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向《列女圖》與漢魏六朝列女圖像*

[英]魏瑞明 朱明靜

(倫敦大學考陶德藝術學院，WC2R 0RN，倫敦，英國)

先秦時期，已出現以列女故事為主題的圖畫。西漢成帝年間，劉向將民間流傳的列女事跡整理匯編為《列女傳》，并在借鑒傳統列女圖像的基礎之上，創作了與《列女傳》相配套的系統化的《列女圖》。劉向談及成書過程時說，“所?！读信畟鳌?，種類相從，為七篇”，[1]《漢書·楚元王傳》中則記為八篇，應為原七篇、每篇十五傳外另附頌圖一篇，記述了先秦至西漢時期共一百零五位女性的事跡。這是中國古代第一部系統的女教書、第一部女性傳記史，對古代婦女傳記的創作和傳承起到了奠基性作用。

《列女傳》完成之初，傳、頌、圖三者本為一體，然而隨著《列女圖》的失傳，后世學者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列女傳》的文本內容及其編纂流傳情況，典型著述如吳敏霞的《〈列女傳〉的編纂和流傳》、張濤的《劉向〈列女傳〉思想與學術價值簡論》、楊延平的《唐前〈列女傳〉使用與影響研究》等。相對而言，針對圖像部分的考察則較為稀缺，往往被研究者作為文本的注腳一筆帶過。事實上，盡管劉向《列女圖》亡佚，但它與《列女傳》本身的緊密聯系、所承載的圖像教化功能以及對后世女性主題藝術創作的影響，仍存在許多值得深入的探討空間。

1 古代圖像教化傳統與劉向《列女圖》的誕生

中國自古以來就極為重視圖像的教化功能。圖畫直觀、具象而生動的特點為文字所不能及，使它成為向大眾推行禮教的絕佳工具。早期繪畫以人物像為主，通過描繪古帝王先賢或昏君惡徒的形象和事跡，起到勸誡和教化作用?！犊鬃蛹艺Z·觀周篇》中記述，孔子觀賞明堂，看到四門的墻上有堯、舜和桀、紂的畫像，“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戒焉”，[2]因而慨嘆“此周之所以盛也”，無意中肯定了圖像的教化功能?！冻o·天問序》云，屈原看到楚先王的廟宇和公卿祠堂中“圖畫天地山川神靈”，[3]說明春秋戰國時期已有在明堂、宗廟和祠堂作畫的傳統，且題材日見豐富，并始終延續著“成教化，助人倫”的作用?？梢韵胍?，對堯舜、桀紂故事的刻畫應少不了有虞二妃及妹喜、妲己，而屈原所觀賞的宗廟畫中很可能包含姜嫄、簡狄，[4]這幾位女性人物后來都被劉向收入《列女傳》中。

進入漢代，統治者對于圖像教化功能的重視有增無減，以圖畫宣傳禮儀、紀功頌德已成體制。漢典籍中明確出現了對列女圖像的記載，不僅包括神話傳說中的女性，更增添了現實生活中的女性?！遏旍`光殿賦》中，王延壽盛贊了漢景帝時魯恭王興建的靈光殿，其壁畫“寫載其狀，托之丹青……下及三后，媱妃亂主，忠臣孝子，烈士貞女”。[5]詳細描繪了這些歷史人物的賢愚功過，以教育和警戒后人?？梢?，至少在景帝時期，宮廷畫堂中已繪有列女圖像；從賦文看，“媱妃”可能指妹喜、妲己、褒姒，“貞女”指梁寡、昭姜之等——她們正是劉向《列女傳》“孽嬖篇”和“貞順篇”中的代表人物。除辭賦外，史志中也有相關佐證：《漢書·外戚傳》中記載，漢成帝曾邀請班婕妤坐皇帝的輦車同游后庭，婕妤引用古畫的典故勸誡道：“賢圣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6]說明西漢時仍保有古畫中的“嬖女”部分。這些從先秦流傳下來的具有勸誡意味的女性故事題材，在當時廣為人知并有繪圖傳世，它們是劉向創作的基礎和前提。

