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西人在華博物學實作與帝國主義
——以羅伯特·福瓊游記為例

周建瓊

(1.武夷學院 人文與教師教育學院，福建 武夷山 354300；2.上海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上海 200030)

一、引言

博物學(natural history)是人類與大自然打交道的一門古老學問，指對動物、植物、礦物、生態系統等所做的宏觀層面的觀察、描述和分類等。[1]在17至19世紀的西方，博物學不僅被視為“大科學”(bigscience)[2]4，而且與海外貿易、殖民擴張緊密聯系，一起繪制出歐洲近代帝國主義的擴張版圖。[3]博物學為學界考察近現代西方海外科學活動與帝國主義的關系提供了典型有效的路徑。近年來，學者們更多地對拉美、非洲等地的西方博物科考活動進行研究，①而對早期在華西方博物學研究，除了學者范發迪的《清代在華英國博物學家：科學、帝國與文化遭遇》著述外，鮮有深入細致的相關個案研究。西人在華博物科考活動晚于拉美、非洲等地，19世紀才漸成規模，加之19世紀的中國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同于作為西方殖民地的拉美、非洲等國家，西人在華的博物科考活動具有特殊性。本文旨在以羅伯特·福瓊的游記為文本，展現西人在華博物科考活動與帝國主義之間的張力。

19世紀西方列強對華發起侵略擴張，西人來華科學考察活動隨之不斷發展并進入高潮。眾多西方科考人員在中國的領土上留下足跡，也用筆墨記錄下了科學考察的過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著有《韃靼西藏旅行記》的法國傳教士古伯察(Evariste Régis Huc，1813—1860)，著有《中國——親身游歷和據此形成的研究成果》的德國地質學家李?；舴?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著有《在中國北方各省三年游記》的英國博物學家羅伯特·福瓊(Robert Fortune，1812—1880)等。其中，博物學是當時西人致力最多、影響最為廣泛的科考活動，吸引了從科學界、政府機構、海貿公司到殖民地官員的廣大興趣與支持。[2]4羅伯特·福瓊(Robert Fortune1812—1880)是19世紀西方來華博物學家的代表人物，在來華之前，曾任愛丁堡花園的植物管理員，格外關注有關中國園藝和園藝方法的信息。1842年進入皇家園藝學會(Royal Horticultural Soceity)設立在奇斯維克(Chiswick)的植物園工作，任職暖室部主任。[4]257-270鴉片戰爭結束后，他先后受雇于英國皇家園藝學會、東印度公司等，五次來華開展博物科學考察活動，采集移植了大量茶葉等具有經濟價值的中國活株植物，其個人的博物活動與當時大英帝國的海外經濟利益密切相關，并被稱為植物獵人。[5]13

福瓊除了在華博物考察外，筆耕不輟，將每次博物科考活動詳細記錄，撰寫成數本游記，其游記兼顧文學性與科學性，被視為19世紀西人來華游記中科考類的典范。[6]2451847年出版第一部中國游記《在中國北方各省三年游記》(ThreeYears’WanderingsintheNorthernProvincesofChina)；1852年出版第二部游記《中國茶鄉之行》(AJourneytotheTeaCountryofChina：IncludingSung-loandtheBoheaHills)。為了迎合閱讀市場需要，福瓊將上述兩次游記合為一部，于1853年出版《兩訪中國茶鄉和喜馬拉雅山的英國茶園》(TwoVisitstotheTeaCountriesofChinaandtheBritishTeaPlantationsintheHimalaya)。②1857年游記著作《和華人同居——內地，沿岸和海上》(AresidenceamongtheChinese:Inland,ontheCoast,andatSea)問世。1860至1861年間他游歷了中國首都北京，同時還去了日本的橫濱和東京,1863年出版游記《江戶和北京：日本和中國首都紀事》(YedoandPeking:ANarrativeofaJourneytotheCapitalsofJapanandChina)。福瓊的游記有著眾多歐洲讀者，兼具文學性與科普性。其中《在中國北方各省三年游記》在英國刊行時，贏得了專業人士和大眾的一致好評，《泰晤士報》的書評如是寫道：“若讀者曾醉心于《湯姆叔叔的小屋》這被刺激的酒，那么我們推薦讀者酒醒之后，……輕啜福瓊溫潤的武夷茶?！盵5]24與此同時，他對在華博物科考活動的科學客觀詳實記錄，真實再現了植物考察采集工作中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過程及其情感思想，并為他的科學觀與中國觀提供了隱晦的表達途徑。

