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康與己卯本及陶洙

沈治鈞

內容提要:關于乾隆己卯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民國遞藏史，一粟《紅樓夢書錄》稱“董康舊藏，后歸陶洙”。此語源自陶洙親口，跟董康或陶洙有過密切接觸的紅學家及藏書家，對此均無異議，甚至明確表示認可或贊同該說，證實該說可靠。董康購藏己卯本是在1935年末至1936年初，后者可能性更大。爾后，它主要由陶洙負責保管。這是因為董陶二人交誼甚篤，董又洞曉“心如耽于紅學”。陶洙“影抄”功夫極精深，幾可亂真。己卯本補抄部分、北師大藏本與庚辰本筆跡局部相似，甚不足為奇。己卯本與庚辰本均為古籍文獻，真實可信，絕非贗品。董康死于1948年5月4日，臨終前將己卯本正式饋贈給陶洙。

乾隆己卯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原藏主，現知一是武裕庵，二是董康，三是陶洙。此抄本殘存四十一回又兩個半回，今藏國家圖書館與國家博物館。所謂己卯本現代原藏主董康與陶洙，專指國圖藏本部分。

茲將相關情況扼要梳理一番，主要考察董康與己卯本及陶洙的切實關系。核心為三點:董康究竟是否己卯本原藏主?董康何時購得己卯本?董康為何將己卯本傳給陶洙?另涉董康與陶洙各自的家世、生平、履歷及交游情形。

一、己卯本首位民國原藏主董康

董康(1867—1948)原名受金，字授經，別作授金、綬金、綬經、受經、壽金、壽京，號誦芬室主人，江蘇武進人。光緒庚寅進士，刑部主事、大理院推丞、法律館纂修，又留學東京帝國大學，歸國任大理院長、司法總長、財政總長，先后執教東吳大學、上海法科大學、北京大學，戰時出任偽華北政府委員、議政委常務委員、司法委委員長、最高法院院長，戰后瘐斃宅中。工書，嗜藏弆，有《中國法制小史》《書舶庸譚》《曲?？偰刻嵋贰墩n花庵詞》等。祖本仁，父介貴、母唐韞貞，兄祺，妻遲氏，子鐵寶(妻梅鎮安)、申寶(妻壽曼麗)，孫輩邁、愷、晨，重孫凌峰，重外孫女張宇白，友沈家本、王克敏、王賡、趙尊岳、郭則沄、史良，同榜文廷式、夏曾佑、俞明震、史履晉。參看董秉清編《宜興胥井武進前街董氏合修家乘》(民國丁卯刊本)及董粹曾編《常州青果巷董氏族譜》(2019年家族自印本)。內中民國家乘，董康曾參與纂修，可信度甚高。

董本仁曾官山東章丘典史，轉文登令，調觀城知縣，保升知州。榮成孫葆田《職官志·國朝宦跡》:“董本仁，字季容，江蘇常州人，咸豐十一年權觀城事。時城為賊陷，道路不通，從直隸大名入境，招集難民筑城為保。賊至，即以民夫偕團勇守御，人心亦漸固。越歲，城工竣，而教匪方熾，邑中恃以無恐?！?《山東通志》卷七六)江陰繆荃孫著錄:“《秋瘦閣詞》一卷，傳鈔稿本。武進閨秀唐韞貞撰。韞貞字佩衡，唐與忠女，適同邑董介貴。存詞一卷。壽京比部，其次子也?！?《藝風堂藏書續記》卷七)此中“壽京比部”即董康。唐韞貞(1843—1893)字佩蘅(繆著訛)，其《秋瘦閣詞》有光緒朝徐乃昌刊本，見《小檀欒室匯刻閨秀詞》第五集;另有《雨窗詞》一卷，見《詞綜補遺》卷五三引《常州詞錄》。董介貴(?—1868)早逝，邑庠生，幾無建樹。董祺(1862—1921)原名受祺，字綬紫，光緒己丑舉人，山東候補道、庫倫鎮撫使公署司法科長，因公殉職于外蒙古事變，大總統通令嘉獎議恤，附祀忠烈祠，有《吮雪詞》《鑄鐵詞》《碧云詞》。董鐵寶(1916—1968)與董申寶(1917—2010)昆仲及梅鎮安(1918—2014)俱為著名科學家，愛國人士，成就卓越，譽望隆崇。

董康一門書香，詩禮傳家，漸趨西化，在近現代史上有一定代表性。關于董康即《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己卯本民國原藏主，首先見諸周紹良與朱南銑筆下。一粟《紅樓夢書錄》:“此本董康舊藏，后歸陶洙，現歸文化部?！痹摃洺醢嬗?958年4月中，彼時陶洙尚健在。周紹良與陶洙私交甚篤，所言當源自陶洙，可信度極大。除非陶撒謊，但撒謊的動機何在?委實無從想象。2001年10月18日，周紹良對特意前來叩詢的曹立波說:“陶心如抄過庚辰本。當時庚辰本十兩金子，己卯本一兩金子。陶心如抄的庚辰本，用己卯本改過。我和他來往很多的時候，是在1952到1953年，那時他自己抄的書(指庚辰本)已經賣掉了。我認識陶心如時，他的書已經不全了?！液退麃硗莵硗?，但不是搞《紅樓夢》。他抄書的本領很大，抄過很多善本書。我們請他補書，給他點兒錢，他很窮?！敝芙B良與陶洙曾有交往，一度過從頻密，此毫無疑齪。故而《紅樓夢書錄》所謂“此本董康舊藏，后歸陶洙”之說相當可靠。

