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蘭山的明長城山險與多元文化遺產

肖 東, 程 霏

(1.北京建筑大學 北京長城文化研究院， 北京 100044； 2.中國藝術研究院 建筑與公共藝術研究所， 北京 100012)

長城在中國古代軍事對抗和地域邊境安全隔離的防范中，是被作為一個整體性防御系統而修建的。以其與軍事防御相關性的強弱，長城軍事系統可以被劃分為邊界防御、信號與物資傳遞、駐守與訓練、屯墾補給生活、互市交流多個主要功能組成和實體類型[1](圖 1)。

圖1 長城軍事系統分析

中國歷代長城防御體系構成的現存總長度為21 196.18 km，均并存著自然屬性與人工屬性；但不同類型和區段的對象或部分，2種屬性所占比例不盡相同。以人工所占比例為標準，長城防御體系可分為人工修筑部分、人工加工部分、天然形成部分3種類型(圖 2)。而根據構成對象或物體形態的不同，這3種類型又對應于人工墻體與壕塹、山險墻與劈山墻、天然險[2-3]。

圖2 長城防御體系構成中的自然屬性與人工屬性關系

依此劃分，人工墻體又包括融為其中的敵臺、敵樓等建筑設施，所強調的是由人工修筑而成，而非具體的設施形態或功能類型；壕塹是在防御區域內，人工將相對開闊平坦的地段挖掘成溝、向守衛一側堆土成垣，如此加減土方則形成了壕溝、戰壕。山險墻與劈山墻都是依靠天然山體，具有的一定防御功能，再按需求分別進行適當減法式劈削或者加法式壘砌而形成的，是介于純人工設施和純天然屏障之間的形態。天然險包括能夠起到阻隔作用的天然山水，其中的峻峭之山為山險、湍急之水為水險，均為難以逾越之地。

已有關于長城防御體系構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工修筑部分的設施，尤以人工墻體研究最多，歷史、考古、建筑、景觀、測量、旅游等學科的學者在形態構成、史論探究、信息采集、價值體系、保護利用等方面的研究都非常豐富。對壕塹的研究以“金界壕”最為集中，中外學者對其研究的歷史較長、成果較多。相比而言，山險墻與劈山墻少被關注，在僅有的研究成果中只是簡要論述劈削與壘砌的方式等[2]。而對古人巧借天然所形成的山險與水險研究卻微乎其微，即使偶被提及，也沒有詳細介紹闡述，缺少將其作為長城防御體系構成類型之一的專項研究。這或許是因為山險通常直接利用獨特的自然環境，既不像其他長城防御設施直觀，也不易被公眾認知；也是因為天然險不同于長城其他防御設施，似乎沒有直接的保護需求。而其作為一些保護區和景區，主要強調了其自然景觀或者其他人文景觀的內容，而作為長城防御體系構成的功能和意義常被忽略。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于2019 年印發的《長城、大運河、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需要我們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長城各部分的構成及特性。防御山險作為多樣性長城防御體系的一部分，應該受到重視，其具有獨特的長城文化內涵和景觀特征，同時，又由于其巨大的體量和承載性，就逐漸形成了軍事設施、宗教設施、喪葬陵墓多種留存至今的文化遺產，因而必然需要從不同學科和角度去研究，以作為長城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理論支撐和實踐依托。

基于此，本文以中國歷代長城中具有突出價值的賀蘭山明長城防御體系構成為例，在初步分析闡釋其山險特性的基礎上，對其渾然伴生的多元文化遺產類型略做內涵信息展現，以期為長城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提供基礎。

1 中國明長城防御體系構成中的山險要素

明長城防御體系構成的總長度為8 851.8 km，約占中國長城防御體系構成總長度的2/5，而天然險總長度又約占明代長城總長度的1/4(表 1)，這足以表明天然險類型的重要和普遍，是進行長城研究不可忽視的問題。

表1 明長城中各種防御體系構成的類型與比例

縱觀明長城防御體系構成中的天然險，山險往往是利用高聳峻峭的綿延石山，防守方居高臨下且視線開闊，作為防御工事的一部分大大節省了修建長城的時間和人財物等成本；水險常常是利用寬深湍急的河流，在缺少軍事所需應高效渡河工具的古代，自然同樣難以通達，即使在近代也是難題。山險和水險都是自然屬性，占據主要地位，著重利用自然地形地勢地物，只有極少屬于輔助性的人為加工或整理。

