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紅樓夢》的文章結構

王佳琪

內容提要:“結構”一詞，在以敘事學為代表的西方小說理論中以及明清文人章回小說評點中有不同內涵，反應了兩種不同的小說文體觀念。金圣嘆、脂硯齋、張新之等傳統評點者往往以文章的標準來閱讀、批評作品。本文因此提出“文章結構”的概念，以區別于現有研究中以情節為核心的結構研究觀念;并通過《紅樓夢》文本細讀與分析闡明這一觀念的具體表現。區分文章結構與情節結構，有助于厘清現階段文人章回小說結構研究中的概念混淆、進一步認識小說評點所反應的文體觀念、深入理解部分小說評點術語及《紅樓夢》等文人章回小說中的諸多文本現象，揭示《紅樓夢》情節錯綜與索解歧義的部分成因所在。

一、“因文生事”:文章化的小說觀

《紅樓夢》第二十九回中，有一段文字描寫了寶玉、黛玉二人的默契與爭執:

那寶玉心中又想著:“我不管怎么樣都好，只要你隨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愿。你知也罷，不知也罷，只由我的心，可見你方和我近，不和我遠?！蹦橇主煊裥睦镉窒胫?“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為我而自失。殊不知你失我自失?？梢娛悄悴唤形医?，有意叫我遠你了?！?/p>

包括上述引文在內的《紅樓夢》第二十九回后半，敘述了寶黛二人在清虛觀打醮之后心有靈犀卻互生嫌隙的過程。針對這半回文字，評點者張新之稱之為“一篇對面兩扇大文”，又在正文夾批中細數這段文字的起承轉合、對偶章法。描述寶黛心跡的段落，何以在評點者筆下成為“兩扇大文”?對早期讀者和評點者而言，《紅樓夢》究竟是一部以講述寶黛釵情事及諸芳離合聚散為要的敘事作品，還是一部綿密旖旎的文章佳作?

事實上，傳統評點者眼中的《紅樓夢》文本，與其說是小說或敘事作品，不如以“文章”一詞來概括更為準確。以甲戌本脂批為例。其批點中用“敘事”一詞凡3處，“小說”者25處，“文章”者19處。言及“敘事”者，必論“敘事”的法度層落，注重內容素材的選擇和排布。言及“小說”者，每將《紅樓夢》與以往的才子佳人等小說相較，以見《紅樓夢》之千古獨絕。惟“文章”一詞，用以指涉作品中的具體語篇段落，例如:

文章只是隨筆寫來，便有流離生動之妙。

如此故頓一筆，更妙。見得事關重大，非一語可了者，亦是大篇文章，抑揚頓挫之至。

趙嬤一問，是文章家進一步門庭法則。

……又想若開了門，如何有后面許多好字樣好文章，看官者意為是否?

《紅樓夢》的具體文本，甲戌本評點者稱之為“文章”;文本的作者，評點者稱之為“文章家”;閱讀文本的過程，是看官領略“好字好樣文章”的過程。除此以外，包括脂批在內的傳統評點，也傾向于用“正文”“閑文”等語來指稱作品中的具體段落?？偟膩碚f，“文”在傳統評點者對文人章回小說的認識中，居于核心地位。

以“文”為核心的文章化小說觀，受八股文等文章傳統的影響，在傳統小說評點中由來已久。金圣嘆的“因文生事”說就集中體現了這一觀念:

其實《史記》是以文運事，《水滸》是因文生事。以文運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卻要算計出一片文字來，雖是史公高才，也畢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順著筆性去，削高補低都由我。

金圣嘆將“文”與“事”對立，強調二者間的關系在《史記》與《水滸傳》兩部作品中有不同的體現?！耙晕倪\事”，即在史傳等文體中用文章表達素材，于是筆下文章受限于歷史事件的真實性;“因文生事”，則可以“削高補低”，在小說文章中對“事”進行刪減或增添，以體現作者之才?！耙蛭纳隆敝械摹笆隆?，已不再是取于生活、等待加工的原始素材，而是小說通過如實記錄、想象虛構等方法所構造的故事內容，故得以因才子之文而“生”出。以金圣嘆“因文生事”說為代表的傳統小說評點，為我們提供了認識中國古典章回小說結構的有效理論框架。這一框架迥異于敘事學等以情節為核心的理論。