二、“沃頓盒子”里的活株植物采集

活株植物采集移植是19世紀博物學田野考察的重要內容。面對海外具有科學研究用途，特別是有經濟價值的植物，博物學家們除了制作成標本外，還想方設法采集植物活株運回本國移植栽培。19世紀30年代以前，由于保存植物活株的工具和方法局限，采集到的植物活株很少能夠被成功移植。為了提高活株植物采集移植的存活率，著名的用以遠距離運輸活株植物或者種子的沃頓盒子(Wardian Case)被發明。作為海外帝國植物學蓬勃發展的技術產物，沃頓盒子的出現極大提高了異國植物抵達英國后的存活率。正是由于沃頓盒子的使用，福瓊成功地把大量采集自中國的珍貴植物移植到了英國，出色完成了他的植物采集移植工作，成為有名的“植物獵人”。在這種密封玻璃容器出現之前，采集自中國的活株植物和種子往往很難生根發芽，以至于不少植物學家都懷疑是狡詐的中國人煮過種子或者給種子浸泡了藥水。

在福瓊的游記中，沃頓盒子常常被稱為“玻璃柜子”反復出現，構成了福瓊植物采集移植活動描寫的重要意象?！拔冶鄙蠌V州，從那里搭乘前往倫敦的約翰庫珀號輪船，18個裝滿中國北方珍貴植物的玻璃柜子就放在這艘船的船尾”，“植物狀況都很好，他們馬上就被移植到皇家園藝協會位于奇西克的花園中去了”。[7]208這是福瓊在游記中關于一次運輸中國活株植物的描寫。放在玻璃柜子里這些植物或者種子，絕大多數都能成功被移植到遙遠的英國。利用這種玻璃柜子，福瓊還發明了能提高存活率的遠距離運輸茶樹種子的方法?！拔覝蕚淞藘蓚€玻璃柜子……我把茶樹種子都倒在柜子前面，又倒入一小部分泥土摻雜在種子里面。然后在柜子底部鋪上這樣一層泥土、種子的混合物……”[7]401福瓊小心謹慎地打包好運往英國或是印度的數量眾多的沃頓盒子，成為福瓊采集轉移中國植物的帝國博物實踐工作的象征。

