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典譯：《藏族格言詩英譯研究與實踐》的啟示

張秀仿

(河北工程大學 文法學院，河北 邯鄲 056038)

民族典籍英譯是中外文化交流非常重要的部分。民族典籍，尤其是民族文學，通過翻譯途徑借助“絲路書香出版工程”項目的資助，能夠實現對外文化交流的愿景。近年來，在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大力支持民族典籍譯介與研究，尤其是在民族史詩的英譯與研究事業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越來越多的國內學者成為中華學術著作翻譯事業的中堅力量。他們對中國典籍譯介事業孜孜不倦，摯愛一生，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梁，為中國文化走出去做出了重要貢獻。從翻譯史的角度來看，2020年李正栓教授的新著《藏族格言詩英譯研究與實踐》出版，對藏族典籍英譯與研究具有開拓性的意義。

首先，《藏族格言詩英譯研究與實踐》是一部民族典籍譯介與傳播的經典之作，對深入理解藏族格言詩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認識藏族格言詩在文學史、哲學史以及文化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其次，這部著作收錄的《國王修身論》漢英雙語對照文本以漢英藏三語形式在尼泊爾天利出版公司出版，對國內外廣大讀者了解藏族格言詩、近代藏族社會文化以及藏族人民的智慧有很大的幫助。最后，這部著作的體例結構、研究內容及其在中國文化對外傳播中產生的影響，為通過典籍翻譯實現文化交流目的提供了范本，尤其是在民族典籍英譯領域，譯者身份、英譯原本的傳播與翻譯史、翻譯策略和原則等具有普遍性特征和研究價值。

因此，本文將以李正栓教授的新著《藏族格言詩英譯研究與實踐》為例，從譯者、譯本和譯論三個方面，探究民族典籍英譯的典型性對中國對外文化交流事業發展的影響。

一、民族典籍英譯者的典型性

民族典籍譯者的典型性是指從事民族典籍翻譯譯者的典型特征，主要包括譯者的能動性、研究意識和文學素養三個方面的有機結合。

(一)能動性

雖然典籍翻譯非民間自發行為，而是“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政府主導的行為，政府機構牽頭和組織的中外譯者是其發展的主要力量”，但譯者的能動性一直是至關重要的因素。[1]本文所說的能動性，借鑒了查明建教授對譯者主體性的闡釋與定義：“譯者主體性是指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在尊重翻譯對象的前提下，為實現翻譯目的而在翻譯活動中表現出的主觀能動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譯主體自覺的文化意識、人文品格和文化、審美創造性?！盵2]

具體而言，譯者的能動性，是指心懷促進文化交流的愿景，數年如一日地執著于典籍英譯，特別是民族典譯翻譯與傳播事業?！恫刈甯裱栽娪⒆g研究與實踐》成書過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源于20世紀80年代萌生的想法。根據有關《格丹格言》翻譯與傳播情況的論文記載，譯者“從1979年開始更加集中地注意到西藏，但對西藏產生濃厚興趣卻是從閱讀西藏格言詩開始的”，并且發現藏族格言詩在英譯領域還存在著諸多空白，“想把中國寶貴的藏族格言詩文化介紹給全世界，讓更多人感受藏文化所特有的魅力，促進中外文化交流”。[3]自此之后，李正栓教授致力于典籍英譯與研究，與汪榕培教授一起組織典籍英譯研究學術活動，促進典籍英譯事業的發展，并在漢樂府和毛主席詩詞英譯方面出版相關著作。

從確立促進藏族文化的傳播到2013年由長春出版社出版《薩迦格言》譯本，譯者的能動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梅花香自苦寒來的執著付出與十年磨一劍的堅持。在不斷堅持與努力中，譯者除了翻譯能力得到提高，更為重要的是在民族典籍的研究與理解中培養了研究意識。

(二)研究意識

研究意識是典籍英譯者素養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主要表現為在翻譯過程中總結翻譯策略，將翻譯實踐升華為翻譯理論與原則，以促進典籍英譯事業的發展。

在我國翻譯史上，每一次大規模的翻譯活動和文化交流活動的發展，都伴隨著譯者對于翻譯實踐的深入思考和理論提升。如道安翻譯佛經提出 “五失本三不易”原則，嚴復翻譯《天演論》提出“信達雅”標準，錢鐘書先生翻譯文學作品提出 “化境” 理論等。因此，面對浩瀚的民族典籍，不僅需要學貫中西的開拓者，也需要更多后來者借鑒前人的經驗和理論，積跬步以至千里。

