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于逢《金沙洲》的創作特色 和文學史價值

杜昆

摘要：于逢的長篇小說《金沙洲》初版本運用了常見的“入社——建社”情節模式，其主題也是歌頌農業合作化，卻沒有重點講述合作化的優越性，而是著力揭露合作社困境和農村干部的官僚主義。同時，作者具有強烈的地域文化與通俗化意識，作品呈現出鮮明的嶺南特色和文化內涵?！督鹕持蕖芳捌湫抻啽镜某霭?，體現了于逢與時代生活密切關聯后創作上的新發展?！督鹕持蕖吩谖膶W本土化的追求和在“寫真實”上的探索，具有突出的文學史價值，值得深入地探討和更高地評價。

關鍵詞：《金沙洲》;于逢;干預生活;個人化;本土化

于逢是原籍廣東的歸僑作家，1934年從越南回國后在廣州、上海、桂林等地參加革命文藝活動，先后發表了《紅河的黑夜》《鄉下姑娘》《深秋》等作品。其中，《鄉下姑娘》有較大影響，具有濃厚的現實主義氣息與地方色彩，“是一部關于人、或鄉間婦女之命運的頗有審美神采的書”[1]，曾經獲得茅盾、邵荃麟等的稱贊，是“一部反映抗戰現實的比較成功的作品”[2]。新中國成立之后，于逢長期下鄉下廠?！督鹕持蕖芬运捻樀锣l村體驗為基礎，描寫了1956年嶺南農業合作化時期的生活和矛盾。1961年，《羊城晚報》在蕭殷主持下，圍繞《金沙洲》展開關于典型、批評方法的大討論，時間長達7個月。于逢雖然有所申辯，但還是吸納了不少批評意見，在1963年出版了修訂本。不久，《金沙洲》被改編為話劇《珠江風雷》，在廣州、北京等地演出，得到了輿論的肯定?！拔母铩背跗?，《金沙洲》即被打成“大毒草”，成為于逢受到批判的第一“罪狀”。[3]廣東文壇曾有句戲言，說于逢是作家協會的一只麻雀，經常受到“解剖”和批判。[4]

“文革”結束后，于逢政治上得到“解放”，《金沙洲》也得以重版。但遺憾的是，學術界沒有給予這部作品應有的關注，作品的創作特色和文學價值也沒有得到充分的認識。

一、干預生活：著力書寫農業合作化

的困境

“十七年”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是當時中國農村建設的重大運動，吸引了李準、趙樹理、柳青、周立波、孫犁、浩然等一大批作家積極關注并熱情書寫。在時代背景感召下，幾乎所有的合作化小說都在呼應、配合國家政策，通過各種故事論證農業合作化的必要性和優越性。

《金沙洲》也沒有脫離這一基本語境。它運用了“入社——建社”的情節模式來結構小說，講述了鳳州縣金沙社在高級社階段中的“兩條道路”的斗爭。金沙社屬于經濟作物區，農民的收入主要來源是種植甘蔗和養魚，他們具有深厚的小農經濟思想，特別看重眼前的經濟利益。1956年初春，初級社的工分和賬目都沒有來得及清理，就面臨著必須擴大成為高級社的政治任務。而一些勞力和能力較強的上中農，在土改之后逐漸拉開了收入差距，熱衷于走個人發家致富的單干道路，所以對合作化感到疑懼、不滿。其中，以郭細九為首的上中農就是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代表，他從單干戶勉強加入了高級社，其發家致富的愿望行將落空，因此懷恨在心，不僅私砍荔枝樹、挖藕瞞稅、消極怠工，而且偷盜香蕉、刁難干部、挑撥鄰村糾紛、煽動群眾退社。與郭細九相呼應，金沙社副主任郭有輝是上中農在黨內的代理人，他也是滿腦子的自發思想，有時自恃資格老、能力強進行消極怠工，有時擇機敲打一下郭細九等人的破壞，玩弄兩面派的手法，實際上對郭細九等人的進攻起到了支持甚至組織的作用，“對高級社的抗拒和破壞表現得更為隱蔽和陰險”。[5]郭細九、郭有輝被小說刻畫成抗拒高級社的典型，他們對高級社明里暗里的破壞，使得金沙社“兩條道路”的斗爭局面顯得比較嚴峻。此外，由于基層干部工作上的缺點，加上取消了土地分紅，社主任劉柏妻子梁雁和勞動力較弱的貧農寡婦梁甜雖然入社了，但是思想上比較混亂，都對高級社的前景懷有憂慮。經過縣委鄭部長的幫助，金沙社干部改正了工作作風，把貧下中農隊伍組織起來，最終挫敗了退社風潮?？傮w來看，《金沙洲》是以肯定的態度描寫了堅持合作化道路的正面力量的最終勝利，以否定的態度揭露了反面力量的抗拒及其失敗，比較真實地揭示了高級社階段農村“兩條道路”斗爭的復雜性和尖銳性。