從福瓊裝入沃頓盒子里的植物品種和數量來看，福瓊在中國的植物采集及其移植工作已經遠遠超出了對博物知識的渴望以及科學研究的需要。具有商業經濟價值是福瓊采集植物的重要標準。如果說經濟是殖民擴張驅動力，那么博物學無疑是一項回報率很高的投資。[8]62福瓊采集的植物中，包括茶樹、桑樹以及果樹等有較高商業價值的植物。福瓊在上海附近發現了一種又大又好吃的桃子，他稱之為“重要的植物資源”。[8]208福瓊還將外皮可食用的小型柑橘類水果——金桔引入英國。金桔的英文名稱以福瓊的姓名命名為Fortunella，足以讓他聲名遠揚。茶葉是福瓊重點采集且貢獻最大的植物。19世紀英國的中國茶進口量急劇增加，從1830年的3000萬磅增長到1879年的1.36億磅。[9]82由于中國不需要英國生產的商品用于茶葉貿易交換，從而導致英國對華貿易逆差，大量白銀流入中國。為了扭轉英中茶葉貿易逆差，英國一方面違背人道主義精神向中國輸入鴉片，另一方面試圖盜取中國茶葉樹種及其制茶技術，將中國茶葉市場轉移至英國殖民地印度。1834年英國成立了茶葉委員會，負責調查引進中國茶樹和茶樹種子的可能性，在印度選擇適合種植中國茶樹的地區，并開展試驗性種植。[9]89英國東印度公司由于喪失了對華茶葉貿易壟斷特權，也開始積極參與到在印度種植茶葉的計劃當中。福瓊先后數次來華，為園藝協會、東印度公司甚至是美國農業協會等尋找茶樹樹種和樹苗。福瓊在1848—1851年期間，尋訪杭州、松蘿山、福州、徽州、武夷山等地，通過沃頓盒子成功運輸23 892珠幼小植株和大約17 000 個發芽的種子至印度阿薩姆和錫金，在一次向印度西北邦植物園和政府茶園移交茶樹時，福瓊這樣寫道：“打開柜子的時候，所有茶樹都長得非常好，柜子中一共有12 838棵茶樹，還有很多還處在萌芽階段”[7]404，移植至印度的茶樹數量多到驚人。同時，福瓊將數位中國茶葉技師帶到印度，為東印度公司試圖將中國茶葉市場轉移至殖民地印度立下了汗馬功勞。[10]

其它罕見稀缺的植物也被福瓊放進沃頓盒子里。福瓊多次在舟山群島進行博物田野調查，主要在于“很多山陵與川谷都還處在一種原生狀態，這兒的植物資源很豐富，讓我滿意的是，我還發現一些以前沒有過的植物，這引起我的極大興趣”[7]34。福瓊在寧波時，聽說有一種黃色山茶花之后四處打聽，說道：“如果有人能給我弄一株來的話，哪怕付出10塊錢的高價我也在所不惜?！盵7]49他進入中國官員們的花園中，為了尋找稀有物種。一位官員將自己視作珍品的園藝植物送給福瓊，福瓊拒絕的理由是“它對我一點用處也沒有，而且我的植物收藏已經夠豐富了”，而另一位官員送給他的園藝植物，他卻欣然接受，“我得到的這些植物或者切枝當中，有一份部分屬于稀罕品種”[7]52。這些來自中國的稀罕植物被福瓊運輸到了英國，種植在各地的植物園中。英國植物園中異域植物的繁盛與品種多樣，在一定程度上被視為帝國海外勢力強盛的標志。英國民眾觀摩欣賞這些來自中國等東方異域國家的稀有罕見的植物，除了滿足對異國情調的好奇心，同時也滿足著帝國擴張的欲望，強化著對于海外帝國擴張的支持和肯定，激發了由帝國主義所喚起的狹隘的愛國情感。

福瓊在他的沃頓盒子中，放入的不僅僅是作為植物學意義上的中國植物，更是作為大英帝國政治、經濟利益的符碼。福瓊的中國活株植物采集與轉移，盡管具有一定的科學田野考察色彩，但更多的是以大英帝國的政治及經濟利益為考量，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福瓊來華從事植物學工作背后的贊助者所決定。福瓊效力于皇家園藝學會、東印度公司以及美國專利局等機構，[4]257-270在19世紀，這些機構都帶有帝國海外擴張的性質，海外植物學與大英帝國的海外殖民擴張與經濟利益緊密聯系在一起。正如有學者所言：“博物學探索及知識成為帝國擴展利益鏈條中的重要環節，其潛在的經濟價值吸引著政府越來越多的投入與資助，享受著政府和君主的庇護?！盵3]然而，福瓊在華活株植物的采集活動并非暢通無阻，由于中國具有獨特的博物生態環境，加之西方人在華語言不通，行動范圍受到局限等，想要獲得植物活株，離不開中國助手的幫助。如若沒有松蘿鄉的鄉民們幫助——“那天他打來三株完好的植物，把她們都賣給了我，后來我把他們帶回上海，現在又安然無恙地帶到了英國”[7]262，福瓊又怎能獲得只見過一次的讓他難忘的美麗小檗新品種？

