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長城對北京北部山區聚落空間格局的影響研究

蔡 超

(北京建筑大學 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 北京 100044)

長城研究主要集中于歷史學、地理學、建筑學、考古學和文物保護等領域。幾十年來，經過國內不同領域學者及各地文物保護工作者的不懈努力，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初步構建起長城學研究的基本框架。但由于不同學科的研究視角和研究目標不同，研究成果多呈現學科自身的特點。歷史學、地理學研究多以宏觀層面長城地帶的歷史事件、軍事制度、社會經濟等文獻研究為主；建筑學研究多以中微觀層面軍事防御體系的空間布局、分布規律、層級關系、聚落形態及單體建筑的建筑形制等研究為主；考古學研究多注重微觀層面的年代考證和遺存類型等研究；文物研究多聚焦于宏觀層面的價值研究和微觀層面的資源調查、測繪方法、信息獲取、保護措施等研究。從總體上看，目前關于長城的研究成果仍偏重在長城本體“物”的層面，尚缺乏跨學科的系統整合。長城作為超大型文化景觀，“人”在兩千多年漫長的時間里，在狹長廣袤的長城地帶不斷修建長城，在不斷積淀的過程中形成這一區域獨特的長城文化，這種文化繼而又對這一區域的人地關系不斷產生影響。因此，探討人作用于自然環境形成的文化景觀、文化景觀背后的文化意義和價值，以及文化對人和地域的影響是十分必要的。

北京長城現存北齊和明代2個歷史時期的遺存。其中，北京的明代長城作為中國有長城分布的15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中保存完好、價值突出、工程復雜、文化豐富的段落之一，是中國長城杰出的代表。北京長城在明代近300年的軍事防御與持續修筑過程中，沿長城一線形成了大量具有軍事防御功能的城堡和堡寨，大多數作為自然村落延續至今。根據中國長城遺產網站發布的數據[1]，2006—2010年開展的北京長城資源調查共發現關堡147座，其中90%以上關堡的城墻、城門遺存等均分布于長城沿線的村莊內，其中很多關堡仍能根據現有村莊內部的建筑與街巷布局大致判斷出明代關堡的空間格局。因此，可以初步確定明長城的修筑對北京北部山區的聚落空間格局形成產生過關鍵影響，但這種影響的程度如何尚未有明確判斷。

長城由于時空跨度大、遺存類型豐富，在信息管理上存在海量數據。近年來，隨著地理信息系統(GIS)的不斷普及，陸續有學者使用GIS進行長城信息數據的管理和分析研究，其中王琳峰[2]通過建立數據庫整合現有長城遺存的空間屬性數據，展開明長城薊鎮聚落空間分布和景觀環境的基本特征分析。但是，由于明長城經過近400年的風雨銷蝕和人為活動影響，很多長城段落和城堡都已消失，目前尚有遺存保留的147座關堡只是《四鎮三關志》和《宣大山西三鎮圖說》輿圖中所繪的明代關堡的一部分。本文使用GIS的核密度分析工具對北京北部山區的居民點密度進行分析，并將其與現存北京明長城資源數據建立空間位置聯系，通過逐段對比分析，并結合歷史文獻中的駐防兵力和村莊人口數據，探討明長城對北京北部山區聚落空間格局的影響程度。后續研究還可以此為基礎，對北京明代長城的所有城堡位置進行反向推衍和考證，這將有助于全面、準確地復原明代晚期的軍事聚落空間分布格局。

1 北京明長城的地理環境與歷史背景

1.1 北京明長城的地理環境

明初，疆域北邊的軍事防御格局完成了由洪武時期的“大將守邊”“藩王守邊”向永樂時期“天子守邊”的轉變，這種轉變使得北京城周邊長城的戰略地位高于其他邊鎮。北京城坐落于三面環山、一面開敞的“北京灣”小平原端口，是華北平原與北方山地和高原之間綿長的南北陸路交通線的天然焦點[3]，自古以來就是連通著中原與塞外最重要的關口。北宋著名史學家范鎮曾在《幽州賦》中這樣描述它的戰略地位：“幽州之地，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誠天府之國”。