雖然山險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軍事工事，更非建筑學內涵中的古代建筑，但經過人為干預、資源整合以及合理利用的歷史過程中，已經在自然物質中注入了人文因素，與人工修筑和人工加工的長城部分渾然一體、密不可分，甚至防御作用更突出。與經常出現河道變遷、水情不穩的水險所不同的，是山險自身固有的體量巨大、資源豐富、延續久遠、不可移動等特點，成為軍事屏障的不二之選。

2 寧夏西長城的賀蘭山山險特性

在中國明長城防御體系中，拱衛京城和皇陵的北京段固然有首當其沖的重要性，作為隔離北方游牧民族的前沿屏障和關口，寧夏明長城肩負了極重使命。

2.1 寧夏的明長城類型

位于現寧夏回族自治區的長城，始建于戰國時期，在秦、漢、宋、夏、明各代，都有持續完善的修筑整合。在明代，幅員并不大的寧夏就設置了寧夏鎮和固原鎮兩大防區，占到全國共有九邊重鎮中的2處，這足見寧夏所處軍事地位的重要性；而且，三邊總制也常駐固原，寧夏地區因此成為當時西北軍事和分界防御體系的中樞，以及明代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后方之一，僅從明代宣德八年(1433年)和萬歷十年(1582年)相隔約150年、盡管界線變化而建制未改的2張明時期全圖即可清楚看出(圖 3)。

圖3 賀蘭山、寧夏鎮、固原鎮在明代宣德八年和萬歷十年的區位圖

明代在寧夏先后修筑了包括西長城、北長城、舊北長城、東長城、沿河邊墻等土、石長城防御設施(包括466座敵臺)，以及山險墻和山險，總長度達792.9 km，而山險占31%(表2[4])；還有烽火臺、關堡、鋪舍、品字窖、居住址、石雕、題刻等大量長城文物遺跡。它們共同構筑了明代在這一地區綿延不斷、立體縱深的長城軍事系統；再加之經修繕利用的戰國以至秦長城，寧夏幾乎被長城防御網絡所囊括包裹，現存舉例如圖4～圖10所示。

表2 寧夏明長城防御體系的類型與比例

圖4 銀川市與石嘴山市西側的賀蘭山山險

圖5 石嘴山市惠農區的舊北長城墻體

圖6 石嘴山市惠農區興民村2號敵臺

圖7 賀蘭山巖畫風景區內的賀蘭山口1號烽火臺

圖8 石嘴山市惠農區鎮遠關關口

圖9 寧東開發區清水營影視城內的清水營城堡

圖10 靈武市臨河鎮水洞溝旅游區內的水洞溝藏兵洞

2.2 寧夏西長城中的賀蘭山山險

《乾隆寧夏府志》在其“邊界”條中開篇即是：“寧夏三面距邊。西邊以賀蘭山為障，隘口四十余處，皆通人騎往來。其中赤木口尤沖，口闊八丈，通車輿，容千騎。明巡撫楊守禮扼險筑關，有石砌邊墻一道、斬山一道”[5]。隨后又記載了：“西長城，自靖遠蘆溝界迤北，接賀蘭山。山四百一十一里，迤北接北長城。自西而東三十里，接黃河。河一百三十里，自北面南，逾岸接東長城，三百六十里接延綏界。凡周一千一百七十里”[5]。在《九邊圖論》中也有記載：“寧夏亦朔方地也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在東南。險固可守”[6]。

寧夏西長城全長391.9 km[4](表3)，作為其防御體系重要構成、且占總長度多達59%的部分，正是本文研究的賀蘭山。此外，沿線有土、石墻體、43座敵臺、147座烽火臺、8座關堡、1段擋馬墻、4處題刻，也充分說明了長城山險與相關活動的多元伴生共存。

表3 寧夏明代西長城中各種防御體系構成的類型與比例

3 賀蘭山的長城山險構成

當我們越來越聚焦于賀蘭山時，已經明確其在中國長城中的突出地位。但是，能夠作為長城山險，除了先天之山靜臥于紛爭之地外，還要有人類出于安全需求的因地制宜活動，通過古跡遺物便可窺見一斑。

