從這個意義上講，政策產品的供需是否均衡，既關系到能否更好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也關系到新時代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成色。

從經濟學視角看，人民不斷增長的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要求就是高質量的政策產品需求。在“有沒有”的發展階段，人民群眾更多關注的是吃穿住用行等基礎類物質需求和文化需求。新時代以來，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相關政策產品需求越來越多，具體表現就是人民群眾的民主觀念、法治觀念、公平觀念、權利觀念等日益增長，而且這類需求的占比不斷提升，甚至有超過物質文化產品需求的發展趨勢。

從政策產品的供給上來看，盡管隨著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政府提供的各類政策產品豐富完善，但與人民群眾的需求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政策產品的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矛盾固然與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夠完善直接相關，但究其主要原因，還是作為“看得見的手”的政府作用發揮不夠好?？偟目磥?，主要存在三方面的問題。第一，在個別領域中的政府職能越位。對于市場主體可以自主決策的部分事項、市場機制可以合理調節的事項、市場中介組織可以自律的事項，有的部門或地方政府卻不愿放手，導致“操太多心”，出現職能越位。第二，在個別領域中的政府職能缺位。主要表現在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有效供給不足、社會管理的體制機制與共建共治共享要求有差距、市場競爭中的秩序監管存在明顯缺失等。第三，在個別領域中的政府職能還有錯位。對于黨中央和國務院作出的頂層設計、重大部署、關鍵戰略，地方黨委和政府本應增強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堅決貫徹落實并創造性地開展工作，然而有些地區打折扣、做選擇、搞變通，甚至敷衍應付，這就導致了黨中央的科學決策在有些地方執行不力，既貽誤了地方發展時機，也辜負了人民群眾期待。

三、實踐邏輯：理順新時代的政府

與市場關系，助推高質量發展

政府與市場“兩只手”之間的關系如此重要，正如前文分析，我國在推動政府與市場結合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績，對于實現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兩大奇跡”功不可沒?？吹匠煽兊耐瑫r，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同高質量發展的高要求比起來，同建立高標準市場體系的高要求比起來，同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高要求比起來，同領導干部成為駕馭政府和市場關系行家里手的要求相比，我國政府與市場的作用發揮和關系完善還有很大的空間。未來，要多措并舉，通過理順“兩只手”的關系，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使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成熟、更定型，為譜寫新時代高質量發展新篇章、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提供動力源泉。

（一）明晰“兩只手”的邊界，讓政府與市場各司其職、相互促進

在現代經濟學理論中，市場重效率，政府則重協調，但這“兩只手”都不是萬能的，應當相互配合并在各自的領域中發揮作用。因此，必須要在實現二者有機統一的基礎上，劃清二者作用邊界：如果市場可以有效發揮作用，政府要更多地簡政放權、松綁支持、少加干預;如果市場不能有效發揮作用，政府要主動補位、管出水平、不出問題。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視角來看，主要的標準是看哪只“手”配置資源的交易成本相對更低，具體包括如下兩種情形。

1.讓市場配置非公共產品，交易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市場中種類繁多、廣泛存在、占比更高的是非公共產品，例如人民群眾日常生活必需的衣食住行類商品等。借助于商品交換，買方以付出貨幣為代價，獲取商品的所有權、使用權、處置權、收益權等權屬。如果由政府來決定這些非公共產品如何配置，就會導致產品定價很難真實反映市場供需雙方的結構。供需彈性都不高，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帶來了較高的交易成本。通過市場來主導非公共產品的配置，能夠更好地讓價值規律發揮作用，以靈敏的價格信號波動自動調節各類市場中的供需雙方，使二者更加協調均衡，推動資源要素在不同產業部類和部門之間合理配置，實現效益最大化、效率最優化，助力優勝劣汰，逐步形成更加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市場環境。