從山西高原綿延至渤海灣的燕山山脈在華北平原與內蒙古高原和東北平原之間形成一道強有力的屏障，分布其間的一些峽谷隘口為燕山南北的溝通提供了天然孔道，其中北京境內最重要的就是居庸關和古北口。北京明長城的作用即是通過東西向的連續墻體及關隘對南北向的天然孔道加以封鎖，以實現其拱衛都城的軍事防御功能。

1.2 北京明長城的修筑歷史

北京明長城的修筑大致經歷了“織網—鎖邊[2]—強點”3個階段。明前期，是北京明長城的“織網”時期，主要是洪武和永樂年間，在薊州鎮長城沿線區域修筑了大量關隘和城堡等軍事聚落，形成點式網狀的防御體系；明中期，是北京明長城的“鎖邊”時期，“土木之變”和“庚戌之變”后，明王朝把修筑長城邊墻作為當務之急，在嘉靖至萬歷年間集中修筑了大量長城邊墻，此時期的“鎖邊”配合前一階段的“織網”，極大提升了長城的整體防御效果；明后期包括明中期末段，是北京明長城的“強點”時期，這一時期的長城修筑重點從邊墻修筑轉向提升單點的防御效果，即開始修建騎墻的空心敵臺，兩臺相應，左右相救，不僅提升了長城邊墻上的駐兵數量，還大大改善了長城邊墻線性防御易被強攻一點而突破全線的缺陷。

清代，隨著長城軍事防御功能的消失，長城沿線的關堡逐漸演變為自然村落，也成為現代北京北部山區鄉村聚落中獨具特色的一個組成部分。

1.3 北京明長城的鎮、路分屬關系

北京明長城分屬明代“九邊”中的薊鎮、昌鎮、真保鎮和宣府鎮。其中，薊鎮、昌鎮和真保鎮在明初合為九邊中的薊州鎮，明嘉靖年間為加強京城防務和保護帝陵，才從中分出昌鎮和真保鎮。

四鎮之下分別設路作為下一級的防守單元，北京明長城共涉及四鎮中的11路。其中，薊鎮長城分布于今北京市平谷區、密云區和懷柔區，自東向西分屬明薊鎮的馬蘭路、墻子路、曹家路、古北路和石塘路5路；昌鎮長城分布于今北京市懷柔區、昌平區和延慶區，自東向西分屬明昌鎮的黃花路、居庸路和橫嶺路3路；真保鎮長城分布于今北京市門頭溝區，屬明真保鎮的馬水口路1路；宣府鎮長城分布于今北京市延慶區，屬明宣府鎮的東路和南山路2路。

2 明代中后期北京長城的駐防兵力分布研究

2.1 明代中后期北京長城軍事防御體系的聚落層級關系

明初的軍制是衛所制，永樂時期出現營兵制，2種制度并存；明代中后期營兵制盛行，成為軍隊建制的主體，并為清代綠營兵制所效法。肖立軍[4]將省鎮營兵制定義為明代省、鎮總兵戍區中以鎮戍等為主要任務，以營為核心編制的軍事制度。李嚴等[5]將明長城的軍事聚落層次體系歸納為“鎮城—路城—衛城—所城—堡城”5個層級。王莉[6]通過文獻梳理指出：“實際上，營衛不統屬……總兵官不統衛所，衛所官亦不統兵。如需要衛所官統營兵，則轉為營官”。

本文基于營兵制對明后期北京長城軍事防御體系的層級關系和駐防兵力進行考察，認為衛城與所城在此時期北京地區軍事防御體系中的作用已嚴重削弱，但作為營兵制的核心“營城堡”的作用認識不夠，因此，按照城池所駐武職官員的級別分為“鎮城—路城—營城—關隘/堡寨”4個層級，共同構成了長城軍事防御系統的指揮中樞。

