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書、侍書之異辨正

徐乃為

內容提要:探春大丫鬟的名字有早期脂本上的“待書”與晚出程本上的“侍書”之異，孰正孰誤，向無定論，應確待辨正。本文首先從甲戌本上脂硯齋對“待書”的有關批語入手，證明“待書”確系作者原創;接著考實“侍書”是宋明以來服侍皇帝讀書的官名，小說中賈府被寫成開國八公之一與當朝貴妃之家，當不會因用以命名小姐的丫鬟而或遭僭越及不恭之譏;并從作者的上代至親曹寅是康熙皇帝實質上的“侍書”身份，更論定《紅樓夢》作者決不可能用“侍書”命作丫鬟之名。然后比照與其地位相同的丫鬟名字抱琴、司棋、入畫的語法結構與人名內涵，對“待書”作出幾種既符合丫鬟身份、又符合小姐探春地位的解讀，以辨正“待書”之名。最后敘說該結論可用以駁斥曾經頗有影響的“程前脂后”之說。

一、一個“無關宏旨”的“紅學疑難”

《紅樓夢》中探春大丫鬟的名字，有“待書”與“侍書”之異，在早期脂本中是“待書”，在程本中則是“侍書”。其孰正孰誤，孰暢孰滯，向無定論。

脂本在前，程本在后;脂本是抄本，程本是刻本;脂本是殘本，程本是全本。書籍流傳的一般規律是刻本興而抄本止，因此，后來的書商，包括1949年以后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等，在印行《紅樓夢》通行讀本的時候，均以程本為藍本。于是，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之內，人們只知有“侍書”而不知有“待書”，只有紅學專家才知“待、侍”之異。

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重?！都t樓夢》，選擇早期抄本中較為完備的庚辰本為底本，才重視起這一問題。因庚辰本止于第八十回，前八十回中尊底本而用“待書”，并作簡單注釋;而第八十一回中“侍書”再出現時，則又依程本而換成“侍書”，再作說明。這應當是表示兩名先后存續關系與權且讓其并行的態度。紅研所重校本是發行最多、影響最大的《紅樓夢》讀本，盡管對此丫鬟名字已作先后之別的處理，人們卻并未用“待書”稱謂她。只有在極為偶然的專門研論場合，例如在討論關于《石頭記》(《紅樓夢》)人名演變或版本先后的論文中，才會有文章說到“待書”現象，而且一般還得冠上“脂本稱‘待書’”。由此可知，“侍書”已是人們普遍接受的紅樓人物的名字。

《紅樓夢》中人物名字的演變是個普遍的問題，更是復雜的問題;有些是作者為創作需要、為塑造人物形象而主動作出的，有些是版本流傳的過程中擅改或抄誤的，有些可能是多重因素疊加造成的，因此，有些問題竟成疑難，例如:

1.賈母身邊的珍珠，被賈母打發服侍寶玉，因珍珠姓花，寶玉便從陸游的“花氣襲人知驟暖”詩句，改“珍珠”為“襲人”。

2.賈母見黛玉帶來的丫鬟雪雁太小，唯恐服侍難得周全，派去了“鸚哥”，后來“鸚哥”消失，黛玉身邊多出了“紫鵑”。學者認為，這應當是如同“珍珠”改“襲人”例，然而這一改名的過程或者是創作時疏失了，或者是傳抄遺漏了。

3.“焙茗”而為“茗煙”，應當如同“鸚哥”改“紫鵑”之情形。

4.香菱的名字凡三四改，十分復雜。甲戌本上脂批“猶應憐”的“英蓮”，在庚辰本是“英菊”，這有初文、抄誤、抄者避諱等幾種可能。但“英蓮”到了薛家，換了環境，被薛家更名為“香菱”;薛蟠娶夏金桂，夏氏以為“桂花”才稱得起“香”，于是改“香菱”為“秋菱”。此人名的演變就是多種因素的疊加。

5.庚辰本把“鴛鴦”寫成“夗央”，我們可以判斷作者原創是“鴛鴦”，抄寫者偷懶簡省筆畫，才寫成“夗央”。

6.庚辰本上的“黛玉”全寫成“代玉”，似乎不能用抄者挑簡省的筆畫寫做解釋，抄者難道敢于冒犯這位《紅樓夢》的主要人物，愛賭氣愛噘嘴的林小姐?這應當是個仍待研究的問題。

7.庚辰本上賈府的一個小管家是蔡信，而甲戌本是卻是“余信”，并且朱筆批有諧音“愚性”。因有學者認為這說明甲戌本后于庚辰本，解決這些問題，得費相當周折，須得憑借學理仔細研析。

…… ……

那么，待書、侍書之異屬于上文列舉的哪種呢?

