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思想與漢代青銅器物設計研究

蘇晨 錢慧敏 黃其瑞 彭魏

摘要：為了證明墨家設計思想理念是先進性和科學性的統一，以及漢代青銅器物在中國古代設計思想發展中的重要地位，文章通過研究梳理墨家思想中具有代表性的節用觀、民本設計理念，分析墨家思想影響下的漢代青銅器具在造型、功能和藝術表達上由“神”向“人”的精神轉變，得出了墨家思想與漢代青銅器物設計對當代設計的借鑒意義，啟示當今的設計實踐應從人、產品、環境三者的和諧統一出發，向更高層次內涵的設計目標邁進。

關鍵詞：墨家思想；漢代青銅器；節用；民本；實用主義

中圖分類號：K876.41；B2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2）20-00-03

縱觀中國古代設計思想發展歷史，漢代的藝術設計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漢代也是中國古代藝術思潮的轉折時期。雖然有研究認為，漢代青銅器是中國青銅文明時代的沒落，但它打破了傳統青銅器代表的封建禮制，禮樂文化墜落神壇代表人類思想的進步。漢代器物設計逐漸回歸人的實際需求，神壇之上的青銅器開始成為生活中的器物。漢代青銅器以突出的功能實用性區別于傳統青銅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墨家設計思想的影響。墨子主張“兼愛”“非攻”“節葬”等觀點，可以說是儒家思想的主要反對派，墨子厭煩儒家學說的“禮”，主張器物的實用功能，反對無意義的煩瑣裝飾，不僅推動了中國古代設計思想發展，對當代中國設計的發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價值。

1 墨家的精神思想

先秦以前，青銅器在很大程度上展露出統治目的，而漢武帝時期的青銅器設計悄然走下統治神壇。與先秦相比，漢代青銅器在設計上更加注重實用性、人性化，強調人和器物之間協調一致。墨子是一名實踐與科學相結合的設計大師，他認為一切設計活動都具有實際功利，提出了義即利的觀點。墨子的造物思想是從社會和人的實際需求出發的，初步構建了古代設計的基本準則，也對后世的人類社會設計活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1.1 節用觀

墨子的制物哲學影響著古代的造物發展，《墨經》中的節用之道體現出實用主義和功能主義設計傾向。在墨子生活的戰國時期，戰亂不斷，動蕩的社會和統治者的奢靡之風導致民眾痛苦不堪，在“寒不得衣”“饑不得食”“勞不得息”的現實情況下，墨子譴責厚葬等一系列奢靡習俗，堅持“以天下人為利”的準則，提出了“兼愛”“非攻”“節用”等思想主張，反對一切煩瑣的裝飾，認為只要是符合實際需要的功能性器物就是值得提倡的。墨子的節用觀主要分為三個方面：一是以人民為利的總原則，二是因需而設的生產觀，三是適度消費觀。墨子以唯物的眼光深刻地認識到資源與能源消耗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歷史的作用就在于告誡人們，要記住教訓，以史為鑒，更好地開拓未來［1］。墨子的節用觀影響著漢代青銅器物設計，也啟發了中國近現代設計對功能性和審美性的探索。

現代主義設計先驅阿道夫·魯斯在《裝飾及罪惡》一書中提到，裝飾是一種讓人類倒退的產物，他認為工藝和功能是相輔相成的，強調功能優先，簡潔高效的現代設計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許多便利，這與墨子的設計觀點不謀而合［2］。墨子對功能性和審美性的探索體現在他的節用、尚用觀點中，他雖然承認美的實際效用，但更注重“利”，墨子的美學標準是為實用主義服務的。

1.2 民本思想

現代設計興起以后，大量批量化、標準化的產業興起，冰冷的機械化程序產品影響著人們的心理需求，文化和情感沒有了寄托，設計喪失了服務于人的初衷。墨子則立足于人的實際需要，認為設計應以“兼愛”為核心出發點，持為天下民眾之利的人倫精神［3］。

