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黨先驅李達的建黨精神表現

柏春林

建黨先驅李達的建黨精神表現

柏春林

（湖南科技學院，湖南 永州 425199）

李達以自己的人生作為來表現偉大的建黨精神。他堅持馬克思主義真理不動搖，堅信社會主義理論、道路和制度；堅守建黨初心理想和黨員立場。勇于擔當，敢于斗爭和犧牲自我；始終為黨分憂、為黨貢獻，為黨盡職、不負黨和人民。

建黨精神；初心使命；擔當；理想；忠誠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一百年前，中國共產黨的先驅們創建了中國共產黨，形成了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斗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建黨精神，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精神之源?！盵1]這是對建黨先驅們在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過程中，表現出來的精神狀態高度概括。李達（字鶴鳴）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創建人之一和早期重要領導人之一，對這一偉大精神有怎樣的表現呢？

一 堅持·堅守

李達所表現出“堅持真理”的倔強，已為人們廣泛認同。他堅持真理的精神集中表現在兩大方面。

一方面，表現為堅持馬克思主義真理不動搖?？梢哉f，李達為堅持馬克思主義真理付出了畢生精力。早年在日本留學時為救國救民選定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來根本改造中國，就認準了這個“主義”、這一“真理”。在建黨過程中以堅定立場批判反馬克思主義、反科學社會主義的各種“主義”，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理。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李達說起這一歷史時強調：“胡適、梁啟超、張東蓀、江亢虎這些‘大人物’，都挨過你的‘板斧’。你在理論界跟魯迅一樣”[2]409。大革命失敗后處于白色恐怖下，李達的文風有所改變，宣傳表達的技巧也多了，但始終貫一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真理，尤其是針對中國現實需要重點傳播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從理論上為中國革命作出自己的貢獻。20世紀五六十年代，擔任湖南大學、武漢大學校長期間致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個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的通俗化宣傳，尤其是解說宣傳《矛盾論》《實踐論》等重要著作。當“教育革命”興起時，基于堅持馬克思主義真理而積極響應和全力投入，但后來認識到其理論與實踐做法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真理和教育規律時，就勇敢抵制。對“大躍進”年代的做法與口號，對后來的所謂“天才論”“頂峰論”和學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捷徑論”等違背馬克思主義真理的言行，都以自己的方式表達批評和抵制。同時，抓緊時間主持編寫《唯物辯證法大綱》，以出版這一著作宣傳真理、捍衛真理。直到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

李達堅持馬克思主義真理，還表現在把馬克思主義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開拓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就是說，李達所表現的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的精神，是他堅持馬克思主義真理的根本表現，實事求是精神又是他科學地堅持真理的思想基石。早在五四運動期間，就發表《什么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目的》，結合當時中國社會現實需要，用自己理解和概括的話語體系，簡明扼要地向中國公眾淺顯、通俗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原理。1926年出版由高校授課講義整理而成的《現代社會學》，是李達聯系當時中國現實，結合大革命和北伐戰爭實際問題，形成自己的理解和中國人自己的話語，通俗而透徹地闡述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原理，直接服務于北伐中的大革命斗爭需要，被后人視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巨著。

另一方面，表現為堅信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而堅信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堅信社會主義道路和無產階級革命道路、堅信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制度、堅信黨的領導制度，形成理論、道路和制度自信。真信才會勇于堅持，李達一生研究馬克思主義、堅信馬克思主義。在建黨時期的論戰中，充分表明他對馬克思主義，對十月革命開辟的無產階級革命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共產黨領導制度的堅定自信。他明確地說：“非由生產勞動者全體結合起來，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國外國一切資本階級”，跟著共產黨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不可[3]卷一27?！耙摻j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的人民，在社會主義上會合?！盵3]卷一389強調“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柱石，是無產階級的頭腦”，“共產黨不僅在革命以前是重要，即在革命時也是重要，革命之后又須監護勞農會尤其重要。除非到共產主義完全實現的時代，共產黨不可一日不存在?！盵3]卷二178

