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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居民大腸癌篩查的知信行現狀及影響因素

2022-10-13 14:18唐翔宇姚菲菲胡新欣劉曉明
黑龍江醫藥 2022年18期
關鍵詞:參與率大腸癌篩查

唐翔宇,姚菲菲,胡新欣,劉曉明,楊 劍

1.深圳市南山區蛇口人民醫院消化內科,廣東 深圳 518000;

2.深圳市南山區蛇口人民醫院評審辦,廣東 深圳 518000;

3.深圳市坪山區婦幼保健院,廣東 深圳 518000

2018年在全球范圍內腫瘤發病率排名中,大腸癌發病率排第三位,死亡率排第二位。近十年來,隨著生活方式的改變,中國大腸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均呈上升趨勢[1]。中國大腸癌的年齡標化發病率從2003年12.8/10萬上升到2011年16.8/10萬,相應的死亡率從5.9/10萬上升到7.8/10萬[2]。中國大腸癌位于癌癥死因順位的第五位[3]。中國東南沿海經濟較發達城市是大腸癌的高發地區[2]。85%~90%的大腸癌癌前病變是結直腺瘤,多數大腸癌確診已經是中晚期,因此結直腸癌的早發現和早治療至關重要,內鏡下切除腺瘤可以預防75%的大腸癌[4]。在亞洲范圍內,韓國、日本、新加坡等發達國家大腸癌死亡率已經明顯下降[2]。2000年開始,美國大腸癌發病率和死亡率都加速下降,這種改變部分是因為生活方式改變,部分因為治療手段的改進,主要是因為腸鏡篩查率的提高,2015年腸鏡篩查參與率達到63%[5-6]。我國腸鏡篩查參與率僅為15.3%[7]。

腸鏡是早期診斷大腸癌的主要手段,也是篩查指南所推薦的主要方式[4]。我國多項結直腸癌篩查研究均選擇50歲作為初篩的起始年齡,篩查的目標人群包括所有便血、黑便、貧血、體重減輕結直腸癌報警癥狀的人群以及50~74歲的無結直腸癌報警癥狀人群[8]。深圳市是位于中國東南沿海經濟最發達的城市之一,1995—2014年深圳市住院主要惡性腫瘤死亡構成順位中,大腸癌居第三位[9]。2003—2013年南山區新發腫瘤發病順位中,大腸癌排在第二位[10]。有研究表明,深圳市居民多數對腫瘤防治知識知曉率偏低,不良生活方式多見,改變態度方面也不夠堅決[11]。知信行模式有助于探索居民接收或拒絕大腸癌篩查的原因,例如居民參與篩查有賴于他們對疾病感知到的易感性、感知到的嚴重性,感知到篩查所能帶來的益處,感知到的障礙以及行為線索[12]。本研究以知信行模式為基礎,探討大腸癌篩查的影響因素,為提高大腸癌篩查參與率提供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隨機抽取深圳市南山區4個街道(蛇口街道、南頭街道、招商街道、沿山街道)居民,設置10個不同調查點,以確保研究對象來自不同領域和階層。納入標準:40~70歲常住居民。排除標準:調查對象排除已經確診為大腸癌,有精神疾患及其他因素不能完成本次問卷調查的居民。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橫斷面調查方法,面對面訪談式調查。以95%的可信區間和5%的精確度計算本次研究所需樣本量為384。2018年9月—2019年4月共調查500人,排除不符合本研究納入標準的研究對象及不合格問卷,最終納入研究樣本量為390。調查問卷采用自行設計問卷,查閱相關文獻和咨詢有關專家最終形成本次調查問卷。在正式調查之前本研究進行了兩次預調查。根據預調查結果對問卷內容進行修訂,最終問卷大腸癌及篩查知識Cronbach’α系數0.881,大腸癌及篩查態度Cronbach’α系數0.85。問卷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問卷由4部分組成:(1)研究對象的一般情況。包括年齡,性別,種族,體重,教育,就業,婚姻狀況,家庭收入,健康保險,大腸癌家族史。(2)大腸癌及篩查知識。共20個問題,例如關于大腸癌危險因素,大腸癌癥狀,大腸癌篩查方法,大腸癌篩查有關政策?;卮鹫_計1份,回答錯誤和不知道計0分。計算所有問題得分總和。最高分為24分,最低分為0分。(3)大腸癌及篩查態度。共16個問題,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衡量研究對象對大腸癌及篩查的態度,正向陳述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計為1~5分,計算得分總和,最高分80分,最低分0分。(4)大腸癌篩查行為及意愿。包括是否做過大腸癌篩查,如腸鏡檢查、糞便免疫化學檢查、血清癌胚抗原檢查,做過哪一種篩查、為什么去篩查、什么時間去篩查。

1.3 質量控制

調查問卷經過兩次預調查形成最終的調查問卷,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調查員經過統一培訓,采用EPIDATA 3.1軟件進行雙錄入比對。嚴格執行納入排除標準,對問卷全部是同一答案的視為無效問卷。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EPIDATA 3.1軟件進行數據錄入。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例數和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調查對象基本信息