對此，同樣跟陶洙有過親密接觸的俞平伯毫無異議。1953年10月30日，俞平伯已大體完成《脂硯齋紅樓夢輯評》的整理工作，撰寫引言說:己卯本、甲辰本、戚序本“在我手邊”，至于甲戌本“我現在有的是近人將那本脂評過錄在己卯本上的”，而庚辰本“藏西郊北京大學，我有它的照片”。一般估計，俞平伯當時掌握的己卯本原件及攝影藍曬庚辰本均來自陶洙，起碼己卯本原件只能如此。翌年3月30日，俞平伯在香港推出《紅樓夢隨筆》第二十八則:“曹雪芹的畫像，前聞陶憶園先生說，在上海曾見兩種:……據陶先生云兩幀相貌相同，自屬可信?！贝俗C俞平伯與陶洙確有私交。俞平伯親手使用過己卯原本，倘對《紅樓夢書錄》“此本董康舊藏”之說持異議，定會明言。豈止此也，跟陶洙有過密切接觸的汪吉麟、朱啟鈐、夏仁虎、商衍鎏、沈鈞儒、陳半丁、陳叔通、黃炎培、陳垣、葉恭綽、沈尹默、鄭家相、尹文、于照、汪旭初、胡佩衡、曹家麒、彭醇士、溥儒、陳之佛、汪慎生、張伯駒、黃君璧、徐操、馬晉、惠均、金啟靜、鄭曼青、金南萱、傅抱石、趙萬里、何瀛、吳恩裕、周汝昌等，均及見《紅樓夢書錄》付梓乃至增訂，也都對“此本董康舊藏”說無異議。其中趙萬里是王國維弟子，寫過《紅樓夢》版本方面的專題論文，身為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主任，己卯本入藏北圖為善本，必經趙手;吳恩裕專門研究過己卯本的散失部分，結論為此本源出怡親王府;周汝昌使用過影印己卯本，著述連篇累牘，屢屢提及陶洙。他們仨若不贊同“此本董康舊藏”說，絕不會長期保持緘默。事實上，吳恩裕和周汝昌都重復過《紅樓夢書錄》中的相關說法，表示認可并贊同“此本董康舊藏，后歸陶洙”之說，見《己卯本〈石頭記〉散失部分的發現及其意義》(載《光明日報》1975年3月24日)及《紅樓夢辭典》(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己卯本條。這從另一個角度證明“此本董康舊藏”說當屬可信。

聊起紅學家，莫忘掉顧頡剛?？纯此娜沼?。民國丙戌1946年9月17日星期二(農歷八月廿二日):

到蜀腴赴宴。九時許到溫知書店，為寫劉季洪信。今晚同席:徐森玉、陶心如、鄭振鐸、陳乃乾、謝剛主、顧起潛、徐伯郊(文坰)、孫實君(以上客)、孫助廉(主)。

內中“蜀腴”是一家川菜館，位于滬上廣西北路。陶洙既出席晚宴，則大家都是他的熟人。徐森玉詳下。鄭振鐸(1898—1958)是陽歷10月17日遇難的，那時《紅樓夢書錄》已初版半年多。陳乾(1896—1971)字乃乾，浙江海寧人，上海通志館及文獻委員會編纂;謝國楨(1901—1982)字剛主，河南安陽人，中央大學教授;顧廷龍(1904—1998)字起潛，蘇州人，上海合眾圖書館總干事;徐文坰(1913—2002)字伯郊，浙江吳興人，上海銀行經理;孫誠溫(1902—1966)字實君，河北冀縣人，修文堂主人;孫誠儉(1905—1970)字助廉，誠溫之弟，溫知書店老板。同席者全是古籍文獻方面的第一流行家，顧頡剛與鄭振鐸還是紅學家，他們均及見《紅樓夢書錄》初版，完全不可能誰都不曉得“此本董康舊藏，后歸陶洙”之說，卻俱無異議。此時董康系獄，陶洙竟爾無恙。

認識陶洙的學者無異議，認識董康的學者也無異議，例如徐鴻寶(1881—1971)，字森玉，浙江吳興人，曾任京師圖書館采訪部主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國務院文史館副館長、上海博物館館長;再如張宗祥(1882—1965)，字閬聲，號冷僧，浙江海寧人，曾任京師圖書館主任、浙江教育廳長、浙江文史館副館長，有《鐵如意館隨筆》。我在《徐星署小考》中已揭示，董康、徐星署、徐鴻寶、張宗祥等同為傅增湘祭書會中人，彼此甚熟稔。徐張兩公也都是陶洙的老朋友，陶張二氏同為秦淮畸社社員。徐鴻寶和張宗祥均及見《紅樓夢書錄》初版，若知“此本董康舊藏”說欠妥，也會出面講話的。當然，他倆都不是紅學家，對于“此本董康舊藏”說或許沒感覺，無所謂，或許皆不能肯定該說正確與否，只得乖乖閉嘴。另有一種可能，隔行如隔山，他倆壓根便不曉得該說存在。

那么，現請出一位大牌紅學家。胡適是讀過《紅樓夢書錄》初版的，他也跟董康有過來往。且看1960年5月30日的胡適日記:

史語所新得的大陸出版物四十多種，其中有一部分的紙張很粗糙。有一粟編的《紅樓夢書錄》一冊?！独浴分姓f:……所記“新月書店”一段，荒謬之至!我抄存此段，作大陸的學人作風。此錄又記:“過錄乾隆己卯(1759)冬月脂硯齋四閱評本石頭記……此本董康舊藏，后歸陶洙，現歸文化部?！庇钟?……一粟不知是誰?