在眾多合作化小說中，《金沙洲》最出格、最獨特的內容是在描寫高級社內部尖銳復雜的斗爭時，把正反面力量處理得“正不壓邪”，直接而深刻地暴露了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困境和陰暗面，諸如基層干部的官僚主義，落后分子的怠工破壞和“退社風潮”等。雖然在小說的結尾，正面力量擊退了“退社風潮”，懲治了落后分子，但小說揭露合作化困境的尺度出人意料，著力對合作社中的“逆流”而不是“優越性”作了細致的描寫。小說在出版前送審時，就遭到“西風壓倒東風”的非議，出版后，爭議隨著大討論而逐漸擴散。[6]基本否定的一方指責《金沙洲》沒有抓住“現實的本質和主流”，導致在眾多的情節中，“邪氣上升，正氣默無聲息;在邪氣面前，干部往往陷于孤立的境地?！盵7]有人認為小說把反面人物寫得“過分囂張”，“使正面力量相形之下黯然失色”，小說基調顯得低沉、壓抑。[8]即使是基本肯定《金沙洲》的一方也提出批評：“《金沙洲》的作者在描寫主流沖擊下的逆流的典型環境時，只著力描寫了逆流的一面，而忽視了‘主流沖擊的一面，因而使正面人物處處受到攻擊和牽制，幾乎無用武之地。這樣，自然就會使作品中的典型環境——作品所顯示的生活形象，屈從于反面人物性格的發展，而正面人物的性格，自然就得不到施展的機會?！盵9]不是不能暴露陰暗面， “問題在于，作者卻把暴露當成了最終的目的，而忽視了戰勝它和改造它?！薄白髡咴跇嬎歼^程中的主要著力點，不過是為了更淋漓盡致地暴露主觀主義者的形態及其惡果而已?！盵10]雙方關于人物是否典型產生很大分歧，卻都承認小說暴露出的生活過于暗淡，正面力量相當軟弱，帶給讀者灰暗、壓抑的藝術效果。不言而喻，雙方都把典型人物作為一個主要的評價尺度，而且預設的共同的理論前提是，好作品應該讓正面人物占據上風，應該充分描寫高級社的優越性，應該給讀者指出明確的前進方向，使讀者獲得教育和力量。這其實是文學在高度政治化、組織化的時代里，大多數讀者共有的期待視野和政治美學原則。

時代要求符合“主旋律”的要求，即著力講述農業合作化的合理性和優越性?！霸诋敃r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文學規范中，這些小說毫無疑問地承擔著論證合作化運動的必然性與合理性、推動合作化運動開展的意識形態功能?！盵11]如何在小說中論證合作化的合理性和優越性，怎樣平衡政治與審美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當時考驗作品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度餅场贰秳摌I史》《山鄉巨變》《香飄四季》等合作化小說常用的敘事策略，一是塑造忠誠能干的基層干部，他們是合作化的帶頭人，是農村政策的擁護者和執行者;二是講述落后人物的轉變，由對合作社的懷疑、抗拒轉變為支持、擁護;三是通過群眾擁護和增產增收把合作化的優越性落實，充分論證合作化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與這些小說相比較，《金沙洲》的“論證”就不具有足夠的說服力。

首先，鄉支書黎子安和社主任劉柏沒有被塑造成理想的干部形象。黎子安工作作風比較急躁專斷，在農業生產事情上不聽取群眾意見，不顧實際情況亂指揮，“把自己看成英雄，把人民看成群氓”[12]，沒有做到因地制宜，導致威信受損;而劉柏雖然踏實勤勞，對黨忠誠，不過缺乏魄力，是一個工作能力不強、理論水平不高的比較務實、普通的村干部。因為干部工作存在不少問題，高級社在利益分配上未能滿足一部分的要求，直接導致社里有人聯合起來攻擊合作社，謠言四處傳播——“什么優越性？高級社不如低級社，低級社不如互助組，互助組不如單干！”（第151頁）面對以郭細九為首的上中農的進攻，劉柏明顯缺乏理論和底氣來對抗他們，顯得軟弱無力。與梁生寶們不同，劉柏形象不夠高大，未能被塑造成理想的“社會主義新人”。其次，反面人物郭細九最后受到管制，郭有輝被停職處理，他們的失敗更多是正面力量“以法服人”結果，并不能說明走集體化道路必然勝利。再次，至關重要的是，最能體現合作化優越性的增產增收，一直停留在“預算”和“田野”中，社員們的生活并未較之初級社得到改善，對合作社優越性的描寫顯得蒼白無力。最后，《金沙洲》中一些對民國舊社會的“憶苦”并不指向“思甜”，關于舊社會、初級社、高級社的對比描寫未能賦予高級社明確的優越性。恰如論者所說：“與《三里灣》《創業史》《山鄉巨變》等作品相比，于逢的《金沙洲》的初版本，是論證最差的一部，因為它是從互助組、初級社和高級社的對比中論證高級社的優越性的。眾所周知，高級社存在很多問題，并不比初級社優越，這就把作家推向更尷尬的境地：要么堅持生活真實而放棄論證，要么回避生活真實而進行論證?！薄坝诜暌环矫嫦氚粗髁饕庾R形態的要求去論證高級社的優越性，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放棄生活真實，因此在論證過程中，存在明顯的矛盾和裂痕?！盵13]由于沒有著力描繪正面力量的優勢和勝利，即被認為未能描寫“現實的本質”或“生活的規律”，這成為《金沙洲》飽受詬病的缺陷，而小說文本缺陷和“裂痕”的意義常常被忽視。

為了論證“退社”的不合情理，《金沙洲》對反面力量的描寫是充分而細致的，把挖藕瞞稅、偷蕉砍樹、私宰生豬、放走塘魚、散播謠言、煽動退社等一系列破壞活動都安排在郭細九名下，集中揭露了合作社過程中部分農民對小農經濟的留戀，對走向“共同富?！钡馁|疑和抵制。在塑造郭細九形象時，小說運用了“十七年”小說中常見的道德敘事方法，把他塑造成一個自私刻薄、偷奸?；膼喝?，除了安排他消極怠工、破壞生產之外，敘述者還直接以“厚顏無恥”的面孔和“惡毒”的眼光等手法來描寫他?？墒?，郭細九認為應該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建社互利，高級社實際生產成本大幅度增加使得增產不增收的觀點，也具有一定的“經濟邏輯”。歷史也證明了農民退社的合法性和正當性是不能被完全否定的，農村干部工作的官僚主義對農民感情和利益有所損害。實際上，農業合作化運動一方面推進了農村的現代化建設，在增產增收、興修水利、支援工業建設等方面取得明顯成績;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經驗、急躁冒進、沒有遵循經濟發展規律，逐漸向“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鄉村社會機制邁進，使得合作化的活力衰減，給農業發展帶來了不少挫折和教訓。

