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出土五銖錢看漢朝治下的云南民族經濟與文化*

謝祺（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元封二年（前109 年）漢武帝發兵征服滇國，滇王舉國降，獲授“滇王之印”，漢朝在滇國設置官吏和郡縣。由此滇國并入漢朝，比同漢朝郡縣制度下的諸侯王國。在目前發現的云南石寨山文化（又稱滇文化）的諸多墓葬遺址中，都發現了不少來自于漢代中原輸入的經濟文化因素，體現了武帝以后兩漢王朝對云南社會經濟和文化的諸多影響。在這些輸入性的經濟文化因素中，漢朝的貨幣五銖錢（含王莽錢幣）有著重要的研究意義。

根據彭信威、石俊志等先生的研究可知，五銖錢的鑄幣大權始終是由中央政府把持的。云南出土的五銖錢代表的是武帝開發西南夷地區以后，即中央王朝設置郡縣統治對當地的財政經濟的影響，它不同于一般性的輸入性文化因素，不同類型的五銖錢不僅時代明確，更是中央政府鑄造的貨幣，五銖錢在當地通行也代表著地方民族政權對漢朝國家的認同，以及對中央財政權和財政制度的認同。因此，以云南古墓葬群出土的五銖錢為線索，來考察漢代郡縣制推行之后的云南社會經濟狀況，對復原漢朝統治下的民族融合關系、文化交流以及南方絲綢之路的發展都有所裨益。

有關云南地區漢代的貨幣流通，文獻記載極少，研究資料主要來自考古發現。云南石寨山文化貨幣相關研究，關注貯貝器和其中出土的海貝較多。相對而言，針對五銖錢，學界卻關注不多，零星的研究則有王大道先生一文。該文研究指出，漢朝的鑄幣是隨著漢人移民進入云南，五銖錢也隨即在當地流通，到東漢時期已經成為主要貨幣，而且云南五銖錢分布流通的路線，基本上是位于滇東北的昭通至滇中昆明、昆明至滇西大理的兩條交通主干線上，與漢人入滇以及再向西去大理的路線基本一致。然而事實上，迄今為止的考古發現表明，漢代墓葬雖然在云南全省范圍內多有發現，且很多漢墓都出土有五銖錢，但這種錢幣分布并不均衡，其中原因何在，反映何種社會經濟現象？故對這些墓葬的情況，有必要以五銖錢為線索作進一步的研究。另外新莽時期的貨幣（云南出土的主要是“大泉五十”和“大布黃千”）由于鑄造時間短，便于斷代，本文也將其納入討論。

一 云南主要漢代墓葬區隨葬五銖錢概況

漢代墓葬遍布云南各地，如昆明羊甫頭、晉寧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個舊市黑螞井墓地等。本文主要針對出土漢五銖及王莽錢幣規模較大的墓葬群作考察。

（一）昆明羊甫頭墓地。時代為漢代的包括屬于石寨山文化第四期的161 座滇族墓、28 座漢式墓，共189 座，其中2 座出土五銖錢（M368、M410）。

（二）晉寧石寨山墓地。經過五次發掘，共87 個墓，可能屬于武帝統治滇國故地以后的漢代墓葬共47 個。這五次發掘的墓葬中出土五銖錢或新莽錢的有8 個（M5、M8、M23、M25、M32、M36、M38、M40）。

（三）呈貢石碑村大荒地古墓葬群。發掘了65 個墓，均斷定為西漢中晚期到東漢初期，其中5 個墓（M32、M34、M42、M55、M61）出土了五銖錢。

（四）江川李家山古墓群。經過兩次發掘，第一次發掘了27 個墓，分為三類，第二、三類的4 個墓被斷定為西漢中期以后，其中1 個（M26）出土了五銖錢。第二次發掘及其以后零星清理的墓葬有60 個，分為4 個時期，第1、2、3、4 期墓的時代為漢武帝以后至東漢前期，第1 期有6 個墓，其中1 個（M86）出土五銖錢。西漢中期到東漢的墓共64 個，有2 個出土五銖錢。

（五）澄江金蓮山墓地。經兩次發掘，共清理墓葬406 個，分早中晚三期，時代相當于公元前109 年至西漢末期的墓葬有35 個，其中出土五銖錢或新莽錢的有9 個（06M11、06M22、06M58、06M80、06M90、08M44、M95、M118、M176）。

