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背景下向西開放與西部經濟增長

劉亞軒　劉佳莉

摘要：自沿海改革開放的非均衡發展以來，東中西部地區間經濟差異問題凸顯，2013年起國家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如何有效促進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以實現東中西部地區的協調發展成為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文章基于2000～2016年西部地區地級市數據，基于“一帶一路”這一政策，構建雙重差分模型探討向西開放政策對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并進一步探討其影響機制。研究表明，向西開放政策顯著促進了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且結果十分穩健。其中，向西開放政策通過促進產出集中度的提升，擴大市場規模以提高西部地區經濟；而向西開放政策對于不同所有制企業具有不同的影響，對西部地區的民營企業存在擠出效應。政府應該更多運用市場機制以擴大對外開放，繼續推動國企改制，推動社會資源再分配，推動地區間的協調發展。

關鍵詞：“一帶一路”；向西開放；西部地區經濟增長；雙重差分模型

一、引言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堅持對外開放，在開放中學習、吸收、借鑒，在開放中應對挑戰，2013年我國實施向西開放戰略，構建“一帶一路”倡議，其中，向西開放是中國整體周邊戰略的重要一環，這將西部地區放置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境內外重要高地，充分發揮西部地區比較優勢，抓緊“一帶一路”的新契機，繼續實行向西開放的基本策略，加強域外合作，爭取全國一盤棋，成為經濟增長新引擎，推動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當前，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國經濟如何實現平穩轉型，實現從“一次開放”向“二次開放”的跨越成為值得研究的問題。

自沿海開放的非均衡發展以來，東中西部地區間經濟差異問題凸顯。已有文獻表明，西部大開發戰略并未明顯助力西部地區經濟與人民生活質量有效提升（劉瑞明，2015）。誠然，改革開放是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本文以改革開放為重要背景，探討促進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有效對策，旨在為縮短地區間經濟差距提供有效思路，從而促進中國經濟的穩定協調發展。

跨國貿易和全球資本流動是一國對外開放的主要形式和基本內容，它們對一國經濟增長及福利改進的積極作用已被許多文獻所證實（Sachset，1995；Pugel et al.，2000；Fischer，2003）。但在現實中，一國的對外開放并非均勻地覆蓋所有的地區和人口，各地區開放程度的差異往往導致地區收入差異的擴大，這在一些面積較大的發展中國家尤為突出。對外開放對中國地區經濟的影響也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這方面的文獻日漸增多，歸納起來，大致可歸為兩條研究思路：一是基于新古典模型的收斂假說，檢驗各地區對外貿易、外商投資（如FDI）等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及導致的經濟收斂狀況（Chen和Fleisher（1996）；Jian等（1996）；黃政立、李坤望（2006）；沈坤榮等（2002）；魏后凱，2002；Gao，2013；萬廣華等，2005；馬巖，2006；沈毅俊，2008）。上述研究側重對經驗事實的檢驗，并未深入分析對外開放區域非均衡發展影響各地區經濟增長的過程及作用機理。二是在新經濟地理（NEG）的空間集聚模型框架下，從產業集聚角度考察貿易自由化對區域差異的影響。NEG模型考察了不同貿易成本（運輸成本）條件下的產業集聚模式，認為隨著貿易成本的下降，產業會在一些具有初步優勢的地區集聚起來，并通過累積循環機制形成“制造業中心一農業外圍”的產業布局[Krugman和Venables（1995）、Krugman and Elizondo（1996）、Puga（1999）；Paluzie（2001）]?？臻g集聚模型提出來以后，被一些學者運用來解釋中國的產業布局與地區差異[Hu（2002）；Ge（2003）；范劍勇（2002）、洗國明等（2006）；劉軍和徐康寧（2010）]。

