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域文化的審視與表達
——評《菊與刀》

顧晨晞

山東藝術學院

一、文化變體和主觀意圖的情感呈現

“文化模式”是文化人類學中的重要概念，本尼迪克特認為，人類文化呈現出多樣性，而各種文化有其不同的主旋律，形成了一定的模式即文化模式。文化制約著人們的行為，文化模式也影響著人們的思維。而魯思·本尼迪克特在對日本民族文化中，對該民族文化模式進行了研究，并將重點放在文化的整體結構上，探索和把握日本人的行為和思考方式的內在聯系，調查研究有關亞洲大路上各民族的事情與日本民族進行比較，探討該民族的思維習慣、性格、行動方式等，以此解讀當時的日本民族，完成奉派的任務。

在研究和探討中，因為時局動蕩不安，戰爭尚未消停，本尼迪克特放棄文化人類學者的重要技術，即實地考察陸行，而是利用詢問本國在日本長大的日本人，去翻閱資料，觀看日本文學作品和電影作品等方式進行文化研究。這種研究是帶有前理解性的，難免會受到主觀影響。伽達默爾提出“一切理解都是自我理解”的觀點，本尼迪克特在研究日本文化并撰寫《菊與刀》時，接受采訪和詢問的人在美國已經生活過一段時間，在接受美國文化熏陶的同時，已經受到了美國文化的熏陶，解釋者存在的環境和文化語境也對解釋者的觀念產生影響，所以，其得出的觀點都是帶有前理解性和不確定因素的，是在對文本展開分析的基礎上構建了具有“自我”意義的世界。但是，伽達默爾也提出“自我理解并不具有自由的自我實現的特性”，自我理解并不是隨意進行分析與闡釋，強調“自我理解”就是“自由理解”是對伽達默爾觀點的片面認識?！白晕依斫狻笔窃趯ξ谋镜睦斫饣A上，將自我體驗與文本意義進行融合，參與文本意義的建構，從而對文本意義進行升華，構建自己的意義世界，本尼迪克特對日本民族文化見解，則也是在美國文化語境下做出的對日本文化的理解與反思。

《菊與刀》中將日本的家庭等級制度、價值體系等與中國的思維習慣、傳統禮節進行了對比，例如將日本的“忠孝”與中國的“忠孝仁”進行對比，認為日本人雖然反復采用中國的倫理體系，但并沒有接受中國“仁”的基本原理。作者表示日本人將中國的“仁”淡化了，從而孝道在日本成為了沉重的義務，“孝”只有在與“忠”發生沖突時才能被廢除，即使是在面對父母的“不公”孝道也是必須承擔的義務，婚姻安排也屬于家族的重要事件，需要聽從家人的安排與建議。家族文化確實在日本文化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但筆者對本尼迪克特所闡釋的婚姻是作為“結盟”或婚姻也存在于“報恩”“孝道”體系中并不認同。封建時期的中國“媒”和“父母”確實在婚姻中起到關鍵作用，也與是否合乎傳統禮節，是否遵守“孝道”掛鉤，日本或許將此作為理想家庭關系建構的理論之一，但僅能作為早期部分日本人的家族觀念用來參考研究，并不能代表日本基于孝道所建構的家庭等級制度關系皆如此。有學者以《源氏物語》為研究對象對日本的傳統婚姻形式進行了歸類和梳理，提出日本傳統婚姻中有“訪妻婚、招婿婚、嫁娶婚、戀愛婚以及特殊婚姻形態及特殊的貴族婚姻?？梢?，日本的婚姻形態具有多樣性，不僅僅是附著于家庭文化的“義務”與“任務”。筆者認為，作者在對日本家庭關系尤其是婚姻中的孝道以及女性地位進行闡釋研究時，正值西方第以次女性主義運動結束不久，第二次將要爆發的中間階段，因為受到當時文化語境的影響，在日本和中國的婚禮禮節未能像西方一般處于開放自由的時期，難免會對日本家族中的婚姻及女性地位難以認同，所以對此文化產生了此種認識和理解。

