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教師成長路徑研究
——專訪復旦大學外文學院陶友蘭教授

溫 輝 陶友蘭

（1.陜西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陜西西安；2.復旦大學外文學院，上海）

1. 引言

陶友蘭教授，1997年走上講壇，一直致力于英語教學和翻譯教學，先后為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開設了十幾門基礎課和專業課。陶友蘭教授曾經作為德國洪堡學者、中美富布賴特學者赴英國牛津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美國肯特州立大學訪問進修，2003年獲得美國紐約州立大學TESOL碩士學位。她有著豐富的國際交流與傳播經驗，2019年入選中宣部全國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國際傳播界)，主持并完成國家社科、教育部等課題多項，出版專著3部、譯著20余部，在國內外發表核心論文、譯文多篇，出版編著、教材等多部。

2021年7月，陶友蘭和覃俐俐編著的《治學有道 育人無痕：翻譯學女教授訪談錄》由文匯出版社出版。該書一經面世，引來翻譯界普遍關注與好評。本人第一時間對陶友蘭教授進行錄音專訪，從成長經歷、翻譯教學、翻譯研究與文化傳播等方面探討她的成長之路，與成長中的青年教師們分享。

2. 成長之路：從英語專業學生到翻譯專業教授

溫輝(以下簡稱“溫”)：陶老師，您好！我很高興能夠在第一時間拜讀您和覃俐俐老師的新作《治學有道 育人無痕》，并有這次訪談機會。請問您為什么要帶領學生們訪談翻譯學教授？

陶友蘭(以下簡稱“陶”)：這個訪談來自我的一次課堂作業，當時帶學生看了一部教育主題的電影《蒙娜麗莎的微笑》，影片中女教師的角色很感人。于是，我想讓同學們去了解身邊的女教授，看她們是如何成長的，研究其不同的成長歷程。20位學生采訪人中有18位是女性，選擇20位女教授作為采訪對象，想從女性榜樣中汲取學習的力量。

溫：很獨特的視角。翻譯學教授一般有師者、學者、譯者等三種身份，您怎樣看待這三種身份？

陶：我認為翻譯學教授，首先是一名教師，教師的天職是教好學生，就是要教給學生想知道的知識，帶領他們發現自己興趣。其次，是一位研究者。作為大學老師，在做好教學的同時，還要進行學術研究，研究自己感興趣的問題，教會學生做研究的方法，指引他們做些感興趣的研究。在做翻譯教學、翻譯研究時，不可避免地會碰到各種問題，要通過翻譯實踐、獲得第一手經驗，由此來釋疑解惑。這三種身份是一個整體，相互循環、相互促進。高校教師要想教得好，就要做研究，成為學者；研究過程中，自然要做譯者，從譯者角度體驗翻譯，研究才能言之有據；譯者的體驗又促進教學，為課堂提供更好的實踐支撐。

溫：陶老師，您什么時候產生當老師的念頭？

陶：做老師是我從小的夢想。上中學時，很喜歡去老師辦公室領取同學們的作業本，或者在黑板上給全班同學抄個題，我覺得特別開心。那時我個頭比較瘦小，老師搬了把椅子，讓我站在上面抄題目，否則總是夠不著黑板，即使這樣，還是覺得很榮耀。上初一時，英語老師是位漂亮的女老師，聲音很好聽，特別喜歡上她的課。高考時，就報考了安徽師范大學，走上專業英語的學習道路。安徽師范大學學風非常好，老師們特別注重學生的基本功訓練，八個學期都有精讀課，上得也非常精彩，感到受益無窮。有門選修課閱讀《莎士比亞全集》，師生一起談詩、談人生，覺得生活特別美好。

溫：讀書，讀出了生活中的美好。

陶：那時讀書很開心，沒有什么就業壓力。后來去華東師大讀碩士，對英語學習更感興趣了。我喜歡校園生活，畢業后想當老師，1997年就來到復旦大學英語部教書。當時曾道明、陸效用兩位教授帶領我們集體備課，一起編寫教材，這種集體分享的快樂至今難以忘懷。工作5年后，我考上何剛強教授的在職博士生。2002年，公派赴美國紐約州立大學進修，充分利用所有時間，修滿了規定的學分，拿到該校TESOL專業碩士學位。另外還旁聽了很多課程，記滿了一本本聽課日志。