以上文獻為深入理解地區經濟發展的內涵、機制以及影響效應提供了解釋，但遺憾的是，國內外關于有效協調東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研究尚付闕如。本文選取對外開放的視角探討向西開放的政策效應以及對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機制，主要是由于“一帶一路”政策給予了西部地區前所未有的政策優勢，也為西部地區提供了很好的發展機遇，因此，如何有效發揮該機遇將西部地區建設成為向西開放的新高地，形成西部地區增長的內生動力，以協調地區經濟發展。而向西開放政策則為地區增長提供了一個天然平臺，為模型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本文的篇章安排如下：第二章是向西開放政策闡述與數據說明；第三章是建立模型與數量分析；第四章是從理論上詳細探討向西開放影響地區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并進行檢驗；最后是文章結論及政策解讀。

二、研究背景與理論假說

1. 研究背景

2013年9月和10月由李克強分別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戰略指出，要拓展中國參與國際合作的邊界，西部地區現有的基礎設施條件為西部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發展西部地區的經濟需要多方聯動充分結合自身條件，發揮國內外優勢，內陸腹地依托前沿港口城市與國外進行貿易往來，努力創建對外開放的新篇章。

在延續沿海開放的非均衡發展的同一時刻，將對外開放的重心向西部移動，為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成為了新的目標，這不僅刺激西部的經濟發展，改變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狀，還能推進我國區域經濟結構升級，為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打開新局面。

2. 理論假說

發展西部地區經濟的關鍵在于對西部現有資源的整合以及外部資源的獲取。在向西開放政策中，政府通過大量建設投入來改善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和配套設施，以降低運輸成本。運輸成本較高時，產業要么靠近原材料供應地，要么靠近消費市場，以降低運輸成本。運輸成本降低到一定程度后，隨著產業集聚規模的擴大，生產成本會因為集聚不經濟如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用地成本高等原因抵消其他方面所帶來的利益，此種情況下企業將轉向更能為企業帶來經濟效益的地區?？傊?，向西開放政策中政府通過多方面的政策優惠等行政措施促進跨國貿易和全球資本流動，吸引域外企業在西部地區投資發展，同時為規模經濟創造條件，即向西開放的“政策效應”。為此，得到假說1。

假設1：“向西開放”政策的實施對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存在正向影響，即向西開放促進西部經濟增長。

向西開放所帶來的好處是毫無疑問的，但該政策所帶來并非一如既往的正面效應，也會存在一定的負面效應，這些效應包括過高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帶來的國際宏觀經濟波動的風險，匯率變動導致的風險，國際貿易的摩擦與糾紛以及外商直接投資的各種負面影響等。其中最為明顯的便是，對外開放所帶來豐富的外部資源集聚和市場規模擴大的同時，也會帶來激烈的競爭，國外資本以其更強的資金、技術可以對東道主國家搶奪其國內的市場以及投資機會，形成所謂的“擠出效應”（Aitken and Harrison，1999）。在不同地區，產業結構特征與發展階段不同，其實現規模經濟的要素投入規律也有所不同。欠發達地區的生產依賴于勞動力與資源的大量投入，西部地區是中國的經濟不發達地區，本土企業的力量比較薄弱，特別是民營企業的發展水平比較低，與外商投資企業的競爭能力低于東部沿海地區，更容易受到外商直接投資擠出效應的影響。因此，不同于東部地區，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對資源的需求程度與需求類型也不同。向西開放的政策效應為全國東中西部地區提供了一定的政策支持，集聚效應通過勞動力、資本與技術的集聚與溢出實現地區經濟增長，但相比東部地區，西部地區的政策效應中更應考慮其擠出效應。

而由于不同所有制企業對于外部資源的需求以及對外部沖擊的能力不同，向西開放政策對西部地區不同所有制（外資、國有還是民營）的企業生產與績效可能存在差異。民營企業在享受外資企業技術溢出和能力溢出的同時，由于市場化程度較高，受到外部沖擊要更為明顯和直接，生產效率和勞動力技能低等專業化程度相較外資有所不足，使得民營企業競爭力較低。而國有企業的情況就略有不同，國有企業通過一系列的改革，目前在資源、能源和金融等行業中依舊具有明顯的壟斷優勢。因此，對外開放對不同所有制企業的影響是不同的。繼而，在不同所有制企業中，向西開放政策的異質性效應非常值得深入探討。