隨著古典小說研究的深入，以及現有研究中對中國傳統小說評點等理論資源的引入，研究者已經注意到:“結構”一詞在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往往引起歧義。一般研究中所言“結構”(structure)，重點在于小說的情節結構，涉及故事線索的數量與相互關系、故事情節的起伏、轉折、照應等。其研究范例，如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中所論述的沙漏型、長鏈型等小說結構，所描述的均是小說中情節事件間的因果和時間關系。與此相對，古典章回小說評點中所使用的“結構”一詞，卻不全然著力于故事情節。如浦安迪曾指出，對情節結構統一性的注重源自于亞里士多德以降的西方詩學傳統，在中國文人章回小說中并不適用。

針對“結構”在西方小說理論與中國傳統小說評點中的不同內涵，現有研究中一般有兩種處理辦法。一般而言，論者傾向于將評點中使用的“結構”一詞視為中國古典小說特有的結構形態;這種結構形態表現出動態性、空間性或“一線穿”的特征，因此有別于西方小說傳統和理論。另一種研究思路，試圖將評點中的“結構”概念整合入對中國小說敘事理論的探索之中。如浦安迪指出傳統評點所謂“結構”更側重“段落與段落之間的細針密線的問題”，因而應當被歸納為有別于結構(structure)的“紋理”(texture)范疇。

然而，不論其研究的最終目的，在于求中西小說敘事之別，還是建立貫通中西的普遍敘事理論，現有研究均多以小說的敘事性或情節第一性為前提。例如，張世君認為:“‘一線穿’與‘整一性’在中國與西方敘事理論中，都是出于情節發展線索的概念?！逼职驳蠈⒚髑褰浀湮娜苏禄匦≌f視為敘事文的一種，其結構從廣義上而言是小說作者“在人類經驗的大流上套上一個外形(shape)”，即將敘事小說這一文體視為依人類經驗而生。兩種觀點均在承認小說以情節為核心的基礎上展開。

本文因此區分“情節結構”與“文章結構”兩種小說結構觀。一般研究中所討論的小說結構，例如《紅樓夢》的主線、網狀動態結構模式、立體結構模式等，多關注小說的情節線索和安排。本文姑且將這種結構觀念稱為“情節結構”。與此相對，研究者已經指出:在傳統文論語境下，“結構”首先是一個動詞，其語源來源于建筑術語中結床架屋的動作。類比而言，在小說評點的語境中，“結構”描繪的是小說作者如何通過種種技巧使上下文聯絡貫通、形成一個整體。本文姑且稱之為“文章結構”。

明清文人章回小說中“文章結構”相對于“情節結構”的獨立性，與章回小說這一文體特殊的分章分回體制有關?！罢禄匦≌f天生具有鮮明的、統一的外部結構，即把每部長篇故事人為切割成篇幅大致均衡的若干回”，這是章回小說的文體特點。小說對故事內容進行切分后，需要再將不同的故事單元放入不同回目中。其故事與回目間如何安排，在不同小說中則有不同處理。大部分章回小說，往往將連貫完整的情節內容集中置于上下數回之中，較多地依賴章回小說文體導致的小說外部結構來完成小說整體布局。如《西游記》《水滸傳》等均是如此;認為《儒林外史》“雖云長篇，頗同短制”，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它利用這種外部結構的描述。與此同時，《紅樓夢》等文人章回小說中往往運用種種技巧，使上下文的故事單元之間形成銜接，使閱讀自然流暢、文章一氣貫通——這就是本文所論的“文章結構”。

文章結構觀念的背后，是傳統評點者對文人章回小說這一文體的獨特認識，即其非獨以情節為核心的小說觀。在情節結構的視野中，小說文本總與實際生活相聯系，作家的小說創作是為生活或想象的經驗賦形的過程。而文章結構的視野為我們揭示了認識文人章回小說的另一種可能性:作品的創作以文章自然流暢為要義，因此可根據文章寫作的需要來虛構情節內容，以成就作品的整體性和美學效果。