《列女傳》作于漢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7]《漢書·楚元王傳》中記述了劉向編撰此書的緣由：這一時期，內有趙氏姐妹禍亂宮闈，外有王氏外戚集團把持朝政，國政綱紀大為敗壞。作為宗室元老，劉向痛心于時局，深感振興朝綱的重任。他念及自己蒙漢厚恩，而成帝因他是先帝舊臣，每次進見，總以優禮待他，“吾而不言，孰當言者”？[8]劉向認為禮儀教化要從皇宮內開始，進而擴散到社會各層，總結歷史經驗，以為當世之鑒。因此他借校書之便，收集并整理《詩經》《尚書》中貞節賢良的婦女及其反面典型，編撰成《列女傳》，作為教化皇帝的例證，“凡八篇，以戒天子”。[9]

“列女”之“列”，為“羅列”之意。古雖“列”“烈”通用，但此處“列”不能作“節烈”解?！读信畟鳌穼⒘信论E分門別類記述，“節烈”僅是部分內容?！稘h書·藝文志》中提到劉向有序作67篇，并注：“《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盵10]可見，劉向所作的是《列女傳頌圖》而非單一的《列女傳》，明確了由傳、頌、圖三者共同組成的婦女傳記體系。王回《列女傳序》云，“詩書以來，女德善惡，系于國家治亂之效者，有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孽嬖等篇，而各頌其義，圖其狀”，[11]指明其特點為：傳，以文字記述故事內容；頌，以四言闡明故事義理；圖，以圖像形式描繪故事情狀，共同起到教化作用。至于劉向所進獻的《列女圖》是否為本人繪制，未有定論。陶宗儀在《書史會要》中記載劉向“博極群書，尤工字畫”，但陶書年代較晚，依據已不存，且依錢穆考證，劉向當時已逾花甲，恐怕無力完成這種大型創作，因此應是由毛延壽一類的宮廷人物畫師執筆，劉向僅提供題材和構思。[12]當時畫工身份低微，《列女圖》的真正著作權仍屬劉向所有，班固將《列女圖》歸于劉向名下并非訛誤。

劉向所作《列女圖》，集先前列女圖像之大成，形成一個系統的、與傳文相配套的圖畫體系?！镀呗詣e錄》中，記載《列女傳》“著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畫之于屏風四堵”。[13]有學者據此認為《列女圖》指的就是列女屏風畫：“傳如太史公記，頌如詩之四言，圖為屏風?！盵14]但屏風畫作為一種獨立的藝術形式，當不會與傳、頌并稱。因此，《列女傳頌圖》中的“圖”最初應是以圖譜的形式，與《列女傳》一并呈獻給皇帝。這種圖文相伴的書籍并不罕見，《漢書·藝文志》中雖無藝術門類，但亦有不少圖譜分散著錄于各處，如《孔子徒人圖法》二卷、《吳孫子兵法》圖九卷、《黃帝》圖三卷等。將《列女圖》重新繪制在屏風上進獻給皇帝，當是劉向出于實際的考慮。他為了勸誡成帝，“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然而即便如此，奏疏呈上之后，成帝也不一定會看，即使看了往往也“終不復用”?？梢韵胍?，在呈上《列女傳頌圖》之后，劉向為了確保其被成帝所見、強化勸誡效果，又將列女圖重新繪制于與起居坐臥密切相關的屏風之上，陳列于宮室內，既方便成帝觀覽和學習，又可使后宮嬪妃耳濡目染，可謂苦心孤詣。事實上，劉向常采用圖文并茂的形式向皇帝論證自己的觀點。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劉向以災異論時事，在奏疏末尾道：“《書》曰：‘伻來以圖?！煳碾y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后可知，愿賜清燕之閑，指圖陳狀?！盵15]因此，《列女傳頌圖》集文本與圖像于一體的形式也就不足為奇了。

2 劉向《列女圖》的教化作用

劉向作《列女傳頌圖》的初衷是為了“戒天子”，通過列女事跡勸誡成帝遠離酒色，勵精圖治。據《漢書·楚元王傳》記載，劉向獻書后，“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嘆之”。[16]至于其勸誡作用，《漢書·敘傳》中記載了一則班固祖上班伯進諫漢成帝的故事：“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盵17]皇帝詢問班伯這張屏風畫的寓意，班伯回答道，商紂沉湎于酒，這正是《詩經》《尚書》所誡止的淫亂之源。據《資治通鑒》考證，此事發生在成帝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恰是劉向進獻《列女圖》的第二年，而“紂醉踞妲己”正是《列女傳·孽嬖篇》中“殷紂妲己”一事所描繪的內容。據此推測，該屏風很可能就是劉向所獻的那幅。若果真如此，那么《列女圖》確實在一定意義上起到了勸誡帝王的作用。

