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境、重釋與對話
——評《伍爾夫小說民族敘事研究》

束少軍

（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江蘇南京）

作為英國現代主義文學扛旗人之一，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因對小說藝術形式的革新而對世界文壇產生重要影響。經歷伊格爾頓所說的兩個理論“黃金時期”的淬煉后，伍爾夫小說研究早已成為現當代文學研究中的一門顯學。進入21世紀，后理論時代的伍爾夫研究并未囿于上世紀伍爾夫研究投射的“影響的焦慮”而呈現疲軟狀態，相反卻以更加迅猛與多元化的勢頭將“伍學”推向新的高度。伍爾夫小說之所以具有如此強盛的闡釋力與影響力，或許正如英國伍爾夫研究專家安娜·斯奈思(Anna Snaith)總結的那樣，伍爾夫“感興趣的那些文化難題在21世紀仍然困擾著我們”(Snaith，2007：1)，其中之一體現在她對英國民族身份問題的關注與思辨上。綦亮博士著作《伍爾夫小說民族敘事研究》(2019)(以下簡稱《民族敘事》)就圍繞這一“文化難題”展開研究，為我們勾勒伍爾夫在20世紀初英帝國身份式微語境下或如帝國男性一樣遭遇的文化焦慮與殖民心態，或基于女性視角而生發的對男權帝國身份抗而不離的解構與重構心態?！睹褡鍞⑹隆费笱鬄⒔f字，大致可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導論與第一章，宏觀描繪伍爾夫小說創作與英帝國身份衰落間的關系；第二部分涵蓋第二章至第四章，具體闡釋伍爾夫對英國民族身份書寫的三重形態及其微觀表現。作為我國第一部從民族敘事視角審視伍爾夫小說創作的佳作，該書具有以下學術特點與價值。

1.在重構歷史語境中拓墾研究空間

我國當下伍爾夫研究盡管汗牛充棟，但“與其他所有外國文學作家在中國的研究一樣，在研究選題和視角上同樣出現趨同現象，其結果是，我們的研究觀點無可避免地出現了重復問題”(高奮 魯彥，2004: 41)?？梢哉f，“趨同現象”意味著我國伍爾夫小說研究呈現出一定的認知共識，但與此同時這種共識的存在有可能遮蔽一些潛在的研究空間?；诖朔N考量，《民族敘事》首先要解決的是重新界定伍爾夫小說創作的歷史語境，在對“趨同現象”的解蔽中明晰尚未解決的問題。

一戰后的英國雖繼續維持“日不落帝國”神話，但實則處于衰落之中。除面臨海上霸權的削弱與國內經濟危機外，帝國引以為豪的殖民體系也在亞非拉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運動中處于解體的邊緣?？梢?，英國現代主義文學從其出生起就背負著大英帝國由盛轉衰的沉重歷史現實，想象與書寫處于過渡和動蕩時期的英國民族身份，乃至為走出這一集體身份危機獻言建策，成為現代主義作家在創作之初就不得不面對的議題之一。對于不熟悉伍爾夫的讀者以及一些評論家而言，與同時代的E.M.福斯特與D.H.勞倫斯等男性作家相比，伍爾夫似乎只關心“和她處于相似小圈子里的人”(Chambers，1947: 1)的內心世界，絕緣與以這場身份危機為中心的時代風云變遷。是故，在我國的伍爾夫小說研究中，“性別仍然是一個主導批評范疇”(綦亮，2019: 28)。研究者關注最多的是伍爾夫的性別身份，對其種族身份(“白人性”)和民族身份(“英格蘭性”)關注甚少，更遑論將性別、種族與民族三者綜合起來加以考察。

實際上，帝國事業的起落從未遠離伍爾夫的視野。在伍爾夫的母系家族中，有兩位成員曾任職于英印政府部門；而伍爾夫的丈夫倫納德· 伍爾夫婚前是名殖民地官員，婚后又在英國帝國主義上大放厥詞?？紤]到伍爾夫長期浸淫在這樣的家庭環境與公共話語中，《民族敘事》認為，伍爾夫在20世紀初期英國民族身份危機面前并未“躲進小樓成一統”，相反以積極的創作姿態介入這場危機，“對帝國的書寫貫穿伍爾夫文學創作的始終”(綦亮，2019: 8)。帶著此種語境意識，該書直搗國內伍爾夫小說研究“趨同現象”主導下的研究盲區，鉤沉伍爾夫異域旅行小說、本土都市小說及鄉村與歷史題材小說中的帝國書寫，并以此“一波三折”地圖繪伍爾夫介入與回應民族身份危機的文學圖景。在考察伍爾夫作為宗主國白人作家對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存有的先天認同的同時，作者并沒有回避伍爾夫的女性作家身份，反而以此為視角考察她在男性主導的帝國事業面前既解構又重構的微妙女性心態。

