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評價及其收斂性、動態演進分析
——以長江經濟帶為例

程麗娟

關于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學者們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研究。一是關于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整體關系的研究。余長林和孟祥旭（2021）認為，高等教育可以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同時推動城市產業結構的高級化［1］；馬力等人（2017）研究顯示，高等教育結構對于第一產業結構的下降有顯著的推動效果，但與第二、三產業結構的變化表現出微弱的負相關［2］；岳昌君（2017）發現，高等教育規模和結構與經濟發展階段和產業結構不協調的程度較為顯著。［3］谷建春等（2012）就高等教育對產業結構的被動適應、主動配合與科學引領的互動關系進行了闡釋［4］；魏莉娜（2019）從就業視角論證了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5］楊勝利（2019）等認為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在1999至2015年間屬于中等關聯水平，二者關系比較密切，產業結構對高等教育結構的影響要大于高等教育結構對產業結構的影響。［6］沈陸娟（2018）采用Moore結構變化值和灰色關聯度模型，對高職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互動中的變動規律加以測算，得出直接時滯和間接時滯，并對促進三結構互動協調發展，減少時滯提出對策建議。［7］二是高等教育結構單一子系統與產業結構的相關性研究。胡德鑫等（2016）研究了學科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內在互動機制，指出應當合理界定政府、市場、企業和學校等相關主體之間的關系。［8］王章豹等（2017）借助賴皮爾曼相關系數測算層次結構與產業結構的相關性［9］；魏亞等（2020）基于聯合國統計研究所數據，對高等教育層次結構與產業結構的相關性進行了分析，得出高等教育層次結構重心在總體上隨產業結構重心的提高而提高的結論。［10］

梳理相關文獻發現，有關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二者關系的研究存在兩種主流觀點：一種認為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相互協調；另一種則否認兩者協調與匹配。從研究方法來看，已有研究主要采用Moore結構變化值和灰色關聯度模型以及相關性分析，而對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的關系采用耦合協調度模型進行測評的研究還比較薄弱。鑒于此，本文借助物理學中的容量耦合模型對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關系進行測評，并分析其收斂性。

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專業化與細分為相關產業輸送高素質人才，高等教育學科、專業結構的細化使得研發成果轉化應用于對應的產業行業，為產業結構升級提供了智力與技術支撐。而產業結構的變動與升級，對各層次、不同學科的人才需求變化有影響，以人才結構、規模、質量的需求與供給的非均衡狀態，以科技研發的非市場及產業所需等形式發送信號，誘導高等教育結構調整、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同時，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可以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引起就業水平的變化帶動需求增長，從而有效緩解高校畢業生就業問題；經濟發展成果也可惠及教育，為高校發展提供經費與資源。

一、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水平測評

1.評價方法

構建高等教育結構和產業結構綜合評價模型，設x1、x2、…、xm為描述高等教育結構的m個指標，設y1、y2、…、yn為描述產業結構的n個指標，則分別建立函數：

在式（1）、式（2）中，λj、θi為指標權重，采用變異系數法確定。第j項指標的變異系數為，其中，σj是第j項指標的標準差，-xj是第j項指標的平均值。由此得到第j項指標的權重為m為指標個數

在進行評價之前，需要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正向指標、負向指標標準化后的數據值分別為其中分別表示為第j項指標原始數據值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Xjt表示為第j項指標的t年原始數據值。

2.評價指標設計及數據來源

高等教育結構包括層次結構、學科結構、布局結構三個維度，產業結構升級包括產業人才資本結構、產業物質資本結構兩個維度。本文所有數據都來源于中國教育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2005-2019）；其中，云南2006年三產業從業人員的數據缺失，就以2005年和2007年的均值代替；2013年高等教育結構的相關數據都未查到，故沒有分析。

3.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綜合評價結果

我們采用上述方法對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水平進行評價。從整個長江經濟帶來看，2004至2018年高等教育結構綜合指數均值最大的省市是上海，為0.4772；其次是云南，均值為0.4115；高等教育結構綜合指數均值最小的是安徽，為0.2395；其次是貴州，為0.2481；居于中等水平的省市是湖北省，高等教育結構綜合指數均值為0.3031。

分年度來看，長江經濟帶11個省市高等教育結構綜合指數均值最高的年度是2018年，為0.3287；高等教育結構綜合指數均值最低的年度是2004年，為0.2968；2011年長江經濟帶11個省市高等教育結構綜合指數均值居于中等水平，為0.3168。

表1 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指標體系

2004至2018年產業結構綜合指數均值最大的省市是浙江，為0.4689；其次是江蘇，均值為0.4606；產業結構綜合指數均值最小的是云南省，為0.4244；其次是貴州，產業結構均值為0.4247；居于中等水平的省市是安徽省，產業結構綜合指數均值為0.4453。

長江經濟帶11個省市產業結構綜合指數均值最高的年度是2008年，為0.4471；產業結構綜合指數均值最低的年度是2011年，為0.4399；2005年長江經濟帶11個省市產業結構綜合指數均值居于中等水平，為0.4440。

表2 高等教育結構綜合指數

表3 產業結構綜合指數

二、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發展水平測評

1.耦合協調模型構建

運用耦合系統模型來研究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融合發展關系，其計算公式為：

式（3）中，f(x)表示高等教育結構指數，g(y)表示產業結構指數，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化耦合度C的取值范圍在［0，1］之間，C值越高，說明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子系統的耦合度越高。當且僅當f(x)=g(y)時，耦合度達到最大值1。