胡適橫眉立目(甚罕覯)，痛詆關于“新月書店”那一段，毫不客氣，卻對“此本董康舊藏”說未駁一辭。翌年5月18日他為影印甲戌本寫跋時說:“近年武進陶洙家又出來了一部‘乾隆己卯(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冬月脂硯齋四閱評本石頭記’，止殘存三十八回:……這個己卯本我沒有見過。俞平伯的《脂硯齋紅樓夢輯評》說，己卯本三十八回，其中二十九回是有脂評的。據說此本原是董康的藏書，后來歸陶洙?！焙m還寫道:“后來因為我宣傳了脂硯甲戌本如何重要，愛收小說雜書的董康、王克敏、陶湘諸位先生方才注意到向來沒人注意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一類的鈔本?！憋@而易見，胡適對《紅樓夢書錄》“此本董康舊藏，后歸陶洙”是認可的，甚至是贊同的。他特地談到董康、王克敏、陶湘及陶洙受他影響，皆緣己卯本與庚辰本。

胡適比董康小二十四歲，兩人卻是老相識、忘年交，有胡適日記為證:

(1922年7月1日)與董授經談政治。此人是一個好人，但不配處于這個時代這個地位。我很可憐他。他問我對時局的意見，我勸他主張“臨時政府”之說，可以解決一切糾紛，可以消除南方的意見。他頗贊成此議，并說“黃陂是可以做到這個辦法的”。(眉注:“他自己說，司法界中人才，他還知道;財政人才，竟是‘兩眼墨漆黑’!”)

(1933年6月14日)哲生舉一例更好?！姨崃巳齻€名字給哲生，請他添聘為憲法顧問:林行規、董康、孟森。

(1934年9月9日)晚飯席上與董康、傅增湘、章鈺、孟森諸老輩談，甚感覺此輩人都是在過去世界里生活。章式之(鈺)已七十歲，精神極好。

董康、傅增湘、章鈺都是藏園祭書會中人，醉心舊笈。孟森(1869—1938)字莼孫，號心史，江蘇武進人，清史專家，北大教授。如果這幾位老前輩縱談古籍庋藏鐫刻之類話題，胡適定會覺得索然無味，并暗自發噱。盡管如此，他還是喜歡敷衍周旋。董康《書舶庸譚》將付剞劂，胡適1930年6月28日晚間欣然命筆作序，贊揚說:“董先生是近幾十年來搜羅民間文學最有功的人，他在這四卷書里記錄了許多在日本流傳的舊本小說，使將來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因此知道史料的所在?！蹦┦稹笆?、六、廿八夜”。董康與胡適彼此熟悉、欣賞、默契到一定程度，方有此序。因此，胡適認可《紅樓夢書錄》“此本董康舊藏”才顯得特別有意義。新紅學宗師必定是信息交匯點，胡適一人?？纱韺W界態度。同時理應承認“此本董康舊藏”說，證項略嫌孤單(多為默證)，須繼續探索。

對于《紅樓夢書錄》此說，學界普遍采納。首篇專題論文的作者陳仲竾便說:“此本舊為董康所藏，后歸陶洙?！吮疽幌驗槎?、陶二家私藏，僅其故交幾個人曾據以傳鈔，此外寓目者很少。解放后，此本歸于國家，移交北京圖書館?！标愔俑?約1910—?)一名仲箎，湖北廣水人，供職北京圖書館展覽部，有《中國營造圖案史概述》。陳仲竾與陶洙相識，二人曾同為中國營造學社社員。

迄今所知，除董康及陶洙外，最早閱讀并使用己卯原本的紅學家是俞平伯，隨后是王佩璋、陳仲竾。至于鄭振鐸、趙萬里，詳情俟考。后面還會提到鄧之誠、王克敏、傅增湘、徐星署等為己卯本寓目者，他們都不算紅學家。

二、董康何時購得己卯本

胡適說“這個己卯本我沒有見過”令話題轉向，促使我們追問:董康何時購得己卯本?倘若較早，譬如1930年前后，胡適便有機會獲悉并讀到它。此以董胡交誼為前提。胡適既沒見過己卯本，表明此本到董康手里是有點晚的，即在1933年1月22日胡適讀罷庚辰本之后，又在1948年5月4日董康病故之前。關于董康卒年，以往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均欠精準。今已明白確定，歸功于紅學界外。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陳新宇《董康與近代中國的法律改革》附注:

北京市檔案館所藏檔案詳細地記載了董康逝世的情況。檔案號J184－002－04391，北平市警察局檔案，1948年5月4日義字64號第二分駐所“呈為地院會同檢驗董康因病身死由”:一據第七段警長程啟新報稱，本日十四時馀有地方法院檢察官任維屏、檢驗員傅長林等到段會同聲稱，因管界西磚胡同甲九號住戶董康，系漢奸案保外醫治，現因病故，前往查驗等語。二當由該長帶同戶警鍾毓杰隨同前往，由該員等驗得該尸委系無傷因病身死，當發給抬埋執照一紙走去，除先行電報分局外，理合附同知會一紙一并呈報。巡官×××呈。

董康終年81周歲，也算高壽了。西磚胡同位于北平市南城原宣武區中部，在宣南坊范圍內，明朝叫磚兒胡同，北起廣安門內大街，南接七井胡同，西交醋章、培育兩胡同及法源寺前后街，東會蓮花、永慶兩胡同。檢察官任維屏是河北涿縣人，北京法大學校畢業，京兆司法協進會干事，1946年冬曾參與勘驗白云觀道士火燒住持致死案，在當時社會有一定知名度。董康身負漢奸罪案，不是個普通人，所以他的死頗受重視。以往傳言瘐斃獄中，訛誤，應予糾正。