（六）宜良紗帽山滇文化墓地發掘了57 個墓，時代為武帝以后墓葬有17 座，其中出土五銖錢的墓葬9 個（M20、M21、M22、M29、M37、M41、M44、M45、M50）。

（七）曲靖八塔臺墓地。共有青銅時代墓葬348 個，時代為武帝以后到西漢末期墓葬49 個，其中出土五銖錢或新莽錢的有21 個（墓號1、3、7、9、10、12、13、14、18、20、23、33、43、44、45、50、52、53、63、69、90）。

（八）曲靖市麒麟區瀟湘平坡墓地。共發掘了105 個墓，屬于武帝以后的墓葬21 個，其中出土五銖錢的墓葬8 個（M22、M26、M29、M34、M40、M41、M48、M55）。

（九）會澤水城古墓群。共發掘清理了23 個漢墓，出土五銖錢或新莽錢的有22 個。

（十）陸良薛官堡墓地。經兩次發掘共清理周家墳、唐家墳兩個地點215 個墓，47個為武帝以后到東漢的墓葬。其中出土五銖錢或新莽錢的有6 個（M20、M35、M38、M61、M108、M124）。

（十一）個舊黑螞井墓地。經過四次發掘。1989-1995 年發掘清理了13 個墓，均被斷定為武帝以后至新莽時期，其中出土五銖錢的有9 個（95GHM2、95GHM3、95GHM5、95GHM7、95GHM8、89GHM1、89GHM2、89GHM3、89GHM4）。第4次發掘清理了30 個墓，分為三期，斷代為西漢晚期至三國，由于第三期為東漢后期至三國，本文且將第三期墓葬也納入統計。第4 次發掘的墓葬中有24 個墓出土五銖錢（M17、M31、M33、M34、M38、M41 未出土）。黑螞井墓地前后共清理43 個墓，33 個出土了五銖錢。

可見，云南出土五銖錢較多的古墓群基本都在東部。武帝時期及其以后的兩漢墓葬中，五銖錢出土墓葬的比例參差不齊，顯現出云南東部本區域內的五銖錢分布也有較大差異。滇池周邊地區是石寨山文化遺址分布集中的區域，但是出土文物十分豐富的昆明羊甫頭、晉寧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典型的石寨山文化墓葬群，出土五銖錢的墓葬卻不多。晉寧石寨山遺址6 號墓（M6）出土了“滇王之印”，證明了石寨山一帶是滇國中心區域，漢武帝授印置官后也繼續以石寨山地區作為地方統治中心?！稘h書·地理志》亦載：“益州郡……縣二十四：滇池，大澤在西，滇池澤在西北?！睂⒁嬷菘さ氖卓h定為滇池縣，位置就在滇池東南岸的石寨山遺址一帶，當地滇人與漢朝官民直接交流應該不少，但中央發行的鑄幣出土概率偏低。反過來，遠離滇池一帶的曲靖會澤水城、個舊黑螞井等遺址的五銖錢出土的概率卻很高。五銖錢出土中等概率的遺址，如曲靖八塔臺、曲靖市麒麟區瀟湘平坡、澄江金蓮山、宜良紗帽山等在地理上距離石寨山比個舊、會澤等地更近，雖然都在昭通至昆明再至河口的交通地帶上，但是位置明顯偏離石寨山、呈貢等滇池沿岸，較偏東邊。所以，從各古墓群出土五銖錢的比例來看，云南漢代行政中心與交通貿易路線很可能存在一定的偏移。這也應當是益州郡郡治后來由滇池縣（今晉寧）遷往曲靖（漢代味縣）的原因之一。

滇池沿岸的石寨山一帶原為漢代的行政中心，也是古滇國固有的政治、文化中心，但是漢朝同時領有交趾和巴蜀，從成都至滇東北后再到交趾的交通干線是截彎取直，因這一線平壩較多，故偏向滇池東部，導致澄江金蓮山、宜良紗帽山的土著滇人與漢朝官方或漢人移民、商人的交流更多?？梢宰糇C的就是離晉寧石寨山更遠的個舊和會澤兩地的遺址五銖錢出土概率更高，也是因為這些地區離巴蜀和交趾更近，使用漢朝鑄幣的貿易交流更多。