李達的“堅守理想”“堅守初心”的精神也是有明顯表現的。早年是救國救民的理想，選定了馬克思主義后，就是用這一真理改造中國，實現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理想的性質沒變，只是賦予了正確的實現途徑?；谶@一理想，1920年夏回國找陳獨秀建黨干革命。這個理想也就是他的建黨初心。歷史表明，李達即便是離開了黨的組織，這個理想也始終沒有改變，沒有改為追求個人功名利祿和榮華富貴。無論大革命失敗后、全國抗戰興起時，還是1939年在重慶，只要他愿意，成為“新貴”也是可能的。但李達仍然是心無旁騖，守著建黨初心理想，仍然舍棄個人事業以自己的方式為這個理想盡力。即使是蔣介石親自“接見”也借口回絕。在被困農村老家的歲月里，已是十分艱難的境地，作為沒能為親友帶來任何好處、沒能“光宗耀祖”的“海歸”，還要承受很大的內心壓力，而國民黨地方當局和侵華日軍都用功名利祿引誘，李達仍然堅持住、沒有改變初心去追求個人所謂事業成功與榮耀。在他身上表現出傳統知識分子“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品質，成為他堅守理想的傳統價值觀基礎。

李達堅守著建黨時期確立的崇高理想，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很贊賞并表示敬重。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等中央領導親自出面吸收他重新入黨。此后的李達，倍加努力，也更為直接地把自己奉獻給了初心理想，堅守和踐行初心。

二 擔當·英勇

有人說李達雖為建黨先驅，但“不怕犧牲、英勇斗爭”的精神是與他不相關的。因為李達主要是在大學教書，只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教育家、社會學家，既沒上戰場，也沒進敵人班房，沒有經歷戰火和被捕后的生死考驗，何來“犧牲”和“英勇”？筆者通過史實考察明白了李達的“不怕犧牲、英勇斗爭”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由勇于創新開拓、敢想敢干，承載“英勇”。最早醞釀和最早籌建中國共產黨的不是李達，但他認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走俄國革命道路后，堅定地選擇建黨干革命。他回國時并不知道國內籌劃情況，對李達來說邁出把自己獻給中國人民革命事業這一步，就是勇于開創、敢想敢干的勇敢。因為嚴重的情況是要坐牢殺頭，正常情況也是要勇敢地自我犧牲。20世紀初期“海歸”留學歸來，本應功成名就、光宗耀祖，父母家人節衣縮食支撐自己留學，舍棄回報父母和家庭，反而要他們承受自己可能被捕坐牢，甚至被殺頭的精神摧殘，對于這種忍心“背負”的抉擇，需要的不是一點點勇敢和勇氣，需要犧牲精神。