二、作為文章的《紅樓夢》

金圣嘆的“因文生事”說為我們提供了傳統小說評點中有別于敘事學等西方小說理論的批評框架。然而，《水滸傳》原本是時代累積而成的作品，保留著許多宋元以來民間說話藝術的痕跡，只是在金圣嘆的評點中才成為才子之文;相對而言，《紅樓夢》文本及評點中更能體現文章化的小說觀念。

脂批中體現上述觀念之處，除以“文章”指稱《紅樓夢》文本外，也以文章的觀念評價小說。如前文所引甲戌本第十六回眉批，視“趙嬤一問”為使“文章進一步門庭”的技巧。在小說正文的上下文中，趙嬤問道:“如今又說省親，到底是怎么個原故?”這問句引得賈璉、鳳姐、趙嬤三人談論的主題轉向省親別墅的建造，這是本回下文敘及的重要內容之一。從文章結構的角度來看，趙嬤發問的內容，與其說是作者回憶或想象中實在的事件，不如說是為引出省親事而虛設的事件:出于文章結構的目的，構擬此“一問”之事。以“因文生事”為核心的文章化小說觀，在金批《水滸傳》已有論述，為《紅樓夢》及脂批所繼承。

另外，《紅樓夢》中的許多文本段落也有作小說如作文章的傾向。如本文開篇所引《紅樓夢》第二十九回選段，描寫寶黛二人的心理活動，見二人雖默契相通，卻彼此誤會。讀者所以感到寶黛“兩個人原是一個心”，源于二人心理活動描寫在內容選擇和措辭上的對稱。尤其是末尾“可見你方和我近，不和我遠”及“可見是你不叫我近你，有意叫我遠你了”兩句，將“你”“我”“遠”“近”等字復沓，恍若二人在復述和回應彼此的心事。

敘述內容聚焦人物:寶玉 聚焦人物:黛玉原文起訖[21](1)寶玉對黛玉有心，常試探黛玉。(2)黛玉對寶玉有心，常試探寶玉?！霸瓉砟菍氂褡杂咨捎幸环N下流癡病，……也每用假情試探?！?3)(說話人總結:)寶黛二人互以假意試探。 “因你也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難保不有口角之爭?！?4)寶玉因黛玉總提自己與他人的姻緣，以為黛玉對自己無心。(5)黛玉因寶玉著惱，以為寶玉對自己無意?！凹慈绱丝?，……安心哄我?！?6)(說話人總結:)寶黛二人一心而生隙。 “看來兩個人原本是一個心，……反弄成兩個心了?！?7)寶玉只望黛玉好。 (8)黛玉只望寶玉好。 “那寶玉心中又想著:……有意叫我遠你了?！?9)(說話人總結:)寶黛二人彼此誤會。 “如此看來，……如今只述他們外面的形容?！?10)寶玉砸玉。黛玉哭。紫鵑、雪雁、襲人來勸?！澳菍氂裼致犚娝f‘好姻緣’三個字，……與你們什么相干!’”(11)寶玉聽紫鵑勸黛玉，更加傷心后悔。(10)黛玉聽襲人勸寶玉，更加傷心悲泣?！耙u人見他臉都氣黃了，……也由不的滴下淚來了?！?12)寶玉丫鬟襲人見狀落淚。(13)黛玉丫鬟紫鵑見狀落淚?！耙u人見他兩個哭，……四個人都無言對泣?！?14)黛玉剪玉穗，襲人等勸慰。 “一時，……也沒什么?！?/p>

事實上，被張新之稱為“兩扇大文”的《紅樓夢》第二十九回后半文字，對寶黛口角的敘述均呈對稱的效果?，F將這一節所敘內容根據聚焦的主要人物拆分整理，以數字序號標明敘述順序:上述段落敘述寶黛爭執時，使視角在寶黛二人之間來回跳躍;且在描寫二人語言、心理活動、行為動作時，總選取類似內容、使用類似措辭來呈現，由此形成故事和行文邏輯上的對稱效果。在這千余字的描寫之中，我們不僅獲知了寶黛爭執這一信息，也從文辭中見出兩個人物的對稱關系。

以情節結構的角度來看，則可認為上述段落源自于作家對寶黛二人關系的描寫和想象，而對稱的效果出于作者選擇、運用了與內容相應的敘述形式;然而，小說評點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解讀方案。在張新之的眼中，小說這一段落的出彩之處非在其準確描述了對稱性的人物關系和情節，而在于這段文章靈活運用了八股技法，展現了精妙整飭的文章結構。套用“因文生事”的觀點來說，對稱的人物關系和情節并非先在于這兩扇文字，而是由對偶行文生發出來的虛構與創造。