2.1.1 鎮城

鎮城即總兵駐地。明代中后期，薊鎮總兵駐三屯營，昌鎮總兵駐昌平，真保鎮總兵駐保定。其中，薊鎮因戰線較長，又分東、中、西三路協守，各駐副總兵，因其重要性不亞于鎮城，將之與鎮城歸為一級，稱為協守城。西路協守副總兵駐兵于石匣營，中路協守副總兵駐兵于三屯營，東路協守副總兵駐兵于建昌營。因此，北京市現行政區劃共有鎮城或協守城2座，分別為石匣營城和昌平城。

2.1.2 路城

路城即參將和游擊將軍駐地。經統計，北京市現行政區劃共有路城10座，即本文1.3中提到的11路中除去馬水口路外的其余10路指揮所駐城堡。

2.1.3 營城

營城即守備和提調的駐地。根據明代劉效祖所著《四鎮三關志》[7]和楊時寧所著《宣大山西三鎮圖說》，對其中所記的“營城堡”進行整理，北京市現行政區劃共有35座營城。

2.1.4 關隘/堡寨

關隘/堡寨為低級別官員及守軍駐守之地。通過對《四鎮三關志》和《宣大山西三鎮圖說》中所記關寨、隘口的梳理，明中晚期在北京市現行政區劃應有關隘/堡寨一級的軍事聚落不少于205座。此外，由于關隘一級的軍事單位大部分存在“上關下堡”的情況，即一關兩聚落甚至多聚落，準確數據尚難以確定，但保守估計北京市現行政區劃應有關隘/堡寨一級的軍事聚落不少于250座。

2.2 萬歷初期北京北部山區長城的駐防兵力分布

由于延慶區的宣府鎮長城城堡大多位于媯川平原，位于山區的僅寥寥數座，因此，本文僅對明薊鎮、昌鎮和真保鎮長城沿線在北京市現行政區劃范圍內的駐防兵力進行統計。通過對《四鎮三關志》卷三“軍旅考”中各防區的駐防兵力進行梳理和甄別，統計主兵和客兵的額兵數量，不統計數量較少的縣城、衛城、所城駐防的雜兵，結果如下。

密云區：主兵共計36 105人，客兵共計33 836人。其中，主兵涉及督府標下的左營、右營、振武營、永勝奇兵營、輜重營、鎮虜奇兵營，總兵標下的西路協守石匣營，以及各路分守的馬蘭峪營、墻子嶺營、曹家寨營、古北口營和石塘嶺營，共計12營?？捅婕昂哟蟀嘬姞I、大同邊軍營、山東班軍營、延綏邊軍營、神樞車兵營、河間班軍營、保定班軍營、大同邊軍營、河南班軍營、保河民兵營、大寧班軍營、定州忠順營、西路南兵營13營。

昌平區和懷柔區(含河北懷來縣部分區域)：主兵共計17 860人，客兵共計15 990人。其中，主兵涉及總兵標下的標兵營、永安營、昌平營及各路分守的鞏華營、黃花路營、居庸路營和橫嶺路營，共計7營?？捅婕鞍籽蛴伪鵂I、保定忠順營、京軍營、寧夏邊軍營和山東班軍營5營。

門頭溝區：主兵1 201名，客兵865名。其中，主兵涉及沿河口營1營，客兵涉及忠順營1營。

3 基于GIS系統的聚落分布及密度分析

3.1 明長城沿線的聚落空間分布特征

本文以公開出版的北京地勢圖作為底圖，將長城遺存疊加于其上，形成圖1。圖1中可以看出，北京長城的修筑依附于北京北部的燕山山脈和西部的太行山山脈，重要的關口均修建于18條中、小型自然河道與山口交界的位置。