盡管因為脫離了人類學研究的正確方式以及作者本身的“前理解”，該書對日本文化描述的準確性有待商榷，但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的描寫，確實在某些程度上體現出了日本文化的些許側面，而這些文化意涵在其他諸多文本中亦有所涉及和探討，1969年的日本動畫《多羅羅》即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影片通過動畫中醍醐景光和百鬼丸兩個角色間的矛盾塑造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忠孝”情節，重新探討了《菊與刀》中所極力描述中的義理文化與個體的關系。影片中百鬼丸的父親醍醐景光是“忠誠”的武士精神的捍衛者，但兒子卻似乎站在了傳統義理的對立面，這些變化體現了彼時日本人對傳統價值觀念的思考。筆者認為，上世紀60年代的日本國民，一方面由于社會復蘇，經濟加速發展以及國際地位的提升逐漸產生了民族自信，另一方面卻也因此加劇或者深化了因主權淪喪和政治失語而產生的“恥”感，在這種無法化解的矛盾心理中，對傳統義理文化的內核產生了“忠誠于誰”，“是否還應忠誠”等種種困惑也是極有可能的。

二、語言與言語：詞源探究的把握

語言與文化的關系密不可分，任何民族語言都承載著該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蘊，語言作為符號系統承載著文化，是文化的內涵。本尼迪克特在對日本文化意蘊進行探討時也對日語的詞匯進行了對比與研究。

書中嘗試將日語表示“愛”“抱歉”“感謝”意思的日語詞匯放在日本文化語境中進行理解與深挖，例如表示感謝和虧欠的“ありがとう”“すみません”‘“かたじけない”“気の毒”等語言和“愛”的范圍與常用定義等。正如書中觀點所述，日語作為黏著語在不同場域、不同語境中確有讀音表述的差異，即使在當用漢字相同的情況下，同一語境中讀音也可能會有所不同。本尼迪克斯認為，日本人總是以矛盾的心情負恩，并擁有高度的自尊心和名譽感，可以歸納為“恥文化”心理。而日本人的此種文化特征可以在日本的語言表達中體現，例如對于他人的拒絕更加委婉含蓄，避免給對方和自己增加羞恥感；更加注重敬語的使用，通過使用得當的語言體現自身的言行等，這些都可以體現日本的恥感文化心理。

在對日本“負恩”心理的表述和闡釋時，本尼迪克特利用“ありがとう”“すみません” “かたじけない”“気の毒”等詞語將日本的“虧欠”“抱歉”“感恩”進行了簡單的用法概括與用意挖掘，也將日語、中文、英文中“義務”、“忠誠”等詞語進行了比對。日本人對于表示感謝的詞匯不乏虧欠的意味，例如文中表示“かたじけない”在表示感謝時，有“我受辱了”同時也有“我很感激”的用意。民族的歷史文化、風俗習慣對民族語言有著制約作用，且民族的用詞方式、語言習慣等也可以體現出該民族的思維習慣、表達方式，從詞語的用意對日本的思考方式進行探討，的確可以把握和探究日本民族的心理?！昂捅姸嗾Z言對特定文化具有表征意義一樣，日語是日本文化的載體和濃縮，日語中蘊含著日本民族獨有的文化心理和思想意識，反映了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闭Z言是民族文化的載體，語言背后存在民族的文化心理、思想、意涵，但不同語言地區的表達方式與日本民族整體或許有所差異，通過詞源、語言把握民族文化特征的方式固然有益于研究，但還需要深度探索和了解才能更加完善。

本尼迪克特將日本的“愛”與“LOVE”進行了比較，指出“在日文中特指上級對下屬的愛”。日語中單音節“愛”一詞有多重意義，例如用在對上級對下屬“愛”的讀音就有“うつくし”“めぐ”等讀音，而含義也根據語境有所不同。日本辭書《類聚名義抄》記錄愛讀為あいす，同音字也涉及“恩”、“惠”、“寛”、“竉”、“嫪”、“嬖”、“忯”等寫法，日本“愛”這一詞匯當用漢字雖源于漢語，用法與漢語的范圍相比則較為狹窄。但不難看出，日本相對于他國更加注重情感之間的微妙區分，語音、語調和字形的用法也是極具情緒色彩和民族情懷的。

《菊與刀》中將愛的定義解釋為上級對下級的愛，認為現代日本“愛”在嚴格意義上仍用于對下級，因宗教用語習慣和官方有意打破階級差別導致今天也被用于同級。此說法筆者并不贊同，日語詞匯追溯到明治、大正時代，以“愛”為字形的含義便有敬慕，欣賞，慈愛，同情，珍惜等用法，并不局限于上級對下級。日本動漫番劇《鬼滅之刃》中，男主灶門炭治郎和其妹妹禰豆子之間存在著書中表述的“兄妹”之間的上下級關系。炭治郎作為長子，在父親職位缺失的情況下擔任起“父親”的角色，而在危難產生時，兩者之間的“愛”則被炭治郎表述為“羈絆”，并表示“羈絆”是無法被“砍斷”的，這對日本家族關系中的愛也做了新的闡釋。由此可見，現代日本愛的定義是不局限于等級且蘊含著民族情緒的復雜變化。