溫：您這樣重視聽課，在您看來，作為學生、新手教師和有一定教學經驗的老師，聽課有什么不同嗎？

陶：差異挺大的。作為學生，可能更重視知識性；作為新手教師，更看重怎么教，而有一定經驗的老師則要琢磨怎樣教學更加有效。在美國的學習經歷收獲很大，其中有門教學法的課程，課堂上學習各種流派的教學法，晚上在夜校課堂上讓我們去實踐這些方法。來夜校上課的學生需求多種多樣，有的是為了考托福，有的是來自第三世界的移民，為了適應新的生活環境。給他們上課，你要想辦法運用多種教學手段，滿足不同的學習需求。我每次上課時，有兩位助教負責記錄，課后反饋給我，哪里教得好、哪里教得不好。等助教上課時，我也進行旁聽和記錄，大家一起討論提高教學效果。這個課程教會我如何用嚴謹的態度、科學的方法來講課、聽課，撰寫教學日志。當時，我還去教育學院、英語學院和新聞學院旁聽課程，主要是通過不同課型來選擇。比如說，旁聽語言類或技能類課程，我就注意思考教什么、怎么教、效果如何；旁聽知識類課程，注意思考老師的教學風格，幽默的、學術的還是富有親和力的。通過這些學習，讓我體會到在不同語境下教學效果的差別很大，尤其是文化差異、思維差異。

溫：這段海外學習經歷對您攻讀翻譯學博士乃至今后成長有什么積極作用？

陶：這段經歷非常有用，讓我養成一種不斷學習和思考的習慣，也比較注重教學方法和教學效果?；貒?，我就一邊在大學英語部教書，一邊讀博士，何老師給本科、碩士到博士所上的課程，我都認真地聽過。一邊聽課，一邊注意觀察何老師是如何處理翻譯的，思考“如何學習翻譯”“如何進行翻譯教學”“如何培養翻譯人才”等，博士畢業論文將翻譯教材作為研究對象。博士畢業后，學院組建翻譯系，于是就成為翻譯系的專業教師，教學、翻譯、科研同時并進。為了拓展學術視野，申請到國際學術資助項目，陸續去德國海德堡大學、英國牛津大學、美國肯特州立大學進修，提升學術研究能力。

3. 翻譯教師：從課堂創新到技術創新

溫：從教24年來，您對翻譯教學的熱忱一如既往，特別愿意把時間花在課堂上，這是為什么？

陶：傳道授業是教師的本職工作，我總想努力把課上好，琢磨怎樣能有些新意。在國外進修時，發現老師們教學方法很靈活，讓人如沐春風，備受啟迪。我在觀察他們教學風格的同時，就想著如果是我上，我會怎么做。我也希望自己的課堂有趣，教得快樂、學得開心。

溫：您是如何學以致用、創新課堂教學的？

陶：比如，上“英語讀譯課”，講到詩歌單元時，我會請身邊的詩人走進課堂，和同學們現場交流寫詩譯詩的感受，或者選擇陽光燦爛的日子，帶同學們去光華樓前的草坪朗讀詩歌、翻譯詩歌，鼓勵同學們創作詩歌。上“翻譯與思辨”課，我會把思辨的技巧貫穿到翻譯專題中，帶領同學們進行討論和辯論，有時還請哲學系老師給他們講如何提高批判性思維能力。上“翻譯研究方法論課”，我會帶領他們閱讀采用不同研究方法的論文，老師“專門指導”，這種效果要好。