基于此，本文進一步提出假設2。

假設2：向西開放政策對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因企業的所有制差異而存在不同。

三、研究設計與數據說明

1. 模型設定

為了較為嚴謹地探究向西開放政策的政策效應，本文借鑒Draca et al.（2011）的方法，構建雙重差分（DID，Difference-in-Difference）模型探討向西開放政策出臺后是否顯著促進了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具體構建的模型為：

Yit=α+β2treati×post13t+γCit+λPit+μt+δjt（1）

其中，i表示地級行政單位，t表示年份。Yjt為經濟增長，分別用地區生產總值（lncgdp）和地區生產總值（lncrgdp）的對數表示，表示j地級市在t年的經濟增長水平；treati用以表示受向西開放政策影響較大的企業，參照Draca et al.（2011）的方法，本文將向西開放政策實施之前地區進出口貿易總額高于政策調整后該地區所在省份平均進出口貿易總額的地級市定義為受向西開放政策影響較大的地區，并將該部分地區設定為處理組地區。具體地，若地區在2013年前一期的進出口貿易總額于2013年地區所在省份的平均進出口貿易總額，則定義該地區為處理組地區，treati變量取值為1，否則為對照組地區，treati變量取值為0；post13t用以識別向西開放政策沖擊時間，由于2013年頒布的向西開放政策自2013年9月開始施行，借鑒Lu et al.（2017）的處理方法，以2013年為分界點，其前后分別賦值0和1，2013年則取值1/4，μi和μt分別控制了行業固定效應和年份固定效應；δijt為隨機擾動項。

2. 數據來源與說明

本文首先使用2000～2016年中國85個西部地區地級市的面板數據評估向西開放政策對西部地區的影響。變量的詳細計算方法見表1。

為了客觀反映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本文將地區實際GDP的對數值（lncgdp）和地區實際人均GDP對數值（lnpercgdp）作為被解釋變量。本文以2010年為基年，利用地區實際GDP增長率測算出各年可比的實際GDP數據。地區人均GDP的數據用地區實際GDP除以當年地區年末戶籍總人口計算得到，所有原始數據均來自歷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本文的一個核心指標是向西開放政策虛擬變量（openwest）。

為了控制其他因素的影響，本文還選取了一系列控制變量。由于政府支出與經濟增長存在密切關系，因而本文以政府支出比重（gov）度量政府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投資是經濟發展的外在動力，外商直接投資水平（cityfdi）對地區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因而需要予以控制。地區工業化（cityindustry）和第三產業比重（thirdindustry）可以檢驗結構性因素對地區經濟增長的作用。根據內生增長理論，人口素質和人力資本水平是推動技術進步、實現長期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本文用每萬人高等教育在校人數 （edu）度量地區人力資本水平。同時本文以地區總儲蓄率（sav）度量地區的儲蓄水平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1。

四、計量結果分析

1. 初步檢驗

表2為模型（1）的估計結果，第（1）和（6）列為基準回歸結果，從估計系數可知，向西開放政策的實施提升了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第（2）和第（7）為加入年份固定效應，第（3）和（8）與（4）和（9）列分別為依次加入省份特征變量與地區特征變量之后的回歸結果。具體地，從第（4）列的估計系數大小看，向西開放政策的實施使得處理組的地區的經濟增長相較于對照組的地區的經濟增長，提高了13%，因此向西開放政策較大程度上促進了西部地區經濟增長。