3.1 峻峭山脈

3.1.1 地理特征

賀蘭山的地質演變歷史約為20億年，是從一片水域中高高聳起，是現寧夏回族自治區西北側與內蒙古自治區的界山和最高山峰，主峰敖包疙瘩海拔為3 556 m。賀蘭山呈北偏東約20°的東北- 西南走向，最北端為巴彥敖包，向南至毛土坑敖包和青銅峽，南北長約220 km、東西寬為20～40 km，縱貫了寧夏西北部邊緣。稍緩西側平面略凸似抵擋其所面對的烏蘭布和沙漠與騰格里沙漠東移，較陡東側平面微凹可懷抱濱黃河之水的銀川平原以滋養銀川與石嘴山的民眾，僅以嚴峻亙古的賀蘭山足可將大自然造化成戈壁沙漠與塞上江南的迥異之地，何愁再匹配當時先進軍備而不得固若金湯之守勢。

賀蘭山是中國重要的一條自然地理分界線，既是中國河流外流區與內流區的分水嶺、中國草原與荒漠的分界線、中國200 mm等降水量線，又是季風氣候和非季風氣候的分界線、中國半濕潤區與半干旱區的分界線，還是中國北方生物多樣性保護優先區域、世界高寒種質資源庫等特殊資源的積聚地。

在中國農業活動中，種植業與畜牧業的交匯融合基本接近400 mm等降水量線。但由于地形坡度與黃河走向等原因，賀蘭山區域沒有開創和延續農業活動，卻成為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線。當兩種文明產生對抗時，更成為爭奪之地。

3.1.2 地形坡度

依據國際地理學聯合會地貌調查與地貌制圖委員會關于地貌詳圖應用的坡地分類來劃分坡度等級，經生成的賀蘭山地形坡度顯示，多數面積在大于35°的范圍內，最陡之處約67°已屬于垂直壁，如此綿長的峭坡和垂直壁無疑是難以逾越的。

3.1.3 動植物資源

賀蘭山為石質山地，土地很瘠薄，巖石多裸露，植被的類型簡單、覆蓋度低，能夠為野生動物提供的食物非常有限，因此不能滿足野生動物種群數量的迅速增長。但是從記錄可以看出，恰恰是這得天獨厚的生態環境，形成了賀蘭山民眾狩獵的生活方式，從而促進了山險的防御功能。原沙俄軍官普熱瓦爾斯基在1883年夏天來到賀蘭山捕獵了大批動植物并將其制成標本帶回俄國，也說明了賀蘭山生態環境的特殊性和科學價值。

3.2 防御構成

賀蘭山西側游牧民族所處惡劣環境與東側農耕民族所處優越環境之對比卻異常強烈。在山脊以西的綿長空間，既沒有高大樹木和丘崗溝壑可作為掩體，連動植物都難以生存和繁衍并有一覽無余的廣闊沙漠包圍之境地，不能滿足屯兵駐守和圍困攻城的物資需要，即使發生戰爭也都無法持久，在客觀上就成了攻守雙方的軍事禁地和天然險境，因而被作為具有防御性能的長城山險就成為自然和必然，這也能夠說明賀蘭山的軍事意義。

即使近代由西方人首先對中國長城開展探險和研究，也對此地涉足較晚。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蓋洛(William Edgar Geil，1865—1925年)，是20世紀初第一位全程走完明代長城的人。他曾出現在賀蘭山東側，完成了第一次對賀蘭山長城的探究。

雖然借助賀蘭山的天然險阻，可以直接成為非常直接顯著的山險，但也會或多或少地附加人工干預，即在山峪峽谷內外可通步騎之處，適度斬山削壁，形成修墻建關的山險墻。除此之外，還有關隘、瞭望臺、烽火臺等協同防御作業，并留存豐富的長城資源。

3.2.1 山險

賀蘭山山險具體所指是在其可能被攀登騎越之處，利用山體作為屏障；或高居險要位置，以便瞭望扼守。其中絕大多數部位完全利用了天然懸崖峭壁，個別之處則需要稍微修整。單在自然條件相比西側尚好的賀蘭山東側，有大量露出地表的山巖斷層，與其再向東側的銀川平原垂直落差可達2 km(圖 11)。