值得注意的是，與其他合作化小說相比，《金沙洲》所講述的“退社風潮”相當完整、大膽。從最初的怠工牢騷到口頭申請退社，再到相互串聯、請愿上訪和被清算批判，于逢對“退社風潮”的前因后果和處理方式作了頗為真實的展現，其觸及現實的力度遠遠超越同儕。比如，小說第三部分的主要內容就是退社與反退社的斗爭，郭細九趁墟時甚至看到了去縣政府集體請愿退社的農民。這是文學史上難得一見的“退社風潮”中的請愿隊伍：“他于是連忙站起來靠窗望下去。只見河面上來了許多艇子，大概有一二十只，相跟著劃了過來，陸續舶在碼頭下。艇上的人在鬧嚷嚷地?！保ǖ?26頁）趁墟時的見聞進一步刺激了郭細九退社的決心，他串聯煽動其他人一起聚集在劉柏家里鬧退社。最后郭細九的怠工破壞行為被群眾揭露，會議把減產減收的原因歸罪于他;此外，還有人指責郭細九的土地、房屋、魚塘等都是土改時分到的，他后來卻忘掉共產黨的恩情，見利忘義，而且剝削侄女，在道德上也被批倒批臭。于法難容，于情不合，郭細九這個反面人物的“囂張”氣焰終于被挫敗，受到群眾管制。但由于正面力量倉促戰勝了反面力量，小說結局來得比較勉強和不自然，看不出“水到渠成”的氣勢。[14]

《金沙洲》對“退社風潮”過程和原因的展現，包括政府如何對待退社農民，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1956年5—6月份，廣東的中山、南海、順德三縣的部分社員不斷到廣州要求批準退社，到秋收前后，“全國相當一部分地區出現了大規模的退社風潮”。從1957年夏開始，“在實際取消農民退社自由的同時，中央和各省轉而運用行政措施和政治思想斗爭來強行平息退社風潮”[15]“中國農民抵制集體化的高潮發生在1956年的高級社時期。據近年來披露的資料，當年在廣東、浙江與江蘇等東南沿海省份的風潮最劇?！盵16]部分農民因為“收入減少或者感覺合作社不自由”，動搖了對合作化的信心，這是當時形成退社風潮的重要原因之一。[17]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著名講話，他談到絕大多數農民都是積極擁護合作社的，少數合作社社員鬧退社，“主要原因也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和對于群眾缺乏教育”[18]。作家們不可能對影響巨大的“退社風潮”感到陌生，但“退社風潮”在文學史中幾乎是一個寂靜的事件，可知真實描寫合作化的困境是一個非常敏感的政治問題。作家們對此十分慎重，不約而同地選擇規避風險?！巴松顼L潮”是最能體現合作化困境的，作品描寫得越真實、細致，越能沖淡對合作化優越性的書寫，越能凸顯批判現實主義的精神。于逢曾自述：“當時由于某些‘左的做法激發起退社風潮的強度，我寫作時其實已經有意減弱了，但仍然免不了遭受到指責?！薄斑@并非作者有什么先見之明，只不過是忠實地反映自己所見、所聞、所體會和所理解的現實生活的結果。一個作者寫作要忠于現實，不能回避現實，粉飾現實?！盵19]于逢對敏感問題的“減弱”，對現實生活的“忠實”，透露出他在處理合作化題材時干預生活的策略和勇氣。

二、地方性與個人性：嶺南色彩

的自覺建構

曾有論者說：《金沙洲》中的方言、風俗、自然景物和人物的心理素質都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而這一切又“浸透了時代特色和作者的感情色彩”。[20]這實際指出了《金沙洲》中的嶺南色彩是主客體的融合，能體現出時代氣息和個人風格。確實，《金沙洲》中的風景、語言、風俗人情描寫皆富有地方色彩和生活氣息，其中的思想蘊涵值得重視，體現出于逢對合作社生活獨特的觀察和理解。于逢說：“我過去表現農村的現實生活斗爭，總是有意避免從‘工作隊進村寫起，而以本地人的眼光和角度去觀照一切，認為這樣可以更好地表現這個社會的內部有機結構及其內部運動規律?！盵21]這種“本地人的眼光和角度”，凸顯的是一種地方與民間的創作立場，使《金沙洲》從單純的思甜頌恩、圖解政策的寫作姿態上超脫出去。這種寫作立場雖然沒能貫徹始終，但讓于逢能以比較獨立的思想意識去反映鄉村問題，并孕育出相對個人化的審美形態。

（一）別樣的風景話語

《金沙洲》開篇從劉柏、梁雁夫妻的家庭矛盾寫起，因為丈夫劉柏顧社不顧家，而家里缺吃少穿，兒女面黃肌瘦，這些讓她對現實生活感到不滿。通過家庭矛盾來表現合作社內部的分歧和困難，這是《創業史》《山鄉巨變》等合作化小說常見的路數。但與其他合作化小說不同，《金沙洲》講述的梁雁負氣回娘家之后的風景話語與懷舊書寫別開生面，并不指向贊美新社會，而是側重于表達一個家庭婦女的“無名的怨恨”，為整部小說暗淡、低沉的基調奠定了前奏。

“珠江三角洲的早晨是十分明媚的。春雨在悄悄下著。龍塘村的灰色房屋擠靠在一座矮崗前，藏在一簇墨綠色的樹林包圍中。四周展開蕉林的大海，望不到頭，顯得滿眼悅人的鮮綠。蔗林中間，露出一面面的魚塘，像鏡子似的發亮。迷蒙的遠處，橫著一條銀帶子似的珠江。珠江的那邊，是一片淺綠色的煙霧。遠處的村莊已經看不分明，只有絲廠的幾根黑色煙囪惹眼地豎立在那里。太陽隱沒著，只見在灰色的天空中間顯出一圈黃光?！保ǖ?頁）