三、《紅樓夢》文章結構技巧舉隅

從文章結構的角度來看，《紅樓夢》中有種種用于文章聯絡的技巧，涉及小說的情節、人物、細節、語言等多方面的問題，以下結合金圣嘆、脂硯齋等評點，依次舉例論述。

按照“因文生事”的邏輯，小說的故事情節可成為構造文章結構的一種手段。在金圣嘆概括的《水滸傳》讀法中，“鸞膠續弦”法即體現了故事情節在文章結構中的作用:

有鸞膠續弦法。如燕青往梁山泊報信，路遇楊雄、石秀，彼此須互不相識，且由梁山泊到大名府，彼此既同取小徑，又豈有止一小徑之理?？此沩樖纸枞缫庾哟蝙o求卦，先斗出巧來，然后用一拳打倒石秀，逗出姓名來等是也。都是刻苦算得出來。

金本《水滸傳》第六十一回夾批又論及燕青偶遇楊雄等人的情節:

如此交卸過來，文字便無牽合之跡。不然，燕青恰下岡，而兩人恰上岡，天下容或有如是之巧事，而文家固必無如是之率筆也。

金圣嘆論及的是小說第六十一回中，盧俊義遭發配，燕青、石秀等相救的情節。其中，燕青“打鵲求卦”“打倒石秀”等事，起到了聯絡上下文、構造文章結構的作用。打鵲事發生前，小說交代“放冷箭燕青救主”情節;打鵲之后，小說轉為敘述“劫法場石秀跳樓”情節。其上下文中的情節相互獨立。金圣嘆認為，小說為此而虛擬了燕青打鵲、劫石秀不成等事，造成燕青、石秀的偶遇，使上下文得以自然聯絡。

《紅樓夢》中也有類似的技巧。如上文提及《紅樓夢》第十六回的“趙嬤一問”引得人物討論起省親籌備，這一提問、討論的故事情節使小說行文由賈璉回家事過渡到省親事，上下文自然聯絡。這一類過渡情節是構造文章結構的重要手段之一。相對于金圣嘆所論《水滸傳》而言，《紅樓夢》中的過渡情節更突出地表現在人物的出行偶遇和賈府聚會宴飲這兩類事件上。出行偶遇者，如周瑞家的送宮花、劉姥姥初入大觀園等經典段落，均以人物行蹤串起上下文間對原本離散的各不同人物或空間的描寫。聚會宴飲者，如小說第四十三至四十四回的鳳姐慶生聚會。小說對這場聚會著墨不多，卻重點描述了寶玉私祭金釧兒、賈璉幽會鮑二媳婦、鳳姐鬧醋等事件。如寶玉私祭事，由寶玉在生日宴中的缺席展開，由茗煙勸寶玉回府參與壽宴結束——其起始均與慶生相關。鳳姐生辰聚會，為李紈等尋找缺席的寶玉、寶玉回府等事提供了動機，由此使小說上下段落間得以自然轉換。相比于元妃省親中鋪排的場面描寫，鳳姐的生日宴作為背景事件，起到了聯絡上述零散段落的作用。偶遇和聚會類故事情節，使得本無情節聯絡的故事內容間有了邏輯或時間聯系，而小說文章得以自然結構。

另一方面，小說中的人物也可作用于文章結構。例如，《紅樓夢》中的宋媽媽(或作“宋嬤嬤”)是較典型的因文章聯絡而設的人物。這一人物首次出現在小說第三十七回中，在襲人的安排下向史湘云送東西，評點者論及:

宋，送也。隨事生文，妙。

送東西便曰宋媽媽。

觀小說上下文，評點者高度關注的送東西事件所以重要，在于它為小說下文引入了史湘云這一人物，從而使湘云入社賦詩的情節得以展開。因此，在《紅樓夢》第三十七回中，宋媽媽這一人物單純承擔了文章結構的功能。