2.讓政府配置公共產品，交易成本更低，更顯公平。與非公共產品不同，公共產品的典型特性是消費或使用上的非競爭性、受益上的非排他性。倘若這類產品經由市場來自發調節，則容易陷入定價難、收費難的困境，也就是交易成本更高，從這個意義上講，交由政府來主導配置是更優的選擇。另外，政府來主導公共產品的配置，還可以更好地兼顧和平衡近期發展與長遠發展、區域發展與總體發展、個人發展與社會發展等方面的關系。政府通過科學合理配置資源要素，能夠減少甚至彌補公共產品供給上的市場失靈，有利于區域發展布局的優化，有利于產業結構和供給結構的調整，有利于新發展格局的構建，有利于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量平衡，更好地彰顯公平正義。尤其是在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都能夠使得政府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協調解決好社會生產中的各類矛盾。

（二）建設有效市場，切實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滿足人民群眾的高質量物質文化產品需要

進入新時代，面對人民群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物質文化產品需要，要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落到實處，切實體現出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

1.始終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持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和創造力。自從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兩個毫不動搖”原則以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黨的十九大報告又多次重申，這充分證明了我們黨在經濟建設上的一貫性，在堅持基本經濟制度上態度是極其明確的。面對經濟社會發展實踐中存在的公有制經濟不夠規范、非公有制經濟活力不夠的問題，要進一步加大對各類市場主體的支持力度。對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要理直氣壯地支持加快做強做優做大，尤其使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抗風險能力顯著增強;對非公企業，要大力支持并加以引導，使得非公經濟的活力持續迸發。任何否定公有制經濟地位或是否定非公經濟作用的言論，都是背離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方向的，都是不符合我國社會主義發展要求的，都是與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馳的。另外，還應當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推動各種所有制經濟之間取長補短，使得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主體基礎越來越堅實。

2.始終堅持消費引領，保障擁有美好生活需要的人民群眾權益。消費是社會再生產的重要一環和最終目的。在新時代，各地要積極服務和融入新發展格局，務必堅持消費引領，這在客觀上要求我們主動順應人民群眾消費升級的趨勢，逐步完善我國供給結構，減少低端產品供給占比，不斷提升高品質物質文化產品的有效供給。對于人民群眾的基本消費需求要切實滿足，對于傳統消費需求要不斷提升，對于新興消費需求要著力培育，對于潛在消費需求要逐漸激發。消費者的主體意識對于權益保護也至關重要，因此，要通過各種途徑增強人民群眾的主體意識，更加尊重人民群眾的自由選擇權，更加保障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切實實現人民群眾自由選擇、自主消費，讓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和幸福感得到顯著提升。

3.始終堅持消除市場壁壘，加快構建高標準的市場體系。作為市場經濟的客體，市場體系既有商品市場體系，又有要素市場體系。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基本的市場體系框架已經成型，“四梁八柱”已然具備。走好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需要更加堅實的物質基礎，這離不開高標準的市場體系建設，具體要求是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制度完備、治理完善。在新發展階段，要著力消除顯性的和隱性的市場壁壘，打通制約國民經濟循環的關鍵堵點，加快建設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切實促進我國市場從“大”轉向“強”，為建設高標準的市場體系提供有力支撐。做到平等準入、公正監管、開放有序、誠信守法，及時為資本設置“紅綠燈”，規范引導資本發展，提升資本治理效能，推動市場提質增效。比如，近年來，我國有關部門針對部分平臺企業野蠻生長、無序擴張等亂象，強化反壟斷監管，查處了一批典型案件，資本無序擴張得到初步遏制，市場秩序日趨優化。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將為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夯實根基，助推中國經濟行穩致遠。

（三）打造有為政府，更好發揮黨和政府作用，以滿足人民群眾高質量政策產品需要

新發展階段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階段，“全面”就體現了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個方面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戰略目標。人民群眾的需要既包括物質文化層面的需要，又包括政策層面的需要。為更好滿足政策層面的需要，關鍵是要更好發揮黨和政府的作用。