圖1 北京長城沿線兩山四水十八溝分布圖

正如前文所述，北京長城資源調查發現的關堡中90%以上與現狀村落重合，且由于1949年后北京北部山區未出現大規模開發，村落發展多基于原有村莊擴大，少有新增。因此，如果忽略村莊面積，可以粗略認為，現有村莊的位置和數量，基本可以體現歷史關堡的情況。

本文使用2020年12月高德地圖的北京市、河北承德市、張家口市自然村的位置和名稱數據，在城區部分按照居委會的名稱數量進行統計，將所有自然村的點位錄入GIS，采用核密度分析(Kernel Density)的方法，生成北京市自然村核密度分析圖，并將其與明長城資源數據疊加，形成圖2。

圖2 北京市自然村核密度分析與明長城關系示意圖

圖2可以看出，長城沿線區域的聚落密度較高，在密云區的白馬關、古北口、曹家路、墻子嶺內外兩側尤為突出，核密度值最高的達到10 000～12 000，與北京城區部分區域相當；懷柔區的聚落密度較低，但仍然呈現出長城內側高于長城外側的特征；昌平區和延慶區聚落密度較高的區域主要位于平原地區，但聚落仍然呈現出沿明長城宣府鎮南山路北側和明長城昌鎮居庸路南側分布的特征；古北口外延續至河北灤平縣的一線區域聚落密度較高。

考慮到同等地形和自然環境條件下，聚落密度應隨與城市之間的距離增加而逐漸減小，但長城沿線區域較高的聚落密度說明現今長城兩側的大多數村莊應與明代長城堡寨駐防的軍士有關。此外，鄉村聚落一般多沿交通或水系布置，但從密度值的橫向比較來看，交通干道與主要河道區域的聚落密度值不是特別明顯。

此外，長城沿線區域的聚落密度呈現出明顯的分段特征。本文選取將軍關、古北口、慕田峪、南口- 八達嶺和沿河城5個重要節點區域對長城沿線聚落的分段特征進行擴展分析。

3.1.1 將軍關區域

將軍關區域位于平谷區，包括紅石門、彰作里關、將軍關、黃松峪等長城重要點段。其中，彰作里關、將軍關和黃松峪關均是明薊鎮馬蘭路的重要關口。3個關口位于3條溝域的深處，溝內的鄉村聚落數量較少，相反在溝口山地的邊緣地帶卻聚集了大量村莊，聚落密度較高。

3.1.2 古北口區域

古北口區域位于密云區，屬明代薊鎮古北口路管轄，包括古北口和司馬臺等長城重要點段。其中，古北口位于“北京灣”的東北角，從這里可以向東北通往承德，并由承德沿天然山谷通道到達東北平原，或向西北通往內蒙古高原，自古以來就是進出北京的重要關口。這一區域位于密云水庫北側，是圖2中“幾”字形長城的最北一段，可以發現沿長城內外側均有較寬的黃色帶，聚落密度高，長城的分隔作用在這個區域體現得尤為明顯。

3.1.3 慕田峪區域

慕田峪區域位于懷柔區，屬明代昌鎮黃花路管轄，包括慕田峪、北京結、響水湖等長城重要點段。這一區域長城由一條線自東向西分為3條線，由于地形條件限制，形成同心圓分布的聚落密集分布區。

3.1.4 南口- 八達嶺區域

南口- 八達嶺區域位于延慶區和昌平區，屬明代昌鎮居庸路管轄，包括八達嶺、居庸關、南口等長城重要點段。這一區域屬軍都山，是燕山山脈和太行山山脈的分界，在軍都山內的鄉村聚落稀少，但沿軍都山南北兩側的山前地帶卻形成大量聚落。