為了檢驗主回歸的估計是否穩健，首先，本文采用固定效應回歸作為檢驗，表中數據顯示，其邊際效應與主回歸結果十分接近，本文的估計結果穩健。由此得出，向西開放政策較大程度上促進了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假設1成立，即“向西開放”政策的實施對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存在正向影響，即向西開放促進西部經濟增長。

2. 識別條件檢驗

采用DID模型進行估計之前，需對處理組樣本（受向西開放政策影響較大的地區）與對照組樣本（受向西開放政策影響較小的地區）經濟增長的程度進行平行趨勢檢驗，即檢驗政策效應是否由處理組與對照組樣本在政策實施之前存在的差異變動所導致。假定處理組與對照組在政策實施之前具有不同的變動趨勢，構建如下模型進行平行趨勢檢驗：

gdpjt=α+βtyeart×treatj+γPjt+λCjt+μt+ξjt

其中，yeart為年份虛擬變量，ξijt為隨機擾動項，其他變量與參數說明同模型（1），模型（2）只保留向西開放政策實施之前即2013年之前的樣本，以2004年為基期的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及2012年變量的估計系數。估計結果表明（表3所示），處理組與對照組在2013年向西開放政策調整之前不存在隨年份的差異變動。

同時，為了確保2013年向西開放政策調整的隨機性，本文對地區在2013年之前是否對向西開放政策具有預期效應進行檢驗。由于國家對地區如何對外開放并沒有明確指引與規劃，從而使得2013年出臺的更具強制性的向西開放政策具有一定的不可預期性。

本文借鑒Draca et al.（2011）與Lu et al.（2017）對2013年向西開放政策前的樣本進行安慰劑檢驗（PlaceboTest），分別將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及2012年作為向西開放政策調整年份對模型進行估計，若估計系數顯著，則說明在政策調整前存在預期效益。2005～2012年的預期效應檢驗結果均表明，向西開放政策調整前并不存在顯著的預期效應。

3． 穩健性檢驗

對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由于“一帶一路”倡議在2013年以后又陸續頒布許多與向西開放相關的政策，為排除后續頒布的政策對結果可能造成的影響，表5中第（2）列和第（7）列采用2000～2013年數據考察2013年政策調整對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均表明與基準回歸的結果一致的結論，本文的估計結果穩健。由此得出，向西開放政策促進了西部地區的增長。

此外，表5第（3）～（5）列和第（8）～（10）列分別為剔除了地區平均進出口總額低于75%分位地區平均進出口總額的地區樣本、剔除了低于50%分位地區平均進出口總額的地區樣本與剔除了低于25%分位地區平均進出口總額的地區樣本的估計結果。結果依舊與基準回歸的結果一致的結論，進一步佐證了本文的研究結論。

五、影響機制檢驗

本文前面發現向西開放政策促進了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但中間的作用機制仍停留在理論分析層面，本文嘗試提供進一步的經驗證據，以期厘清向西開放政策效應的邏輯體系。

1. 中介效應模型的構建

根據之前的理論假說，向西開放政策對西部地區政策效應的影響機制可能存在“集聚效應”和“擠出效應”的異質性兩種傳導機制，其中，“集聚效應”可以體現為向西開放政策對西部地區的工業規模優勢程度和產出集中度的影響；“擠出效應”的異質性主要體現為向西開放政策對不同所有制企業的工業產值的影響可能存在異質性。據此，接下來通過引入“工業規模優勢指數”和“產出集中度指數”作為代表集聚效應的中介變量，引入不同所有制企業的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份額作為代表“擠出效應”的異質性的中介變量，來構建模型，以驗證向西開放政策對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的傳導機制。其模型如下：

其中，Intervarit表示工業規模優勢指數、產出集中度指數和不同所有制企業的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份額。？諄jt為隨機擾動項，模型其他變量與參數說明同模型（1）。模型估計結果如表6所示，模型涉及的企業特征變量與城市特征變量均采用一階滯后項，所有估計結果的標準誤差均在城市層面進行聚類調整。若β■■、β與ρ的估計系數均顯著，說明模型存在中介效應；同時β■■顯著且β×ρ與β■■的符號相同，即存在部分中介效應。