“待書”而為“侍書”，或“侍書”而為“待書”，最初或許是因形似而導致形誤。確實，“待”與“侍”兩字太相似了，在手抄時代，兩字的“行書”與“草書”極易混淆。但是，假如最終導致“將錯就錯”而“反客為主”，則必有原因。這應當是流行一段時間以后的淘汰后選擇的結果。人們有“望文生義”的習慣，“侍書”語意明晰雅致，具有侍弄、整理、攜拿書本與書具的意思，讓它作擅長書法、喜愛讀書、品質高雅的探春侍女的名字正相符合，此正與“抱琴”為元春抱琴，“司棋”為迎春司棋相一致。然而，“待書”，等待什么?對待什么?語意欠明，不知所指。于是，在《石頭記》(《紅樓夢》)的傳播過程中，便“侍書”行而“待書”止了。

在紅學界，對于文本異文，一般有“遵奉脂本”的習慣，然而，早期脂本上“待書”之名卻并未獲得“遵奉”，卻從眾而認可了“侍書”?！按龝迸c“侍書”之異，便一直并存著，這一問題雖無關乎宏旨，卻儼然成為紅學中的一個“疑難”問題。

二、“待書”是作者的原創

首先，我們要解決“待書”其名是否是《紅樓夢》(《石頭記》)作者原創的問題，或者說原創的可能性占多大成分的問題;其實，這問題本身就并不簡單。

上文已說到，早期脂本上是“待書”，這就隱含了晚期脂本不是“待書”，而是“侍書”。譬如，也被看作脂本的甲辰本、舒序本、蒙府本就是“侍書”。早期脂本，指甲戌本、庚辰本、己卯本，這三種是以干支年號命名的本子，今見此三本雖已是過錄本，而底本就是這三個年號時形成的，分別是1754(甲戌)、1759(己卯)、1706(庚辰)。其時，那個自稱“披閱增刪”的曹雪芹還健在，他至早在兩年后的壬午年(1762)才逝世。而《甲辰本序》的署時是甲辰年，即1784年;舒序本舒序紀年是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即1789年，蒙府本又是源于戚序本系統的。

早期脂本理當有原始初本的意思，從而認定“待書”是作者的原創，還是有充分的理由的。然而，假如有人質疑問道:1.既然三本已是過錄，即非原稿，何以證明未被抄誤?2.脂批表明，曹雪芹遵從脂硯齋的意見而增刪小說，又何以證明“侍書”不是曹雪芹遵脂硯齋意見所改呢?學術研究須得全面、細致、深入地考慮各種可能。

幸好，這一問題，早期脂本上還恰恰留下了重要的證據。

甲戌本不僅正文中是“待書”，而且在朱筆批語中也是“待書”，那是最能說明問題的，請看以下兩例:

如今周瑞家的故順路先往這里來，只見幾個小丫頭子都在抱廈內聽呼喚呢。迎春的丫鬟司棋與探春的丫鬟待書二人正掀簾子出來……(甲戌本此處夾批:妙名。賈家四釵之鬟，暗以琴、棋、書、畫四字列名，省力之甚，醒目之甚，卻是俗中不俗處?！谄呋?

見周瑞家的進來，惜春便問他何事。周瑞家的便將花匣打開，說明原故。惜春笑道:“我這里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剃了頭同他作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兒來，若剃了頭，可把這花兒戴在那里呢?”說著，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丫鬟入畫來收了。(甲戌本此處側批:曰司棋，曰“待書”，曰入畫;后文補抱琴。琴、棋、書、畫四字最俗，上添一虛字則覺新雅?！谄呋?