上述考古發現表明，滇國的中心地區，在滇王治下，財富的象征和作為社會經貿流通的貨幣，仍然是以貝為主。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二：首先，如《漢書·食貨志下》所載：元鼎五年（前112 年）“漢連出兵三歲，誅羌，滅兩粵，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無賦稅?！痹舛辏ㄇ?09 年）西漢朝初置益州郡下的滇國當也不例外，仍然是以其故俗治理屬民。其二，漢朝郡縣制度在云南滇池以西地區的推行也應當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加上滇西道路崎嶇險阻，因此，云南與外界的交通貿易主要還是局限在滇東的主要交通干線上（圖1）。

圖1 云南東部五銖錢分布及出土比例圖[21]

二 云南出土漢代五銖錢的分期及地理分布

《洛陽燒溝漢墓》通過對洛陽兩漢墓的各種共存關系綜合研究，將不同時期的漢五銖錢分為五種類型（期）。然而，不少云南的考古發掘報告，不是將五銖錢區分得更細，就是區分得更簡略。為了便于統一分析，筆者采用《洛陽燒溝漢墓》的分型分期（圖2），將云南出土五銖錢按照報告的記載并入上述五型（期）。如《曲靖八塔臺與橫大路》將五銖錢分為A 至H 共8 型，A、B 型為武帝前期五銖，C、D 型為武帝后期至昭宣時期五銖，E、F、G 型為標準宣平五銖。報告者對H 型未具體斷代，但是將出土H 型五銖的墓葬（M52）斷其年代下限為西漢末，筆者將H 型視為西漢宣平時期五銖，因此也將A、B 型合并為《洛陽燒溝漢墓》I 型（期），C 至H 型算作II 型（期）。再如《曲靖市麒麟區瀟湘平坡墓地發掘報告》將五銖錢分為9 型，筆者按照上述方法將斷代為武帝前期的A、B 型歸并為I 型（期），其余7 型算作II 型（期）?！稌伤枪拍谷喊l掘報告》將五銖錢分為8 型，筆者也將其斷代為武帝前期的A、B 型算作I 型（期），其余6 型算作II 型（期）。另外一些發掘報告對五銖錢分類描述較簡潔，如《云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第四次發掘簡報》稱“西漢五銖”，筆者考慮到金屬鑄幣流通時間可能較長，所以且將其時代算作武帝到西漢末，即I 和Ⅱ期?！蛾懥佳俦つ沟亍贩Q出土的五銖錢以西漢中晚期居多，少數可能是東漢早期，筆者將其歸為Ⅱ期和Ⅲ期。

圖2 《洛陽燒溝漢墓》的五銖錢字體分期[28]

根據上述分期方式，試將部分發掘報告或簡報的五銖錢分期梳理如下。

由表格可見，多數出土了新莽錢和東漢五銖錢的遺址或地域也都有西漢五銖錢。出土新莽錢的地域，斷代基本都可以視為到東漢初。這說明當地漢代人類活動的連續性更好，土著持續與漢朝官方、商人或初代移民的交流更穩定。這其中曲靖八塔臺、江川李家山、會澤水城、陸良薛官堡、個舊黑螞井、澄江金蓮山、昭通象鼻嶺等地出土了新莽錢或東漢五銖，表明這些地方有著相對持續的兩漢時期使用漢錢或新莽鑄幣的情況。而這些墓葬群的分布，與前面五銖錢出土比例較高的墓葬群的分布基本一致。說明從滇東北昭通南下曲靖，經過澄江等地向東偏離滇池的交通線在時間上，使用五銖錢的居民點的貿易交流也更穩定。

云南兩漢典型墓葬群出土各型五銖及王莽錢幣統計示意表

考古工作者研究認為有些墓地的使用時間下限不到東漢，如曲靖市瀟湘平坡墓地下限為“西漢晚期”。這樣的墓地肯定不見東漢五銖錢出土。但是晉寧石寨山墓葬群使用下限大致到“東漢初葉”，呈貢天子廟古墓群則部分墓葬形制“屬于東漢”，宜良紗帽山下限為“可能到東漢初年”，由此可見一部分沒有出土東漢五銖或新莽錢的墓地使用時間還是達到東漢的，但沒有東漢五銖錢或新莽錢出土。這類墓地只能證明當地使用五銖錢還是不多。從時間上說，和空間分布上一樣，由昭通到會澤和曲靖，再到澄江，最后南下個舊，這條偏離滇池由滇東北至滇東南的路線，都是五銖錢使用得比較多的地區，尤其比滇池沿岸滇國故都以及漢朝益州郡中心的石寨山一帶的滇池縣要多。