同時，也注意把握博士生、碩士生和本科生三個層次課程的不同側重點。 我在博士生的課程中就會在理論探討和交流的同時，盡量做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比如，有一次我把博士生的課堂延伸到上海圖書館的主題展覽上。上海圖書館以館藏外文文獻為對象，將徐家匯藏書樓收藏的104種珍稀文獻梳理出四百多年來“東學西傳”與“西學東漸”的歷史脈絡，以“文明互鑒”為視角，展現“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當時正好我們上課講到“典籍譯介和傳播”主題，我們下課后就買了漢堡、打著出租車去了圖書館。同學們看到那么多史料真跡，非常激動，很受啟發，回來所撰寫的實地考察報告很有內涵。

溫：除了課堂創新和教法創新外，您不斷開設新課，其中還有跟翻譯技術相關的課程。您是怎樣走上翻譯技術道路的？

陶：教學內容的創新源自時代變遷、行業需求、知識更新和教師的自我學習。要在教學內容上進行創新，就需要我們不斷學習。我在2002年美國學習時，上過一門網課，要求設計網頁，剛開始我也想打退堂鼓，給Helen老師寫郵件說了很多困難，但老師并沒有降低對我的要求，回信說不用緊張，她會花時間專門教我。我們從未見過面，老師是通過電話，一步步教我做出了自己的第一個網頁，這種手把手教育學生的精神至今讓我感動?；貒?，我寫成小文“未曾謀面的美國老師”發表，還被《人民日報》海外版轉載，作為中學生閱讀理解的題目。Helen老師為我學習新知增強了信心。

五六年前，語言行業日新月異的發展把我“逼上梁山”。作為技術小白的我，為了能給學生開課，引導他們了解翻譯行業技術動態，自己先學起了翻譯技術。我們上海四所大學的幾個老師一起開設了“海上技客”公眾號，建起500人“上海翻譯技術沙龍”微信群，組織舉辦各種公益講座30多場，一邊自己學習翻譯技術基礎，一邊推廣翻譯技術在全國范圍內的傳播。通過這種積極參與的方式，我在技術園地里慢慢成長，合作出版了《語料庫與翻譯》《英語技術寫作精要》《翻譯技術基礎》等教材，還有《翻譯項目案例教學》也將出版。在我的課堂上，除了教會學生們技術操作以外，還注意培養他們的翻譯技術思維能力，學會通過技術路徑解決翻譯問題。在學習翻譯技術的過程中，進一步進行思考和提煉，和同事們一起申請到了教育部協同創新項目，拓展了翻譯教學與人才培養領域；還通過投稿申請，獲得翻譯國際核心期刊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組稿權，宣傳中國的翻譯技術教學研究成果，從學術上走出去，引起國際同行關注。

溫：在學習技術的同時，您還開設新課，組織出版了系列翻譯教程和翻譯技術教材，做教材研究。您為什么這么重視教材和教材的開發與研究？

陶：任何一門學科，不能沒有教材。教材是呈現該門學科的知識主體，供學習者參考和使用。但是，不是有了教材，就能上好課。如果教師本人厲害，不用教材，課也會上得有聲有色；如果老師水平一般，即使再好的教材，也上得味同嚼蠟。另外，高質量的教材比專著更難寫。教材編撰的核心不僅僅是有條理、高度歸納、科學呈現該課程(或學科)的核心內容，而且在于如何使用和進一步研發教材，發揮明理、育人的功效。

溫：在研究翻譯專業教育模式時，您和團隊提出建立綜合性大學“政、產、學、研”融合的翻譯專業教育體系。我們該怎樣加入“政”這個維度呢？

陶：加入“政”這個維度是個系統工程。我們致力于培養面向國際的“高層次、應用型、與翻譯相關的跨文化交際型人才”，因此在培養目標定位上確定為國際組織和國家級機構服務，承擔為國家培養高端翻譯人才的重任。目前有畢業生在聯合國、外交部、中共黨史和中央文獻編譯局、中央電視臺、華為翻譯中心等部門工作。我們努力順應國家“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培養高水平中譯外人才”的戰略，將國家需求與專業教育課程體系相結合。我們除了邀請國際學者講座、參加國際會議進行研討交流以外，還開設聯合國文件翻譯、聯合國會議口譯專題、研究生FIST課程等，要求學生了解國際前沿動態、并盡可能勝任聯合國正式文件翻譯、聯合國口譯；同時聚焦中華文化外譯，開設有典籍英譯、筆譯實務等課程，承接各類翻譯項目和申請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研究紅色翻譯在域外的傳播，通過翻譯講好中國故事，探討對外傳播策略。