第二，以“擔當使命”承載“不怕犧牲、英勇斗爭”的精神。一是面對民族危機，以真正愛國者的擔當，為國家民族三輪求學、三改理想。李達在1909年從永州第一所近代中學畢業后，去北京考入京師優級師范學堂，追求“教育救國”的理想；經在祁陽中學堂的教育實踐感到“教育救國”的路不通，再去長沙考入湖南工業專門學校，追求“實業救國”的理想。因交不起學費和生活費不得不轉入免費的師范學校，發奮考取湖南省官費留學日本的資格，遠赴日本為科技、實業救國求學。過度勞累和營養不良導致患病，被退學回家；養好病后，李達在1917年再赴東瀛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學校。這時已是日本帝國主義欲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密約簽訂之后，留學生在日本遭受更嚴重的屈辱，李達要求自己“要忍耐著，在那里學習一點東西，以便將來回國搞好我們自己的國家”[3]卷十九419。從日本的實業發展結果看出實業不能救民，認識到“實業救國”也是行不通的幻想，因此陷入迷茫。受俄國十月革命影響和參與帶領留日學生對北京軍閥政府發動請愿運動的覺悟，選擇走俄國革命的路擔當救國救民的使命，于是專注于研讀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而初步成為馬克思主義者，開始確立共產黨人的革命理想。這是從愛國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所表現出的“擔當使命”精神。二是建黨過程中擔當骨干，協助陳獨秀正確抉擇。在陳獨秀去廣州后無人代理黨的書記時，勇敢擔當代理書記主持黨的實際工作，成功籌備和組織召開黨的一大，擔當黨的宣傳系統領導人。因為這份擔當，剛過30歲的李達因過度勞累、忍饑挨餓，損毀了健康，留下終身病根。另一方面，面對各種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李達是最早奮起的迎戰者之一。他充分發揮自身理論優勢，擔當橫掃建黨思想障礙、推動馬克思主義成為思想主流并捍衛無產階級政黨地位和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勇將”、主將，被譽為理論界的“黑旋風”。中國革命勝利后，毛澤東對李達說：“你是黑旋風李逵，你比他還厲害。他只有兩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之大忠、大義、大勇，比起他還多一個大智。你從五四時期，直到全國解放，都是理論界的‘黑旋風’”[2]409。這種褒獎肯定了李達“擔當”“不怕”和“英勇斗爭”的表現。而肯定李達在大革命失敗后20多年“一直堅持了馬列主義的理論陣地”[4]222，則是贊賞了他擔當、堅持和堅守的精神。三是李達在離開組織后的歲月里，堅忍不拔、義無反顧、舍生取義，表現出馬克思主義戰士的英勇和擔當。面對白色恐怖，身邊的好友李漢俊被捕殺害、自己僥幸躲過，但被通緝，卻悄然對國民黨反動派開展“思想戰爭”，同敵人的文化“圍剿”進行不屈的斗爭，成為哲學社會科學戰線反“圍剿”的帶頭人之一[5]20－21。國民黨反動派通過特務學生打斷李達右臂骨和右鎖骨讓他放下武器，但他治療后努力鍛煉恢復繼續寫作。每次去上課都帶上日常用品，隨時準備被捕入獄。1948年在湖南大學宣傳黨的理論、支持學生運動，被長沙警備司令列為抓捕黑名單之首，黨中央、毛澤東都十分擔心李達的安全，一再催促地下黨盡快護送他轉移北上，李達仍然做著自己認為黨需要的工作。李達長期處在反動政權和強權人物的威逼、利誘之下，歷盡艱難困苦和排斥打壓，始終沒有屈服，為建黨初心理想和革命事業勇于付出犧牲，也確實讓自己、家庭都付出了種種犧牲。這也是李達擔當使命、英勇斗爭精神的間接表現。

第三，革命勝利后的擔當抉擇依然表現“不怕犧牲、英勇斗爭”的精神。在當時黨中央、毛澤東的人事安排考慮中，因李達的年紀和身體狀況，有意讓他任職中央機關。在中央機關擔任高級別的二線工作，政治、經濟待遇高，工作也輕松。但李達心中想的是自己能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可以擔當的使命，決然選擇回湖南高校為黨辦好社會主義大學、辦人民的大學進行探索。這對花甲之年、身體有病的李達來說顯然是一種挑戰，要付出犧牲，要更加艱辛，也要承擔更大的風險責任。這種抉擇表明李達還是當年建黨的那種精神狀態，面對黨和人民的事業，勇于犧牲自我，敢把自己豁出去。

三 忠誠·踐行

作為建黨先驅，李達的忠誠最引人注目的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忠誠。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在紀念文章中說“李達同志是馬克思主義的忠誠戰士”[6]，就是總結歷史的中肯結論。

