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貿區建設對地方債務負擔的影響效應研究

楊志安 劉子碩

摘要：設立自貿區是我國深化改革開放、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的重大戰略實踐。本文以2011-2020年我國29個省市的平衡面板數據為樣本，利用雙重差分模型研究自貿區的設立對于緩解地方債務負擔的影響機制。研究結果發現：第一，通過基準回歸結果，本文發現自貿區的設立對于緩解地方債務負擔具有明顯的正向效應，并且結論具有相當的穩健性;第二，通過異質性檢驗，本文發現自貿區的設立對于所在省市的地方債務負擔的影響程度存在地區異質性，位于沿海地區的省份，自貿區的設立能夠更大程度地緩解其債務壓力。為進一步發揮自貿區政策對地方債務負擔的積極作用，應“因地制宜”地加強對地方政府的債務管理，同時加強對財政支出的績效評價以及持續深化制度創新。本文的研究結論不僅拓展了衡量自貿區政策效果相關文獻的研究維度，同時也為我國地方省市緩解債務負擔和增強財政可持續性提供了來自自貿區財政建設角度的政策參考。

關鍵詞：自貿區;地方債務負擔;雙重差分模型

一、引言及文獻回顧

中國經濟己逐步由高速增長轉型為高質量發展，并且以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作為明確發展思路、擬定經濟宏觀調控政策的基本依據。黨的十九大以來，我國在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新征程中，面臨著新冠疫情影響下的內需不足、地方財政收支壓力加大、資金使用的預算軟約束現象普遍以及資金使用效率較低和社會腐敗現象滋生等使地方政府債務負擔不斷加重的不利形勢。因此，積極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以下簡稱自貿區），打造新的經濟需求增長極，推進健康的地方財政收支體系建設刻不容緩。

已有對于緩解地方債務負擔的研究多以國內的各種發展趨勢為主，這主要包括人口流動、城鎮化、財政分權以及人口老齡化等，或者以某項政策的實施時點為依據，來分析該項政策的開展對于地方債務負擔的影響。一方面，忽略了國外需求的引入對于地方債務負擔的影響，對國家外貿以及對外交流方面的關注度不足;另一方面，對于單一實施時點的政策分析，實驗組和對照組的內生性問題可能造成對政策效應的夸大，評價結果的權威性受損。因此，本文關注的政策為國家多時點多地區建設的自貿區。既關注了國外需求增加對地方債務負擔的影響，又利用研究政策的多時點特征削弱了實驗組和對照組的內生性影響。本文使用“年度一省市”的面板數據作為樣本，運用多期雙重差分模型分析自貿區設立對地方債務負擔的影響效應。

國內首批自貿區即上海自貿區批準成立后，在對外開放和制度建設上取得了不錯的成績。與此同時，學術界內有關自貿區的相關理論及實證研究成果逐漸豐富，本文對此進行了系統總結。

（一）自貿區建設：經濟高速增長還是經濟高質量發展？

上海自貿區成立后，有關自貿區所產生的經濟效應研究獲得了井噴式的發展。大量的經驗研究證明自貿區的設立對于經濟增長具有正向激勵作用（孫海波和陳建生，2021;張阿城和于業芹，2020;任再萍、黃成和施楠，2020;白仲林、孫艷華和未哲，2020;葉霖莉，2020）。

但是也有學者開始關注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并且逐步開展更加微觀的研究，如魏蓉蓉和李天德（2020）采用多期倍分法來分析設立自貿區是否促進了當地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并得出結論：自貿區的建立對于當地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會由于金融配置效率的不同產生異質性。