三、西方博物學知識系統下的中國知識生產

福瓊的游記中描述了許多中國傳統的博物知識，包括動植物屬性特征、地質風貌、水陸交通、土壤氣候、農業生產加工技術等。福瓊每到一個地方開展田野調查，都會細致記錄上述內容。舟山群島是福瓊在中國開展博物田野實作的重要地區，福瓊記錄了舟山島豐富的博物知識。舟山島“有20英里長，10或12英里寬……”；“山上的土地屬于肥沃的礫質土壤，山谷中的土地則顯得更硬一些……”；“島上出產苧麻，高約三四英尺，表皮含有強度很高的纖維，本地人生產并出售這種麻制品，制作繩索或船纜”；“油菜(一種油料作物)在5月初結籽……它是白菜的一種，花莖有三四英尺高，開黃花，接出來的長莢菜籽與其他白菜屬植物相似”；“山野中常見的還有幾種桃金娘屬、杜鵑屬植物，但石南屬植物卻一種也沒有見到”[7]30-34等等。同時，福瓊還記錄了舟山人的曬鹽方法、提取烏桕脂的方法(“采摘烏桕籽一般在11月或12月……蒸10-15分鐘，蒸好以后倒入石臼里……”[7]38)和人工控溫孵鴨法等。在福瓊的游記中，中國博物知識除了被貫穿在旅程中，還會以專章的形式呈現出來。比如在第一部分的第六章記錄了寧波附近的冰庫、魚鷹的捕魚方法、魚鷹的生活習性；第十二章記錄了中國棉花的種植、分布地區、施肥方式、播種時間方法、采摘加工等；第十四章記錄了山區土地、茶田、平原土地、夏季作物、冬季作物、莊稼的連續生產和輪作等；第二部分的第十四和十五章記錄了武夷山土壤、茶樹的種植管理、茶樹地理分布、茶樹樹種、加工方式、氣候、繁衍對茶樹的影響等。

福瓊對中國博物知識的記錄過程也是對知識重新再生產的過程。福瓊在記錄中國博物知識時，總體上能夠“把說話者和體驗者的主觀評價與形象要素的客觀描述區分開來”[11]，采取客觀準確嚴謹的科學寫作方式，呈現出一種科學理性的精神。然而，他的記錄是以西方科學知識體系作為標準。福瓊以西方博物學為原則，將中國的自然生態指標化，分析當地的氣候、地形、土壤等；按照林奈植物分類法(Linnaeus)中的屬、類等描述動植物，林奈分類法在19世紀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掀起了自然科學熱潮，被視為西方博物學知識體系的核心；在知識描述時常常以英國的博物知識作為參照系，通過中英對比，描述中國的動植物及其生態環境，在描述記錄著名茶葉產區休寧縣松蘿山的地質特征時，他寫道：“這一帶的巖石主要由留紀石板構成，與英國發現的此類石板差不多……”[7]254中西方由于文化傳統、思維方式存在差異，導致科學知識體系迥異。福瓊始終以其已經具備的西方博物學知識體系，而不是中國自身的科學知識體系，對中國博物知識進行記錄、描述。這一方面是由福瓊的西方博物學知識教育背景所決定的，另一方面也體現出一種西方科技優越論的西方中心主義觀念，這是當時西方來華科考人員普遍具有的。在福瓊的中國博物知識生產中，西方的博物學知識體系以一種強勢的姿態，作為認知論上的權威，將中國博物知識納入到他們的書寫敘事規范當中，操縱宰制中國的博物知識，呈現出科學帝國主義的色彩。