上述兩漢五銖錢和王莽錢幣分布的特點，與史籍記載的歷史事件也是較為吻合的?！稘h書·西南夷列傳》記載：“孝昭始元元年（前86 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萬余人皆反。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為奔命萬余人擊牂柯，大破之。后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王莽篡位，改漢制，貶句町王以為侯。王邯怨恨，牂柯大尹周欽詐殺邯。邯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不能服。三邊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為吏士，賦斂取足于民，以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征茂還，誅之。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犍為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后軍糧前后不相及，士卒饑疫，三歲余死者數萬。而粵巂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為邛谷王。會莽敗漢興，誅貴，復舊號云?！笔份d表明，自漢武帝在云南設置益州郡縣以來到新莽及東漢初期，西南夷民族時常反叛且屢被鎮壓，也顯現出中央對云南地區的統治并不十分穩固，所以中央就把益州郡治由滇池縣（今晉寧）遷至偏離滇池的味縣（今云南曲靖）。由于史載缺乏，滇國存續的時間無考，滇國都邑何時由滇池縣遷至味縣也無從得知，但《續漢書郡國志》引王先謙曰：味縣，“前漢縣，三國蜀因，建寧郡治此?！稖厮ⅰ罚簻厮治鬓熇煽h南，又逕味縣，縣故滇國都也。諸葛亮討平南中，劉禪建興三年，分益州郡置建寧郡于此水側。皆是高山、山水之間，悉是木耳夷居?！甭撓档轿鳚h后期西南夷屢屢反叛，以及王莽朝將西南夷的王國貶低為侯國，可以推斷，滇國遷都味縣當在西漢后期到新莽朝之前。漢之味縣即處在今昭魯盆地至曲靖盆地一線，這里一直都是秦漢以來溝通川、黔、滇至漢朝交趾郡（桂西南與越南北部）的重要節點。

三 云南五銖錢持有者的社會階層與文化面貌

在云南兩漢墓葬群中，出土五銖錢的墓葬的規模、等級不盡相同。元封二年以后隨著漢朝的統治和移民進入，石寨山文化的各個遺址出土的器物風格、墓葬型制，都顯示出漢文化的影響不斷加深。與此同時，云南土著文化因素在漢代墓葬中仍然占重要地位，滇文化受漢文化影響卻不是被漢文化取代。以下將討論墓葬群中出土五銖錢墓主的社會階層地位及其文化面貌。

（一）出土五銖錢較少的主要墓葬群

晉寧石寨山、昆明羊甫頭遺址的墓葬貧富分化明顯（羊甫頭個別豪酋墓還有殉葬人）。出土“滇王之印”的M6 是一個隨葬品極其豐富的墓葬，類似的隨葬品很豐富的墓還有相當一部分（如甲M1、M3、M7、M12、M13 等）。石寨山文化中出土最具代表性的本土文化器物如銅貯貝器、銅鼓、銅劍、銅戈等，體現了滇國王都的王族墓葬的規模和本土文化的主流地位。但耐人尋味的是，如前所述，石寨山墓地出土五銖錢和王莽錢的墓葬占比例很低，而且不屬于高等級墓，出土五銖錢的M5、M8、M23、M25、M32、M36、M38、M40 的陪葬品都很少?？梢娛竭z址的五銖錢使用者是身份較低的人。漢代云南使用鐵器很少，多為輸入品，當時鐵器稀有且比銅器鋒利耐用，秦漢巴蜀經營鐵器冶鑄并向云南銷售的商人都因此暴富。李家瑞先生指出，石寨山西漢墓中出土鐵器約只有銅器數量的5%，而且鐵器中多數為銅鐵合制，全鐵器不多。然而出土五銖錢的墓葬中，雖然也出土了一些滇文化銅器，但多數同時出有鐵器，其中還有不少全鐵制品。如M5 有銅柄鐵劍、鐵劍，M8 有鐵錛、鐵小刀，M25 有銅柄鐵劍、鐵鑿、環首鐵刀、鐵斧、殘鐵矛，M36 有碎鐵渣，M38 有殘鐵劍碎屑，M40 有殘鐵器碎屑、殘鐵矛碎片等等?？梢娢邈忓X使用者雖然身份地位低下，但卻是當地為數不多的鐵器擁有者。因此可以推斷石寨山墓地中為數不多的五銖錢持有者可能是與境外漢人有貿易關系的商人或身份較低的漢人移民。