另外，學者從區域創新能力、人力資本投資以及政策改革等方面進一步探究自貿區設立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的影響。在自貿區的設立對區域創新能力的影響效應上，葉霖莉（2021）運用PSM-DID的計量手段并且發現設立自貿區與區域創新能力的提升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并且做出了進一步分析。在分析自貿區建設與人力資本投資之間的關系上，呂祥偉和劉秉鐮（2021）運用處理效應模型、中介效應模型等分析自貿區設立與人力資本投資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并且得出結論：自貿區的設立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人力資本投資，并且對鄉村居民和城市居民進行了異質性分析。在自貿區設立對政策改革的影響效應上，方云龍和于博（2021）通過分析不同國家自貿港的建設歷程及其改革措施，對天津自貿區建設的不足之處進行反思，并且為如何推動金融改革的發展提供了相應的政策性建議。

（二）地方政府債務負擔

債務負擔的大小是地方政府進行決策所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學者主要從經濟增長、金融穩定以及區域經濟一體化等方面闡述了地方債務負擔所產生的影響效應。在分析地方政府債務負擔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上，鄭潔和劉盼盼（2022）運用空間計量模型得出地方政府債務規模的擴大顯著促進了經濟的增長。在分析地方政府債務負擔與金融穩定的關系上，張曾蓮和王瑩（2021）考慮空間效應并且發現地方政府債務與金融穩定之間呈現倒LT型的非線性關系。在分析地方政府債務負擔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關系上，王韌和劉柳巧（2021）通過回歸分析得出地方政府債務負擔阻礙了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

（三）地方政府財政可持續性

在有效抑制地方債務的負效應與積極發揮地方債務的正效應方面，學者主要從人口流動、城市化、財政分權以及人口老齡化等方面分析如何保持財政的可持續性。在分析人口流動與城市化與地方債務負擔的關系上，盧洪友和朱耘嬋（2020）通過構建理論模型來分析地方債務負擔是否受到了人口遷移和城市化的影響并且得出結論：人口流動以及城鎮化會導致地方政府的剛性支出增加，加重當地政府的債務負擔壓力。在財政分權對地方債務負擔的影響效應上，黃壽峰和向淑敏（2021）以地級市的城投債規模作為樣本數據對財政分權對地方債務負擔產生的效應進行實證檢驗并且得出結論：財政分權明顯使得地方政府提升城投債的舉債規模，是影響地方債務負擔的重要因素。在人口老齡化對地方財政收支壓力的作用路徑上，朱德云和王素芬（2021）采用中介和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通過分析省級面板數據，實證研究人口老齡化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所產生的影響并得出結論：人口老齡化對于提升地方政府財政可持續性具有消極影響。

綜上所述，一方面，針對自貿區建設的文獻更多側重于對宏觀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和預測，而對于與設立自貿區所聯系緊密的主體如政府、企業等的研究文獻較少。另一方面，地方債務負擔的研究更多的是分析諸如城鎮化、人口老齡化等國內發展趨勢所產生的影響，而對于類似自貿區建設等國家戰略的關注不夠深入。因此，本文嘗試分析自貿區建設與地方債務負擔水平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并且進一步分析該關系是否存在著地區異質性。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是黨中央治國理政的重大戰略實踐。在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重大部署下，自貿區建設一方面促進了國內區域經濟一體化，加強了城市乃至區域之間的交流與合作，縮減了區域發展差距，以拉動內需強化國內循環;另一方面，自貿區設立表明中國積極參與全球化浪潮，為國內企業打造了良好的國內外營商環境，以提升開放水平刺激國際循環。另外，由于各地方省市所設立的自貿區由當地政府進行直接管理，這就使得地方政府可以在多個方面充分享受自貿區政策紅利。就地方財政收入來看，上海于2013年批準設立國內第一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其2012 2015年地方財政收入增長率由9. 15%上升20. 36%，僅4年的增長就超過了10%;遼寧于2017年批準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其在2014和2015年的地方財政收入為負增長，2016年增長率也僅為3. 44%，而自貿區設立之后，到2018年的增長率己達到9. 33%，證明了自貿區的設立對于增強地方政府財力有著重大的推動作用。