2. 機制檢驗結果分析

向西開放政策的出臺會增加西部地區的經濟集聚，提高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袁冬梅，魏后凱，2011）。表6 報告了集聚效應的檢驗結果，其中第（1）列中，交互項treat×post的系數為正且通過顯著性檢驗，其估計結果證實了這一結論，相較于對照組地區樣本，向西開放政策提高了處理組地區產出集中度指數，原因在于產出的集中度提高對于西部地區的企業來說是市場規模的擴大，直接增加了企業在市場中的競爭空間，有助于企業擴大生產、增加投資，從而實現企業規模的擴張，而企業規模的擴張又會進一步促進產出集中度的提高，循環累積不斷地提高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

而在第（4）列對工業規模優勢指數的影響并不顯著。由此得知，企業主要通過增加產出集中度來促進西部經濟增長。向西開放政策對西部地區的“集聚效應”機制得到驗證，即假說1得到檢驗。

進一步探究向西開放政策對不同所有制企業影響效應的異質性。從表7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不論是對國有企業還是對民營企業，向西開放政策的中介作用均顯著，且存在較大差異。具體地，向西開放政策的實施對國有企業產生了正向的影響，而對民營企業產生了負向影響，這說明向西開放政策“擠出效應”對民營企業顯著，因此，驗證了假說2。不同所有制企業的擠出效應存在“異質性”，主要是由于國有企業往往享有政府更多的優惠政策，一定程度降低了外部沖擊對國有企業所帶來的不確定性。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向西開放政策無論是集聚效應還是擠出效應的異質性的中介作用，主要是針對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而對于國內生產總值而言，均不存在中介效應。這可能的原因是，無論是產出集中度還是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工業產值份額都是屬地與屬人雙重特征的變量，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也符合此類雙重特征，與西部地區自身的特征相契合，因此，存在相應的中介效應?？墒窍蛭鏖_放政策確實是可以促進西部地區生產總值的提高，但是這樣的提高是否會提高西部地區的福利水平和人均收入，這并不能由此判斷。

六、結論與政策含義

自沿海開放的非均衡發展以來，東中西部地區間經濟差異問題凸顯。本文擬從對外開放的角度出發，探討如何有效促進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旨在為縮短地區間經濟差距提供有效思路，從而促進中國經濟的穩定協調發展。

本文基于2000～2016年西部地區地級市數據，利用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向西開放政策這一政策背景，構建雙重差分模型探討向西開放政策對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并進一步探討其影響機制。研究表明，向西開放政策顯著促進了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且結果十分穩健。其中，向西開放政策通過促進產出集中度的提升，擴大市場規模以提高西部地區經濟；而向西開放政策對于不同所有制企業具有不同的影響，對西部地區的民營企業存在擠出效應。政府應該更多運用市場機制以擴大對外開放，推動地區間的協調發展。

基于本文研究結論，主要從對外開放的角度提出政策含義：首先，深化對外開放，拓寬技術引進渠道，利用外資提高西部地區就業結構和收入。為外商直接投資創造良好的區位條件，并且需要有效避免由于外商直接投資的擠出效應而擴大地區間的經濟差距；其次，利用內生集聚經濟效應調整西部地區的經濟結構，為實現協調發展形成內生動力；最后，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加快技術擴散吸收速度，為承接國際技術、產業轉移創造優質環境。以上政策含義旨在提升西部地區經濟增長中的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形成內生的增長能力以實現地區間的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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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云南省基礎研究計劃青年項目“高質量發展視域下我國工業產能優化研究：提質潛力與實現機制”（2020FD042）；昆明理工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金資助項目（KKSY201808026）；云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基金項目（2020J0076）。

（作者單位：昆明理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