春光明媚，蔗林鮮綠，不過房屋和天空都是灰色的。在這段風景描寫之后，是梁雁對自己童年、幼年、少年到青年的回憶。梁雁曾經夢想過的美好的日子是，“日本鬼子打跑了，他們不再受土匪的威脅，不再受官僚地主的欺壓，一家人得到團聚，每天都有兩頓飯吃，自己有衣服穿，孩子們有書讀?，F在，這些通通實現了，但她反而感到無名的怨恨。這，到底是為了什么呢？……”（第9頁）敘述者省略掉的原因意味深長。時光流轉，社會巨變，而風景不變，村莊依然貧困，一個農村女性對美好生活的渴望也依舊?；疑拔镉痴罩鄲炛?，景情轉換十分自然，體現了風景意蘊的歷史性和復雜性?！帮L景是和孤獨的內心狀態緊密聯接在一起的 ……換言之，只有在對周圍外部的東西沒有關心的‘內在的人 （inner man）那里，風景才能得以發現。風景乃是被無視‘外部的人發現的?！盵22]梁雁內心的苦悶，與高級社的熱鬧和丈夫劉柏的忙碌形成了讓人印象深刻的對比。梁雁不是無視“外部”，而是她更加專注于小家庭的溫暖與個人內心的感受。

后來梁甜堂妹來勸導梁雁回家，要對高級社有信心。梁雁眼中的風景是這樣：“塘面平靜得像一面鏡子，一小半鋪著嫩綠色的水浮蓮，一大半反映著灰色的天空和蔗林的綠色倒影。塘邊種著香蕉，大塊的蕉葉在輕輕擺動。塘邊還有一棵苦楝樹，樹上站著兩只灰色的斑鳩，在咕咕地啼叫。它們顯然是雌雄一對，站立兩邊。它們的叫聲，在寂靜的田野上顯得深遠?！保ǖ?9頁）水面半綠半灰的色澤，隨風飄蕩的浮蓮和香蕉，都反映了梁雁內心世界的糾結。而描寫苦楝樹上站著兩只灰斑鳩，簡直是神來之筆！苦楝樹在農村本是苦寒之樹，而斑鳩在古詩詞中多與春色相關，把苦楝樹與斑鳩意象并置，是于繁華生機中看見寒冷苦澀，蘊藏有諷刺的意味。宋人梅堯臣有諷刺詩《雜興》曰“苦楝樹，青鵓鴣。啄鹽土，鳴嗚嗚?！被谶@樣的文學傳統來看，苦楝樹和灰斑鳩意象在《金沙洲》中絲毫沒有歡樂喜慶的意味，而是生動地烘托了人物精神上的苦悶狀態，與自覺命苦的梁雁構成了互喻和婉諷的藝術效果，并與梅詩《雜興》形成互文關系，體現出于逢對老百姓生活和命運的關懷及憂患意識。小說對梁雁雖然著墨不多，但這兩處寫景的筆觸樸實而冷雋，把她的情感世界描寫得富有畫面感和復雜意蘊。

與黎子安、劉柏這兩個并不高大、理想的農村干部形象相呼應，與二人伴隨的風景話語格外具有象征和諷喻色彩。如描寫劉柏不被社員理解時的風景：“四周充滿溫暖的潮濕的濃霧。他沿著又濕又冷的石板路，走向涌邊。村莊對面，什么也看不見。山崗、蔗林、果樹，都隱沒了，變成白茫茫的一大片，好像無邊無際的海洋。只有遠處空中，露著碉樓的半截黑影，好像海洋中間的一座孤島。東方濃霧中透出一派藍光，說明黎明已經降臨?！保ǖ?7頁）濃霧溫暖，同時又讓田野變成白茫茫的一大片，讓碉樓看似孤島，最后濃霧中透出藍光，黎明來臨。這是一段富有象征意味的風景描寫，暗示劉柏暫時被群眾孤立，但終將走出濃霧、迎來黎明。同樣，在描寫黎子安被群眾冷落時，風景也具有象征意義?！按箝T外啞然黑暗，從那里吹來一陣陣凄風，帶著雨粉，濺在人面上。全世界已經靜寂無聲，只有那連綿的夜雨在報告時刻的進行?！薄笆蛛娡灿职?，路又滑得像油一樣。他摔了兩跤，又走錯了路”“周圍黒得象封住了一樣?！保ǖ?56—157頁）黎子安在漆黑的雨夜摔跤又迷路，此處的風景話語顯然是在諷喻這個鄉干部不走群眾路線，不免受到現實的教訓，他的“摔跤”隱射了高級社在鞏固過程中遭遇了重大挫折。

由于合作化小說基本上是對在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基礎上實現共同富裕的想象，常常散發出詩意色彩和浪漫主義氣息，這種藝術特色在《山鄉巨變》《創業史》《香飄四季》等小說中都得到反復呈現?？梢哉f，合作化小說中的“社會主義風景”是以詩意、明亮和溫暖著稱的。與之相對，《金沙洲》中的“社會主義風景”總是在詩意中夾雜著不和諧的色彩及意象。小說中引人注目的還有反復出現的夕陽意象。

“太陽還在臥蠶山上斜照著?！保ǖ?9頁）“落日的殘光還在映照著。蔗林里卻暗下來了?！保ǖ?1頁）這兩處夕陽殘照出現在散會之后。黎子安在會場力排眾議主張多種水稻，以超額完成國家分配的糧食生產計劃;但鳳州縣是經濟作物產區，習慣于商品經濟，高級社社員大都主張多種藕賣錢。與社員們之間的思想和利益沖突，讓感覺自己肩負重大責任的黎子安感到憤懣而無奈，暗淡的蔗林正是他內心世界的寫照。

“夕陽還在臥蠶山上照著。藍空像湖水一樣透明。白云顯得這樣白，這樣寧靜，一會兒，染上了半邊橙色，接著就整個變成了金紅。這時候，天空、田野都為醉人的紅光浸浴了。蔗林在秋風中沙沙發響，顯得格外溫柔。塘面、涌水都一下子亮起來了，映著霞光，充滿生氣?！保ǖ?88頁）