昆明羊甫頭墓地的五銖錢出土于漢式墓?！独ッ餮蚋︻^墓地》的報告者認為，羊甫頭墓地的滇式墓要早于漢式墓，是后期的漢式墓取代了滇式墓。漢式墓的隨葬品基本不見滇文化痕跡，墓主人應當是入遷滇池地區的漢移民。

江川李家山古墓群，發掘報告認為，從墓葬形制和隨葬品種類來看，它與石寨山墓地很接近，同屬滇池地區滇文化墓群。出土五銖錢的墓M26 漢文化器物成分較多，另一個出土五銖錢的M86 也是漢文化器物較多的墓葬。但M26、M86 都屬于出土隨葬品數量比較少的墓葬，類似于石寨山遺址，五銖錢所有者當屬于身份地位較低，但漢文化因素器物持有較多的人群。

呈貢龍街石碑村古墓葬群，發掘報告作者也認為其隨葬品種類與江川李家山墓地相似，屬于滇文化遺存。整個墓群有兩個特點，一是滇池地區常見的墓葬規格大體一致，分布密集，排列成行，墓主人都是身份較低的平民階層；二是隨葬品以生活生產工具為主，出土五銖錢的墓葬的隨葬品也是少而簡單，在墓群中并無特別之處。

陸良薛官堡墓地，排列密集且方向一致，整體規模大都較小，隨葬品不豐富，貧富差距不懸殊。其中出土五銖錢或新莽錢的墓葬也無特殊之處。出土器物有“一些漢式器物，但總體而言，墓地在文化面貌上仍表現出較強烈的地方特色?！?/p>

（二）五銖錢出土稍多的墓葬群

曲靖八塔臺墓地出土了“輔漢王印”（M69），是云南繼石寨山出土“滇王之印”后出土的第二枚王印，但是曲靖八塔臺整體墓葬規模都不大，隨葬品出土最豐富的就是M69，屬于比較特殊的一個墓，可以確定墓主人是當地民族統治者，其他墓葬在形制規格上沒有顯示出很強的身份區別。除了M69，有的墓主人略顯小富，如M3 出土了五銖錢、大泉五十、大布黃千、長帶鉤、鐵斧、鐵鑿、鐵小環首刀、瑪瑙扣、燒料珠串；M7 出土了五銖錢、大泉五十、陶罐、立耳斧、鍪、長帶鉤、鐵大小環首刀；但也有的墓比較“寒酸”，如M12 只出土了五銖錢、長帶鉤，更有甚者如M14、M63 除了五銖錢和新莽錢以外沒有任何陪葬品?？脊殴ぷ髡哒J為出土的各種鐵器、帶鉤、鍪等屬于中原常見品，而且銅器多為當地制造，說明當地人與中原的文化、經濟交流比較發達。

曲靖市麒麟區瀟湘平坡墓地，“隨葬器物的差異表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已經產生一定的分化”。筆者認為至少從隨葬品來看貧富差別不如石寨山、李家山等墓地懸殊。出土五銖錢的8 個墓葬中，M29、M40、M55 隨葬品略多，而M22、M34、M48 除了五銖錢只有1 到3 件隨葬品，M26、M41 則除了五銖錢外沒有別的隨葬品，所以也可認為在這一墓地的五銖錢持有者貧富皆有。

關于澄江金蓮山墓地，蔣志龍先生認為墓葬總體的等級不會太高。而相當于漢朝統治時期的晚期墓葬，各墓等級、隨葬品貧富差別大一些。有幾個出土五銖錢的墓陪葬品較多，如06M11、06M22、06M58、06M90，隨葬有銅鍪、銅斧、銅柄鐵劍、鐵劍、銅骹鐵矛、銅鋤、銅鏡和由綠松石、瑪瑙扣和孔雀石組成的飾品。另外幾個出土銅錢的墓葬陪葬品較少，幾件至十幾件不等，漢式和本土器物都有，多是生活生產工具和飾品，其中M176 和M118 除了五銖或新莽錢外沒有別的隨葬品，08M44、M95、06M80 的銅錢外隨葬品也只有1 至3 件。筆者認為參照其總體隨葬品的情況，與石寨山、李家山遺址比較，其文化上仍然屬于本土的石寨山文化，但受漢文化的影響也很大。