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理論的大量引入在我國外國文學研究領域造成一定的本末倒置現象：過于依賴理論闡釋，而忽視文學文本研究?！睹褡鍞⑹隆穲猿謿v史語境先行，從語境中析出以往研究中未被注意或語焉不詳的問題，創造性地將性別、民族與種族等相互交織的敘事元素結合在一起，后再選擇諸如后殖民理論、新歷史主義與女權主義等合適理論考察文本。這種語境意識不僅拓墾我國伍爾夫小說研究的空間，更在有效避免本末倒置的尷尬中為后理論時代從事文學研究樹立范本。

2.在話語建構中重釋經典

重釋經典儼然成為我國當下外國文學研究的時髦模式。以新視角看待舊問題固然容易，但若研究者沒有足夠的自我意識，往往可能會“放棄自己的話語體系，自己作為一流讀者的機會，放棄自己完全能讀出新意的機會”(朱振武，2018: 19)。作為中國伍爾夫研究領域為數不多且頗有建樹的男性讀者，綦亮并沒有在理論上一味逐新，而是抓牢個人閱讀感悟，將伍爾夫小說創作視為對“帝國事務的文化回應和介入”(綦亮，2019: 322)，以民族身份的建構、解構與重構創造自己的話語體系，從而不僅錨定伍爾夫小說人物內心世界圍繞民族身份危機舒展開來的萬千思緒，更揭開伍爾夫由外在世界轉為內在世界這一藝術創新背后的政治意圖和文化內涵。

《民族敘事》認為，伍爾夫的作品不僅是兩次大戰間英國社會變遷的直接見證，更是“對特定歷史時期英格蘭民族危機的美學回應”(綦亮，2019: 86)，這種“回應”首先體現在通過比照他者來建構帝國身份的優越性。在《遠航》與《奧蘭多》中，故事的背景雖發生在異域，但卻存在大量對異域風土人情的“發現修辭”式凝視與判斷，從而使異域成為反襯英國文化優越性的舞臺，為“萎縮的島嶼”——國在異域文化中恢復活力。與異域書寫中暗含的身份認同邏輯如出一轍，《達洛維夫人》與《家園》在聚焦本土都市空間之余，又植入對印度、愛爾蘭與非洲等異域的想象，以此為建構帝國身份尋找參照。

在英國民族敘事上，女性一直處于邊緣位置。20世紀英帝國衰落在給伍爾夫造成身份焦慮的同時，也為她批判與反思建構在男權和殖民主義之上的民族身份認同提供契機。在透析伍爾夫流露的與男性作家相似的家國情懷之外，《民族敘事》還從性別角度多層次地闡釋伍爾夫對基于二元對立思維下民族身份的解構。在對待男權帝國主義上，《遠航》通過諷刺雷切爾父親威洛比來質疑以他為代表的男性帝國身份，而《奧蘭多》則借助奧蘭多由男性轉換為女性來顛覆位于帝國身份中心的男權。在處理帝國都市空間上，《達洛維夫人》和《歲月》關注女性對鄉村生活的懷想與體驗，以此抵制與消解充滿帝國殖民意志的倫敦空間。在對待“重男輕女”的正統歷史編纂上，《幕間》《奧蘭多》和《歲月》采用“解構編史與文學之間的二元對立”(林琳，2015: 91)的編史元小說(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敘事，一方面揭示官方歷史敘事與男權意識形態的共謀，另一方面又將女性等受官方歷史排斥的他者嵌入英格蘭歷史敘事，重寫男性帝國史。

在以男權占據主導的英國社會，女性要想真正地躋身公共領域只能依附和挪用帝國話語，這種以抗拒為目的的共謀是《民族敘事》在闡釋伍爾夫認同與解構英國民族身份之外的第三重書寫形態。在《達洛維夫人》和《到燈塔去》中，伍爾夫將女性置于優生話語的中心，凸顯女性在帝國殖民事業中不可或缺的位置。在指出女性與帝國主義間共謀關系的同時，《民族敘事》又清晰地明示，與帝國的聯姻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女性的生存狀況，進而深挖共謀表象下伍爾夫完整的女權思想。借助分析伍爾夫塑造的男性化女性角色和女性帝國主義者形象，《民族敘事》指出，伍爾夫書寫與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共謀的本意在于“實現她本質上反帝和反殖的女權主義理想”，進而在想象一個“女性共同體”基礎上重構英國民族身份(綦亮，2019: 323)。

在經典重讀中，只有深入文本，展開思辨，建構自己的話語體系，才可避免人云亦云的失語狀態，也才能在經典中讀出新意。顯然，《民族敘事》在這方面做得十分到位。該書以建構、解構與重構為器層層剝離與詮釋伍爾夫小說中英國民族身份問題，立體還原伍爾夫在帝國身份面前認同、抗拒以及有條件共謀三者皆有的復雜矛盾心態，這無疑拓寬與深化了國內伍爾夫小說研究。