在國內區域經濟逐步趨于一體化的背景下，自貿區建設可以進一步加強中心城市的輻射效應。并且相比內陸地區，自貿區設立的輻射帶動效應在沿海地區更加明顯。如上海自貿區的建立，對于充分拉動長三角地區的經濟發展以及推進國際城市群建設具有重要作用。另外，沿海地區作為改革開放的先行區，自貿區建設為其實施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以及創建國內經濟發展的良好營商環境提供了制度保障。由上述分析可知，無論是從國內某個微觀區域來看，還是從全國整個宏觀背景來看，建設自貿區對于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與增強財政的可持續性均具有良好的推動作用。

這顯然表明，自貿區的設立對于緩解地方債務負擔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具體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第一，促進中心城市及其周邊城市的區域協同發展，擴大了資本流動的范圍以及領域，這就大大降低了爆發區域性財政風險的可能性。與此同時，自貿區的設立會引進國外的先進財政管理經驗等，可供國內地方相關省市學習與借鑒，提升財政管理技術水平。第二，自貿區的設立不僅僅會增進某一區域的城市之間的交流與合作，而且會加強國內區域之間的溝通與發展。其重大意義表現為遍布國內東中西部地區的自貿區對于加強各區域間交流合作，縮減區域發展差距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推動了我國的共同富裕進程，向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更進一步。第三，自貿區的設立拉動了外貿經濟增長，有利于創建良好的國內外營商環境。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世界各國之間的合作更加密切，并且分工規劃也更加細化。中國設立自貿區，在吸引更多的跨國企業到當地設立總部的同時，也為民族企業引進了優秀的管理技術與人才等資本，為國內企業增強自身實力，進而走向國際市場等提供了制度支持。在促進了當地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同時，讓“引進來”與“走出去”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為當地政府獲取持續穩定的財政收入提供了保證。

因此，根據上述理論層面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兩點研究假設：H1：自貿區建設對地方債務負擔的緩解具有顯著正向作用;H2：相較于內陸地區，沿海自貿區的設立對于地方債務負擔的緩解作用更加明顯。

三、模型、變量與數據

（一）模型構建

1.基準回歸模型。通過研讀THORSTEN BECK和李林紅等有關多期DID的文獻，在充分理解多期雙重差分模型有關操作的基礎上，本文選擇前三批自貿區的所在省市作為處理組。由于尚未獲取到港澳臺及西藏自治區的有關數據，本文所采用的面板數據為全國29個省份在2011-2020年的相關債務數據，同時控制時間和個體固定效應。據此，本文估計的多期雙重差分模型如下：

下標i和t分別代表省市和年份。負債率Dri。為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用來衡量地方省市的債務負擔水平。根據自貿區的不同設立時間，本文設置policyi.，虛擬變量，若某一省份在某一年度未設立自貿區，則policyi.，=0，否則policyi.，=1，其實質為設立自貿區的政策虛擬變量與時間虛擬變量的交互項;Xi.，為本文的相關控制變量，包括財政自給率、地區GDP以及公共預算收入與支出等;y。代表時間固定效座;“代表個體固定效應;s。為隨機擾動項。

2.異質性檢驗模型。關于地區的異質性分析，本文借鑒劉曉欣和張輝（2018）的研究方法，構建如下模型進行分析：

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在某一時間節點下，設立自貿區的省市的交互項賦值為1，未設立自貿區的省市作為控制組，交互項賦值為0。為了進行地區異質性分析，引入地區虛擬變量region，沿海省市的地區虛擬變量設置為1，內陸省市的地區虛擬變量設置為0。進而將兩個虛擬變量的乘積所產生的新交互項region，policy作為本文異質性檢驗模型的核心解釋變量。在回歸方程（2）中，系數β衡量沿海自貿區對地方債務負擔的影響。

（二）相關變量的選取及說明

1.被解釋變量。地方債務負擔水平，同時本文選取負債率（刁偉濤，傅巾益，2019）為代理變量進行測算。其數理測算機制為年末債務余額與當年本級可支配財力之比。由于負債率考慮了轉移支付的影響，對地方政府債務負擔水平的衡量更加準確。如果某地方政府的負債率的水平超過1，則會加大地方政府的債務壓力。