科學帝國主義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是收集世界其他地方的信息并生產關于世界其他地方的知識——這種知識號稱是真實、客觀、科學及無可置疑的。[2]114在19世紀英帝國對華侵略擴張的背景下，西方來華科考人員一方面用西方科學體系對中國知識進行所謂的“真實”“科學”再生產，一方面對中國本土科學技術知識進行否定性評價，認為中國人沒有科學或者科學落后，對“事實”態度草率，不可避免地將幻想、神話以及各種錯誤信息和事實混合在一起。福瓊在其游記中，同樣以西方博物科學作為權威對中國本土的博物學知識進行判斷、選擇。福瓊認為中國人是沒有科學的，全憑經驗的，比如在記錄中國人控溫孵鴨法時，在福瓊看來，溫度的掌握是孵鴨成功的關鍵，盡管孵鴨場成功孵化鴨子的數量驚人，但是中國人在關鍵流程上竟然依靠個人經驗，“中國人則依靠自己的感覺來調節溫度”，而他則使用科學精確的方法，“通過溫度計，我觀察到這一溫度大約維持在華氏95°-102°之間”[7]40。面對中國人的不講科學、不注重“事實”，福瓊將其與中國人的民族性格相聯系。在福瓊看來，“這就是中國人的品格。他們不會跟你講真話，除非這符合他們的利益。實際上我常常認為，如果對他們利益無損的話，他們更愿意說假話”[7]263。中國人不誠信，欺詐成性的主題在福瓊的游記中反復出現，這無疑為福瓊利用西方博物學知識判斷生產中國本土博物學知識提供了合法性。福瓊以西方科學為標準，將中國本土博物知識從其原有的博物知識體系中剝離，編織進大英帝國的博物知識秩序與模式當中，可以說，是當時來華西方科考者在認知領域的侵略性擴張的縮影。

事實上，用西方科學體系去否定中國科學技術的悖論在于，西方科考人員時常需要利用中國本土科學知識，并在不經意間流露出肯定與贊賞。福瓊在中國采集植物時，必須雇傭中國采集工，或依靠當地農民的幫助，這實際上間接承認和利用了中國本土的博物知識。當地居民對本地動植物的習性和棲息地的了解，往往來自于世代相傳的中國博物知識傳統。在科學技術上，福瓊對外宣稱自己發明了一種保證存活率的種子運輸方法，其實他的發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國本土樹種保存方式的啟發，福瓊曾在徽州見過茶樹樹種的保存方式，“茶樹種子采集下來，人們通常把它放在一個籃子里，與沙子和濕土混雜在一起，這樣一直保存到春天”[7]257。再如，福瓊在寧波附近看到中國保存冰的冰庫，面對中國的存儲冰塊的技術不由感慨“即使是我們英國最好的冰庫，處在這樣陽光下其效率如何也是有待檢驗”[7]55?？梢?，中國本土博物知識并非總是宰制與服從的關系，并非總是沖突與對抗，中國本土博物知識對福瓊的帝國博物知識生產也產生一定的影響。

四、《南京條約》強權外交下的博物實作空間擴張

田野實作是博物學的偉大傳統，19世紀博物學海外田野實作的地理空間，正是依傍帝國海外殖民勢力的蔓延而不斷延展擴張。就英國而言，博物學者總是舉著英國旗幟，然后又跟隨著英國旗幟踏上新土地。[8]英人在華博物學田野實作的地理空間范圍以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為分水嶺。在鴉片戰爭以前，廣州是中國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來華英人只能在廣州，并且是在有嚴格規定的一小片區域內活動。這極大限制了來華英國博物學家們的博物田野考察活動，能采集獲得的動植物在數量和種類上都非常有限。1840年英國對華發動第一次鴉片戰爭，通過武力強迫中國于1842年簽訂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條約》，1843年英國政府又強迫清政府訂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條款》作為《南京條約》的附約?！赌暇l約》割讓香港給英國，并且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五處為通商口岸，準許英國派駐領事，準許英商及其家屬自由居住，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來華英國博物學家在中國的活動范圍。福瓊于1843年后來華，作為大英帝國對華殖民擴張表征的《南京條約》多次出現在他的游記中。福瓊一方面要求中國人遵守《南京條約》的條款，尋找大英帝國的利益保護，另一方面自己卻違反《南京條約》，以最大限度拓展在華植物學活動的地理范圍。