關于董康何時購得己卯本，梅節進行過認真探討。他說:“此本解放前原為陶洙(心如)所藏，而陶洙自云得自董康?！彪S即逐步展開辯證，結論是:“我們大致可以肯定，董康購得己卯本的時間，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逼溟g梅文有個較為嚴重的歷史誤會，即認為胡適撰寫于1933年1月22日的《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沒有立刻發表，董康也便不能及時讀到它。而實際上，胡適此文不僅立刻發表了，并且還是提前發表的。因《國學季刊》延遲出版，胡適此文居然是刊登在去年(1932)第3卷第4期上的。換言之，寫成于今年，發表在去年，彷佛時光倒流。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梅文這一小小瑕疵，使得上引結論的準確性大可懷疑。前邊講過，胡適與董康有交情，董康購得己卯本不會太早(例如“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否則胡適就有機會寓目了?，F將梅文的證據粗粗檢視一番，引文凡出自梅文者不再另行注釋，僅點明舛訛。

董康《書舶庸譚》卷一下，民國丙寅1927年1月24日:“吾國胡適之好搜輯小說家文字，余亦頗欲撰小說家列傳，苦于所見不多?！庇志硭南?，民國丁卯1927年4月27日:

(綺云)生平酷嗜《石頭記》，先慈嘗語之云:幼時見是書原本，林薛夭亡，榮寧衰替，寶玉糟糠之配實維湘云，此回目中所以有“因麒麟伏白首雙星”也。綺云欲本此意，改竄最后數十回，名《三婦艷》，以補其憾，惜削稿未就也。

內中“先慈”即唐韞貞。時董康年逾花甲，其母已逝三十四載。此證董康喜歡《紅樓夢》，他的母親和妻妾(綺云即綺卿)也都是《紅樓夢》愛好者，這毫無問題。關于“寶玉糟糠之配實維湘云”傳說甚夥，與此處題旨無涉，從略。這時候胡適還沒從胡星垣手里買到甲戌本(尚差數月)，董康也不像買到己卯本的樣子，否則自應順帶提及。馮其庸《論己卯本——影印〈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己卯本序》亦持此議。

董康《書舶庸譚》卷七，民國甲戌1934年1月13日:

狩野與余評論《水滸》及《紅樓》人物。余于《水滸》之宋公明無所可否，金圣嘆極端攻擊，未為至論。然第一流當屬林教頭。若《紅樓》一書，評者皆揚林抑薛，且指薛為柔奸。余嘗閱脂研齋主人第四次定本，注中言林薛屬一人。脂研齋主人即雪芹之號，實怡紅公子之代名。卷中寫薛之美，如天仙化人，令人不忍狎視;寫其情，不脫閨娃態度，純用虛筆出之。設置二人于此，吾知傾倒寶兒者必多于顰卿也。狩野深韙余言。

內中“狩野”指狩野直喜(1868—1947)，字子溫，號君山，別署半農人，日本熊本縣人，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實證派漢學家，工漢詩，有《君山詩草》及《支那學文藪》，友內藤湖南、桑原騭藏、張元濟。狩野之名梅文作“直吉”，形訛?！皩倭纸填^”梅文作“屬之林教師”。又“脂研齋”一名凡兩見，梅文均作“脂硯齋”固然正確，但于董康原文則音訛。

董康說“余嘗閱脂研齋主人第四次定本”何意?倘若那就是他所購得的己卯本，必當明言之，此處語氣顯然不是，而“注中言林薛屬一人”尤堪矚目。脂批:“釵玉名雖兩個，人卻一身，此幻筆也。今書至三十八回時已過三分之一有馀，故寫是回，使二人合而為一。請看黛玉逝后寶釵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謬矣?！?庚辰本第四十二回總評)現存己卯本缺此回，無此批。董康具備充足條件“嘗閱”庚辰本原物。我在《徐星署小考》中揭示，至遲1922年初，董康跟徐星署已打得火熱。他倆同是傅增湘祭書會中人。又“脂研齋主人即雪芹之號，實怡紅公子之代名”顯示，董康的確受到了胡適的直接影響及深刻影響。董康不僅讀過《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1928年早春談甲戌本)，而且讀過《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據此可以肯定，董康借閱過庚辰原本，此時(1934年初)他還沒有購得己卯本。

董康《書舶庸譚》卷八下，民國乙亥即1935年5月13日:

三時許，詣文化研究會訪狩野，并晤倉石、吉川。會中所儲叢書全部皆由蘭泉讓渡，以故與心如相契尤深。導心如至二階，逐一摩沙。陶氏以聚叢書鳴于一時，各部精選初印及足本，于藏宋元舊槧外特樹一幟。歸途至佐佐木書店，購紫式部《源氏物語》一部。此書紀宮闈瑣事，儼然吾國之《紅樓夢》，惜文筆為當日方言，非深于和學者，無從味其神境也。心如耽于紅學，曾見脂硯齋第四次改本，著《脂硯余聞》一篇，始知是書為雪芹寫家門之榮菀，通行本評語乃隔靴搔癢耳。

內中“倉石、吉川”是日本漢學家倉石武四郎(1897—1975)與吉川幸次郎(1904—1980)，“蘭泉”“陶氏”是陶湘(1871—1941)，號涉園;“心如”即陶洙。此番是董康第七次東渡扶桑，為時二十五天，即從1935年4月23日至5月18日，乃應彼國斯文會邀請，參加東京孔子圣堂落成典禮。董康偕陶洙同行，委以秘書職任，可窺親誼之一斑?！白鲜讲俊泵肺摹笆健庇灐吧?。