此處夕陽晚景也是通過敘述者的視角展現的，同樣是寫夕陽景色，當眼光轉換到正面人物劉柏的時候，筆墨由簡練到細致，景色變得生動溫馨起來。此時是“退社風潮”爆發之前，劉柏對社里的混亂現象感到有點心灰意冷，無心欣賞村邊的美麗景色。夕陽的光熱不多，給人以時光流逝、人生有限之感，夕陽意象在中國文學傳統中有揮之不去的感傷情懷。夕陽在小說中總是伴隨黎子安和劉柏出現，使得此意象帶有的感傷情懷與他們在合作社工作中產生的責任感、疲憊和焦慮構成對照。

小說中還有幾處黃昏和夜幕景色，顯示出靜謐、溫柔和陰涼的氛圍，（第68、174、233頁）這與夕陽意象共同構成色調偏向暗淡的故事環境，使作品總體上蒙上一些感傷色彩，烘托了合作化陷入困境的思想意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合作社“敗象”[23]的最早隱喻。這與《創業史》第一部第一章開頭描寫早春的黎明和日出之贊頌意圖形成了鮮明對比。[24]又如，小說臨近結尾寫到的“蔗季”豐收的景象，也顯得別有一種“異質性”存在?！霸趶V闊無邊的田野上，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豐收。蔗林把大地深深地掩蓋起來?！崛~有時好像藍色的海似的涌動著，有時又好像綠色的火焰在跳舞。路邊的蔗桿慢慢變紅了，周圍泛蕩著一種醉人的甜味。為蔗林所包圍的魚塘是安靜的、明亮的，好像少女的眼睛，在向天空窺探?！保ǖ?53頁）蔗林中的風聲“凄厲”而又“豪邁”，蔗林的顏色混雜著藍色、綠色、紅色。豐收景象是甜美多彩的，又是明亮純凈的，但在這段優美的豐收圖景中，卻出現了“凄厲”“窺探”這兩個感情色彩與豐收歡樂相抵牾的擬人化修辭。于逢有何必要在描寫豐收美景時使用這種不和諧的符號？與其說這是作者無意中寫出來的“閑筆”，不如說這是他選擇“發現”的別樣的風景。恰似在歡唱豐收的時節，梁甜卻在擔憂小兒子的熱病。蘇珊·桑塔格說：“疾病本身一直被當作死亡、人類的軟弱和脆弱的一個隱喻?！盵25]這里如果把梁甜幼子的疾病也看作為一種隱喻，那么，在按勞動力分配的高級社，寡婦梁甜的憂慮就具有雙重意味，既是為孩子生病擔憂，也是為生活仍將困難擔憂。所以，作者在小說結尾緊接著安排一直對梁甜有好感的周耀信再次出場來陪伴她，以與輕快的豐收景象相稱，也給讀者以安慰。

小說結尾最后兩段的風景描寫同樣耐人尋思：“生活就是這樣，正如滾滾的珠江流水，一邊在前進，一邊在戰斗?！畹拈L河也是這樣。但生活的長河是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的，有的就是永遠的前進和永遠的戰斗?！薄八麄兊耐ё訌拇笥哭D進了珠江?！咸蠞L滾地流著，浩浩蕩蕩地流著，永遠向前。人們望著遠處天邊，一片云煙，渺渺茫茫，江水和青天已經溶成了一體了。人們這樣望著，望著，會覺得自己劃在江水當中，也是漂浮在天上?！保ǖ?68—469頁）作者反復描寫珠江流水滔滔滾滾，把生活與長河互喻，修辭乍看并無驚艷之處，但奇特的是尾句畫風似有波云詭譎的意味——長河（生活）的“遠處”是云煙渺茫，頗為虛幻;而且人們會感覺自己“劃在江水當中”“漂浮在天上”，如此虛幻，如同生活在夢中，沒有腳踏實地。作者以這樣“虛幻”的風景來連接前文的豐收美景，來結束小說全篇，使得文意出現了斷裂，文本的不和諧似乎影射了合作社的不和諧。而《創業史》第一部的結尾是梁三老漢莊嚴而神氣地走過街道和人群，《山鄉巨變》的結尾是“向自然爭取更多的豐收”，《香飄四季》的結尾是熱熱鬧鬧的笑樂聲，這些都能讓讀者產生肯定的樂觀的閱讀效應。比較來看，《金沙洲》的結尾藝術，顯然不同于合作社小說流行的“光明的尾巴”，而是以虛幻、含混的風景話語收篇，并未流露出對未來生活的樂觀期待。

于逢擅長以冷峻而不是歡快的語言描繪南粵風景——不是果盛花繁、欣欣向榮的田園美景，而是缺乏明亮和理想色彩的南粵此岸，呈現出非常個人化的審美形態?！八^風景乃是一種認識性的裝置，這個裝置一旦成形出現，其起源便被掩蓋起來了?！盵26]如果承認小說中的風景話語絕不是廢話，而是起源于作者的“發現”，能在尋常物象與創作主體的價值立場之間建立邏輯關系和解釋，那么，可以說《金沙洲》中的風景是于逢獨具匠心編織出來的現實和情感地圖，由此可以穿越風景的鏡像，尋找到他干預生活的諷喻的創作心態。有意思的是，于逢雖然在《金沙洲》修訂本中增刪、改動了不少地方，以增強正面力量的團結及其勝利的必然性，但上面論及的風景話語悉數保留。

（二）多元的民間語言

在漢語規范化運動大力推行的1950年代，作家們明顯減少運用方言寫作，《金沙洲》中的方言使用也比較節制，可還是呈現了不少方言土語、謠言、兒歌和民歌，使得小說突出了南粵語言特色，保留了嶺南民間語言的多元性和蕪雜性。