2.核心解釋變量。自貿區政策虛擬變量和時間虛擬變量的交互項policy i，t為本文核心解釋變量，表示若某一省份在某一年度設立了自貿區，則policy i.t=1，反之則為0。主要關注核心解釋變量policy i.t的回歸系數β，而根據經濟理論分析，系數β應當顯著為負，即自貿區的設立緩解了地方政府的債務負擔。

3.控制變量。本文選取了1個相對值指標和3個絕對值指標作為控制變量：首先，財政自給率（刁偉濤，傅巾益，2019）充分反映了地方財政的“造血能力”，該指標數值越高，通常表明經濟發展狀況較好，則相對不依賴于上級政府的轉移性支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政府的償債能力，故本文選取其作為控制變量。其次，一般來說，地方公共預算收入無法同時補償當地經常性支出和建設資金需求。所以，地方政府一般通過發行債券等舉債方式來解決資金的缺失問題（呂健，2015），表明地方公共預算收入與支出的多少是產生地方債務的最直接原因，故本文選取地方公共預算收入與支出作為控制變量。最后，選取地區GDP（陳菁，2018）為控制變量是因為其為衡量一個省份總體經濟狀況和發展水平的核心指標。表1為各個變量的定義。

（三）數據來源說明

由于港澳臺及西藏地區數據尚未獲取到的原因，本文的樣本數據來自我國29個省級行政區2011-2020的平衡面板數據，并且對數據進行了如下處理：對地區GDP、地方公共預算收入以及地方公共預算支出三個絕對值數據取自然對數，以此增強論證的準確性。本文樣本數據來源于《中國財政年鑒》、WIND經濟數據庫以及國家統計局。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本文對所選取的相關變量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初步了解各變量數據的集中趨勢、離散程度以及頻數分布等。數據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

（二）基準模型檢驗及回歸結果分析

本文通過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驗證自貿區的設立是否緩解了地方省市的債務負擔。首先，由于本文主要探討自貿區建設與地方債務負擔的因果關系，故重點關注主要變量回歸系數的顯著性。因此，對于樣本數據可能出現的共線性問題可以通過回歸系數的顯著性進行檢驗。其次，由于異方差對于線性模型的影響較為普遍，本文借助懷特檢驗以測量所設模型是否受到異方差性的影響并且檢驗結果由表3匯報，表明應當接受同方差的原假設。最后，為了削弱隨機擾動項的自相關性對估計結果的影響，本文使用OLS穩健標準誤回歸。另外，本文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以避免偽回歸問題，結果由表4匯報?；鶞誓Ｐ偷幕貧w結果見表5。

首先，在表5的第（1）列中，本文僅使用虛擬變量policy i，t研究自貿區設立對地方債務負擔的影響效應?；貧w結果顯示，policy i，t的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為負，這表明相比未設立自貿區的省份，自貿區的設立能夠顯著緩解所在省份的債務壓力，驗證了前述研究假設一。

其次，為了增強結論的穩健性，本文在表5的第（2）一（5）列依次加入了財政自給率（Fss）、地方公共預算收入（ln Reve）、地方公共預算支出（ln expen）和地區生產總值（ln GDP）等控制變量，在依次加入上述控制變量之后，自貿區政策虛擬變量policy i，t的系數仍然顯著為負，這表明自貿區的設立會緩解所在省份的財政壓力，結論再次得到證實。同時可以看到，模型（5）的擬合優度為0.948，故本文所設模型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并且解釋變量以及控制變量的截距項符號符合經濟理論。最后，再依次加入了財政自給率（Fss）、地方公共預算收入（ In_Reve）、地方公共預算支出（ln_expen）和地區生產總值（ln GDP）等控制變量的情況下，自貿區的設立對所在省市的債務負擔的影響系數呈現出下降趨勢。表明若不考慮控制變量因素的影響，自貿區的設立對所在省市債務負擔所產生的緩解效應可能會被高估。