耦合協調度模型公式：

其中T表示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兩系統總的綜合評價得分，如式（5）所示：

2.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發展水平評價結果

采用上述模型對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水平進行測評，并計算各省市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水平均值，結果見表4。

表4 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系數①

整個長江經濟帶，2004至2018年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系數均值最大的省市為上海，為0.6804；其次是云南，均值為0.6468；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系數均值最小的省市是貴州，為0.5697；其次是安徽，為0.5712；耦合協調水平居中的省市是湖北，耦合協調度均值為0.6033。

分年度來看，長江經濟帶11個省市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系數均值最高的年度是2018年，為0.6158；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系數均值最低的年度是2004年，為0.5994；2012年長江經濟帶11個省市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系數均值居于中等水平，為0.6085。

分區域來看，2004至2018年長江經濟帶下游地區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系數均值最高，為0.6313；上游地區次之，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系數均值為0.6053；中游地區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系數均值最小，為0.5942。從耦合協調類型分析，上海市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的耦合，除了2014年屬于中度協調外，其他年份均處于初級協調狀態；安徽、江西、重慶與貴州四省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一直處于勉強協調階段；江蘇、浙江、湖北三省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由勉強協調階段轉初級協調階段；四川、云南兩省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均處于初級協調狀態。

三、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的收斂性分析

1.δ－收斂分析

δ－收斂模型計算方法如下：

CV代表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的δ－收斂系數，Dit為各地區的協調度，-D為協調度均值。采用δ－收斂模型計算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的收斂系數如表5。從表5中的測算結果看，長江經濟帶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的δ－收斂系數在2004至2018年間沒有明顯的縮小趨勢，不存在δ－收斂。

表5 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的收斂系數

2.β－收斂分析

β－收斂模型回歸式子如下：

上式中，Dt為各地區的協調度，如果回歸系數β顯著為負，表明模型收斂。

本文采用β－收斂模型對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進行估計，結果見表5。2004至2012年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的β－收斂系數為-0.00391；2014至2018年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β－收斂系數為-0.00396，在10%的水平下二者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不存在β－收斂。

四、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動態演進分析

Kernel密度估計是刻畫經濟變量非均衡分布的常規方法，可以揭示經濟變量的動態演變趨勢及其區域內極化程度。核密度函數如式（6）所示

其中，N為樣本的個數，h為帶寬（為窗的半徑），Xi代表獨立同分布的觀測值，-X表示觀測值的均值。本文采用Kernel密度估計對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的動態演進趨勢進行分析。

長江經濟帶11個省市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發展水平核密度估計結果如圖1所示。整體來看，核密度曲線有右移傾向，說明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水平有明顯提升。與2004年相比，2007年核密度曲線波峰高度略有上升，波峰寬度略顯增大，依然保持一個主峰和多個小微側峰形態，表明2007年省市間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發展差距微弱擴大；2010年核密度曲線波峰高度輕微下降；2014年核密度曲線波峰演變為一個主峰和一個側峰，波峰寬度顯著變寬，說明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水平有顯著提升，省市間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發展水平差距擴大，呈現兩極化現象；2016年、2018核密度曲線波峰寬度顯著變窄，表明省市間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發展水平差距呈現縮小態勢。

五、研究結論

本文借助耦合系統模型、δ－收斂模型和β－收斂模型、核密度估計對長江經濟帶11個省市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發展及其收斂性、動態演進趨勢進行了分析。發現：2004至2018年長江經濟帶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水平不高，處于勉強協調階段和初級協調階段；既不存在δ－收斂，也不存在β－收斂；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水平整體逐漸提升，省市間耦合協調發展水平差距呈現縮小演進態勢。

長江經濟帶高等教育學科、專業結構未能及時對產業結構需求的變化做出合理的優化調整，即便調整依然存在一定的時滯。因而，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處于勉強協調和初級協調階段，是教育結構的動態調整力不足所致。然而，現代社會高等教育與經濟發展已經融為一體，經濟產業結構的調整變化，表面看來會影響畢業生的就業，如果高等教育結構長期保持不變，實則會導致高等教育的層次類別或學科專業結構與產業結構的脫節。因此，要提高高等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的耦合協調性，促進兩系統的協調共生。首先，深化產教融合，推動校企聯合的人才培養模式，創新人才培養機制，使高校人才培養鏈與產業鏈有效銜接，以促進高等教育結構中的各層次人才規模與質量同步提升［11］；其次，構建可持續的教育結構動態調整機制，學科專業設置、專業方向調整需考慮與經濟產業結構的變化，優化學科專業布局，提升高校與產業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問題；再次，加強高等教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規模逾越至內涵式發展，適時探尋高等教育與產業間的平衡點，促進二者的良性互動。

［注釋］

①耦合協調度類型劃分：（0，0.1）表示極度失調，［0.1，0.2）表示嚴重失調，［0.2，0.3）表示中度失調，［0.3，0.4）表示輕度失調，［0.4，0.5）表示瀕臨失調，［0.5，0.6）表示勉強協調，［0.6，0.7）表示初級協調，［0.7，0.8）表示中級協調，［0.8，0.9）表示良好協調，［0.9，1.0]表示優質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