有研究者認為墨子思想重利，是一個功利主義的思想家，但從民本角度來說，墨子的功利將目光投向了底層大眾，他注重利，但不是一味追求利本身，而是建立在廣大人民群眾的實際需求上，在當時生產力落后、經濟低迷、民不聊生的社會狀況下，墨子的利是民眾擁護的利，老百姓首先要考慮的是穿衣吃飯的問題［4］。墨子這種看似功利的設計思想蘊含著寶貴的人文主義關懷，他的民本思想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對后來的設計思想和設計實踐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積極影響［5］。

2 墨家思想影響下的漢代青銅器物

2.1 漢代器物設計中的節用觀和民本思想

與先秦不同，漢代青銅器一改往日沉重壓抑的風格，多以輕快生動的造型和簡潔的紋飾出現。鼎是古代青銅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器物，先秦以來的青銅鼎多用作神壇祭祀的禮器，充滿了神秘威嚴的距離感，如商代晚期的后母戊鼎（見圖1），此鼎呈長方形，造型厚重典雅，壁沿寬厚，底部用四根粗厚的圓柱支撐，形成穩固宏偉的氣勢，鼎的四周雕刻有精美的紋飾，多為云雷紋或龍紋、饕餮紋等動物紋樣，頗具藝術性地表達出莊嚴肅穆、神圣詭秘的氛圍感。而在漢代，青銅鼎是百姓家中的飲食炊器，如漢代雙耳三足青銅鼎（見圖2），與方鼎不同，鼎身呈圓形，上腹部有一對長方附耳，耳中間鏤空，便于端取，圓底鼓腹、蹄形三足，素面，腹中有一道凸棱，下腹底部向下垂低，便于受熱均勻，極具實用價值。

先秦以前，青銅器的設計深受傳統宗教觀念的影響，器物為封建禮制服務，將鬼神的神秘色彩和王權神授的政治思想融合在青銅器設計之中，以達到統治人民和鞏固皇權的目的。通過將神學天命的宗教思想世俗物化，壓抑“人的本性”。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當時的青銅器設計是為“神”造物，而這里的“神”其實是對人的異化，藏匿了人的價值［6］。漢代青銅器設計則反對一切無實際效用的造型，在紋飾上對復雜的紋飾進行了簡化，墨子也在《墨經》中對點線面和整體與部分的設計進行了探討，認為裝飾應具有效用；在造型風格上擺脫了神秘端莊的厚重感，以科學的功能性為實際目的［7］。

青銅器是社會文明的見證，也是社會文明的載體，漢代設計思想的轉變也是漢代“貴真”“尚志”“崇實”社會思想的體現。在漢代，雖然墨家的政治地位不及儒家，但是在漢代青銅器設計造物中處處可見墨家“利人”的核心觀念，封建時期壓制的人性被發現，可以說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大進步［8］。

2.2 漢代實用之器的功能性和科學性

漢代青銅器更加注重實用功能、科學技術和審美的統一，這是禮器時期的青銅器未關注到的。漢代青銅器主要作為生活日用品，由于人們社會活動行為的改變，青銅器的種類和器形逐漸豐富起來，原本厚重莊嚴的風格并不適用于日常生活。墨家思想中對人性的解放也影響了漢人的社會觀念，追求人的價值，崇人重人的時代思潮盛行。青銅器實現了功能性的轉化，不再是為神靈服務的產物，人們在天的秩序之外，找到了屬于人間的生活秩序［9］。漢代青銅器在實現為人服務的設計觀念轉變后，出現了許多兼具實用性、科學性、功能性、審美性的經典之作，以爐、燈兩類器物為代表，成為世界設計的瑰寶。

爐：出土于河北漢墓的博山爐是秦漢時期興起的新品種（見圖3），仿博山而制。博山是神仙術士口中的仙山，中國自古就有焚香祈福的習俗［10］。漢代熏爐使用的香料大多是樹脂材料，該香料發煙較為緩慢，而博山爐底較淺，四周較為封閉，通風不暢，十分契合樹脂香料的特性。爐腹部較深，用于隱藏熔火，煙霧香氣透過肖山爐蓋鏤空的多個小孔擴散開來。山巒重疊、煙霧繚繞，立體地勾勒出了漢代神仙思想中的博山形象，山間飛禽走獸生動活潑，整個爐身通體鎏金，云氣紋富麗堂皇，將實用性和藝術裝飾效果融合到極致。