換言之，研究意識是譯者對中國悠久譯學傳統的傳承與發展?！恫刈甯裱栽娪⒆g研究與實踐》的體例結構涵蓋了中華民族典籍傳播的翻譯學研究的兩個部分，既包括理論研究，也包括應用研究：“前者為歷史研究、譯學理論研究、元理論研究及跨學科理論研究，后者為傳播學研究、翻譯教學研究、翻譯批評研究、機器翻譯研究等?！盵4]通過研究，譯者結合文本分析，對翻譯策略或者風格展開探討，使翻譯過程可視化，使譯著成為翻譯學的經典。

(三)文學素養

文學素養是民族典籍英譯譯者的重要特征。民族典籍主要是通過譯介民族史詩或者是格言詩實現中外文化交流的目標。這些作品具有較高的文學性和哲理性，對譯者的文學素養和表達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目前，在民族典籍英譯實踐與研究成果中，藏族典籍以《格薩爾》史詩、藏族格言詩和倉央嘉措的詩歌等民族文學作品為核心。同樣，北方少數民族典籍英譯和西南少數民族英譯也是以民族史詩英譯為核心。[5]

從民族典籍翻譯史的角度來看，民族典籍英譯事業的中堅力量大多是英美文學的研究者。他們不僅具有堅實的雙語功底，更為重要的是具有深厚的文學素養，在漢語文學典籍英譯方面已經取得豐碩的成果。李正栓教授在英國文藝復興時期英國玄學派詩人約翰·鄧恩的詩歌研究領域取得成果之后，在樂府詩歌英譯和毛主席詩詞英譯方面，也積累了豐富的翻譯實踐經驗，成為21世紀典籍英譯研究領域的開拓者。

二、民族典籍英譯原本的典型性

(一)傳播力

民族典籍，尤其是民族史詩，具有悠久的歷史，是民族文化和歷史的載體，深受本民族的喜愛和歡迎。但是，民族典籍是否能夠在中外文化交流中，通過翻譯途徑進行傳播，不僅要取決于譯者的素養，更取決于民族典籍的生命力，即取決于在國內與國際的傳播力。民族典籍的國內傳播力是指民族典籍被譯介為漢語和其他民族語言，被讀者閱讀和接受，成為促進文化溝通交流橋梁的能力。

通常來說，民族典籍的國內傳播主要是依靠精通民族語言、文化和哲學的學者，在多年對民族文化研究的基礎上，將民族文學作品翻譯為漢語。例如，在藏族文學漢譯領域，王堯、于道泉、耿予方和次旦多吉等民族文化的研究者，翻譯了大量的藏族文化典籍。王堯先生翻譯的《薩迦格言》，是20世紀50年代跟隨貢噶仁波切學習時的心血譯作。

正是這些傾其一生研究民族文學的學者，使更多的讀者通過漢語閱讀民族典籍，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為民族典籍走向世界構建了一座座橋梁。正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李正栓教授翻譯倉央嘉措詩集為英文時，才能以于道泉先生(1901—1992)的漢譯本為底本，將優美的藏族詩歌翻譯為英文。同樣，在譯介藏族格言詩時，才能依據耿予方和次旦多吉的漢譯本為底本(包括1986年出版的《水樹格言·格丹格言》和1987年《國王修身論》)將更多的藏族格言詩譯介為英文。早在1856年，外國譯者從藏語直接將《薩迦格言》翻譯為英文，但是直到國內漢譯本出版之后，英譯本的數量才急劇增加。如第一部是從藏語直接譯成英語的喬瑪選譯本，ABriefNoticeoftheSubháshitaRatnaNidhiofSaskyaPandita(1855；1856)；第二部是簿森基于《薩迦格言》的藏語版和蒙語版，即從藏語和蒙語譯成英語的博士論文，把格言詩翻譯成散文；第三部是1977年由塔爾庫(Tarthang Tulku)依據喬瑪譯本進行詩體翻譯、校對和整理的譯本；第四部是達文波特直接從藏語到英語的譯本。[6]5

從漢語轉譯民族典籍，一方面說明英譯者沒有直接從原文翻譯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說明民族典籍在漢語語境中也能得到讀者的認同，其傳播力和接受度是經得起歷史的檢驗的，這有利于拓寬民族典籍英譯的范疇，促進民族典籍在世界的傳播。

因為經由漢譯本將藏族格言詩翻譯為英文的翻譯過程具有兩個特征：“優勢在于經過深思熟慮或集體研究漢譯的藏族格言詩已經具備了較規范的現代文本和整飭的藝術體現形式，但藏語原文的個人風格往往難以確認，英譯者只好信賴漢譯者”。[6]232從翻譯實踐來看，譯者不僅需要從風格來鑒別漢譯者的譯文質量，更為重要的是對漢譯本中倫理價值的認同。