在《南京條約》的保護下，福瓊被容許在香港、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舟山等地活動。福瓊在香港登陸后一路向北而行，不錯過任何一個條約中開放的通商口岸，對所到之處進行了細致深入的植物學考察，獲得大量罕見珍貴植物活株及其豐富的中國博物知識。福瓊正是由于親自到達浙江的綠茶產地與福建的紅茶產地，通過實地觀察對比才解決了長期困擾英國人的難題。很長一段時間英國人普遍認為紅茶與綠茶的區別來自于樹種的差異，福瓊指出紅茶與綠茶的差異是由茶葉加工工藝導致的。[7]365

當身處條約保護的通商口岸地區時，福瓊往往對《南京條約》持有肯定態度，強調《南京條約》的規約性，從而保障他在各通商口岸的活動范圍和權利。舟山群島植被豐富多樣、地理位置優越，福瓊多次在此田野調查，并且將其當作北方之行的總部。舟山群島在《南京條約》中并未割讓給英國，也沒有被開放為通商口岸，但是《南京條約》中規定了“有定?？h之舟山海島、廈門廳之古浪嶼小島，仍歸英兵暫為駐守；迨及所議洋銀全數交清，而前議各?？诰验_辟英人通商后，即將駐守二處軍士退出，不復占據”[7]32。舟山只是作為英國臨時的駐軍地。但是為了享有對舟山群島植物采集的合法性，福瓊在文中強調“我在舟山的時候，舟山還在英軍手中，按照《南京條約》，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846年才結束”[7]31。福瓊在上海進行植物采集時，想到上海西邊內陸的幾個山丘看看，但是清朝官員發布禁令不容許船夫們帶著洋人沿河上溯超過寶塔的位置，福瓊很快以《南京條約》的條約為依據，獲得了進入上海內陸山村的機會。福瓊寫道：“這直接侵犯了我們在《南京條約》中的取得的權利，英國駐上海領事對此很快就做出必要而有審慎的反應。之后不久，在所謂的劃界確定以后，中國政府容許外國居住者可以到內陸做一天的短途旅行?！盵7]127

對于帶有帝國主義色彩的博物學而言，田野實作對異域地理空間需求很大，以期獲得盡可能豐富的種類。福瓊并不滿足于英國在《南京條約》中所取得的通商口岸及活動范圍。除了五口通商口岸，福瓊試圖將其活動的地理范圍擴展到中國內陸，而這是違反《南京條約》的規定的。關于這一點福瓊很清楚，“按照《南京條約》，在五個通商口岸城市中，如果有英國人越過了指定的邊界線，他被逮捕送交最近的英國領事館，在這種情況下，英國領事將對越界的英國人施以重罰”[7]179。當《南京條約》成為福瓊向內陸行進的障礙時，福瓊開始解構《南京條約》的權威性，不止一次抱怨并違反《南京條約》。這種抱怨不是對大英帝國對華侵略行為的譴責，不是對中國主權喪失的人道主義同情，而是對英國政府所獲得利益不足的聲討。在他看來，中英《南京條約》開放五個港口太少了，而且沒有放開內陸是最大的失誤。他認為“像英國這樣一個又偉大又崇高的國家，在與中國這樣軟弱無力的國家達成嚴肅條約時，完全就不需要和中國進行什么談判，也無需做出什么承諾……”[7]163如果可能的話，他建議中英條約做一些改動：“容許英國商人到全中國各個港口進行貿易”，“取消那些荒唐的居住限制條件”等。[7]164對于禁止英國人進入中國內陸這一規定，福瓊認為“多么愚蠢，這個條約，中國人不遵守它，我們英國人也不遵守”，“我們可以通過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打破它，這樣我們就可以做成很多事情”。[7]273為了擴展植物采集的地理空間，福瓊數次違反條約進入內陸，包括蘇州、乍浦、徽州、武夷山等。福瓊在內陸博物活動時，會記錄下詳細的水道信息，這為之后大英帝國進一步的殖民擴張提供了重要的情報資料。帝國殖民擴張與博物實作地理空間擴展之間有著無法割裂的關系。正如有學者說，博物學活動是政治擴張的前奏，政治擴張又為博物學發展掃除障礙，兩者合力形成“博物學帝國主義”。[12]