于逢注意貼近人物身份，并對個別方言做了注釋，以方便外地讀者理解，照顧讀者的閱讀效果。小說中的方言使用情況，可分為詞匯、熟語、民歌三個部分，其中，“揮春”“碉樓”“掘尾龍”“丟那媽”“生蛤拉死蛤”等詞匯短語，帶有濃厚的生活氣息，體現出珠江三角洲的言語習慣，或者形象地揭示了嶺南務實精明的民情心態，特別是一部分群眾對當時經濟政策的不滿、懷疑、和抗拒態度。如論者所說：“《金沙洲》中的婦女干部梁甜擔心加入高級社經濟上拖累別人，合作化帶頭人劉柏力圖以經濟勝利回擊上中農的進攻，包括退社風潮中通過‘算賬反對‘以強養弱‘大家拉平‘生蛤拉死蛤的落后觀點，都體現了南方經濟作物區政治意識淡薄、重商主義盛行的‘特定環境特征?！盵27]小說中不時寫到各種流傳在鄉間的謠言，突出了并不風平浪靜的鄉村心態。比如：“今后單干戶管你甘蔗種得像杉一樣粗，魚養得像豬一樣胖，政府都是不收的?！保ǖ?7頁）這條謠言則能說明反面人物加入合作社之前驚懼和無奈。秋旱肆虐時，部分群眾表達出對合作社前景的恐慌和信任危機，村頭巷尾又傳播了許多退社謠言，如“謠言像蒼蠅一樣嗡嗡地響”（第299頁）。這些土生土長的謠言，也生動地反映了當地的社情民意。

《金沙洲》中還穿插了珠江三角洲群眾耳熟能詳的兒歌和民歌?！霸鹿夤?，照地堂。/年卅晚，摘檳榔。/檳榔香，摘指姜。/指姜辣，買蒲達。/蒲達苦，買豬肚。/豬肚肥，買牛皮。/牛皮薄，買菱角。/菱角尖，買馬鞭。/馬鞭長，買屋梁。/屋梁高，買張刀。/刀切菜，買籮蓋。/籮蓋圓，買條船。/船沉海，——/沉死幾個番鬼仔！”（第93—94頁）這是郭月嬋和蘇女同唱的兒歌。從內容和形式來看，這首兒歌中的“檳榔”“指姜”“菱角”等事物屬于南方水鄉的典型物產，并具有兒歌帶見的言語游戲特征，使用了頂真和轉韻的修辭手法。從其功能來看，輕松愉快的兒歌烘托出兩個少女天真爛漫的性情，且與之前的郭氏家庭沖突構成對比。郭月嬋雖然是孤兒，寄養在叔父家里時常遭受委屈，但也遮掩不住她純真灑脫的天性，以及她對生活的滿腔熱情和樂觀。正是因為有了梁甜等眾多鄰居的幫襯，孤兒郭月嬋才具有足夠的底氣在新生活中不時自由自在地歡笑和戲弄別人。孤兒的眼淚和歡笑，在一定程度上頗能說明新社會鄉村的倫理環境和文明發展情況。

汪曾祺曾說，風俗是一個民族集體創作的生活抒情詩?！督鹕持蕖芳毮伓闱榈孛鑼懥肃l村的端午節龍舟競渡、人海洶涌、鑼鼓聲震天響，夜晚青年男女們聚集在廣場上玩樂談笑，飄蕩著男女對唱的歡歌聲。這些風俗人情傳達了青年男女們彼此難言的某種渴望和幸福，富有珠江地區獨特的地方風情，傳達了1950年代嶺南農民對現實生活的熱情和贊美，也能給讀者以審美上的滿足。小說中的民歌基本上是關于家鄉、勞動和新社會的贊歌（第455—457頁），缺乏熱烈大膽的情歌，異域情調也不足夠濃烈，說明現實政治話語已經擴展、干預到情愛書寫?！督鹕持蕖返拇_以暴露合作社的陰暗面見長，但還是有不少地方表達了對合作社、新社會的贊美，回蕩著與其他主流小說一樣的頌歌?！督鹕持蕖氛Z言的多元性可見一斑，既有公共政治話語的深刻印記，又保留了民間語言的蕪雜性，以及知識分子話語所帶有的獨立反思的意味。

總之，嶺南方言俚語、民歌謠言、節日風俗等，是于逢講述故事、刻畫人物的工具和方法之一，表明作者具有強烈的地域文化與通俗化意識，故能自覺使用讀者感到熟悉而又活潑的民間語言，以建構小說的嶺南特色和文化內涵。

三、本土化與寫真實：文學史價值的重估

本土化不能等同于民族化、民間化、通俗化，但是與其緊密相關，包含“對中國本土文學資源的重新認識和借用”，“將西方文學資源進行中國化的改造與交融”，在思想情感和藝術表現上（典型如文學語言）與傳統和現實生活建立起非常密切的深刻聯系。[28]從本土化實踐來看，《金沙洲》在思想情感和文學語言方面建立了與現實生活的深刻聯系。作為一個下鄉體驗生活的知識分子，于逢認真而投入，比較真實而委婉地反映了他在合作社的所見所聞，以及他對鄉村生活的理解，其思想情感混雜著對合作化運動的認同與困惑，在創作姿態上具有一定的獨立性、民間性和復雜性。歐陽山認為：于逢在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的創作實踐得益于深入生活和改造思想，他下鄉下廠的記錄在廣東作協里是數一數二的。[29]這樣的生活經驗和創作立場，使得《金沙洲》的語言風格整體上顯得樸實真切，生動而少浮夸，在本土化上的探索取得了堅實的成績。

1950年代，農業合作化運動在迅猛推進時，作家們被鼓勵去參加合作化、表現合作化。文人下鄉參與合作化，當中誠然有復雜的政策因素的影響，不過客觀上促使作家們深入認識了鄉土中國，也促進了《創業史》《山鄉巨變》《艷陽天》等“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以豐富的鮮活的農民口語和文學形式書寫了農民生活，塑造了各種各樣的真實的農民形象。這些文學面貌正是本土化的實踐，使文學創作如此貼近農村生活，并被改編成戲曲或電影等其他更加通俗化的文藝形式，在農村得到廣泛的傳播。