(二)倫理價值

倫理思想是藏族傳統文化的一項重要內容。在歷史變遷和時代發展的進程中，藏民族的倫理道德觀念逐漸積淀，日趨完善，底蘊深厚，別具一格。這些思想觀念既反映了當地的社會習俗風貌，又體現了漢藏兩個民族文化的深度交融。

《藏族格言詩英譯研究與實踐》，以期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詩的倫理思想和文化內涵。比如，《國王修身論》第14首和15首，探討了學問對國王的重要性。

國王只在境內稱雄，

學者到處都受尊重。

學問比起地位有益，

每人都可學到手中。

A king rules only within his borders，

A scholar is respected everywhere.

Learning is more useful than position；

Everyone can acquire it as his own.

學問可下功夫學好，

但是不會自然來到。

那些憎恨學者的人，

嗚呼總被業力所拋。

Through hard work learning is gained；

It can never be gained without pain.

Those people who hate scholars

Are always abandoned by Karma.[6]24

(三)文化價值

藏族格言詩英譯研究實行了微格管理，大到翻譯原則，小到翻譯“佛”字眼兒的翻譯，都是有據可循，有章可依，但是又不照本宣科，而是順勢而為。以《國王修身論》中第456詩節中“佛法”的翻譯為例。李譯本借鑒了達文波特的翻譯方法，使用了(Dharma)。如第44 首借鑒(梵文的)箴言，使其表達自然流暢，從而使“Dharma”與“sutra”押韻，實現音韻對等。

佛法解脫從何而來？

要靠智慧攻讀經典。

有了經典若不運用，

那同牲畜完全一樣。

How can people be freed by Dharma?

Wisdom is required to read sutra.

If a manlearns the sutra without assiduity,

He is like a farm animal rather than a man.[6]245

在《薩迦格言》中，李譯本將佛法翻譯為“Holy Buddha”：

只有通曉世間的一切，

才能實施神圣的教法；

因此實施教法，

是菩薩的天職。

Only when one knows the world well，

He can implementthe power of Holy Buddha.

And thereforeBodhisattva is the soul,

Who has put it into effect indeed.[6]67

由此可見，民族典籍能否走向世界，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取決于譯者的能力和素養，更為重要的是要有傳播力、倫理價值和文化價值，能夠通過譯介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民族典籍英譯策略的典型性

作為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民族典籍英譯應該尊重“忠實對等”原則[7]。為了實現文化融通和交流，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一以貫之地尊重動態平等的文化價值觀，構建通順易讀的譯文文本。民族典籍英譯策略的典型性，體現在對等原則的四個層次：在文化交流層次，堅持忠實對等原則和文化專有項補償策略；在文體類型層次，堅持以詩譯詩；在語言層次，追求自然流暢。

(一)堅持忠實對等原則

從國內外翻譯史發展來看，忠實對等地傳遞文化是指譯者解決文化雜糅與交融引發的翻譯問題采用歸化的策略和異化的策略。

同時，忠實對等包括兩個方面：直接忠實對等，即譯文與原文的對等；間接忠實對等，即英譯文與漢譯文之間的對等。用文學翻譯家北塔先生的話來說，“間接忠實對等是指在第二語言(此處指漢語)的基礎上進行翻譯的對等，即將藏語文本先譯成漢語，然后再將漢語本翻譯成英語。這種間接忠實對等保證了譯文風格的統一，譯者的主體性和能動性?！盵8]因此，藏族格言詩英譯應忠實對等地理解原文，包括結構特點解讀、思想內涵解讀、藝術魅力賞析和社會歷史文化解讀。

(二)對文化專有項采用補償策略

文化負載詞的翻譯是民族典籍翻譯中至關重要的部分。因此，為了實現文化平等溝通交流的目標，民族典籍譯者在涉及原文民族文化形象時，應“努力保留這種形象，再三權衡，力戒隨意性，避免過度歸化”，對文化專有項采用補償策略[9]。具體而言，文化補償策略包括三個層次，語言補償、文化補償和交際補償三個方面。這種補償策略，接近于胡庚申教授生態翻譯學理論中的“三維轉換法”，即“以譯者為主導，以文本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轉換為宗旨的譯者適應與譯者選擇行為”[10]。

一般來講，語言補償比較容易操作且廣泛使用。在“語言層面，譯者可以通過詞匯、語法、句法、修辭以及文體等多種形式進行選擇轉換，并采用加注釋、增譯、略譯、泛化、明晰化等語言手段”[11]。