《列女傳》為何又被賦予了女教的性質，演變成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著名的女教典籍呢？從圖像的角度思考這一問題，或許能夠帶來新的啟示。將《列女圖》繪于屏風放在宮室內，能夠觀覽的不僅是成帝一人，還有后宮諸多嬪妃。從上文提到的班婕妤觀古圖畫一事，可以推測除了劉向所獻的《列女圖》，宮室內還有更多形形色色的列女圖像，以壁畫、屏風、手卷等形式陳列各處供人觀賞。

相對于文本，列女圖像具有更生動直觀的視覺特性，對于教育程度有限的女性而言，更易被理解和接受?！读信畧D》將《列女傳》文本中抽象的道德品質轉化為具象的人物表達，通過圖文的配合互補，塑造出符合統治階級價值觀的理想女性形象，起到了內在思想與外在形象的雙重教化作用。后宮嬪妃與列女圖像朝夕相處，自然會通過圖像揣摩和構建《列女傳》中的女性人物范本，將自己與畫中的賢妃貞女、淫妃妬婦加以比對，以圖為鑒、反觀自身，進而明確賢德女性應有的氣質風貌，并自覺地學習和模仿，以使自身符合皇室婦德規范，有效地促進了后宮內的女性教化風氣。

因此，《列女圖》與《列女傳》一道，成為皇室女性規范自身道德言行的教科書，自西漢以來廣受皇室婦女的珍重?！稘h書·外戚傳下》中記載，班婕妤在失寵后，恐久后見危，退處東宮，作賦自悼曰：“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盵18]班婕妤將列女圖置于身側，以為鏡鑒，并沒有因為自身處境的改變而放棄研習圖像的習慣，正反映了后宮女性對《列女圖》的珍視及其潛移默化的道德訓誡作用?！读信畧D》中或賢德、或邪佞的王后妃嬪形象，明確傳遞了這樣一種信息：女子可興國亦可亡國，與帝王關系密切的后妃對國家命運有著不容忽視的重要影響。隨著《列女圖》在宮廷內的廣泛傳播，其性質也就由最初的“戒天子”逐漸轉變為“戒后宮嬪妃”，這很可能是《列女傳》被視作女教典籍的開始。

東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后宮中繼承了前朝陳列《列女圖》以為鑒戒的傳統?！逗鬂h書·皇后紀》中記載，漢順帝的梁皇后諱妠常將列女圖放于身旁，以監戒自身，據此處李唐賢注“劉向撰《列女傳》八篇，圖畫其象”可推斷，梁皇后所觀列女圖很可能就是劉向《列女圖》的遺存。以賢德著稱的明德馬皇后，據傳與漢明帝一道觀覽圖畫，深諳古賢妃之典故，當是平時研習《列女圖》的結果。西晉時期，晉武帝之妻楊皇后崩，左貴嬪獻誄吊唁，追憶楊皇后“仰觀列圖，俯覽篇籍。顧問女史，咨詢竹帛”(《晉書·后妃傳》)，從側面反映了列女圖在宮廷內部的廣泛流傳及后宮女性對它的重視程度。南北朝時期，西魏廢帝皇后宇文氏“幼有風神，好陳列女圖，置之左右”(《北史·后妃傳》)?？梢姖h至魏晉南北朝，后宮中始終盛行以《列女圖》為鑒戒的教化風氣，觀摩《列女圖》與研習《列女傳》一并成為皇室女性道德修養的必要課程和評判標準。

東漢以后，《列女圖》的各類創作愈發盛行，表現內容和形式也更加靈活豐富。列女圖像的傳播范圍和社會影響力進一步增強，由皇室傳入貴族官宦世家，成為其品評婦德和教育子女的重要材料。社會上層階級效仿皇室風氣，將《列女傳》和《列女圖》一并置于家中供女性研習參考。這在漢魏六朝女性的墓志銘中有所體現：“觀彼列圖，成其婦道，室靡重茵，帷加舊皂?！盵19]在這樣的社會環境和家庭教育的體系下，當時的貴族婦女深受列女故事的教化影響?！逗鬂h書·列女傳》中記載，沛郡的周郁驕淫無禮，周郁之妻因被郁父斥責，故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君以責我?！彼熳詺⒁灾x罪?！胺l二姬之行”即指《列女傳》中《楚莊樊姬》與《齊桓衛姬》的故事。同樣地，《晉書·皇甫謐傳》中談到皇甫謐幼時不學無術，其叔母任氏深感自責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彼玫拿夏溉w之典故，亦出自《列女傳》中的《鄒孟軻母》。由此可見，當時的貴族女性不僅對《列女傳》中的故事極為熟悉，更將其作為修身和教子的范例。通過各種形式的《列女圖》的傳播和推廣，《列女傳》所塑造的婦女道德標準深入人心，成為漢魏六朝女性接受道德教化的主要方式和途徑。