1.政府要管好市場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第一，加強和完善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能不能駕馭好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能不能保持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從根本上講取決于黨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領導核心作用發揮得好不好。[8]黨的領導是“我國經濟這艘大船”[9]劈波斬浪、勇往直前的根本保證，是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奇跡的重要密碼。目前，我國經濟總量已經超過100萬億元，“大船”的體量越來越大，云譎波詭的國際形勢和復雜敏感的周邊環境導致的“風浪”也越來越大，掌舵領航就愈發顯得關鍵。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指出，黨的百年奮斗歷程的“十個堅持”歷史經驗之首就是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的經濟社會發展實踐已然證明，黨中央具備在重大歷史關頭應對重大考驗的判斷力、決策力、行動力，具備成功駕馭各種復雜局面的嫻熟能力，具備引領“我國經濟這艘大船”揚帆遠航的高超智慧，這是我們黨能夠成功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的最根本依靠。更具體地講，要將黨的領導落實到新時代的經濟發展實踐之中，廣大領導干部務必要做到更注重從政治角度思考問題、更注重用政治眼光分析問題，統籌發展和安全，切實將黨中央決策部署貫徹到經濟工作各方面、全過程。第二，不斷完善政府的基本職能。政府的基本職能主要有加強宏觀調控、完善市場監管、保護生態環境、改進公共服務、強化社會治理等。在宏觀調控方面，市場配置資源有優越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有盲目性，難以處理好宏觀經濟治理中要求的“社會總供給等于社會總需求”問題，也難以實現產業結構的合理配置，可能會導致經濟的周期性震蕩，也容易誘發系統性金融風險，這客觀上要求政府引導資源配置，推動宏觀經濟更加穩定、經濟轉型穩步推進、社會預期更加積極。在市場監管方面，政府要確保市場規則不被個別市場主體破壞，從總體上保障各類市場主體的利益，使得我國營商環境更優、經濟良性循環、實現高質量發展。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政府要克服市場配置資源可能導致的外部負效應，將生態環境成本納入經濟運行成本，通過明晰產權、征收污染稅等方式遏制環境污染，引導市場主體節能減排，為碳達峰碳中和、建設美麗中國添磚加瓦。在公共服務方面，政府要切實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為人民群眾不斷提供更加優質、更加高效、更加便捷的公共服務，更好解決人民群眾關心的“學位”“車位”“床位”“廁位”“梯位”等問題，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中保障好、改善好民生。在社會管理方面，政府要更好發揮我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優勢，通過基層民主實踐和社會治理的不斷完善，讓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以及監督權等得到更有效的保障。

2.政府要不斷提升經濟治理能力和水平。第一，以充分尊重市場規律為基礎。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要求，宏觀經濟治理做到科學有效并非易事，關鍵一招就是要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基礎就是充分認識、準確把握和切實尊重市場規律。例如，黨中央強調，宏觀政策的跨周期調節要增強，宏觀調控要更具前瞻性、針對性。這就是尊重市場規律的范本，宏觀調控不能只算眼前賬，要用“全面、辯證、長遠”的眼光來看待經濟形勢。第二，通過改革激發市場活力。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創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局面，不少領域的改革大力度推進和深化，達成了系統性重塑、整體性重構。從經濟視角看，政府通過“放管服”改革，加強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更加市場化、更加法治化、更加國際化的營商環境打造漸入佳境1。但著眼于高質量發展的新要求，要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大力弘揚“店小二”精神，對市場主體靠前服務。要更加關注市場主體的感受，針對廣大市場主體反映強烈的行政審批事項，盡快研究取消、下放或調整權限，提升市場主體的活力和創造力，讓各類市場主體都能專注創新、專心經營，切實苦修內功、提質增效，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第三，通過政策引導市場預期。預期是指各類微觀主體依據可獲得的信息對經濟趨勢進行研判，進而影響消費、投資、外貿等，最終影響宏觀經濟總體運行。換言之，預期是連接宏觀經濟與微觀主體的橋梁和紐帶。通過經濟政策引導、穩定和改善市場預期，是黨領導經濟工作能力的必然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預期管理越來越受到重視，但外部環境云譎波詭，全球經濟形勢總體偏緊，對未來預期形成不利影響。進入新發展階段，要進一步提升市場預期引導的系統性、聯動性，積極回應社會關切，加強政策決策的公開化、透明化，并向國際社會講清楚我國經濟的強大韌性和光明前景，強化國際市場的積極預期。第四，通過規劃明確投資方向。2020年和2021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都用“青山”二字喻指市場主體：“留得青山，贏得未來”“青山常在、生機盎然”。作為市場經濟的基礎細胞，市場主體的活力是衡量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我國擁有超過1.5億戶的市場主體，其投資方向、投資數量、投資結構、投資意愿等都會對國民經濟循環中的生產環節產生影響，進而又影響到分配、交換、消費等環節，甚至影響國內國際雙循環能否順暢。從這個意義上講，政府需要在廣泛征求和尊重社會意見的基礎上，制定和實施五年規劃、區域規劃、產業規劃、功能區規劃等，對各類市場主體的投資意向積極引導，對于技術路線尚不明晰的產業不能過早實施負面清單，對國家長遠發展中面對的“卡脖子”環節加大扶持力度，讓市場主體“揭榜掛帥”，以技術研發、投資等提振國民經濟。第五，通過法治規范市場行為。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10]。市場要實現良性運轉，需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完善相關法律體系，規范市場行為、維護市場秩序。唯有法治，才能依法保護不同市場主體的產權與相關權益，保護最鮮活的社會生產力;唯有法治，才能使得“有形之手”與“無形之手”的作用邊界明確下來，更好地駕馭市場經濟，讓各類市場主體都在完備的法治框架里處理相互關系;唯有法治，才能使制度更加健全、監管更加有力，才能為我國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營造出更加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才能更加有力地推進新時代新階段的高水平開放。