宜良紗帽山墓地，屬于武帝以后的IV 期墓葬，有大量漢文化器物，但從墓葬形制和隨葬品特征、組合來看也“屬典型的滇文化墓地”，墓葬中存留骨骸的墓葬較多，潘其風先生鑒定認為有拔牙的習俗，應該是屬于古代南方少數民族常見的鑿齒習俗。該墓群整體大量出土有陶制生活用品（陶容器、炊器、食器），這點與石寨山、李家山等滇文化墓群有明顯區別，“說明這批墓葬的墓主人身份不高，以中小奴隸主或平民為主?！背鐾廖邈忓X的9 個IV 期墓葬出土器物組合與其他墓相比沒有特別之處，其中M20、M21、M29、M41 同時出土五銖錢和海貝，說明這些使用五銖錢的人也仍然慣用當地民族的貨幣海貝。

（三）五銖錢出土較多的墓葬群

五銖錢出土比例最高的會澤水城遺址，墓葬分為大中小三型，呈現明顯的貧富差別，但基本都出土五銖錢，隨葬器物被分為A 組（土著文化）、B 組（漢式）、C 組（文化融合），其中A 組隨時間推移呈減少趨勢，B 組呈增加趨勢，反映了漢文化影響強化的趨勢，但從整體的器物風格比較來看仍被斷定為不是漢人墓葬，本土風格器物也更接近于貴州赫章可樂遺址的文化遺存，從出土遺骸還可看出獵頭、殉人等當地民族遺風。

個舊黑螞井墓地，漢代的墓葬分大中小三型，從隨葬品來看也是貧富差距明顯，但三型墓葬皆有五銖錢或新莽錢出土。隨葬品文化風格多樣，氐羌、南越、中原、越南東山文化因素都有，個舊本身又是一個地理條件惡劣的以錫業礦產開發為主的地域，文化因素呈現了很強的四方商人匯集于此的景象。

綜上，云南地區出土兩漢鑄幣的墓葬遺址，總體上看仍屬于本土民族文化為主，輸入的漢文化因素不斷增多，但還沒有達到取代或者高度融合的程度。在滇池沿岸地區的昆明羊甫頭、石寨山，以及臨近的江川李家山，存在著不少等級較高的、陪葬品很多的墓葬，尤其石寨山墓地是王族墓葬群，級別最高，但是五銖錢的主要分布卻不在高等級墓葬中。羊甫頭的五銖錢出于漢人移民墓葬，石寨山出土五銖錢的墓葬屬于少數低階層人群（部分或為漢人）的墓葬，李家山的五銖錢所有者也屬于身份地位較低、陪葬品較少的人群，但這群人又具有特殊性，這些墓葬的五銖錢所有者，在各自墓群中都屬于隨葬漢文化器物較多的人。與石寨山同屬滇池沿岸的呈貢石碑村古墓葬群的五銖錢所有者身份也是低下的。距離滇池沿岸地區稍遠的澄江金蓮山、宜良紗帽山墓地墓主整體階層都屬于中低級，但出土五銖錢較多。在曲靖八塔臺、曲靖市麒麟區、會澤水城、個舊黑螞井等地，五銖錢不僅出土多，而且是超階層的，文化面貌上接受漢文化因素也更多。

所以，內地漢文化對云南各地石寨山文化施加的經貿和文化影響的情況，可以分成三種類型。一種是與漢朝內地有經貿往來的曲靖中北部和個舊地區，當地雖然仍保持本土民族文化的基礎，但各階層整體接受漢文化的程度更高、使用漢朝鑄幣更普遍。第二種類型就是滇池沿岸，主要是石寨山、呈貢、羊甫頭一線，是石寨山文化核心區，雖然同時也是漢朝的地方行政中心，但是受“故俗治”和交通道路的影響，各階層文化仍保持較為濃厚的本土風格，只有極少數低層人群或漢人移民與漢朝的經濟文化交流較多。第三種類型是位于南北交通要道上的偏滇池以東地區，主要是宜良、澄江、江川一線，當地文化面貌更接近滇池沿岸，上層統治者使用五銖錢較少，但得益于交通便利，低階層居民反而使用五銖錢略多?？梢宰鳛榉蠢木褪顷懥佳俦みz址，可能就是因為從另一個方向也偏離了南北交通干線，所以五銖錢出土也不多。