三、文化特征的組合與分析

民族刻板印象是指對某一種民族做出關于特質屬性的概括，是對該民族的心理和行為品質、文化信仰及價值觀等做出的概括化看法。在對民族文化進行研究分析時往往會因為民族刻板印象對研究對象產生概括化的歸類和看法，從而導致對文化特征的把握不全，認知片面的問題。

有日本學者認為，本尼迪克特在對日本文化進行探究時“沒能看出日本人和日本文化從古至今是在不斷變化的，她只是在一些固定的元素分類單重，選出所謂可以代表日本文化特征的那些東西來進行組合、分析”。本尼迪克特在研究日本民族文化特征時，對其“武士道”“義理”“忠孝”等特征進行了領悟和闡釋，多是從習慣，傳統和風俗等具有共性的方面，結合日本民間故事，電影、文學作品等研究素材，在沒有實地深入日本生活的情況下，參考日本人在生活行為中的各種成見，討論日本人在社會生活中基于恥感、義理等民族文化所做出的行為，以此歸納日本文化的模式樣態。

但這種對日本文化所下的論斷難免會因為解釋者本身所處的文化環境有所偏頗，作者與日本民族雖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接觸，但接觸并不完全，難免會有民族刻板印象的存在。在與日本族群的成員互動時，也會依據其形體語言和交流方式等形成首次印象，這種概括化的印象并不能代表整個族群，即使作者在研究中保持既有“軟心腸”也有“硬心腸”，但也不能完全避免這種民族刻板印象的形成。例如在對日本的“艷情”和“情色欲望”等方面進行表述時，作者認為“艷情是日本人培養的另一種‘人之常情’”，筆者認為這是對日本相關文化的一種曲解。二戰結束后世界各地的文學和電影都在表達自由主義，對藝術作品的情欲表現限制力度也漸漸放寬，直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西歐各國逐漸解禁該類電影，而日本也受各民族影響廣泛拍攝此種類型的影像，可以認為日本民族對情欲快感并不反對，但不能片面的認為其是沒有“禁忌”的。日本該類文化傳播與當時的各民族文化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在文化傳播中產生了碰撞。

“因為取材以及時代背景的原因，造成注視者與他者之間的關系一直在客觀與憎惡之間的灰色地帶游離，使得二戰后的日本在本尼迪克特的眼中成為了一個政治上天皇的死忠者，生活中的矛盾結合體?！痹趯Ξ悋蜗筮M行塑造時，作者往往會用本國進行對比，例如文中描述日本人的自我訓練相關內容的同時，也談到了美國人關于訓練的理論，作者有意站在相對客觀的立場對日本人進行嘗試理解，并表示“如此表述日本人的立場，是曲解了他們的觀點”，但作為“注視者”，也會不可避免的透露出對日本人的行為不理解和對本國禮儀制度的重審視，這是因為作者本身所處的文化語境所帶來的影響?！白鳛楸谎哉f的對象，缺席的日本形象的塑造必然會帶有美國社會集體想象物的成分”因此，受作者本身所處的文化語境以及對日本民族的刻板印象影響，誠然對解釋者的解讀行為產生了一定印象，會具有一定的局限和主觀偏見。但僅用此類研究素材就能夠將日本民族文化詮釋的令人信服，有獨到而深刻的見解。同時，作者以他者為“鏡”，在對日本形象進行分析與重塑的同時，利用本國的文化特征進行比對，也是一種自我審視與反思。在此種比較中，我們不僅認識到被重塑的日本形象，也對美國與之不同的思維方式、文化特征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具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

四、結語

本尼迪克特在各種客觀條件都不允許的情況下，以文獻研究的方法組織了一次不完全或者“不嚴謹”的人類學研究，盡管如此，作者仍然盡力、系統地從多個面向探討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日本現象，對日本的戰前和戰后社會面貌，群體觀念與行為做出了一定的揭示，對其背后隱含的日本文化的延展與內核做出了合乎語境的合理推測。

從解釋學的角度看，《菊與刀》對文化的解讀受到了其作者自身經驗、政治語境和目的的影響，具有一定的局限和主觀偏見，但總體完成了他者視角對日本文化的解釋，展現了西方人對日本的普遍態度和理解，對日本的民族思維習慣和行為習慣進行了及民族差異進行了系統研究，對我們研究戰后的美國思維習慣以及美國人對日本人的形象認知等都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