最后，對于控制變量，表5的（2）（5）列中的結果表明：第一，地方公共預算收入的回歸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為負，這表明地方財政收入水平對于緩解地方債務負擔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并且在相繼加入各個控制變量之后該影響效應都是顯著的。第二，地方財政支出的系數也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示為正，這表明地方公共預算支出與當地負債水平呈正相關關系，預算支出較高的省市，其債務壓力也相對較高。第三，財政自給率也呈現出與地方債務負擔的正相關關系，所在省市的財政自給率越高，對上級轉移支付的依賴越低。而在國內地方政府財政赤字政策較為普遍的背景下，則其舉債彌補建設資金缺口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加重了地方政府的債務壓力。第四，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與地方債務負擔表現出顯著正相關關系，主要表現為地方政府在推動GDP增長的過程中，會加大對諸如教育、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加大了地方省市的債務壓力。

五、穩健性檢驗

（一）平行趨勢檢驗

為了準確衡量自貿區政策對于地方債務負擔的影響，需要確保處理組和控制組在政策實施前具有相同的趨勢，以檢驗本文研究對象未受到其他未關注因素的影響。因此，本文借鑒宋弘等（2019）的共同趨勢檢驗方法，檢驗結果由圖1進行匯報。由檢驗結果可知，在自貿區政策實施的前四年，回歸結果在95%的置信區間下并不顯著，而在自貿區政策實施之后的5年，回歸結果在95%的置信區間下顯著。由此可知，本文的實證研究通過了平行趨勢檢驗。

（二）安慰劑檢驗

本文參考李衛兵和王利霞（2021）的安慰劑做法，以檢測文章實證結果受不可觀測因素影響的程度。具體做法如下：首先通過對policy i，t進行隨機抽樣并且提取估計系數;其次，利用構造偽處理組的方式，查看估計系數的分布是否依然顯著;最后，將隨機抽樣結果按照本文表5第（1）列的模型1進行回歸，并且得到依據偽處理組回歸得到的偽造實驗結果的虛假估計系數。通過將上述過程重復500次，可以得到所有隨機實驗中policy i，t的回歸系數分布圖。如果隨機實驗結果顯示policy i，t的估計系數分布在0的附近，這表明基準回歸結果中所呈現出來的影響效應確實與本文所研究的政策密切相關，模型設定可靠。安慰劑檢驗的結果由圖2所匯報，由表5基準回歸結果可知真實的估計系數為0. 697而policy i，t的虛假估計系數集中分布于0的附近，并與真實估計系數具有較大的差異，這就驗證本文實證結論的穩健性。

六、進一步分析：異質性檢驗

在自然、歷史、政策、體制等因素的作用下，我國存在著東中西部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問題。由于本文所進行評價的政策主體為自貿區的設立，所以如果從政策制定角度來看：一方面，新中國成立以來，每個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和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均不盡相同，因此不同地區對于國家各項相關政策的受影響程度也就存在較大差異;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先后實施東部地區率先發展、中部崛起、東北振興以及西部大開發等戰略來縮小區域發展差距。綜上所述，以自貿區建設所產生的影響分析地區異質性（巴曙松，2021）也就十分重要。

由前述地區異質性檢驗模型可知，本文通過引入虛擬變量region i并且與原交互項形成新交互項region poliyi，t.對沿海自貿區是否對地方債務負擔水平產生顯著影響進行實證檢驗，結果由表6進行匯報。

表6中的模型（1）（5）是在新的交互項region ipolicyi，t作為回歸模型核心解釋變量下的檢驗結果。由前述異質性檢驗模型的設定可知，我們主要關注的為模型中交互項的系數β。由表6可知，模型（1）（5）的交互項系數均顯著為負。這表明，雖然從整體上看，自貿區的設立緩解了地方債務壓力，但是就具體而言，相比于內陸自貿區，沿海自貿區的設立對地方債務負擔的影響效應更加明顯。因此可以看出，自貿區設立對地方債務負擔的影響效應具有異質性，驗證了前述研究假設二。