圖11 賀蘭山自東向西遠晀

3.2.2 關堡

山險本已難過，在長期嚴密的防御設置中，僅留有一些山口可供通行，且在山口處往往修建一道或幾道關門或關墻。賀蘭山脈可供人馬行走的山口約有34個，也都具備建關的地勢條件?！都尉笇幭男轮尽贩Q這在“關隘”卷中記錄了這個關口，它們是官軍布防的重點，即建置關隘的所在，著名關口有鎮遠關、賀蘭口、拜寺口、滾鐘口、赤木口、三關口等[7](圖12、圖13)。

圖12 賀蘭口入口

圖13 三關口

3.2.3 烽火臺

在賀蘭山各個山口附近的山頂，通常被設置烽火臺。其中青石溝、小插旗溝、插旗口、白頭溝、西伏溝等烽火臺的共同特點，是用來報警的“火池”“煙灶”，人們習慣稱其為“一烽十燧”或“一烽多燧”[8]。賀蘭口現有2座烽火臺，即賀蘭口1號、2號烽火臺(圖 14)。

圖14 賀蘭山口1號烽火臺近景

4 賀蘭山文化遺產的多元性

基于長城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基礎性研究的視角而言，不僅需要長城本體及其周邊環境作為直接景觀資源，還應至少把長城保護范圍內甚至所規劃文化公園線路的文化遺產盡可能多地納入。賀蘭山東麓的中石器遺址、拜寺口雙塔、滾鐘口避暑宮苑遺址、清真寺、賀蘭硯制作技藝等多種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都大大豐富了賀蘭山的歷史文化內涵，也充分展現了賀蘭山長城文化、史前文化、西夏文化、農耕文化、游牧文化、狩獵文化等多元交流與融合的特點。下面以賀蘭山巖畫和西夏王陵為例簡要闡述。

4.1 賀蘭山巖畫

賀蘭山巖畫是我國游牧民族的藝術畫廊，現存巖畫既有用礦石顏料繪制的，也有用尖利工具鑿刻的。在20多處巖畫遺存中，以賀蘭口的最為著名，內容包括日月星辰等自然圖案、家畜野獸等動物形象、人類自身形象及其活動場面、日用工具和武器、具象與抽象符號等(圖15)。

圖15 賀蘭山巖畫：太陽神

4.2 西夏王陵

西夏王陵位于賀蘭山中南部東麓，前有黃河、后靠賀蘭山脈的布局，顯示出中國古代面水背山的墓葬選址觀念。西夏王陵中的帝陵共有9座，其中6座位于平原之上、3座依山而建，整體被賀蘭山環抱。每一座帝陵均坐北朝南，并根據所處地形有一定的轉角，呈南北縱向長方形(圖16)。賀蘭山麓能夠被勘擇為西夏王的陵寢之地，也無疑說明了賀蘭山的重要和優越。

圖16 西夏王陵三號王陵遠眺

5 結論

總覽我國各座高大山脈，賀蘭山自古以來幾乎一直處于承領戰爭的狀態之中，包括秦朝與匈奴，漢朝與匈奴，唐朝先后與突厥、吐蕃、回紇，西夏和遼國、蒙古，明代與瓦剌、韃靼等，顯然賀蘭山險阻及其長城山險是極其重要和持續的防御體系構成。

在理論層面，本文拋磚引玉性地拓展了山險的專項研究。通過發掘賀蘭山具有人文景觀典型特征的代表性長城段落的價值，分析其遺產構成的特點，在段落的典型性、形態的特殊性、文化的差異性等方面找出體驗的關鍵點；將其所在地區的地形地貌等自然相關因素、相關的歷史等深層文化內涵進行深入調查和研究。

于方法層面，本文對于長城國家文化公園的價值、內涵的闡釋和展示設計提出一定的建議。一是因為山險尺度巨大，需要在適當位置做出提示說明，標識整體山險的全景及參觀者所在處的定位景觀，使參觀者認識并了解作為長城組成部分的山險。二是要將相關烽火臺等設施在其最佳觀賞點直接標識。例如，賀蘭山巖畫景區的賀蘭口1號烽火臺，就可將位于遠處的標識移至其所在位置的下部，參觀者可以得到直接提醒并仰望。三是可以探討在一定位置設置攀登路徑，以體驗山險和當時士兵瞭望等場景。

歸結到長城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中，更希望避免“千園一面”和同質性問題，以期創建多樣性的、適宜性的、經典性的長城國家文化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