第一條引文的正文中有“待書”，批語中卻用了省略語“書”;而第二條引文中只出現“入畫”，而并未出現“待書”，批者寫批語時才聯系上“待書”等三位丫鬟的名字。此是說“待書”出現在脂硯齋的批語之中，表明“待書”這個人物名字，已經儲存在脂硯齋的腦海之中。并且，接下來還有這樣的評斷:“琴、棋、書、畫四字最俗，上添一個虛字則覺新雅”，可見批者還研究了“琴、棋、書、畫”四個名詞之前的動詞“抱、司、待、入”四字，脂硯齋豈會記錯與寫錯呢?

因此，《石頭記》作者原創的是“待書”，批者脂硯齋記住的也是“待書”，這是毋庸懷疑的。

三、“侍書”不可能作《紅樓夢》的人名

“侍書”不能作《紅樓夢》的人名，尤其不能做賈府中的人名，這是由《紅樓夢》創作背景的特殊性決定的。原因有二:

第一、“侍書”是官名。是侍奉帝王讀書、為皇上掌管文書的官員。這一官職的名稱，在宋、明時就有了。清代是承襲了前代而稍有改換。關于“侍書”的職份。我們看一下《明史·職官志》的記載:

翰林院。學士一人，正五品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各二人，并從五品侍讀、侍講各二人，并正六品《五經》博士九人，正八品，并世襲，別見(為見于別處)。典籍二人，從八品侍書二人，正九品。

侍書，掌以六書供侍。

建文時，仍設承旨，改侍讀、侍講兩學士為文學博士，設文翰、文史二館，文翰以居侍讀、侍講、侍書;《五經》博士、典籍、待詔，文史以居修撰、編修、檢討。

可見，“侍書”是與“侍讀”“侍講”同一類型的官，都是服侍皇帝讀書的。我們對這些官所要思考的，不在其官階有多高，而是與帝王的關系有多么密切。若用以作小姐丫鬟的人名，將小姐置以什么地位?小姐的身份是什么?小姐的父親又是什么?若如是，豈非有“僭越”之嫌?因此，這一皇帝近侍的官職名稱是應該避忌的?！都t樓夢》不是一般的野史小說，寫的是皇親國戚之家，元春是當今皇妃。其“榮禧堂”的匾額就是當年老皇上所賜，并蓋上“萬幾宸翰之寶”的印章。寧榮兩公，是當初開國四王八公之一。元春省親，賈府全家所思是:

顧恩思義(匾額)

天地啟宏慈，赤子蒼頭同感戴;

古今垂曠典，九州島萬國被恩榮。(楹聯)

請諸位思考，作者是這樣的了解朝廷的禮制，描寫小說中這樣的人家，會把侍奉皇上的官職名稱，用以作小姐的丫鬟的名字嗎?

第二、更重要的是，在曹寅與康熙的關系之中，曹寅正是猶如“侍書”的身份。周汝昌先生在《紅樓夢新證》中，把曹寅考定為“侍讀”，這是不夠準確的。上文所舉明代的官職，是“侍講”“侍讀”“侍書”三種，前兩種是“五品”;而“侍書”是“從八品”“正九品”，相差很多，“侍講”與“侍讀”，就是太子或皇上的老師;“侍書”呢，是“掌以六書供侍”，就是掌管皇帝的文房四寶及書本文具的。清承明制，“侍講”“侍讀”留下了，“侍書”卻撤銷了。為什么呢?是由親近機靈的值得信賴的包衣替代了。