董康說“心如耽于紅學”所關非細，又講陶洙“曾見脂硯齋第四次改本”，這仍不像董康所購己卯本，否則加一“余”字作“曾見余脂硯齋……”即可，何等徑捷。陶洙所見應即徐星署購藏的庚辰本。董康既借閱過庚辰本，陶洙要讀到它便很容易，遂給董康留下個“心如耽于紅學”的強烈印象?？上А吨幱嗦劇芬咽?。讀者記清，直至1935年5月13日，董康仍未購得己卯本。五天之后的18日星期六，董康、陶洙一行才買舟歸國，購得己卯本當在此后。按《書舶庸譚》日期用陽歷，無須換算。

由于時代不斷進步，條件漸漸改善，一些珍稀材料陸陸續續披露出來，個中謎團似可迎刃而解。查己卯本上原有陶洙題記若干(舊影印本刪)，先引三則:

(1)庚辰本校訖。丙子三月。(第二十回卷末)

(2)此本照庚辰本校訖。廿五年丙子三月。(第三十一回卷首)

(3)三十六回至四十回庚辰本校訖。廿五年丙子三月。(第四十回卷末)

按“廿五年丙子三月”是農歷，杏花凋謝的暮春時節，公元陽歷為1936年3月23日至4月20日谷雨，中間插入個清明節。該年農歷三月為閏月，既然陶洙未寫“閏三月”，今只能如上理解。他校己卯本，用的是庚辰本原件還是攝影藍曬庚辰本?姑且不去管它。這些題記全是寫在己卯本上的，那么“廿五年丙子三月”便是董康購得己卯本的時間下限。換言之，董康購得己卯本當在1935年5月18日至翌年4月20日之間，范圍將近一整年。

董康所藏己卯本共計三十八回，即第一至二十回、第三十一至四十回、第六十一至七十回(武裕庵抄配第六十四、六十七兩回)，另有零星殘缺。假設陶洙校訖頭二十回是在“丙子三月”初，已知校訖第三十一至四十回猶未出“丙子三月”，可見他大概二十天校十回，平均兩天校一回，速度適中。由此推算，他開始校對的時間大約是農歷正月中下旬(丙子元宵節前后)，陽歷則是1936年2月7日前后。董康與陶洙同鄉忘年，交誼匪淺，董康又深諳“心如耽于紅學”，而持己卯、庚辰兩本互校又是詳盡了解己卯本價值的必由之路，相對年輕些的陶洙理當出工出力、盡心盡責，故董康必在購得己卯本之后，第一時間出示給陶洙，兩個本子互校隨即啟動。董康與徐星署是老朋友，此前已借閱過庚辰本，這番再借有何難哉?倘陶洙此際已獲攝影藍曬庚辰本，那就更方便了，不用擔心窩工。據此估量，董康購得己卯本的時間，籠統講是1935年底至1936年初;具體講(即最大可能)是1936年2月初，剛過農歷丙子新年，元宵節未至。每臨新春，各類古董交易都比較頻繁順暢，舊書店顧客盈門、生意興隆，苕賈們穿梭往來、忙忙碌碌。董康此時收得己卯本，實不足為奇。除了叫陶洙兩本互校，董康起碼會讓老朋友徐星署、傅增湘、王克敏、郭則沄等開開眼。此時董康和陶洙在哪里?上海還是北平?應為北平，因董康已執教于北大法律系。二十三年后的1959年冬，己卯本殘卷現身中國書店，由中國歷史博物館的于冠英偕王宏鈞購得。據之判斷，董康購得己卯本的具體地點，當為北平琉璃廠某書肆。

另有一項旁證，見鄧之誠《五石齋文史札記》1936年11月20日(九月廿八日):

小陶來，以《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見示，大約脂硯即曹雪芹以寶玉自命者。

此“小陶”即陶洙，相對于他的堂兄陶湘而言。鄧之誠(1887—1960)字文如，號明齋，江蘇江寧人，北大歷史系教授，有《骨董瑣記》和《清詩紀事初編》等，時居北平。

陶洙此來，所持《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必即己卯本，則前此董康業已購得，料無疑義。十載后的1946年6月21日(五月廿二日)鄧之誠在徐府親睹過庚辰本原物，又十載后的1956年12月19日(冬月十八日)還回顧過前事，見鄧氏文史札記(《徐星署小考》已引)，鄧均未講陶洙今日所持即庚辰本，陶洙也決不可能拿一套攝影藍曬庚辰本去向大行家鄧之誠顯擺。那樣做純屬丟人現眼。脂硯齋=曹雪芹=賈寶玉，這是胡適、俞平伯、顧頡剛以來經董康到陶洙的一貫認知，陶洙所撰《脂硯馀聞》也無非這類見解。既出示己卯本，陶定會向鄧申明本子來歷，如董康今年初購藏云云。鄧之誠關心紅學，也及見《紅樓夢書錄》初版，能夠知曉“此本董康舊藏，后歸陶洙”等語，何況還親見過己卯、庚辰兩本原物，可謂眼福奇絕，卻未嘗提出任何異議，可證“此本董康舊藏”之說確乎無誤。

陶洙拿己卯本給鄧之誠看，似屬自作主張。照理講，董康購得己卯本，該應首先拿給胡適瞧瞧的，卻竟沒有，以致胡適二十五年之后嘟噥說“這個己卯本我沒有見過”。此中蹊蹺或差池，現無從參詳。也許董康覺得該本殘缺過甚，羞于示人;也許覺得不必著急，有的是機會。孰料翌年(1937年丁丑)爆發盧溝橋事變，董康與胡適分道揚鑣、各謀其是，無緣面對面切磋紅學了。