溫：在將翻譯學科建設和業界結合方面，您都做了哪些嘗試？

陶：這要感謝業界人士對我們的信任，感謝學校、學院領導的重視。例如，我們和翻譯公司簽訂合同成立翻譯實踐中心，邀請企業人士進校園講座、授課，和企業人士合編教材，和企業一起申請教育協同育人項目，參與企業組織的翻譯行業會議、參與業界組織的翻譯技術直播公益講座等。常言道：獨行快，眾行遠。不懂的地方，我們虛心地向懂行人請教。有時我想到一個創意，就邀請大家一起來討論，確定一個框架后，讓懂行的人分頭去研究，最后再一道商量，把校企合作落實到具體的教學和實踐活動中，這就是快樂的合作共贏、互助互利。

4. 翻譯學者：從“小題大做”到“大題小做”

溫：您在國際期刊上和英文輯刊上發表英文論文，主要考慮哪些因素？

陶：翻譯教育和人才培養是個國際性話題。我在了解了其他國家翻譯教學現狀后，覺得有義務去用英文撰寫論文，介紹和推廣中國翻譯教育的特色發展。2019年在美國參加翻譯教師培訓班的時候，發現我們的翻譯教學研究相比較而言，做得非常扎實，在某些方面都領先其他國家，只是英語讀者還了解不多?？吹轿覀兊耐袊H發表越來越多，論文被國際學者引用，很開心。我深切地體會到，只有更多的人擁有更廣闊的視野，不斷挑戰和更新自己的興趣，才能把握學術前沿，領先國際研究。

溫：是啊，僅僅關注國內研究還不夠，還要密切研究國際同行的成果，及時進行撰文發表和交流。那您花在科研上的時間很多吧，與教學任務有否沖突？

陶：除了上課，其他時間主要看書、寫文章。其實，教學與科研并不矛盾，可以很好結合，寓研于教、以教促研。多年來，我在教學過程中，總結出教師自我成長的“五個一”模式，覺得它很有效，可以實現教學能力和研究能力同步增長、相互促進?！拔鍌€一”指的是：一個理念、一門新課、一個項目、一篇論文和一本教材。例如，教泛讀課時，就有個理念“閱讀是促進翻譯的有效手段”，于是將“閱讀”和“翻譯”結合，把“泛讀課”改成了“英語讀譯課”。接著申請學校的教學特色研究項目。為了結項，就要寫論文，就得結合教學實踐進行思考，閱讀相關文獻，提煉、總結和升華，最后發表了一篇“本科翻譯專業閱讀教學綜合模式探討”。幾輪教學后，精選打磨了五年的教學材料，編寫了《英語讀譯教程》。通過這種方式，教學和科研就有機結合起來了。

溫：“五個一”模式連接了教學和研究，有利于總結經驗、固化成果和傳承。只是，并非每個人都能意識到翻譯教學研究的價值。您為什么投入大量精力在教學上，還把翻譯教學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

陶：研究翻譯教學，因為我喜歡上課，覺得研究翻譯教學很有趣，值得去探索。我本科和碩士讀的都是英語教育，在紐約州立大學拿到TESOL碩士學位后，更覺得研究教學比較有價值，研究如何通過授課幫助學生“轉智成識”。在博士論文選題時，導師也特別支持我做翻譯教材研究。當時學界相關成果不多，主要有穆雷教授的《中國翻譯教學研究》和張美芳教授的《中國英漢翻譯教材研究(1949-1998)》。何老師鼓勵我以她們為榜樣，繼續教學課題的研究，這樣我也就比較有信心了。在教學實踐中，不斷積累一些自己的心得，應用到每年的教學課堂上。比如，如何教本科生學會思考，碩士生進行學以致用，博士生進行學術思辨和創新實踐等。