作為國統區成長起來的進步作家，于逢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就受到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影響，非?？粗厮囆g工作者與人民結合的問題，贊同藝術工作者應該融解到人民里面去，以自己的藝術形式服務于人民，必須在生活斗爭中清洗自己、鍛煉自己、改造自己。[30]于逢響應號召，在1956年1月到順德農村去深入體驗生活，適逢珠江三角洲正進入高級合作化高潮。他跟鄉里駐扎的工作小組同吃、同住、同工作了近一年，直到1956年底離開。在順德農村，于逢經歷了思想與勞動“洗禮”，并結識了社主任蘇偉添，得到他的指點和關照。于逢十分尊敬這個農村干部，后來以蘇偉添為主要原型，塑造了務實、平凡、尊重群眾、大公無私的主人公劉柏。同時，于逢也認識到，農村干部中存在思想僵化、作風粗暴、自負浮夸的鄉書記黎子安類型，“他不是一個獨生子，他還有一群兄弟，以及一群家族”。[31]鄉村生活的見聞直接激起了于逢的創作沖動，返城之后，他開始了《金沙洲》的構思和寫作。

于逢在1957年3月底動筆寫《金沙洲》，適逢“雙百方針”實施期間。1958年7月完成初稿，1959年11月出版。當時“反右”運動基本結束，正值轟轟烈烈的“大躍進”之際，文藝界浮夸風方興未艾。在“百花文學”中出現的“干預生活”、揭露現實矛盾的創作潮流，在1957年下半年開始的“反右”運動中已經被打成“逆流”“毒草”。處于這樣的文學環境，于逢依然在《金沙洲》中大膽地著力描寫了農業合作化的復雜性和陰暗面，以致容易產生“西風壓倒東風”“為暴露而暴露”的閱讀效果，的確顯得不合時宜?！胺从摇边\動對文壇影響巨大，于逢縱使很忙碌和遲鈍，也不至于不了解“反右”運動給文壇造成的強大沖擊波。那么，《金沙洲》為什么會如此呢？

批評界曾對此做出探討：“從作品所描寫的生活形象和人物關系來看，可以看出：在處理生活形象和人物關系時，如何突出地暴露主觀主義的錯誤的領導作風，始終是作者用自己的整個心靈和全部感情去著力構思的中心?！薄白髡叩闹饔^意圖原來是想把兩條道路的斗爭作為作品的主要矛盾線索的，但在整個構思與創作過程中，作者對于主觀主義者的憎恨的強烈感情卻起了決定的、主導的作用，以致不自覺地把藝術構思的著力點放在暴露的角度上?！盵32]從作者構思的著力點來分析作品藝術效果產生的原因，是比較可靠的。其實，于逢的構思是深入生活、終于現實的結果。他認可“雙百方針”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作用，把創作《金沙洲》當作是追求真實、擺脫創作“公式化概念化的泥潭”的“戰斗”——“我并不后悔，因為一個作者必須以作品參加戰斗，而且要及時參加?！督鹕持蕖樊敃r是在這樣的心情下迅速寫出來的?！盵33]也就是說，《金沙洲》明顯受到“百花文學”的影響，在創作姿態和藝術效果等方面與“百花文學”一脈相承。只是與“百花文學”中的鄉土創作急切地反映合作社矛盾而大多是短篇，且缺乏風景描寫和方言俚語不同，《金沙洲》在篇幅、文體風格等方面有明顯的拓展，更豐富、貼近了鄉村生活風貌，是文學本土化在“十七年”時期的重要收獲。

在文學的生產、傳播和接受環節中，批評也承載著政治宣傳和教育作用?！笆吣辍睍r期批評界的集體爭論更是彰顯了主流意識形態在如何規范、引導作家作品?！拔膶W批評的規訓與懲罰功能使作家作為寫作主體的獨立性和思考能力日益衰竭，也造成了‘十七年文學作品某種程度的相似和一致?！盵34]1961年的爭鳴對作家的影響自然是很大的。面對指責和“解剖”，于逢也做出了解釋：承認這本“習作”存在許多破綻和缺點，沒有把劉柏、劉騷仔、楊妹等正面人物塑造好;原因在于創作時，好些農村問題還沒有完全明確，作者生活基礎比較薄弱，特別是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他因不在農村而“坐失良機”。[35]于逢的解釋有自我申辯和政治表態的成分。大討論增強了《金沙洲》在全國的影響，但在政治壓力下，于逢對《金沙洲》作出了許多合乎時宜的修改，主要是把社主任劉柏塑造得更加理想，在“兩條道路”的斗爭中基本實現了“暴露”與“歌頌”之間的平衡。修訂本的鋒芒銳減，這是于逢向主流意識形態妥協的結果。多年以后，于逢的激憤之情溢于言表：“為什么揭露社會主義社會中還存在著的某些陰暗面就成為大逆不道呢？難道我們粉飾現實就能推動歷史的前進嗎？一個作家到生活中去，難道只許他們袖手旁觀，而不能進行干預嗎？……”[36]正是憑借扎實的生活體驗，以及勇敢地獨立思考和干預式書寫，于逢終于在“十七年”時期迎來自己的創作高峰。

《金沙洲》的修訂本雖然比初版本更加明朗、樂觀，更能體現所謂時代的本質和主流，但是，在當代文學史編撰和研究中，這部曾引起很大風浪的名作受到了冷落。1963年由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持編撰的《十年來的新中國文學》正文對《金沙洲》只字未提，原因也許是“負責編寫的同志都不是專業從事當代文學研究工作的人”[37]。郭志剛、董健等主編的高等學校文科教材《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注意到《金沙洲》在報刊上引起的爭鳴和影響，認為在195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初期，《創業史》《山鄉巨變》《鐵木前傳》《汾水長流》《香飄四季》《金沙洲》等，都是“反映社會主義時期現實生活”的優秀的長篇小說，“雖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時代性的認識局限，但較之建國初期的作品來說，卻又明顯地克服了創作中那種浮泛的對生活表象的簡單摹寫，著力于揭示現實生活的本質?！盵38]《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并未單獨對《金沙洲》展開論述，可把《金沙洲》與其他著名合作化小說相提并論，其重視程度可見一斑。然而，新世紀以來，一些影響較大的文學史教材，如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王慶生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董健等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等等，都沒有提及《金沙洲》。這部勇于干預生活的合作化小說，常常被文學史編撰者由于某種“篩選機制”而忽視。