陶洙不僅親校己卯本，還攜掣此本到處炫耀，貌似珍若敝帚、視若己物，未免可哂。細味則不好笑，因該本最終就是落到了陶洙手里，如有神助，恍含天意，其實順理成章。

三、己卯本第二位民國原藏主陶洙

陶洙(1878—1959)字心如，一作星如，號憶園，江蘇武進人。前清附生，江蘇巡撫陳夔龍幕客，北洋政府內務部僉事科長、政事堂禮制館繪圖主任、典禮司司長及蕪湖關監督，國民政府時期賦閑，先后加入秦淮畸社、中國畫學研究會、古泉學社、西山畫社、中國營造學社、蘇州正社、聊園詞社、蟄園律社，參與?？薄稜I造法式》、編纂《清儒學案》，戰時出任偽華北臨時政府司法委員會秘書長。居北京城南安平胡同，己亥冬歿于寓所。工書畫，喜藏弆，著述多散佚。祖世贊，父輩錫番、錫祺、恩澤，從兄珙、湘、瑢，子祖偉，侄祖光、祖毅、祖椿，孫女揚，侄孫宗震，友董康、郭則沄、陳仲竾、闞鐸，徒弟潘素。參看陶珙等《溧陽陶氏遷常支譜》(民國乙亥石印本)及高文晶《陶洙校抄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研究》(中央民族大學2011年春碩士學位論文)。其幼子陶祖偉(1934—1992)生前是北京八中校長。

關于陶洙生平事跡，紅學界所知偏少。寧夏圖書館的白淑春《中國藏書家綴補錄》饒富新意，顯有獨立于紅學領域的信息渠道，較為特殊，如昧于誕歲卻詳知忌季，甚覺寶貴，茲迻錄數段:

陶氏喜藏文玩古籍，鑒賞古泉尤精。其收藏中以畫譜詩詞書籍和古泉拓本最多，尤其注意收集抄本、稿本書;所藏清德宗(愛新覺羅·載湉)光緒間傳抄本《永樂大典》八卷(四冊)，原本早已不傳，賴此得以保存，極為珍貴，所憾是未按原本行格字數。1959年中華書局將這四冊抄本與其他藏本一并影印出版;收藏中還有一百二十回舊抄本《紅樓夢》，朱黃批校;所藏古泉拓本尤多。

陶氏擅書畫，俱臻妙境。常影抄古本時，繪制插圖，畢真畢肖，如非認真詳審，幾可亂真。董康影印宋本《周禮疏》時，其中缺葉部分由陶氏據阮刻《十三經注疏》之疏文，摹仿宋刻本字體將缺葉抄配齊全，后又以影印本上版刻印，其抄配部分如無知底細者均不能辨，一時為書林稱頌。

陶氏與董授經(康)交誼最厚;熱心代人?？瘯?，曾代其從兄陶湘(字蘭泉)?？巍稜I造法式》，代天津徐世昌刊印《清儒學案》。陶氏晚年生活緊迫，平生所藏陸續散出。

內中“收藏中還有一百二十回舊抄本《紅樓夢》，朱黃批?！甭勊绰?，當即己卯本之訛傳。這個說法，表明寧圖的白淑春對紅學相當隔膜。

又“影抄古本”一節勾起一段往事。倏忽十四載前(2008年夏季)有人在網上拋出激烈指控，稱己卯本上陶洙補抄庚辰本文字、燕大庚辰本、北師大藏本，三者局部筆跡高度近似，幾乎毫無二致，純然出乎一手，故庚辰本絕對是假古籍，偽造者即陶洙。非僅如此，全部脂本皆贗品，偽造者都是陶洙。當時有學者指出陶洙乃“影抄”庚辰本，故字跡相似，惟妙惟肖，卻遭訐斥，詈辭囂囂，聞者莫名驚詫。同時《新世紀周刊》記者許荻曄報道:“這篇題為《百年紅學造假第一大案水落石出人贓俱獲》的博客7月21日發表，截至7月31日，點擊量已近10萬?！蹦敲粗涝撌录?，及今應不下百萬。事雖歇，筆跡一模一樣屬實，尚欠合理解釋。今讀白著，終獲答案，真相為之大白。陶洙身懷絕技，確乎具備特異本領，他的“影抄”功夫果然分外了得，非常人所能想象。盼白淑春披露資料來源。苕溪漁隱《癡人說夢》作證，甲戌、己卯、庚辰、楊藏、列藏、蒙府、戚序、南圖、舒序、甲辰、鄭藏本均為珍貴的古籍文獻，真實可信，絕非贗品。

白著說“陶氏與董授經(康)交誼最厚”亦屬實情，甄選貶義詞一丘之貉、一路貨色、如蟻附膻、狼狽為奸、彼沆此瀣、臭味相投、同惡互濟、同流合污……來形容也可以，他倆確曾失足附逆，背叛國家民族，大節有虧。因不惟武進同鄉，他們兩個家族還住常州古運河北岸同一條青果巷，世代比鄰，姻戚綿延，簡直親過一府，所以董康與陶洙一見如故，堪稱莫逆。二人相差十一歲，亦師亦友，如兄如弟，從來知己可忘年。張伯駒《舊僧》:

拋卻袈裟換布袍，隨人茶飯住僧寮。董家版本今何在?長念先生五柳陶。(寺僧長修已還俗，仍居寺司雜役，舊在法源寺，隨故老友陶心如先生為董康刻書。)