與此同時，小說中的細節物品有時也可作用于文章結構。小說第九回，一面描寫寶玉鬧學堂的始末，一面穿插著介紹賈府中的各個子弟;其中，小說對賈菌、賈蘭的介紹，由“一方硯瓦”引出:

金榮氣黃了臉，說:“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和你主子說?！北銑Z手要去抓打寶玉秦鐘。尚未去時，從腦后颼的一聲，早見一方硯瓦飛來，并不知系何人打來的，幸未打著，卻又打在旁人的座上，這座上乃是賈蘭賈菌。

出于小說開篇布局、介紹賈府上下的目的，小說第九回中依次對賈府內外子弟進行介紹，其中也包括賈菌、賈蘭二人。這兩個人物本與金榮、秦鐘等人的爭執無關;小說以飛硯的意外事件，將內容重心由學堂爭執轉移到對賈菌、賈蘭二人的描寫上去。通過細節物品在空間中的轉移，小說得以引入新的信息，并使上下文自然貫通。

小說的語言是小說文章結構的另一個重要手段，也是文章化小說觀的集中體現。金圣嘆的《水滸傳》評點就高度關注小說中的細節語詞。如他論及的“正犯法”，就是通過指出文字重復的現象來提示武松打虎、李逵殺虎兩段故事間的正犯關系。金批本《水滸傳》第四十二回，寫李逵所面對的虎，有“那大蟲不曾再掀再剪”一句，金圣嘆指出這句話“特寫一句，表與武松文異”。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第二十二回中武松棒下的老虎有類似行為特點:“原來那大蟲拿人，只是一撲，一掀，一剪”。兩相對照，正是這三板斧的動作特點、“撲”“掀”“剪”三個用字，提示了兩只老虎的相似之處。用字的選擇使不同內容段落間產生共性和聯絡關系。

與此類似，上文論及的《紅樓夢》第二十九回“對面兩扇大文”，也通過“你”“我”“心”“好”等字的反復來構造文章。而甚于金圣嘆所論《水滸傳》“正犯法”的是，《紅樓夢》更系統地接受了八股文對稱行文的文體特征，構造了殊為特別的文章結構和表達效果，現另以小說第十三回為例:

話說鳳姐兒自賈璉送黛玉往揚州去后，心中實在無趣，每到晚間，不過和平兒說笑一回，就胡亂睡了?！P姐方覺星眼微朦，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來，含笑說道:“嬸子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薄宦牰T上傳事云板連叩四下，將鳳姐驚醒。人回:“東府蓉大奶奶沒了?！兵P姐聞聽，嚇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忙的穿衣，往王夫人處來。

……

上例是小說第十三回描寫鳳姐、寶玉聽聞秦可卿死訊反應的部分，出現于這一回前后兩個文章段落的開頭處。這兩小段文字的內容及其在小說情節結構中的地位各有不同:秦可卿托夢鳳姐段，預敘了賈府最終的命運，也為下文鳳姐理家事設下伏筆;寶玉聽聞秦氏死訊段，一方面或可視為第五回寶玉、秦氏夢中相會的余音，另一方面，寶玉去往寧府的行為使小說下文得以將敘述重心轉向寧府喪事。第十三回首，為聯絡這兩個文章段落，小說針對鳳姐、寶玉這兩個人物，選取了類似的人物心理、動作，以相同的順序、類似的措辭敘述出來，構成甲戌本脂批所謂“反對”關系。值得注意的是描寫寶玉的“也不和人頑?！币痪?，出現在上下文中略顯冗余;但如果與描寫鳳姐的“不過和平兒說笑一回”等語相參照來看，則實為小說針對寶玉、鳳姐二人行為的同一個方面加以描繪，以結構文章?？傮w而言，這種“反對”文字，依賴于語詞間的同義、反義、對偶關系，能夠加強文章段落間的聯絡關系。

總而言之，明清文人章回小說的文章結構，以金圣嘆的“因文生事”說為總攝，以其總結的《水滸傳》“文法”為綱要，涉及情節、人物、細節、語言等小說要素。在《紅樓夢》文本和評點中，作用于文章結構的技巧體現得更為系統、具體。