溫：不少年輕老師做研究，不知道如何選題，您能講講如何“小題大做”嗎？

陶：年輕學者做研究，一開始會糾結從哪里入手，我也是這樣。慢慢找到方法以后，就樂在其中?！靶☆}大做”就是沿著一個小題目深挖下去，不斷發現新課題，逐漸擴大研究范圍。我開始做翻譯教材時，市面上細分教材很少。由于教學需要，相繼編寫了《研究生英語翻譯》《中級英語口譯》《高級英語口譯》《英語讀譯教程》等，實際上也是把自己的教學材料成果化。在教學和編寫、使用教材過程中，遇到問題就一個個地去研究，從教材練習設計、教材編撰原則、教材在教學過程中的使用、教材與語料庫再到教材與翻譯研究、教材與翻譯學科發展等，不斷深入拓展，寫成一篇篇論文，為翻譯教材建設提供對策性建議，建構和完善翻譯教材理論體系。有了前期的發表和思考，就容易形成系統的研究問題，再申請課題來進行集中研究，比如“中國英漢漢英口譯教材建設研究”和“我國翻譯專業口筆譯教材建設理論之重構及對策研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就是這樣產生的。

溫：您說的“大題小做”是怎么回事？

陶：“大題小做”剛好相反，就是把一個宏觀問題分解成一個個具體小問題進行研究。比如，我主持的“中華文化對外傳播之策略研究”就是一個比較宏觀的課題。在實施過程中，我們采取的策略就是“大題小做”。首先，分成五個子課題，從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進行分類。內部研究的課題組中，再分為具體的典籍英譯與傳播研究、公共政策的英譯與傳播研究、現當代小說的英譯與傳播研究等；外部研究分為中華文化在英美國家的譯介與傳播、中華文化在亞太地區的譯介與傳播等。在每個子課題中，接著再細分，如《論語》英譯本在美國學界的傳播和接受、《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用典的英譯及接受研究等。只要確定了大的研究方向，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會不斷發現新問題，不斷進行新的思考，就會有許多意想不到的發現和成就感。

溫：聽上去就很有趣啊，謝謝您的分享和指導。

5. 文化譯者：從服務教研到傳播中國文化

溫：您還翻譯出版了20多本譯著，能講講翻譯實踐嗎？

陶：翻譯實踐五花八門，豐富了我的生活和人生。早期為翻譯公司做的翻譯實踐，從問卷調查到法律條款都譯過，沒有統計過多少字，也沒有出版。一開始是別人來找我，有什么就翻什么，翻譯的內容有時也拿到課堂去講。后來，只翻譯可以觸動我心靈的書籍，比如我和別人合譯的《個人的魅力》《富足人生的八大支柱》，能讓人忘卻生活中的不如意，積極看待人生。還有，美國小說現實主義代表作《塞拉斯·拉帕姆的發跡》講的是商人如何放棄追求財富，完成人格的升華，對我觸動也很大。另外，就是帶著學生們、訪問學者一起翻譯，一起署名，一起做翻譯項目，在合作中收獲了很多翻譯的快樂。在漢譯英領域，一開始做的是對外漢語教材翻譯，銷售到新加坡、美國和歐洲等，小有成就感。2020年翻譯《絲綢之路經濟帶研究》一書，學到很多理念，對“一帶一路”戰略思想有了較為全面的理解，拓展了自己的知識面。在審讀今年冬奧會新聞翻譯稿的過程中，確實意識到外宣和內宣不一樣，有時候不用全譯，需要改譯和譯寫，要以英語讀者是否能讀得懂為前提。思果說過，翻譯是一門逼人謙虛的學問。翻譯一直在路上，沒有最好的翻譯，只有更好的翻譯。