陶洙為董康刻書，上引白著已談及，舊時人所共知。張伯駒是民國四公子之一，另有袁克定或袁克文。張袁兩家俱為河南項城人氏，早已相熟。民初袁世凱要登基稱帝，身居內務部典禮司司長的陶洙忙前忙后一通張羅，諸如設計衣冠、敲定禮儀、布置會場……均須安排妥帖。張伯駒暮齡回憶過此事，那時候他便認識了年近不惑的小個子陶洙，后來他倆又同是蟄園律社社員，經常一起吟詩作賦猜燈謎，也少不了偶爾聚首欣賞奇書古畫。張伯駒最后一任夫人叫潘素(1915—1992)，字慧素，蘇州人氏，全國政協委員，工山水花鳥，代表作《黃葉村著書圖》，陶洙是她的繪畫老師之一。董康與陶洙交誼怎樣，張伯駒知情，潘素也知情。對《紅樓夢書錄》“此本董康舊藏，后歸陶洙”張伯駒無異議，潘素也無異議。張伯駒名士風度，迷戀紅學，有不同見解是會張口的。

董康《書舶庸譚》每每寫到陶洙，如民國丁卯1927年1月3日及3月11日均記載有信寄陶心如，足證友誼。至民國乙亥1935年春夏之交，董康偕陶洙同訪東瀛，著墨尤多，茲僅摘引卷八上四月之事若干:

(23日)余復有日本之行?！嘁孕湛棕?，函托陶心如向清水婉辭。清水君以余名居首，事關國際，囑勉為一行。未幾，心如南來，慫勸。不得已，遂定是日乘長崎丸東航，并約心如權知秘書。而杭州高生錫昌亦奉命至東留學，結伴同行。是日清晨，陶、高二人來舍，料簡行裝啟程?！嗨邮覟橐哗栁?，陶、高二君之室為一〇七。

(24日)午后一時許入長崎港，偕高、陶、湯三君登陸?！侨諡橛嗯c心如誕辰。親友中與余同生日者凡五人，若仁和孫慕韓并同歲，書肆所刊星命書常引之。

(25日)小林母堂來談，已登八五高齡，尚健飯，贈余手制財賦數事，與陶、高二人均分之。小林談至夜深始別。

(26日)途中風物如昨，而心如則孕無窮之感慨?！嗑铀芍g六番，陶、高二君居五番，為上年楊無恙之室。

(29日)十時，田中夫婦及乾郎來，偕余及心如至榛原服部三越購物。在三越食堂午餐，食品為天夫羅，味至美，心如尤嗜之。斯文會邀赴東寶劇院觀少女踴，余囑乾郎伴心如代表前往。

(30日)八時半，偕心如赴圣堂。

此中清水董三(1893—1970)是日本駐華大使館書記官、間諜頭目、中國通，工畫，與吳昌碩、齊白石、張大千、溥儒等多有過從;小林母堂(1851—?)是漢學教授;田中慶太郎(1880—1951)是京都書店文求堂主人，與郭沫若關系甚深，有《羽陵馀蟫》;其長子田中乾郎(1910—1953)戰時曾游學北京，亦通漢籍。高錫昌后來是浙江地方法院候補檢察官;湯錫祥后來是中國蠶絲公司副總經理。楊無恙(1894—1952)名元愷，字冠南，江蘇常熟人，工詩詞書畫。孫慕韓(1867—1931)名寶琦，號孟晉，浙江杭州人，官至內閣總理。

由上引文字可知，陽歷4月24日即陰歷三月廿二日是董康及陶洙誕生之日，二人竟爾同辰。這是對于友情的一種古老暗示，今生有緣，前世注定。難怪董康與陶洙雅誼殷殷，形同管鮑。按《書舶庸譚》不時流露出對國內現實狀況的極度失望，對日本社會文化的由衷膜拜，此為董康戰時附逆的思想基礎及情感誘因。陶洙也好不到哪里去。此番訪日，董康原無興致，遂函托陶洙“婉辭”;陶洙非但沒有設法推掉，反而“慫勸”不已，終至成行?！巴局酗L物如昨，而心如則孕無窮之感慨”較含混，陶洙的親日心態或即由此萌生乃至膨脹。據張同樂編《華北日偽政權職官表》，從1937年12月14日起，董康出任王克敏領銜的偽政權常務委員兼司法委員會委員長，僅僅半個月后的翌年元旦，陶洙出任司法委員會秘書長。一個委員長，一個秘書長，自然是董康提攜陶洙，或陶為董所浼。陶洙根本不懂什么司法，他若自己峻拒，誰都無法勉強他，恐怕是正中下懷，如愿以償。

莫跑題，還是拉回到紅學。壞蛋的友誼也是友誼，也會遵循東方的人情世故。戰后，董康以叛國罪身陷囹圄，后保外醫療，纏綿宅中病榻，陶洙諒必常來探視慰問。彌留之際，董康理應明確己卯本(大部分藏書當已抄沒充公)該怎么辦。他的兩個兒子(董鐵寶與董申寶)都是學理工的，對古書沒啥興趣，況且當時雙雙遠在美國?？陀^情勢如此，董康又深悉“心如耽于紅學”，則結果不言自明。陶洙是個窮鬼，買是買不起的，董康只會無償贈送給他。吳恩?；貞浾f:

董康死后，現存己卯本才到了陶洙手里，并由他加以裝裱。據陶洙告訴我，董康死后到他手之前，也有部分散失的可能性。

這份證言非常重要。陶洙手里的己卯本獲自董康，此信息確實是陶洙本人透露出來的。陶洙不僅告訴給了周紹良及朱南銑，還告訴過吳恩裕。信息途徑非單一，才能有效避免尷尬的孤證不立。準此，陶洙獲得己卯本擁有權是在“董康死后”，亦即1948年5月4日之后。