總而言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意味著我國已經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要根據經濟發展階段的趨勢性特征變化，在明晰政府與市場邊界的基礎上，讓“兩只手”各就其位、各司其職、協同發力，共同助力我國經濟航船行穩致遠，不斷譜寫高質量發展新篇章，既切實解決我國發展實踐中出現的新矛盾新問題，又為回答如何處理“兩只手”關系的全球性難題提供有益參考和借鑒。

參考文獻：

[1] 《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 決議》輔導讀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2]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M].北 京：學習出版社，2019.

[3] 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 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 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 主義政治經濟學[N].人民日報，2015-11-25（1）.

[4]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 社，2016.

[5]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6] 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 正確發揮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 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 康發展[N].人民日報，2014-05-28（1）.

[7] 燕繼榮.制度、政策與效能：國家治理探源——兼論中 國制度優勢及效能轉化[J].政治學研究，2020（2）： 2-13+124.

[8] 習近平.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 講話（節選）[J].求是，2016（1）：1-14.

[9] 習近平.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的講話[N].人 民日報，2020-08-25（2）.

[10] 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強調 完善法治建設規劃提高立法工作質量效率 為推 進改革發展穩定工作營造良好法治環境 李克強栗戰 書王滬寧出席[N].人民日報，2019-02-26（1）.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and demand

JIANG Tao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Party School of the Hubei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Hube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Wuhan 430300，China）

Abstract：Since entering the new era，General Secretary of Xi Jinping has published a series of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economic system reform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olve the worldwide problems of understanding and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government’s “visible hand” and the market’s “invisible hand” correctly. There is a promin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eople’s demand for high-quality material and cultural products and the corresponding supply，mainly because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market in resource allocation is insufficient. There is also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eople’s demand for “democracy，rule of law，fairness，justice，security and environment”，that is，there is also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demand for high-quality policy products and the corresponding supply.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play a good role. Enabling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to perform their respective duties，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form a joint force can not only help promote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but also provid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th Chinese wisdom and Chinese experience to straighten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Key words：perspective of supply and demand;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theoretical logic;practical logic

責任編輯：張 瑜

收稿日期：2022-03-08

基金項目：全國黨校（行政學院）系統重點調研課題“國家治理視域下的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研究”（2020dfdxzddykt053）

作者簡介：姜濤，博士，中共湖北省委黨校（湖北行政學院）經濟學與經濟管理教研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發展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