3 漢魏六朝列女圖像的具體表現

漢魏六朝的列女圖像形式各異，按作畫材料可大致分為畫像石與壁畫、屏風、絹本與紙本手卷三類。在彰顯其社會教化作用的同時，列女圖像的性質在創作和流變中被賦予了全新的內涵。

3.1 列女畫像石

漢畫像石出現在漢武帝之后，東漢末年衰落，大致經歷了三百年的發展歷程。畫像石多存在于祠堂和墓室中，在喪葬和祭祀中扮演重要角色，圖畫題材多樣，列女圖像就是其中之一。下面以山東嘉祥武梁祠為例，對此類圖像作簡要分析。

武梁祠后壁和左壁的第一層裝飾帶列有七幅列女畫像，均基于劉向《列女傳》中的故事，包括“魯秋潔婦”“梁寡高行”“楚昭貞姜”等典故，全部出自《列女傳》的“貞順”和“節義”二章。武梁作為一名退隱學者，很可能親身參與了祠堂設計，這些圖像是他個人思想和道德觀念的反映。[20]祠堂中的列女圖像有兩層寓意。其一，它們對婦女道德規范做出了一般性陳述。東漢時期的社會文化環境對婦女品行要求嚴格，特別強調女子貞節的重要性。武梁所屬的韓詩學派就尤為重視婦德，該派僅存的經典著作《韓詩外傳》反復提及歷史上模范婦女的事跡，這或許可以解釋列女圖像在武梁祠中占據的重要位置。其二，這些列女圖像可以被理解為武梁個人意志的表達，它們所體現的主題——“節烈的婦女”與“家族血脈的延續”或許是武梁本人生前顧慮最多的家庭問題。武梁祠列女圖像以梁高行的故事為首并非偶然——這位美貌的寡婦不惜割掉鼻子來維護自己的忠貞。同樣，“貞節”也是楚昭貞姜、齊義繼母以及魯秋潔婦三個故事的主旨：寡妻必須遵守對丈夫的承諾，履行母親的責任將孩子撫養長大，這正是武梁對自己寡妻的期望。而魯義姑姊、梁節姑姊的故事則隱含了武梁對家族后嗣的憂慮，它們都宣揚了這樣一種德行：保護侄子是家族“公義”所在和道德高尚的體現。武梁有三位兄弟，他很可能是借這兩幅畫，叮囑親戚們幫助照料自己的孩子，以延續武氏家族血脈。

漢人崇尚事死如事生，對先人的祭祀和追思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祠堂、墓室是家族的子孫后代向先祖供奉祭品、表達孝思的地方，將列女畫像繪制在此處的墻壁石磚上，既有對后代子孫的教誨鑒戒之意，又在一定程度上宣示了這些道德規范的永恒性和不可磨滅性，在死后世界也依舊適用。漢人將列女事跡所象征的道德準則視為家族文化和基礎禮教的一部分，“垂示后嗣，萬世不亡”。

3.2 列女屏風

屏風是列女圖最初的繪畫媒材之一。遺憾的是，漢代屏風早已不傳。幸而，山西省大同市于1966年出土了一件北魏司馬金龍墓漆畫屏風，借此可以構想出漢代屏風的模樣。根據墓志銘，墓葬主人北魏大將軍司馬金龍于公元484年下葬。這架屏風雖晚于劉向五個世紀，不過從材料、結構、內容與裝飾風格來看，基本保留了文獻記述中漢代列女屏風的主要特征。

該屏風漆板兩側均有繪畫，列女圖像主要用于裝飾屏風的正面，保存較為完整。五塊漆畫上下分為四層，均有榜題和題記。包括《列女傳·母儀傳》中的“有虞二妃”“啟母涂山”“周室三母”“魯之母師”“魯師氏母”；《仁智傳》中的“衛靈夫人”“孫叔敖母”；《貞順傳》中的“黎莊夫人”“蔡人之妻”；《續列女傳》中的“班女婕妤”，但題記并非采自《列女傳》，而是節略《漢書·外戚傳》中的敘事。所選取的女性大部分是宮廷婦女，主要強調貴族女性的美德，特別是作為母親的言行舉止和品格要求。這種題材的選擇應與墓主人的身份有關：司馬金龍貴為皇親國戚，家族門第顯赫，與以文明太后為首的北魏皇室有著錯綜復雜的關系，屏風上的列女圖畫可能是處在政爭旋渦之中的墓主人心態的折射。[21]據考古報告，這架屏風原本放置在棺槨旁邊。即便是在主人死后，屏風上的列女畫像仍繼續昭示著他的道德觀念。