李達有無“對黨忠誠”的精神？因為他在1924年9月最終放棄參加組織活動，脫離了組織。[3]卷十六7李達曾脫離組織是事實。所以，中國革命勝利后黨中央不是恢復其黨籍，而是重新吸收入黨；李達的脫離也情有可原。本人反思提出八項“總原因”[3]卷十六8是基本原因，除此之外還有李達自身以外的原因和他本人沒意識到的性格、心理因素等。但不管有怎樣的原因或理由，脫離組織是政治上的錯誤不可否認。李達也屢次檢討，追悔說這是平生“最嚴重的、最不能饒恕的大錯誤”[3]卷十七400。錯誤的性質嚴重，而情節讓人不忍。新中國成立時所有曾脫黨、退黨而沒有罪惡的，本人又認識到錯誤，黨都給予諒解并照顧安排工作，但不予重新入黨。只有對李達是歡迎他重新入黨的，由黨中央直接吸收重新入黨并不要預備期，直接為正式黨員。李達脫離組織與一般脫黨是不同的。其獨特性筆者認定這樣兩點：其一，李達脫離組織是誤會與無奈。從黨的二大開始，李達的一些話就被誤解。1923年暑期，李達在不知道黨的三大已經召開并作出了同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的決定的情況下，為黨中央作出正確決定而向陳獨秀提出不搞黨內合作，只以少數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建議，被陳獨秀誤會是來反對黨的決策而粗暴地對待。二人都在激憤中說出“氣話”，此后就再沒聯系溝通。陳獨秀當成李達是退黨了，不再顧及；李達則從此后多件事的征兆上敏感地認為自己被開除了（后來聯系李達的地下黨員張慶孚就認定是被開除）。李達也是無奈地堅持到1924年暑假后中止參加組織活動。只是他坦陳內心萌動過的主動離開的想法，是說自己脫離的，且基于“要專心于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不愿分心于他務”?！白砸詾閷Ｗ隼碚摰难芯颗c傳播，即算是對黨的貢獻，在黨與否，仍是一樣?！盵3]卷十六8其二，李達是脫離組織生活與組織活動，并不是對黨組織、對黨的理想與綱領、對黨的理論基礎等有了改變或動搖而退出。所以，心中始終有黨。毛澤東在1949年5月與李達重逢時就回避了“脫黨”說法，說李達早年離開了組織，在政治上“摔了一跤”[7]。李達脫離了組織卻保持著對黨忠誠，其主要表現在：

一是始終把自己當成黨員服從組織的安排，并努力完成好組織安排或授意的工作。當被告知是黨組織希望他到高校教學，就積極去高校任教。理解組織是讓他在大學講壇傳播馬克思主義和爭取青年學生，就把它當成“戰斗”任務竭力完成，不僅成為著名的“紅色教授”，還成了學生革命活動支持者和指導者；二是在無法直接了解黨的文件或會議精神的情況下，憑自己的研判服務于黨的需要，為黨盡職，為黨貢獻。1932年6月，黨組織安排李達給馮玉祥講課，加上1933年春又去馮將軍駐地張家口講學，判斷黨在爭取馮將軍。因而在1938年冬馮玉祥路過桂林邀請李達去重慶他的研究室時，李達毫不猶豫放棄待遇優厚、生活穩定的廣西大學教職，領著家人長途跋涉去重慶。這是他把黨需要的工作放在至上地位。到重慶后，李達積極努力做馮將軍的統戰工作。這期間李達還在《全民抗戰》第68號發表《希墨對話》，體現他理解黨中央精神而發表與黨的基本判斷相一致的立意文章，成為對中共中央主張的支持。李達堅持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傳播和研究，不是為自己的學術發展，是為黨和革命作貢獻，為黨爭取群眾。呂振羽在1959年明確地說是在為黨和革命爭取青年[8]。三是堅守共產黨員的立場身份，為黨分憂。1928年秋，面對黨的綱領和黨領導的革命在理論界開始受質疑、攻擊時，李達完全是出于自覺挺身捍衛，在短短9個月出版3部著作，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作出理論論證，投入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李達以共產黨員的身份和立場自守，一再堅拒或婉拒去國民黨反動派黨政系統任職的邀聘。堅持不參加別的黨派，不跟國民黨、改良派、陳獨秀取消派的人員，甚至也不與胡適、蔣夢麟等有親蔣傾向的學者來住，不參加這些派別、這些人主辦的各種應酬活動。李達以“守寡”“守節”自喻，表明“對黨忠誠”的政治操守。大革命失敗后近兩年時間，李達和家人僅靠他給商務印書館校對文字的微薄收入艱難度日，有高校聘請卻再三婉拒。因為李達認定此時的高校已是反動派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決不為其所用。直到1929年秋聯系他的地下黨員告知黨希望他去大學任教，才接受聘請。此后李達堅持在大學教書，在他心中是為黨堅守陣地。