四、“文章結構”與情節的錯綜、文本的歧義

“文章結構”的概念及相關分析，或可對《紅樓夢》等古典文人章回小說的研究有所助益。

首先，就《紅樓夢》結構研究而言，“文章結構”的概念可幫助我們進一步認識這部小說獨特的結構形態。由于“文章結構”兼及小說的敘事及內容層面，小說的情節就顯得錯綜復雜起來，情節結構顯得枝葉蔓延。論者或因此以為“在結構方面，幾乎所有的中國小說都為并非總能幫助深化主題的過多人物事物事件所累”，以為情節的蔓延多屬冗余。與此相對的另一種觀點，認為錯綜復雜的情節產生了獨特的美學效果。例如，李辰冬在《紅樓夢研究》中曾經指出:《紅樓夢》的結構相對于西方小說及此前的古典章回小說都顯得尤為特別;他將這種結構命名為“海潮式”，以描述小說給人以事件線索連綿而來的閱讀體會。另有針對《紅樓夢》情節結構及總體美學效果的空間化描述，如博爾赫斯評論《紅樓夢》:“我們好像在一幢具有許多院子的房子里迷了路”，將小說的情節框架比作庭院迷宮;又如上文提及，《紅樓夢》的結構研究中也常有論者傾向于強調傳統小說評點中“結構”“間架”等詞與建筑術語的關系，以及它們所體現出的空間性特征。這些描述都呈現了《紅樓夢》情節結構的復雜性?！拔恼陆Y構”這一概念的引入使我們意識到:小說情節結構的錯綜，或源于其作為文人章回小說，不僅以講故事為要義，且重視文章的聯絡貫通。正是文章結構的存在，使小說呈現出海潮般或院落式的情節結構特征。

其次，在敘事學理論的框架下，對《紅樓夢》文章結構相關技巧的分析或可使我們進一步認識這部小說敘事及情節結構的錯綜復雜。例如，鄭鐵生曾經提出，網狀結構觀所描述的《紅樓夢》中“生活的網眼”可以對應羅蘭·巴爾特在《敘述結構分析導言》中提出的“核心”概念。在這一理論視野下，《紅樓夢》文章結構相關文本現象所展現的，事實上在于其高度復雜多樣的“催化”功能，亦即聯絡核心單元或主要事件單元的功能。一方面，《紅樓夢》中用以聯絡核心的催化技巧多種多樣，如前文所論，涉及小說的情節、人物、細節物品、語言等多個要素。另一方面，那些承擔催化功能的文字，又常常同時具備著核心等其它功能。例如，小說第七十三回中，邢夫人先“往園內散散心來”而偶遇傻大姐，后“來至迎春室中”而說出迎春的身世和為人。邢夫人的出行導致她與不同人相遭遇，兩次遭遇分別引出了繡春囊、累金鳳二事，繡春囊又引發了抄檢大觀園事。游園一事，將得繡春囊、訪迎春這兩個分屬不同情節的核心單元連接起來，因此承擔了催化功能。然而，這一情節同時可看作一個基本核心:邢夫人將繡春囊交給王夫人，被認為是體現賈府內部復雜斗爭的核心功能單位。這一判斷就暗示了對第七十三回中邢夫人游園事的另一種解釋可能:邢夫人游園、得香囊、告訴王夫人香囊事這一行為序列(鄭鐵生命名為“拾撿”)，隸屬于賈府內部兩派斗爭的情節，是一個頗為重要的基本核心。這樣說來，游園一事既是催化，也是核心。

最后，認識《紅樓夢》的文章結構，或有助于厘清諸家對《紅樓夢》文本的某些歧解。索隱派的《紅樓夢》評點往往將小說文本解釋為大有深意存焉，許多時候是忽視了在文章觀念支配下的小說創作與文體規律。例如，針對小說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楊妃戲彩蝶埋香冢飛燕泣殘紅”，張新之認為:“上半回是‘成大禮’之根，見寶釵必決殺黛玉。下半回乃‘歸離恨’之兆，見黛玉之終讓寶釵”。張新之認為寶釵撲蝶、黛玉葬花二事，是本回之旨所在。按照小說后文的故事內容，黛玉傷春悲泣，確與最終的魂歸離恨、淚盡而逝相關;但本回將寶釵撲蝶、黛玉葬花故事前后并置，是否如張新之所說有暗示釵黛之爭的意思?針對同一回，王希廉認為“第二十七回寫小紅與賈蕓情事，是賓;寫寶玉、黛玉兩人心事，是主”，即認為真正與黛玉葬花段在內容、意義上構成對照的，是小紅、賈蕓事，而非寶釵撲蝶事。寶釵撲蝶一事，因此可視為通過人物行動、空間轉移來聯絡上下文中這兩個主要事件的文章結構技巧;張新之將此視為“成大禮”的伏筆，便是忽略了小說中文章結構的法度。