除上述貿易功能之外，五銖錢本身可能也具有一些當地人的社會文化功能。如石寨山遺址M23 出土的一枚五銖錢，被裝在比五銖錢貴重得多的銀盒內；M32 的墓主口里含著五銖錢，兩手也各執兩枚五銖錢；M40 除了墓中出土五銖錢，其填土中還有17 枚五銖錢，“其附近有漆器的痕跡，當是有意埋入”。說明當地人對錢幣的觀念不僅視之為貿易的貨幣。尤其是口含五銖錢下葬的情況，是典型的“口含”葬俗，現有的相關研究認為中原在先秦時期已經比較多見，而且多使用貝和玉器。石寨山出現口含五銖錢下葬，說明中原的口含葬俗已經傳到了云南滇池沿岸，是貨幣承載的民族文化交流。

漢昭帝元始元年，滇、黔地區的“益州、廉頭、姑繒、牂牁、談指、同并二十四邑皆反?！边@次戰亂中，“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乗勝與（呂）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余人，眀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并進，大破益州……鉤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庇秀^町侯亡波等當地民族領袖配合漢軍，但是滇王卻不見蹤影，而且發生叛亂的區域基本上也是滇國統治故地益州郡。如前所述的《續漢書郡國志》注引《水經·溫水注》所云，滇國都邑也當是在西漢后期因戰亂而由滇池縣（晉寧）遷至味縣（曲靖），因此，從五銖錢的分布可看出，原滇國核心區的環滇池地區和滇西，是漢文化接受程度較低、本土文化和反抗意識較強的地區，西漢后期至東漢初期，中央王朝的郡縣制統治也不太穩固。

王大道先生關于漢代五銖錢“交通路線”式分布的論斷是正確的，但是，云南內部五銖錢分布的地理差異及其反映出來的社會經貿交流與文化差異還是較大的，可以進一步具體探討。同在滇池（昆明）附近地區，滇池沿岸的羊甫頭、呈貢、石寨山一帶雖然是滇國政治中心，但五銖錢出土比例卻很少，而宜良、澄江、江川一線偏離滇池沿岸卻出土比例較高，說明這一線才是漢朝的云南與川黔內地及交趾地區貿易交通的主干線。這條干線南北向分別延伸到個舊和曲靖八塔臺-會澤一線，在曲靖中部和北部、滇東南的個舊因為更靠近內地或交趾，五銖錢出土比例更高。滇池沿岸及其周邊的石寨山文化上層集團吸收漢文化有限，反而是低層人群與漢人的貿易和交流稍多，顯示出文化和貿易交流的階層分化。距離內地和交趾較近的曲靖中部北部和個舊一線，則顯示出經貿交流更多，五銖錢的使用不分階層，全社會都普遍流通。云南兩漢五銖錢和王莽錢的發現表明，漢武帝開發西南夷地區，漢朝郡縣制度的推行在滇東地區的南北一線較為順利，滇東北經曲靖盆地至宜良再南至滇東南個舊的交通經貿路線，是漢朝郡縣制度最早得以穩固的地區，也是云南漢代民族融合與國家認同程度最高的地區。同時也可以推斷，這條經貿交通干道，也是南方絲綢之路早期的重要干道。

[1] 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 年，第2997 頁。

[2]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 年。

[3] 石俊志：《五銖錢制度研究》，中國金融出版社，2011 年。

[4] 王大道：《云南出土貨幣概述》，《四川文物》，1988 年第5 期。

[5]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昆明羊甫頭墓地》，科學出版社，2005 年，第16、715、834 頁。

[6]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晉寧石寨山第五次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9 年；云南省博物館考古發掘工作組：《云南晉寧石寨山古遺址及墓葬》，《考古學報》，1956 年第1 期；云南省博物館：《云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59 年；云南省博物館：《云南晉寧石寨山第三次發掘簡報》，《考古》，1959 年第9 期；云南省博物館：《云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第四次發掘簡報》，《考古》，1963 年第9 期。

[7][47]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昆明呈貢石碑村古墓群第二次清理簡報》，《考古》，1984 年第3 期。