本次調查共390人,平均年齡(53.24±9.12);體質指數均值(23.2±2.92)kg/m2;大腸癌及篩查知識得分均值(11.25±5.11)分;大腸癌及篩查態度得分均值(62.66±7.61)分;6.41%有大腸癌家族史;城鎮醫保和商業醫保占41.28%,新農合和其他醫保占51.28%,沒有醫保占7.44%;家庭人均月收入小于5 000元占45.13%,5 000~10 000元占27.18%,10 000~150 000元占11.79%,15 000元以上占15.90%;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23.59%,高中/技工/中專占35.90%,大專占18.72%,大學本科及以上占21.79%;已婚占95.13%,其他占4.87%;大部分為漢族占95.38%;男性占40.51%,女性占59.49%;32.82%參與過大腸癌篩查,見表1。

表1 研究對象基本情況

2.2 大腸癌篩查知識知曉率

83.33%的居民知道大腸癌可以預防,77.18%的居民知道早期大腸癌可以治愈,72.31%的居民知道篩查可以早期發現大腸癌,僅有23.08%的人知道大腸癌早期沒有明顯癥狀,僅有20.00%的居民知道一般情況下推薦50歲開始大腸癌篩查。27.18%居民知道深圳市居民重點癌癥早診早治項目,見表2。

表2 大腸癌篩查知識知曉率

2.3 大腸癌篩查態度

大腸癌篩查有五個條目,大腸癌易感性得分均值(15.26±2.56)分;大腸癌嚴重性得分均值(12.78±2.30)分;大腸癌篩查益處得分均值(12.32±1.90)分;大腸癌篩查自我效能得分均值(11.28±1.71)分;大腸癌篩查障礙得分均值(11.02±2.60)分,見表3。

表3 大腸癌篩查態度

2.4 大腸癌篩查參與率

大便隱血篩查項目參與率7.4%,腸鏡檢查篩查參與率15.4%,糞便免疫化學檢驗參與率13.8%,問卷評估篩查參與率3.3%,血清癌胚抗原檢查參與率9.5%,見表4。

表4 大腸癌篩查參與率

2.5 大腸癌篩查參與行為影響因素分析

參與過大腸癌篩查和沒有參與過大腸癌篩查的居民對比發現,文化程度、醫保、知識得分、態度得分、年齡,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5。

表5 大腸癌篩查參與行為影響因素分析 例(%)

以是否參與過大腸癌篩查為因變量,以文化程度、醫保、知識得分、態度得分、年齡為自變量,進行多因素logistics回歸分析。結果發現,知識(OR=0.909,95%CI:0.863, 0.958)、態 度(OR=0.952, 95%CI: 0.920,0.984)、年齡(OR=0.962,95%CI:0.938,0.987)、文化程度(OR=0.484,95%CI:0.260,0.901)對大腸癌篩查行為有顯著影響,見表6。對大腸癌及篩查知識掌握水平高參與大腸癌篩查意愿越高,對大腸癌及篩查態度越積極參與大腸癌篩查意愿越高,年齡越大越容易參與大腸癌篩查,高中/技工/中專與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相比參與大腸癌篩查意愿較高。

表6 居民大腸癌篩查參與行為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3 討論

本次調查總體大腸癌篩查參與率32.82%,其中腸鏡篩查參與率15.4%,國家癌癥中心公布中國城市腸鏡篩查參與率15.3%,與本研究基本一致[7]。但顯著低于美國(63.0%)、高于印度(1.5%)、泰國(23.5%),但低于日本(38.1%)、韓國(40.1%)、菲律賓(68.8%)、澳大利亞(48.2%)[13]。我國大腸癌篩查參與率處于較低水平,亟待提高居民大腸癌篩查參與率,從而降低大腸癌發病率和死亡率。

本次調查顯示居民整體大腸癌及知識均分11.25分,處于偏下水平。居民對大腸癌早期沒有明顯癥狀,推薦一般風險居民從50歲開始進行大腸癌篩查,政府有關政策了解較少。居民對大腸癌及篩查知識掌握水平有待提高。居民對大腸癌及篩查態度均分62.66分,最高分80分,居民對大腸癌及篩查態度尚可。居民對大腸癌及篩查的知識和態度對其篩查行為有顯著影響,這與其他國家有關研究結果一致[14-16]。依據知信行理論,急需加強對居民的干預措施,開展多種形式的健康教育,提高居民大腸癌篩查知識,促進居民對腸癌篩查態度的轉變,從而提高居民大腸癌篩查依從率。

大腸癌家族史被認為是大腸癌的重要風險因素[17],但是本研究未發現大腸癌家族史對其篩查行為有顯著影響,這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對大腸癌及篩查知識掌握不足,另一方面可能是因為本調查中發現有家族史的居民樣本量不足。需要擴大樣本量繼續研究。年齡對居民大腸癌篩查有顯著影響,可能是因為年齡大的居民更加關注健康問題,也更容易出現健康問題,被醫生推薦做大腸癌篩查的機會更多。有研究表明,醫生推薦是提高大腸癌篩查依從性的重要因素[18]。重視醫生在提高大腸癌篩查率中的作用,加強醫生疾病預防觀念。與其他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未發現學歷水平越高的居民越愿意參加大腸癌篩查[19]。高中/技工/中專學歷與大學本科學歷以上相比更愿意參加大腸癌篩查。這可能是因為高學歷的人大多數比較年輕,身體相對健康問題比較少。這提示我們對居民的干預措施要有針對性,高學歷人群也是不能忽視的健康教育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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