總之，對傳統讀者而言，閱讀《紅樓夢》等文人章回小說的過程不僅包含對故事、情節、人物等小說要素的把握，更包含對文章的品評鑒賞。也正是在預設了讀者具備上述能力與觀念的前提下，《紅樓夢》不憚于成為一部文章旖旎、敘述繁復、情節錯綜的作品——對《紅樓夢》及其傳統讀者來說，這些都是比講述扣人心弦、跌宕起伏的故事更為重要的命題。

①[20][21][26][29][36][37]曹雪芹著，無名氏續，程偉元、高鶚整理《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02、208、401—403、137、169—171、1011、1012頁。

②③[25][39][40] 曹雪芹、高鶚著，護花主人等評《紅樓夢(三家評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3、463—465、589、427、428頁。

結合分析可知，在本次研究中，觀察組整體治療有效率為94.73%（36/38），對照組為78.95%（30/38），對比可知觀察組存在有顯著優勢P=0.023，x2=8.083；在護理滿意度上，觀察組為97.37%（37/38），對照組為73.68%（28/38），對比P=0.004，x2=11.072。

④⑤⑥⑦[30] 曹雪芹《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石頭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7a、169b、169b、208a、129b頁。

⑧ 明清白話小說的理論、創作、閱讀受八股文影響而有文章化的趨勢，參見張永葳《稗史文心:明末清初白話小說的文章化現象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13年版。

⑨[22][23][27][28] 陳曦鐘、侯忠義、魯玉川輯?！端疂G傳會評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6、22、1141、803、424頁。

⑩ 現有研究中，多將金圣嘆提出的“文”“事”之別與敘事學理論中的“故事”“敘事話語”的對立等同而視，如:申丹《敘述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頁;王平《對金批〈水滸傳〉悖反式敘事理論的解讀》(《明清小說研究》2010年第4期)，第82頁;張世君《明清小說評點章法概念析》(《暨南學報(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第86頁。然而，在金圣嘆的論述中，“文”既可“生事”，則囊括了敘述故事的方式(敘事話語)及被敘述的對象本身(故事)。這兩對關系因此不能簡單等同。

[11] ［英］E.M.福斯特《小說面面觀》，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151頁。

[12][14][16] ［美］浦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62—67、87—88、55頁。

[15] 張世君《中西敘事概念“一線穿”與“整一性”辨析》。

[17] 楊義《中國敘事學》，收于《楊義文存》，第34—44頁。

[18] 潘建國《關于章回小說結構及其研究之反思》，《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

[19]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收于《魯迅文集》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頁。

[24] 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己卯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73頁。

[31] ［美］夏志清《中國古典小說史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4頁。

[32] 李辰冬《紅樓夢研究》，正中書局1946年版，第97—98頁。

[33] ［阿根廷］豪·路·博爾赫斯《曹雪芹〈紅樓夢〉》，收于《博爾赫斯全集·散文卷(下)》，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375頁。

[34][38] 鄭鐵生《半個世紀關于〈紅樓夢〉敘事結構研究的理性思考》，《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1999年第1期。

[35] 巴爾特敘事結構分析的基本理論框架，參見［法］羅蘭·巴爾特《敘述結構分析導言》(收于趙毅衡編選《符號學文學論文集》，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403—438頁)，第415—417頁。在這篇文章中，巴爾特將敘事的基本單位按照其四種功能進行分類，即核心、催化、標志、信息載體。關于核心與催化的區別，巴爾特認為:核心“構成了敘述(或敘述的某一部分)中真正的關節點”，而催化“僅僅是‘填充’了敘述中兩個關節點之間的空間”;核心之間的聯系“既是時間順序的又是符合邏輯的”，催化僅涉及“純粹的時間順序的功能問題(所描寫的是那些分隔故事中兩個時刻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