在李譯本中，為了實現以詩譯詩的目標，通常采用意譯、直譯或音譯等策略填補文化空缺。如在翻譯《水樹格言》第135首時，譯者對其中涉及四的詞匯采用了直譯的方式，分別譯為“Four Joys”，“Four Emptinesses”和“Four Rivers”。中文原文和英譯文如下所示：

四喜的先天之福上升；

四空的聰明才智橫生；

四河的清水川流不息；

南海的馬口烈火熊熊。

The predestined fortunes of Four Joys rise;

The wisdom of the Four Emptinesses flourish;

The water of Four Rivers flow constantly;

The blazes of South Sea burn fiercely.[3]193

(三)堅持以詩譯詩

以詩譯詩，是于道泉先生在翻譯藏族格言詩采取的策略，以詩歌的形式，將文學形式傳承下去，是藏族格言詩能夠吸引更多讀者的重要因素，這也是藏族格言詩英譯的重要緣由。

以詩譯詩，可以保持音韻美。在英譯過程中，“用韻對等往往取決于譯者本身的文學素養、才學水平，還有靈光一現的發揮狀態”，“在翻譯中能押韻時要押韻，不能押韻時不強求”。[6]209如在翻譯《國王修身論》時，李譯本盡量保持原詩歌的音韻模式，傳遞原詩意義。如第六章《真言授記》的第43首的翻譯：

那些妖魔精靈鬼怪，

散布瘟疫危害四方。

生命財產變得渺小，

只有制止方有安康。

Those demons, spirits and ghosts

Spread pestilence to do harm with disease.

The lives and property are decreased；

Only stopping it can bring health and peace.[6]301

該詩的漢語譯文的押韻是，第2行和第4行押韻，譯文沒有做到用韻的格式完全對等，但是還是做了補償，在第2行和第3行押韻，即“disease”和“decreased”。即使押不上韻，還是盡量地貼近。

同樣的翻譯策略在第44首也得到了體現：

倘若國王變成暴君，

人民痛苦火熱水深。

雖然誰也不能治罪，

但是必然自毀其身。

If the king becomes a tyrant,

People are plunged into dire suffering.

Though none can punish a tyrant,

He willfall inevitably into self-destructing.[6]301

在漢語譯文中，這首詩是1211的押韻模式，因而譯文也竭力遵循押韻的格式，但用韻的模式截然不同。英文譯文采用了第1行和第3行完全對等尾韻(exact ryhme)的“a tyrant”，而第1行和第4行則以suffering和self-destructing，為近似韻腳(slant rhyme)的押韻模式。

(四)追求語言自然流暢

從文學形式來講，格言詩是一種民歌體，通俗易懂，但是藏族格言詩又有其獨特的佛教文化特征，如何實現文學性、哲理性和佛教思想的結合，需要譯者深思熟慮的選擇，能夠溝通陌生的世界，然后實現互通互融，使這種具有哲理表達的詩歌方式能夠成為世界文學中重要的部分。

從《薩迦格言》到《國王修身論》，藏族格言詩的生成年代從12世紀到19世紀跨越了六個世紀，其語言風格和詞匯等方面都有了很多變化。對此，譯者對翻譯過程和翻譯標準的闡釋，“我們認為，只要能準確地傳達原文的內容并對原文的形式有所兼顧，譯文讀起來流暢自然，朗朗上口，便稱得上是成功的譯作”[6]235。

李譯本的語言標準是具有可讀性和音韻美，而這種音韻美不僅僅體現在韻文，而是能體現自然語言的美。求用韻對等，不是強求絕對的用韻對等，乃至因韻害義，而是竭盡可能利用音韻和格律之美為譯文增添韻味。

四、結語

歷史證實，翻譯浩瀚的民族典籍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才能夠使“一帶一路”戰略中的中國故事豐富多彩歷久綿長?！恫刈甯裱栽娪⒆g研究與實踐》不僅體現了在國際文化交流中對民族文學的重視，更體現了譯者對典籍英譯事業精益求精的追求，對典籍翻譯事業的發展提供了理論思考和實踐模式。

李正栓教授翻譯歷程和成就進一步說明漢族譯者可以在民族文學典籍翻譯方面大有可為，能夠加快促進典籍翻譯學發展的步伐。翻譯尤其是典籍翻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需要浸潤式成長。一個合格的譯者是沒有國界的，同時也是沒有學術界限的。無論是注重學術注釋，還是重視格言詩的文學性，都是通向藏族格言詩的研究路徑。因此，民族典籍的譯者除了語言的融會貫通，還要能夠實現文學和文化的融會貫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