就曹寅說，是夠不上“侍講”或“侍讀”的資格的，清朝太子、皇上的“侍講”“侍讀”職銜都很高，至少是進士，甚至是三鼎甲，在三品以上。內務府決定讓哪位官員作皇帝的老師，始授之“侍讀”官銜。例如晚清的翁同龢，是狀元、侍讀、侍講;李小湖，是進士，侍讀;夏同善是進士、侍讀;潘祖蔭，是探花、侍讀;孫家鼐，是狀元、侍讀、侍講。人們在文章書本中敘及“侍讀”，常常徑說是皇帝的老師。因此，沒有進士科名的曹寅，是不可能授予“侍讀”的，更何況曹寅(1658—1712)的年紀還小康熙(1654—1722)幾歲呢。但是，曹寅與康熙的關系是特殊的。曹寅母親孫夫人，是康熙的“保姆”，后來康熙南巡駐蹕江寧織造府時，稱孫夫人為“吾家老人”，并賜書“萱瑞堂”。因此，曹寅早年跟孫夫人入宮，服侍康熙是必然的;為康熙整理書籍、看管文房四寶、陪侍康熙讀書，代替康熙受侍講老師的戒尺，正是他足以榮耀的日常工作。顧景星《白茅堂詩文全集》卷二十二葉九《懷曹子清》詩，起云:“早入龍樓儤，還觀中秘書”，確定了他的“侍書”的身份?！褒垬恰?，漢代太子宮門名?！稘h書·成帝紀》:“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币虼??！褒垬恰?，指太子所居之宮，即康熙當時讀書時所居。儤，舊謂官吏連日值宿。唐李肇《翰林志》:“凡當直之次，自給舍丞郎入者，三直無儤;自起居御史郎官入，五直一儤;其余雜入者，十直三儤?！彼我挕段飨獏舱Z》卷下:“唐制，官新到官府并上者，謂之儤……《玉篇》云:‘儤，連直也?！薄斑€觀中秘書”，就是能看到皇上康熙所看之書。因此，說曹寅是康熙的侍書是切合的。如此說來，作為曹寅后人的作者，會將探春的丫鬟取名“侍書”嗎?

再說，從小說《紅樓夢》之所描寫，曹寅在小說中投射最多的偏偏是探春的父親賈政。這里稍作論證。

例一，甲戌本第十六回回前總批第三條有一句著名的說出《紅樓夢》原型對應事件的批語——“借省親事寫南巡，出脫心中多少憶昔感今”?，F實中接待康熙南巡的是曹寅，小說中接待省親的是賈政。因此，曹寅對應賈政。

例二，小說這樣寫甄應嘉，“如今現在江南的甄家，噯呀呀，好勢派，獨他家接駕四次”，曹寅也是接康熙駕四次。甄應嘉是“真應假”，是“甄應賈”。甄應嘉的兒子是甄寶玉，賈政的兒子是賈寶玉。因此，甄應嘉=曹寅=賈政。

例三，“淮揚鹽政”的專職表達了強烈的暗示。生活中曹寅與李煦是郎舅，小說中賈政與林如海也是郎舅，小說是怎樣描寫“郎舅”輪作鹽政的呢?

小說第二回道:“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本姑蘇人氏，今欽點為巡鹽御史”，同回又寫道:“(賈雨村)那日偶又游至維揚地方，聞得今年鹽政點的是林如海?！闭執貏e注意的是“今年鹽政點的”一語，就是說去年不是，明年也不是，是輪到今年才是!清代歷史上，甚至是中國歷史上，只有曹寅與李煦郎舅逐年輪點淮揚鹽政的事實，這小說中郎舅與現實中郎舅的對應，說明曹寅對應賈政。

由此可知，曹寅頗多映射賈政處，小說的作者會把曹寅身份的“侍書”，用作賈政女兒丫鬟的名字嗎?

四、“待書”的幾種解釋

“待書”確實是《紅樓夢》作者原有構思的名字，那么，這一名字到底作怎樣的解釋呢?顯然，我們要考慮與其身份相類的抱琴、司棋、入畫三名字的結構關聯與內涵關聯。

其一，待的本義是等待、對待、接待。這些本義中引申出“供給、給予”的意義，符合“待書”的內涵。這一引申義，在先秦時期就有了:

《周禮·天官·大府》:“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编嵭?“待，猶給也?！?膳服:飲食服用。稍秣:牛馬草料。)

《周禮·春官·小宗伯》:“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编嵭?“待者，有事則給之?！?/p>

鄭玄的注釋當然是權威的。而關于“待”之具有“供給”之義，還可以從“給待”一詞得到佐證。這類詞一看就知道是并列式的“同義合成詞”。也就是說，“給”就是“待”，兩者同義。

供奉之物，不可不厚;奉承之禮，不可不至;給待之人，不可不擇;護衛之人，不可不嚴。

這段對偶的文字，相同位置的供奉、奉承、給待、護衛都是并列式“同義合成詞”，因此，“待”與“給”是相同意義的。有趣的是，此文被收進《歷代名臣奏議》中，“給待”成了“給侍”，假如給此“侍”字釋義，顯然仍從同結構的“同義合成詞”中求得解釋，“侍”就是“待”，就是“給”，供給。