由于這是吳恩裕轉述，而非陶洙親筆，細節會打一點折扣。陶洙己卯本題記:

(1)此己卯本闕……均用庚辰本鈔補，因庚本每頁字數款式均相同也。凡庚本所有之評批注語，悉用硃筆依樣過錄?！c庚本同者，以〇為別。遇有字數過多無隙可寫者，則另紙照錄，附裝于前，以清眉目。己丑人日燈下記于安平里，憶園。

(2)庚辰本八十回內缺六十四、六十七兩回，此己卯本封面亦書……只得鈔附于后，以存初稿時面目。丁亥春記于滬上，憶園，時年七十。

這兩條題記的時間和地點，一是“己丑人日”即1949年2月4日在北平，二是“丁亥春”即1947年1月22日至5月19日在上海。由此可知，董康死前及死后，己卯本都在陶洙手里。具體講，至遲董康死前一年多，己卯本已由陶洙負責保管，陶在那上面校來校去，補來補去。換言之，縱使董康臨終沒打算把這個本子傳給陶洙，也無用。陶洙掌握己卯本，已是既成事實，難以更改。董康兩手空空在北平蹲牢房，陶洙則拿著己卯本在上海樂逍遙，乃屬歷史事實。參看前引顧頡剛日記(1946年9月17日)，陶洙在上海出席鄭振鐸等人參加的書界聚餐。緣此，應不存在吳恩裕所謂“董康死后到他手之前，也有部分散失的可能性”。己卯本缺什么不缺什么，陶洙了如指掌，比董康都清楚得多。

陶洙是否根本未經董康首肯，而巧妙地無恥地竊取了己卯本所有權?我覺得尚不至于。陶洙沒有一直躲在上海灘，最終還是返回到了董康埋骨的北平城，應含有為老友送別之意。因獲授權，董康歸西，陶洙搖身一變，正式修煉為己卯本第二任民國原藏主，遂愈發肆無忌憚起來，在己卯本上一通胡亂“鈔補”。學界公認，對珍貴的己卯本而言，那無疑是一種野蠻糟蹋，陶洙簡直愚蠢透頂。他在這個本子上面涂抹了許多廢話，卻吝于交代它的具體來歷(即董康購藏始末)，理應提出嚴肅批評。所幸他沒有向學界刻意隱瞞董康的庋藏之功，略可恕宥。

結束語

茲有周紹良、朱南銑、吳恩裕書面作證，乾隆己卯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為“董康舊藏，后歸陶洙”。此語源自陶洙親口。跟董康或陶洙有過密切接觸的紅學家及熟稔紅學的藏書家，胡適、俞平伯、顧頡剛、鄧之誠、鄭振鐸、陳仲竾、趙萬里、張伯駒、潘素……對此均無異議，甚至明確表示認可此說，贊同此說。其中鄧之誠早在1936年底便親睹過己卯本原物。因之能夠肯定《紅樓夢書錄》所謂“此本董康舊藏，后歸陶洙”可靠可信。

董康購藏己卯本是在1935年末至1936年初，后者可能性更大。爾后，它主要由陶洙負責保管。這是因為董陶二人交誼甚篤，董又洞曉“心如耽于紅學”。董康死于1948年5月4日，臨終前將己卯本正式饋贈給陶洙。由于董陶二氏都沒有留下相關的文字材料，所以關于董康如何購藏此本(地點及方式等)，現已無從稽考，期待未來能夠有所發現。國家博物館所藏己卯本三回又兩個半回殘卷，它的遞藏史跡是另一道風景線，此處暫且從略，留待異日觀賞。

① 一粟《紅樓夢書錄》，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5頁。

② 張俊、曹立波、楊健《北師大〈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版本來源查訪錄》，《北京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1期。

③ 俞平伯《輯錄脂硯齋本〈紅樓夢〉評注的經過》，《光明日報》1954年7月10日《文學遺產》專欄第11期。

④ 俞平伯《曹雪芹畫像》，香港《大公報》1954年3月30日。

⑤ 顧潮整理《顧頡剛日記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719頁。

⑥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8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16—721頁。

⑦ 胡適《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尾，臺北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2ab。

⑧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3冊第713頁、第6冊第221頁、第6冊第410頁。

⑨ 胡適《〈書舶庸譚〉序》，見《董康東游日記》附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91頁。

⑩ 陳仲竾《談己卯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文物》1963年第6期。

[11] 陳新宇《向左轉?向右轉?——董康與近代中國的法律改革》，臺北《法制史研究》第8期(2005年12月)。此文收入《尋找中國法律史上的失蹤者》，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12] 梅節《論己卯本〈石頭記〉》，見《紅學耦耕集》增訂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112頁。

[13] 陶洙題記三則，見《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己卯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440、677、899頁。我曾到國圖善本部借閱己卯本，嘗目驗陶洙題記。

[14] 鄧瑞整理《鄧之誠文史札記》，江蘇鳳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85頁。

[15] 白淑春《中國藏書家綴補錄》，寧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頁。

[16] 許荻曄《陶洙偽造或陳林臆造》，《新世紀周刊》2008年8月11日。

[17] 張伯駒《叢碧詞定稿》，見《張伯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18頁。

[18] 王君南整理《董康東游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46、247、248、249、250、250頁。

[19] 吳恩?！冬F存己卯本〈石頭記〉新探》，見《曹雪芹叢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22頁。

[20] 陶洙題記兩則，見《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己卯本，第1、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