如今來看，合作化和單干、承包都是生產關系方面的調整，并不能當作“姓資姓社”的判斷依據。要求《金沙洲》應該正確講述“兩條道路”的斗爭，反映生活的本質和規律;應該具有樂觀、明朗的情感基調，這些社會學批評的理念，顯然是對《金沙洲》的苛求。在更理性和現代的角度上來看《金沙洲》。于逢對珠江三角洲的合作化運動原本是生疏的，但是他充分利用下鄉的機會，深入生活，獨立思考，重視從經濟邏輯來表現合作社人事的復雜性，因此超越了某些政治命題而拓展了小說的思想蘊涵?！督鹕持蕖穼献骰\動陰暗面的描寫，對農村官僚主義的暴露，使其“對現實的穿透力確實不同于當時的主流合作化小說”，成為同類題材中的“異數”。[39]

換言之，《金沙洲》初版本在文學史上的影響、價值，其實就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邪不壓正”的敘事范式，在于著力對合作社中的“逆流”而不是“優越性”作了細致的描寫，在于他在主流敘事之外呈現出別樣的嶺南鄉村生活風貌。在“反右”運動之后，這些具有公共性與異質性的審美形態，頗能體現《金沙洲》的獨立品格與思想意義，以及作者敘事立場上既要暴露、又要歌頌的復雜性。在“反右”運動中，干預生活的“百花文學”已經遭到否定和批判，《金沙洲》卻堅持寫真實、不粉飾現實生活，可以視為“百花文學”的回響和拓展，提升了合作化小說的反思品質。它在“寫真實”“本土化”方面的堅持和探索，更具有突出的文學史價值，需要得到更深入的認識和更公正的評價。

[注釋]

[1] 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頁。

[2] 茅盾：《桂林春秋——回憶錄（二十九）》，《新文學史料》，1985年第4期。

[3][6][19] 于逢：《〈金沙洲〉遭遇記》，《文藝理論與批評》，1993年第4期。

[4] [29] 歐陽山：《參加〈金水長流〉研討會有感》，《文藝理論與批評》，1995年第5期。

[5] 張乃滇：《略談〈金沙洲〉中兩條道路的斗爭》，《羊城晚報》，1961年8月31日。

[7] 華南師院中文系文藝評論組（蔡運桂執筆）：《略談〈金沙洲〉》，《羊城晚報》，1961年4月13日。

[8] 何淬：《達到的和沒有達到的——〈金沙洲〉的反面人物及其他》，《羊城晚報》，1961年4月27日。

[9] 中國作家協會廣東分會理論研究組：《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文藝報》，1961第8期。

[10] [32] 中國作家協會廣東分會理論研究組：《論〈金沙洲〉》，《羊城晚報》，1961年10月12日。

[11] [13]武新軍：《農業合作化題材小說的困境——兼談〈金沙洲〉及其修改》，《信陽師范學院學報》，2011年第5期。

[12] 于逢：《金沙洲》，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238頁。下文引文出自該書的，僅在文中列出頁碼，不再注釋。

[14] 中國作家協會廣東分會理論研究組：《論〈金沙洲〉》，《文藝報》，1961第8期。

[15] 葉揚兵：《1956—1957年合作化高潮后的農民退社風潮》，《南京大學學報》，2003年第6期。

[16] 秦暉：《傳統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98頁。

[17] 常明明：《效益下降抑或增收差異： 農業合作化后農民退社原因再研究》，《中國農史》，2011年第1期。

[18]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頁。

[20] 黃冠芳：《生活的波濤永遠向前——評〈金沙洲〉》，《羊城晚報》，1961年4月13日。

[21] 于逢：《我的生活創作道路》，《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2期。

[22][26][日]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趙京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15頁、第12頁。

[23] 小說中副主任郭有輝最早覺得金沙社“敗象已經露了頭”。參見于逢：《金沙洲》，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188頁。

[24] 關于《創業史》的風景分析，參見魏家駿：《〈創業史〉的風景畫和風俗畫——〈創業史〉藝術談》，《教學與進修》，1983年第4期。

[25][美]蘇珊·桑塔格： 《疾病的隱喻》，程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 年版，第 86 頁。

[27] 劉起林：《周立波小說與十七年文學的南方審美話語建構》，《中南大學學報》，2022年第2期。

[28] 賀仲明：《本土化：中國新文學發展的另一面》，《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2年第 2期。

[30] 于逢：《談〈西伯利亞史詩〉》，見《于逢自選集》，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第678—679頁。

[31] [33][35]于逢：《也是關于〈金沙洲〉》，《羊城晚報》，1961年9月28日。

[34] 曹霞：《“清潔”的文本與“衰竭”的主體——論“十七年”文學批評的規訓與懲罰功能》，《學術界》，2011年第1期。

[36] 于逢：《歷史將會最后判明》，見《于逢自選集》，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第723頁。

[37] 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十年來的新中國文學》編寫組：《十年來的新中國文學》，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第1頁。

[38] 郭志剛、董健等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上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151頁。

[39] 龔奎林：《論〈金沙洲〉的版本修改及意義闡釋》，《湛江師范學院學報》，2008年第5期。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百年鄉土小說與鄉村文化變遷的關系、啟示研究及文獻整理”（19ADZ273）、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當代文學中的計劃生育敘事研究”（2019BWX019）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嘉應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