[8][45]云南省博物館：《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5 年第2 期。

[9]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川李家山第二次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232 頁。

[10]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川李家山第二次發掘報告》，第157 頁。

[11][51]蔣志龍：《金蓮山墓地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 年。

[12][36][52]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宜良紗帽山滇文化墓地發掘報告》，《南方民族考古》，第8 輯。

[13]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八塔臺與橫大路》，科學出版社，2003 年，第185、190-194 頁。

[14][24][33][50]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市麒麟區瀟湘平坡墓地發掘報告》，《云南考古報告集（之二）》，云南科技出版社，2006 年。

[15]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澤水城古墓群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14 年，第121 頁。

[1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陸良薛官堡墓地》，文物出版社，2017 年，第276、288-298 頁。

[17]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個舊黑螞井古墓群發掘報告》，收錄于《個舊市黑螞井墓地第四次發掘報告》附錄二，科學出版社，2013 年，第204、193 頁。

[18]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個舊市黑螞井古墓地第四次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13 年，第161、164-168 頁。

[19] 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 年，1601 頁。

[20] 班固：《漢書》，1174 頁。

[21] 該示意圖省界以自然資源部監制云南省電子地圖為底圖繪制，底圖審圖號：GS(2019)3333 號。

[22] 1952-1953 年發掘的洛陽燒溝漢墓群出土了西漢中期到東漢末期的大量五銖錢，考古工作者結合出土情況和羅振玉的研究對五銖錢進行了分型和斷代，分為I 型（武帝時期）、II 型（宣帝至平帝）、III 型（光武帝至質帝）、IV 型（桓帝以后）、V 型（靈帝中平三年以后），共五型。參見洛陽區考古發掘隊：《洛陽燒溝漢墓》，科學出版社，1959 年，第216-227 頁。

[23]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八塔臺與橫大路》，第105-107、185、193 頁。

[25]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澤水城古墓群發掘報告》，第116 頁。

[26][34][55]云南省博物館：《云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第四次發掘簡報》，《考古》，1963 年第9 期。

[2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陸良薛官堡墓地》，第52 頁。

[28] 該圖引自洛陽區考古發掘隊：《洛陽燒溝漢墓》，第224 頁。

[29] 李保倫：《云南宣威市發現青銅器等文物》，《考古》，1996 年第5 期。簡報作者記述蘇家坡出土五銖錢“數十枚”，大部分損壞被丟棄，文管所存有三枚，有內外廓，肉厚，與洛陽燒溝漢墓II 型相似，屬于西漢宣帝至平帝時期五銖錢。

[30] 筆者按燒溝漢墓分型，識別為III 型。

[31] 筆者按燒溝漢墓分型，識別有I、II 型。

[32] 原報告敘述為西漢五銖、莽錢、東漢五銖。

[35] 云南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云南呈貢天子廟古墓群的清理》，《考古》，1984 年第3 期。

[37] 班固：《漢書》，第3843-3846 頁。

[38] 錢林書編著：《〈續漢書郡國志〉匯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321 頁。

[39] 云南省博物館：《云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發掘報告》，第14 頁。

[40]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晉寧石寨山第五次發掘報告》，第167-173 頁。

[41] 《史記·貨殖列傳》（卷一百二十九）：“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薄稘h書·西南夷列傳》（卷九十五）：莊蹻王滇，“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余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莋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p>

[42] 李家瑞：《兩漢時代云南的鐵器》，《考古》，1963 年第6 期。

[43]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晉寧石寨山第五次發掘報告》，第167-173 頁。

[44]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昆明羊甫頭墓地》，第862 頁。

[46]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等：《江川李家山第二次發掘報告》，第245 頁。

[4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陸良薛官堡墓地》，第282、278 頁。

[49]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八塔臺與橫大路》，第190-195、185 頁。

[53]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澤水城古墓群發掘報告》，第123-126 頁。

[54]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個舊市黑螞井古墓地第四次發掘報告》，第8-105、163 頁。

[56] 參見張琦：《商周時期口含的初步研究》，中央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年；王維坤：《隋唐墓葬出土的死者口中含幣習俗溯源》，《考古與文物》，2001年第5期；劉思源：《我國墓葬死者口中含幣習俗溯源》，《新西部》，2014 年11 期。

[57][58]班固：《漢書》，第3843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