又 成立當且僅當 (S,W,I,Z)=(S*,0,I*,0)。由LaSalle's不變集原理可知 S(+∞)=S*, I(+∞)=I*，因此系統(1)存在滿足邊界條件(2)的行波解。

庚辰，上賜宴于芳蘭殿，命有司厚加給待。

此例中，“厚加”作“給待”的狀語;“給待”當然是供給。

后來的“待茶”“待飯”“待衣”正是這一意思的延伸引用:

寒溪草堂，待飯不至;饑時書版，殊無筆力。

天下之民其阽于危而思即安也，不啻如饑之待哺，寒之待衣。

第一條黃庭堅跋文的本意是說他衣食無著，生活寒素，當然不是說“等待吃飯”。第二條康熙《王霸論》是說“百姓之處危而思安，何如饑餓時給吃的，寒冷時給穿的迫切呢”。

于是，“待書”，即是“供給書籍、書具”，這丫頭是給小姐拿書具、書籍的。這樣，“待書”的組成結構和內涵意義，就與抱琴、司棋相一致了。

其二，這里再提供關于“待書”的另幾種解釋，那是從“入畫”這另一結構式獲得的啟發。

待字還有一個義項，是耽擱;停留?！稄V雅》謂“逗也”;就是“逗留”“留止”，有儃佪、徘徊、遲留、淹留、耽溺之意。例如，“待在家里”是“停留在家中”;“待在書中”就是“耽溺與書本里了”。工具書將此義項的讀音標為(dāi)。

先說入畫?！叭氘嫛钡慕Y構不同于抱琴、司棋以及上文解釋的“待書”。入畫，似是動賓結構，而從意義角度看是動補結構，是“進入畫中”“迷于畫境”的意思，那么“進入畫境”的是誰呢?不可能是丫鬟入畫，而是主子惜春。我們知道，小說中主子與丫鬟關系最糟糕的正是惜春與入畫，在抄檢大觀園中，入畫收藏了東府里賈珍賞于她哥哥的銀子，被王善保家的視如贓物而欲嚴懲;入畫告以緣故，連主事的鳳姐都表示可以問詢賈珍夫婦以明白真相，結果尤氏為入畫作證，入畫得以恢復清白之身。然而，惜春卻不問青紅皂白，硬是把入畫趕出了大觀園。這樣的主仆關系，入畫怎可被惜春畫進畫中?

可見，“入畫”者只能是惜春自己。小說正是這樣描寫惜春的。她為了逃避詩社中自己不會作詩的尷尬，借口說，“要畫大觀園”，請了個長假，結果，大觀園小姐們去看她畫園，一無頭緒，林黛玉說了一句著名的笑話:“這園子蓋才蓋了一年，如今要畫自然得二年工夫呢?！币虼?，“進入畫中”的惜春，被畫所“迷”，把“入畫”看作逃避現實的遁詞;“入畫”，其實是惜春形象的折射。

有鑒于此，“待書”其名，說的正是探春，是探春形象的折射。就是說，探春是一個迷戀于書藝、耽溺于書林的小姐。

那么，丫鬟名字可以是小姐形象的折射，能平移到元春、迎春身上嗎?可以，沒什么不妥。抱琴，就是說元春擅長彈琴;司棋，就是說迎春還會下棋。

而耽溺書林、迷戀書翰、沉溺書法，正是探春的寫照。賈母領著劉姥姥參觀探春的秋爽齋，是這樣描寫的:

當地放著一張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著各種名人法帖，并數十方寶硯，各色筆筒，筆海內插的筆如樹林一般。那一邊設著斗大的一個汝窯花囊，插著滿滿的一囊水晶球兒的白菊。西墻上當中掛著一大幅米襄陽《煙雨圖》，左右掛著一副對聯，乃是顏魯公墨跡……

這秋爽齋分明是書法家的書房。那張“花梨大理石大案”，是寫字用的?！案鞣N名人法帖”“數十方寶硯”“各色筆筒”，“筆海內插的筆如樹林一般”，“米襄陽《煙雨圖》”“顏魯公墨跡”。這種描寫鋪陳，絕對是在寫探春沉溺于書法，沒有第二種解釋。

探春癡迷、沉溺于書法，小說是有鋪墊的。元春省親回宮，下諭旨要探春謄錄“省親頌”詩集;探春親筆寫信予咫尺之遠的寶玉，提議創建詩社，讓寶玉夸獎一番。第一社海棠詩社，正是在秋爽齋開設，由探春供給紙張書具。

因此，待書，就是“耽溺于書法、書林之中”，這就可以如同入畫那樣，得到合理的解釋。

其三，“待”字還一個重要義項是“依靠;依恃”?！稘h語大詞典》給出這樣的例句與解釋:

《商君書·農戰》:“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p>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風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p>

明李贄《答友人書》:“既不是學，又不是性，吾真不知從何處而來也，或待因緣而來乎?”