3.在對話中展現中國聲音與自信

歷經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篳路藍縷和改革開放后對理論的熱捧與反思后，如何在國際舞臺發出中國聲音成為中國外國文學研究者在21世紀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誠如巴赫金所說，“單一的聲音什么也結束不了，什么也解決不了，兩個聲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條件，生存的最低條件”(巴赫金，2009: 335)，中國聲音的建構與突顯并非一味地盲目追隨和自說自話，而是要建立在對話基礎上?！睹褡鍞⑹隆氛驹趯υ捔錾?，在與他者及與自我兩種對話的交織中解讀伍爾夫的文學創作，展現出中國學者的聲音和自信。

英美國家在伍爾夫研究中一直處于領跑位置，中國學者與之對話的前提除吃透伍爾夫小說文本與創作語境外，更包括熟悉國外主流研究的語境、范式框架與熱點趨勢等。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尋找到對話的突圍點。在導論部分梳理國外伍爾夫小說研究現狀，尤其是與民族身份認同問題相關研究后，《民族敘事》發現國外研究盡管豐富但卻在伍爾夫書寫英格蘭民族身份的緣起、書寫的形態和路徑、與同時代男性現代主義作家的異同，以及這種書寫與其女權主義立場的種種關聯上仍存在闡釋空間，進而為整體上的對話找到突破口。在將這種整體對話細分至每章節的論述時，作者又有機地切入國外對所要解決問題的具體看法，并圍繞此看法展開兩類對話。一是肯定接續式的對話，如第二章在論述伍爾夫對帝國身份的認同時，先是肯定彼得·蔡爾茲(Peter Childs)對伍爾夫作品中充斥殖民意識的看法，后又在蔡爾茲停留之處從伍爾夫異域書寫與本土都市書寫兩個視角繼續深耕。二是先肯定后否定式的對話，如第四章第二節在探討伍爾夫塑造男性化的女性角色和女性帝國主義者的用意時，先是拋出并肯定菲利普斯(Kathy J. Phillips)揭露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對女性的戕害之說，后又結合文本與伍爾夫的女權思想否定這一說法，并創造性地將伍爾夫的真實意圖闡釋為“突出的女權主義意識”(綦亮，2019: 300)。與他者的對話有效避免閉門造車下的自娛自樂或夜郎自大，使《民族敘事》在和國外主流研究對話中發出自己的聲音，也使作者從學術研究的邊緣走向中心。

在與他者展開對話的同時，《民族敘事》還沿著類似于黑格爾式的辯證法邏輯進行自我對話。該書第二章展現伍爾夫與其同時代男性作家在看待帝國身份問題上相似的認同立場。第三章是對第一章的重讀，從女性視角出發勘檢第二章中使用過的小說文本，揭開伍爾夫對帝國身份的抗拒心理與解構姿態。第四章仍然聚焦相同的小說文本，在一定程度上整合前兩章觀點，得出伍爾夫在民族身份認同上既共謀又抗拒的矛盾心態?？梢哉f，這種否定之否定的闡釋方法實際上為章與章間的對話提供可能，使整本書以類似多聲部小說的風格立體呈現伍爾夫多元復雜的民族身份觀。這種與自我的對話使自己的研究自成一格，從而獲得與國外主流研究分庭抗禮的資本，而這種分庭抗禮本身就可看作一種突顯中國聲音的策略。

《達洛維夫人》《奧蘭多》與《到燈塔去》等都是國外伍爾夫研究的熱門文本，《民族敘事》并沒有避開熱點，反而以此為陣地與國外研究及自我展開有理有據的對話。作者多年研讀伍爾夫小說與深諳研究趨勢的學術自信是促成對話的重要條件，而對話反過來又彰顯與夯實作者的學術自信?？梢哉f，《民族敘事》的這種對話姿態對我國外國文學研究如何借助對話入駐國際舞臺具有一定啟示作用。

作為國內研究伍爾夫小說中民族書寫的發凡之作，該書在豐富與拓寬我國伍爾夫研究的同時，也存在某些商榷之處，比如第四章對伍爾夫女性共同體的解讀。若從法國哲學家讓-呂克·南希(Jean-Luc Nancy)的共通體(community)思想角度看，伍爾夫的女性共同體并非是現實與理想沖突之下不得已而為之的“妥協”(綦亮，2019:323)，而是旨在消解建構在男女任何一方同一性霸權之上的傳統共同體，進而追求一種男性與女性共在(being-with)的共通體。若再結合伍爾夫雌雄同體的創作理念，更可確證女性共同體是伍爾夫有意為之而非不得已為之的“妥協”。然而，瑕不掩瑜，《民族敘事》以中國學者該有的學術自信，從語境意識、話語建構與研究立場上勾描伍爾夫民族書寫的三重形態，揭示伍爾夫小說該有的歷史深度與政治關懷，為我們從事外國文學研究提供了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