盡管福瓊博物田野實作的空間范圍拓展很大程度上受惠于英國在華的殖民擴張，但是他的博物活動范圍并非毫無限制。鴉片戰爭之后，中國雖然受盡屈辱，簽署了各種有利于西方列強在華享有特權的條約，但是并沒有徹底淪為英帝國的殖民地，在很大程度和范圍上具有獨立的主權，加之中國民眾的團結與對侵略者的頑強抵抗，都使得福瓊等西方科考人員在華活動范圍受到限制。他們不得不采取喬裝打扮成中國人的欺瞞手段拓展空間范圍。當福瓊想去徽州時，他在游記中這樣寫道：“我知道我要實現這一目標，這(換上中國人的服飾)是不可避免的?！业钠腿私o我找來一套中式服裝，還有一根發辮，這個發辮我前幾年戴過?！盵7]214福瓊對于裝扮成中國人不情愿但卻又不得不為之，揭露了強權外交下西人在華科考活動的虛偽本質，也反映出中國在19世紀在華帝國主義科考活動并非是一個徹底的被宰制者。

五、結語

19世紀是西方(特別是英國)海外帝國事業發展的巔峰時期。如薩義德(Edward W.Said)所言：“在19世紀和 20世紀初期，英法文化的幾乎每一個角落里都可以見到帝國事實的種種暗示?！盵13]帝國主義構成了這一時期中西政治、乃至文化關系中揮之不去的底色。博物學作為一門科學，源自于歐洲啟蒙運動時期，在19世紀成為歐洲重要的科學門類。然而，西方科學所標榜的普世主義價值和客觀性在19世紀中西文化關系背景之下難免捉襟見肘，當博物學跟隨著歐洲海外殖民擴張旅行至中國，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帝國主義文化底色的印染，參與了近代西方帝國體系的構筑，同時海外帝國殖民擴張也促進了博物學的發展。正如前文論述所示，福瓊游記中的博物實作生動再現了博物學與帝國主義之間的共生關系，打破了19世紀來華西人科考類游記中建構的西方科學神話，為19世紀西方科考類游記的研究提供了帝國主義這一更為慎重的態度和視角。與此同時，當筆者在福瓊的博物實作書寫中挖掘科學帝國主義的證據時，發現中國本土博物學知識并未離場，它作為一種反向力消解了帝國博物學體系的生成與建構。這也啟發著后來研究者，即后殖民主義理論的科學帝國主義研究存在局限，凸顯中國本土科學作用的科學帝國主義研究不失為一種更好的選擇。

注釋：

①參見閆建華：《試論馬弗爾的“植物之戀”與植物“締國”》，《外國文學》，2020年第3期，第143-153頁；李猛：《私人科學與帝國野心:1834—1838年赫歇爾在好望角的博物學實作》，《自然辯證法通訊》，2019年第41卷第11期，第9-16頁；姜虹：《性別之眼:帝國博物學家瑪麗安·諾思的思想及其沖突》，《自然辯證法通訊》，2019年第41卷第11期，第17-24頁。

②福瓊游記未全部譯入中國，只有這本游記的中國部分在2015年由敖雪崗翻譯、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