燈：河北漢墓的長信宮燈（見圖4），是以漢代宮女為造型題材。長信宮燈不僅有出色的工藝造型，還有卓越的科學功能。漢人喜跪地而坐，書案家具較為低矮，因此漢代燈具多為坐燈，長信宮燈高約46厘米，與矮桌高度相加，正好高于人體工程學中人跪坐以后的視線需求（人眼正常視線范圍是上方30°到下方60°，強光源只要出現在這個角度范圍內，就會使人產生眩光）。漢代燈具主要通過燃燒動物油脂產生火光，燃燒產生的煙霧會污染室內空氣，長信宮燈智慧地運用宮女的手臂部分作為導煙管，利用虹吸原理將煙塵融入宮女體內的清水，達到了綠色環保的效果［11］。

漢代青銅器不僅在審美意蘊上有自己獨特的一面，在功能技術、造物理念上也滿載漢人的智慧。從具有裝飾意味、莊重威嚴的祭祀器具，到萬家百姓家中造型便于使用的日常用具，青銅器和人之間的距離被拉近，墨家思想和漢代器物設計都是實用主義和功能主義審美性的完美結合。

3 結語

墨家思想和漢代青銅器物設計是實用主義和功能主義審美性的完美結合。墨家思想的“重利”和漢代造物中的“重人”都主張設計為人服務、為社會服務，并且不斷嘗試在功能技術和審美傾向間實現設計融合，現代設計也一直立足于以人為本的理念進行設計實踐。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環境之間的關系愈加復雜，設計目標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很多設計已背離“利人”的核心觀念，造成許多過度設計。古代墨家思想并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但通過研究發現，對當代設計研究發展來說，墨子的設計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價值和現實意義。墨子基于高度的社會責任感，以可持續的利己觀為道德標準，增加了人文主義關懷。在物質富足的當代社會，人們產生了更多的精神和情感需求，設計內涵也應向更高層次發展。歷代精美絕倫的青銅器具承載著中國古代的造物歷史，以古鑒今，也使當代設計師重新思考人、產品、環境三者之間如何建立有機的設計程序系統，最大限度地滿足人類在新時代的新需求。

參考文獻：

［1］ 米咪.墨子的“節用”思想與綠色設計［J］.中國包裝工業，2013（18）：43-44.

［2］ 徐新紅.“強用節本”：墨子的實用主義設計思想［J］.客家文博，2014（1）：36-39.

［3］ 徐韶華.造物“器用”之“有用之用”與“無用之用”：先秦諸家設計思想的兩條脈絡［J］.藝術與設計（理論版），2021，2（11）：40-42.

［4］ 周寶硯.墨家民本思想及其當代價值［J］.學理論，2020（11）：53-54.

［5］ 周洋.基于墨子制物哲學的地域化文創產品設計研發路徑研究［J］.藝術教育，2021（4）：255-258.

［6］ 楊春時.論設計的物性、人性和神性：兼論中國設計思想的特性［J］.學術研究，2020（1）：149-158，178.

［7］ 林曉媚.“以義治性”何以可能：墨家人性論新探［J］.哲學動態，2022（3）：62-71.

［8］ 胡偉峰.中國古代設計思想研究［M］.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17：147.

［9］ 劉靜.人性的解放：解讀漢代青銅器的美學思想［J］.銅陵學院學報，2018，17（5）：71-74.

［10］ 許大海.漢代藝術設計中的神仙觀念［J］.民族藝術，2007（2）：43-48.

［11］ 魏艾.墨家生態倫理思想研究［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230.

作者簡介：蘇晨（1968—），男，湖北黃岡人，碩士，教授，研究方向：產品設計與傳統文化。

錢慧敏（1997—），女，湖北武漢人，碩士在讀，研究方

向：產品設計與傳統文化。

黃其瑞（1999—），男，湖北武漢人，本科在讀，研究方

向：產品設計與傳統文化。

彭魏（1986—），男，湖北武漢人，碩士，講師，研究方

向：產品設計與傳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