3.3 列女手卷

劉向《列女圖》的問世，不僅擴充了繪畫領域的女性人物題材，更引發了藝術創作者們的廣泛關注。漢代已有列女題材的卷軸畫，東漢末年的蔡邕是史料記載中第一個繪制《列女圖》的著名畫家，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轉引《東觀漢記》稱蔡邕“有《講學圖》、《小列女圖》傳于代”。今漢代列女畫卷已不傳，但從畫像石的列女圖像和張彥遠的記載來看，列女繪畫的創作想必非常豐富。魏晉南北朝掀起了《列女圖》的創作高峰，據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蔡京《宣和畫譜》、朱謀垔《畫史會要》等記載，當時列女題材的代表繪畫有：魏晉荀勗的《大列女圖》《小列女圖》；西晉衛協的《列女圖》《史記列女圖》《小列女圖》；東晉顧愷之的《列女仁智圖》《阿谷處女扇畫》《女史箴圖》；南齊陳公恩的《列女貞節圖》《列女仁智圖》等。

六朝文人畫家對于《列女圖》的創作熱情異常高漲，并針對其中人物的畫法做出了分析和評價。如顧愷之評《小列女》：“(畫列女)面如恨，刻削為容儀，不盡生氣，又插置丈夫肢體，不以自然。然服章與眾物既甚奇，作女子尤麗，衣髻俯仰中，一點一畫，皆相與成其艷姿?！盵22]可見當時畫家極為重視女性人物的表現是否美麗、生動和傳神。從東漢的畫像石、北魏的司馬金龍屏風到六朝的列女圖像，對女性人物的刻畫愈發精細和講究，這其中既有繪畫技藝發展的原因，同時又是女性圖像在男性審視目光下逐漸演變的結果。其實早在東漢時期，列女圖像教化意義之外的審美特性就顯現了出來?！逗鬂h書》中記載了這樣一則例子：適逢光武帝設宴會集群臣，席間，宋弘看到皇帝御座旁有副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徹之”。[23]當漢光武帝意識到自己過分關注畫中女子的外表，而忽略了她們的道德蘊涵時，便立刻叫人把屏風撤走。雖然列女圖像描繪的是儒家說教故事，但其中的女性人物在男性的注視下不免化身為審美的對象。隨著魏晉時期繪畫技法的發展，列女圖中的女性在畫家的妙筆下姿容姝艷、衣袂飄飄，她們所具有的政治意義和道德倫理內涵最終讓位于外表的美麗，其教化訓誡功能也不可避免地為審美意象所代替。這也預示了隋唐以后仕女圖像逐漸取代列女圖，成為女性人物繪畫的主流。

4 結語

先秦以來的圖像教化傳統，催生了最早的列女故事圖畫。及至西漢，劉向以鑒戒天子為初衷，將前代流傳的列女故事進行挑選、整理和補寫，按類別組織成為系統的《列女傳頌圖》?！读信畧D》與《列女傳》相伴而生，互補互釋，以屏風、壁畫和手卷等形式流傳于宮廷，在皇室婦女的喜愛和研習下逐漸演變為中國古代第一部女教典籍，促成了以儒家教化體系為本位的女性道德觀念。劉向確立并強化了古代社會對于婦女的品行要求，從而導致了女性對自己由外到內的審視。漢魏六朝的婦女將《列女傳》與《列女圖》并而觀之，以此作為自身言行舉止的典范。在圖文并行的傳播過程中，《列女圖》和《列女傳》的教化作用也得到了最大化的體現。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列女圖》以畫像石、壁畫、屏風和手卷等形式被廣泛創作和流傳，成為一門獨立的藝術題材，其最初的道德教化功能逐漸讓位于純粹的審美意象。南北朝之后，《列女圖》創作走向式微，被新興的仕女畫所取代，后世的《列女圖》多以描摹前人之作為主。但《列女圖》的教化功用仍舊存在，與《列女傳》一道作為女教典籍流傳于世，兩千多年以來對中國古代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