進一步分析產生地區異質性的原因，對于沿海自貿區所在省市而言，設立自貿區雖然減免了關稅，但是由此帶來的國外市場的巨大需求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國內的市場疲軟狀況，這帶來的地方財政收入遠遠超過其損失的關稅稅額。而內陸型自貿區多成立于2017年以后，自貿區建設對地方債務負擔的緩解可能存在滯后性。同時，由于內陸型自貿區的區位特點，其對來自國外市場的需求的接收有一定的延遲。一方面，國外的市場需求可能在沿海自貿區已經得到了滿足，未為內陸自貿區所在省市帶來明顯的經濟刺激效應;另一方面，內陸自貿區對外輸出商品具有諸如交通、時效以及安全等不確定因素，這也就使得設立自貿區所帶來的國外需求未得到充分利用。從這兩方面來看，對于內陸地區，設立自貿區所帶來的地方財政收入的增加相對其損失的關稅稅額的溢出效應并不明顯。

七、研究結論與對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第一，由基準模型的實證結果可知，在相繼加入各控制變量后，自貿區建設顯著緩解了地方政府的債務負擔。同時，為了增強結論的可靠性，本文對實證結果進行平行趨勢以及安慰劑檢驗，檢驗結果表明基準回歸結果通過了相關各項穩健檢驗。這充分表明，“設立自貿區可以緩解地方債務負擔”是可靠的。

第二，自貿區建設會由于區位不同進而對地方債務負擔的影響存在異質性。本文通過引入地區虛擬變量并構造新交互項以檢驗自貿區設立對于緩解地方債務負擔是否存在異質性?；貧w結果顯示，該影響效應存在著明顯的異質性：沿海自貿區對于地方債務負擔的緩解更加顯著。進一步研究發現，沿海自貿區通過接收國外需求所產生的經濟刺激效應以及政策溢出效應相比內陸自貿區更加明顯，而內陸自貿區一方面在利用自貿區所產生的國外需求存在一定的延遲性，另一方面內陸自貿區處于設立初期未充分發揮出政策效應。由此就導致了不同區位的地方政府所受到的政策效應存在異質性。

（二）對策建議

第一，“因地制宜”地加強對地方政府債務的管理，建立債務風險預警機制。一方面，由于自貿區建設對不同區位地方政府債務負擔所產生的緩解效應具有異質性并且地方財政收支狀況的變化具有不確定性。因此，對地方政府債務的管理不能采取“一刀切”政策，而應當因地制宜地對政府債務進行管制。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官員的任期有限并且舉債在短期內能夠刺激經濟增長，這就使得任職期內的政府官員可能為追求政績而盲目加大政府負債，但地方政府債務對私人投資的擠出效應會影響經濟的長期增長。因此，地方政府應當對債務風險進行預警，嚴格規范政府的短期舉債行為。

第二，加強對財政支出的績效評價，大力削減低效以及無效支出，推動地方政府財政的可持續發展。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經濟下滑使得財政收入收緊，然而在諸如公共醫療衛生等方面的財政剛性支出卻不斷加大，財政收支的失衡嚴重影響了地方政府財政的可持續性。因此，地方政府應當對各項財政支出進行多方位的績效評價，剔除效果較差的支出項目，確保財政支出的效率與效果。

第三，繼續鞏固和突破相關政策的制度創新優勢，積極推進對外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從文中的實證結果可以看出，自貿區的設立對于緩解地方債務負擔具有顯著的緩解效應，因此，建議針對不同時期的經濟狀況，擴大開放力度，打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吸引跨國企業在我國投資辦廠。如在政策推進過程中，進一步加強跨境貿易的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使自貿區政策對地方債務負擔發揮更加顯著的積極作用?！?/p>

注釋：

①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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