3.1.5 沿河城區域

沿河城區域位于門頭溝區，屬明代真保鎮馬水口路管轄。這一區域屬長城內邊，防御性較長城外邊弱，因此，鄉村聚落的密度與同等自然地理環境中的其他區域密度并無太大差異。

3.2 明長城沿線聚落空間格局成因分析

通過以上明長城沿線聚落空間分布特征的分析，可以發現長城防御性越強的區域，聚落密度越高；長城防御性越弱的區域，聚落密度也越低。本文對這一聚落空間格局形成的原因進行分析。

首先，明初實行的衛所制促進了大型軍事聚落——衛城和所城的形成，至明中后期隨著營兵制成為軍制的主體，以及對長城中小隘口防御的加強，使得長城沿線區域形成大量中小型軍事聚落，這一作用強于自然環境對聚落選址的影響。此外，明朝建立后以衛所軍戶制度為基礎，實行軍屯、軍妻隨行等制度，這些制度為長城沿線區域屯兵聚居的臨時性聚落提供了穩定因素，使之可以逐漸轉變為世代延續的永久性聚落，與鄉村里甲一樣開始具備基層社會特征。

其次，在長城防御性強的區域，高軍民比使得軍事型聚落成為區域社會的主要單元。以密云為例，前文已統計明中后期密云長城沿線各級軍事聚落駐兵近7萬人，除去部分客兵僅春防或秋防才調往駐防區域，密云每年應有不少于6萬人的常駐軍隊。如考慮到以家庭為單位，密云長城沿線軍事聚落應不少于15萬人。明萬歷版《順天府志》記載，密云縣編戶19里，共計1 647戶，17 051人。該時期密云縣版圖與現密云區行政區劃基本一致，因此可大致推算密云的軍民比接近9∶1。

第三，清代長城廢棄后，人口由關內向關外的轉移促進了關外城市的形成。清前期，長城的軍事功能下降，但其作為限制蒙漢兩族沖突與交流并隔絕內外的作用增強。清中期以后，這一制度已無法阻礙長城內外人民的交流與融合，長城以北近邊地區成為關內聚落民眾出邊開墾的首選地[7]?！肚甯咦趯嶄洝酚涊d，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乾隆皇帝曾提及：“古北口外一帶，往代皆號巖疆，不敢尺寸踰越。我朝四十八部子弟臣仆，視同一家。沿邊內地民人，前往種植，成家室而長子孫，其利甚溥，設從而禁之，是厲民矣……夫利之所在，雖禁之而不能止”。這一史料也充分說明了古北口外聚落密度較高的原因，而灤平縣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正式建縣也正是關內人口向關外遷移的一個結果。

4 結論

綜上所述，明長城的修筑對北京北部山區聚落空間格局的形成產生了關鍵影響，形成三大特征：一是長城的位置和走向對北京北部山區聚落選址的影響強于自然環境的影響；二是長城沿線聚落密度的高低與該段長城防御作用的強弱呈強相關，并因此呈現出不同的分段特征；三是長城防御作用突出的區域呈現出以軍事型聚落為主體的社會特征，而促使這一聚落空間格局形成的原因主要是明代沿邊地區的軍事制度對區域社會、人口、生業方式等各方面的全面影響。

長城沿線的很多村落目前仍保留了許多與長城文化有關的民間信仰、生活習俗、民間藝術等有關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些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長城對北京北部山區人地關系的深刻影響。本文就明長城對北京北部山區聚落空間分布形態的影響僅進行了初步的探討，但是，明長城對北京北部山區人地關系影響背后的社會、政治、經濟因素還值得展開進一步研究。

長城作為超大型文化景觀，傳統研究方法和技術手段都有一定局限性，GIS在龐大數據管理和分析上的優勢可為長城學研究提供一個更為有效和科學的工具。本文利用GIS在歷史和現代之間建立起準確的空間位置關系，可以使以往偏重某一歷史時期的“靜態”空間分析轉入不同歷史時期變遷和相互影響的“動態”分析，以此為基礎，還能充分利用現有各學科研究成果，展開跨學科的長城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