康有為《大同書》己部第一章:“人口日眾，室屋當增，家人嗷嗷，待于一人?！?/p>

商鞅說國家依恃“農戰”，劉勰說文辭依恃“骨架”，李贄說依恃“因緣”，康有為說全家依恃“一人”。

而“待書”，仍同“入畫”之理，所述在探春，謂探春依恃“書藝、書法”，上文例子已盡舉，這里不再重復。

其四，“待”還通“持”。執持;持守?！秲x禮·公食大夫禮》:“左人待載?！编嵭?“古文待為持?！睗h劉向《列女傳·魯公乘姒》:“君子謂公乘姒緣事而知弟之遇禍也，可謂智矣。待禮然后動，不茍觸情，可謂貞矣?！?/p>

待書，解為“持書”，既符合于丫鬟其人，亦符合于小姐探春。

這四種解釋哪一個是對的，筆者不敢自以為是，或是其中一種，或許幾種糅合，或者有更切合的解釋，以待大方之家。但是，“待書”，是有解的，是可解的;能同于抱琴、司棋的結構與含義;亦通于入畫的結構與含義。因此，事實上，不是非“侍書”不可解;倒是《紅樓夢》作者與作者家庭的特殊性，確實是不能以“侍書”來命名小姐的丫鬟。

五、一個駁斥“程前脂后”謬說的力證

這一辨考，對博大繁雜的紅學說來，自然是微觀而又微觀，卻無意中衍生出一項“重要”意義。那就是認定“待書”是作者的原創，且獲得“待書”的切解，可否定20世紀90年代產生的至今仍頗有市場的“程前脂后”之說。

“程前脂后”說，說的是在《紅樓夢》的創作流傳中，“程本”在前，“脂本”在后;此說中就包括“脂批偽托說”，此說曾經影響很大，不少青年學人盲目信從。

今拙文之所述，清晰地展示了“待書”演變成“侍書”的過程:

第一階段是早期脂本時期，即甲戌本、庚辰本、己卯本時期，在曹雪芹逝世之前，是“待書”。

第二階段是晚期脂本時期，是甲辰本、舒序本、蒙府本等時期，那是在甲辰年以后，即1784年以后，此時被訛誤成“侍書”。

第三階段是程本時期，那在乾隆五十六年，即1791年以后，全是“侍書”。

假如是程本在前，作為曹寅后人的作者，怎么會把應當避忌的敏感詞語“侍書”作為小姐的丫鬟的名字呢?從而使其既冒僭越之失，復冒不恭之譏?

假如說脂本在后，說脂本是照1791年以后的程本改篡而成，其時的批者與篡改者，為什么要把一個丫鬟的名字改動呢?是去避忌與自己毫不相干而且八十年前逝世的曹寅嗎?這是完全說不通的。

可見，在紅學領域中，“程前脂后”說是一種錯誤判斷，其帶給人們的是對紅學基本常識的錯誤認知，從而被引入歧途，應當果決拋棄。

①② 徐乃為《紅樓三論》，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41—162、302頁。

③ 以上兩段見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四十周年揚州國際紅樓夢研討會特印(影印)《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第七回第五頁。

④ 文淵閣電子版《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明史，卷七十三。

⑤ 轉引自周汝昌《紅樓夢新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98頁。

⑥ 文淵閣電子版《四庫全書》經部，書類，尚書講義，卷二。

⑦ 文淵閣電子版《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南宋建炎至德佑《定齋集》卷六。

⑧ 文淵閣電子版《四庫全書》紀事本末類，《通鑒紀事本末》卷二十八下。

⑨ 文淵閣電子版《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書畫之屬，式古堂書畫匯考，卷一。

⑩ 文淵閣電子版《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清代，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