可見，李達的“對黨忠誠”具有明顯的特殊性。心憂天下、救國救民，也是李達“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重要標識、重要表現。因為中國共產黨就是為天下、為國家、為民族的。而李達“不負人民”的精神表現，筆者認為有兩千層次：

一個層次是思想政治上的。第一，把自己完全融入到奉獻人民、民族的事業之中，舍棄個人事業和人生追求，始終站在人民立場、為人民幸福和民族振興而奮斗。第二，堅持公仆立場。新中國成立后，長期擔任著名大學的負責人，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卻從不謀自己、家人和親朋的私利。前妻王會悟和第二任妻子都沒工作，就把自己的工資一分為三，節儉地生活，沒有謀求解決她們的工作。對自己的子女和侄兒們也從不假公濟私給予關照，反而做通思想工作讓大學畢業的侄兒，到落后的家鄉當教師，為新中國建設、發展落后地區作貢獻。這完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的人民公仆情懷。

另一個層次的表現是在踐行初心上。其一，李達用一生的追求踐行由黨領導實現民族振興、國家昌盛、人民幸福的建黨初心，完全放棄留學歸來的個人“光宗耀祖”的功名與榮華富貴。新中國成立后，李達年齡大、身體又不好，不留中央機關安度晚年，而回湖南高校為黨作探索，為黨和人民建功。其二，以自己的奮斗業績做到不負黨和人民。李達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為黨的宣傳事業與婦女運動，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和毛澤東思想的宣傳普及，為新中國的人民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等多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的最早專著《現代社會學》，呂振羽稱為“中國人自己寫的最早的一部聯系中國革命實際系統論述唯物史觀的專著”[2]132。深受當時的革命者喜歡，流傳廣、影響大，尤其在廣大革命軍人和進步學生中廣為流傳，7年內印行了14版，以致當時革命者“差不多人手一冊”[9]。是李達以畢生精力從事理論工作，踐行初心、不負黨和人民的歷史見證。

[1]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21-07-02(2).

[2]王炯華.李達評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汪信硯.李達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4]宋鏡明.李達[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5]丁曉強,李立志.李達學術思想評傳[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6]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馬克思主義的忠誠戰士——紀念李達同志誕辰120周年[N].人民日報,2010-10-05.

[7]曾勉之.懷念李達同志[J].學術月刊,1979(4).

[8]陶德麟.一代宗師,千秋儀范——回憶呂振羽[J].湖南黨史, 2000(3).

[9]鄧初民.憶老友李達先生[J].人物雜志,1946(9).

2021-07-12

湖南省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李達與中國共產黨建黨初心使命研究”（項目編號18WTA06）；國家檔案局科技項目“零陵歷史文化檔案資源保護與利用研究”（項目編號2020-B-014）子課題“零陵紅色檔案的保護與研究”階段性成果。

柏春林（1963－），男，湖南祁陽人，湖南科技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教學與研究。

D24

A

1673-2219（2022）01-0014-04

（責任編校：咼艷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