溫：是的，翻譯總是在“接近彼岸”，很難“飛越和抵達”。在您對外交流過程中，有用到翻譯的經歷嗎？

陶：有的。2009年我在海德堡大學訪學，有一次開會時偶遇一位德國詩人，他讓我把他寫的詩歌翻成中文。我把翻譯好的中文詩打印出來送給他，他非常興奮，說這是第一次見到自己的詩歌變成中文，對漢字的一筆一畫充滿了好奇，一直把中文詩貼在家里墻上，還給我寄送了好幾本詩集，我回贈他中國的“囍”“?！弊趾蛯β?，給他解釋漢字的魅力和內涵。我覺得翻譯真的可以溝通人心，促進文化交流。在和外國友人的交流中，深切地感受到翻譯的重要性，翻譯人責任重大，任重道遠。

溫：您目前主持翻譯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有什么想法嗎？

陶：我很榮幸能夠結緣這本書的翻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向西方世界展示現當代中國人對世界文化的認識，其中，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國學者和思想家的思考，表達中國文化對世界文化的獨特意義。很感恩我們團隊與外研社、美國譯者合作，共同申請到了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的資助，也期待這本譯著的出版，能有益于西方學者更深入地理解中西文化融合交流，更全面認識中華文化特點和價值。

溫：在翻譯過程中，您特別重視接受方的感受和傳播效果嗎？

陶：是的，翻譯的目的是為了傳播和傳承。只有觸及人心的翻譯，打動了人們的心，人們才會真正去接納、吸收和傳播。我在研究《論語》的英譯策略時，就特別想了解《論語》在西方的傳播效果，于是申請了富布賴特項目，去美國研究“《論語》英譯本在美國學界的接受和傳播”。為此，我在美國行程逾萬里，走訪了很多大學，在他們學校做講座，采訪了不少譯者、漢學家和學者，前后寫了十幾萬字的筆記，比較真實了解到當前西方學者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和期待。目前，我們邀請青年教師組建了一個團隊，配備了碩士生和博士生作為助研，一起討論學習中華文化，探討從翻譯視角如何促進中華文化對外傳播。我們與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合作，計劃出版《西方漢學家眼中的中國文化》《海外華裔學者眼中的中國文化》系列叢書，譯寫結合，致力于提升中華文化的國際傳播影響力。這需要不同領域的中外專家一起努力完成，感恩一路走來各位前輩賢師和同行的助力。我現在想好好珍惜這些機會，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溫：從一名新入職的教師成長為教授、學者，您是怎么應對工作生活中的挫折呢？

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人生遇到失敗和挫折是難免的，自然會傷心和難過，但是一般時間不會太長，平靜后盡量讓自己重新出發，繼續朝前走。能改變的，盡己所能；改變不了的，只好順其自然。教學中，有時出現“吃力不討好”的情況，就安慰自己，“我盡力了，大家隨意”，努力學習古人“不憤不啟，不悱不發”。

溫：這種積極應對的態度值得我們學習。身為女性學者，回顧您的成長道路，您最想與年輕女教師、女學生分享的人生感悟是什么？

陶：事業和家庭對于任何一個人來說，都很重要，不可或缺。張桂梅校長曾說，“女孩子受教育，可以改變三代人”，說明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能發揮更大作用。不管男性、女性，到什么年齡做什么事。談戀愛、結婚、生子，都是重要的人生經歷，尤其陪伴孩子是快樂的。我覺得孩子的成長過程中，不能缺少父母陪伴和教育，即使再忙，也盡量把孩子帶在身邊。照顧家庭和做學術研究一樣，只要投入時間和精力，都會有收獲和喜悅。

另外，我們生活中不僅有眼前的茍且，還有詩和遠方，善待生活、感恩生活，保持一顆寬容的心，時時虛心學習，不斷換位思考，做更好的自己。不管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難，都不要放棄努力，努力了不一定有回報，但不努力一定沒有收獲。

6. 結語

訪談陶友蘭教授，讓我備受鼓舞和激勵。她談吐中言溫氣和、篤定溫暖，她的成長歷程包含著最樸素的道理：設定目標，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向前邁進。追求創新是她努力的目標，見賢思齊是她成長的動力，擁抱新知是她持之以恒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