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生物醫藥科技成果轉化模型研究

徐 進

（北京平安普德生物技術有限公司，北京 100000）

科技成果轉化是指對科技成果所進行的后續試驗、開發、應用、推廣，直至形成技術產品和產業發展的活動。國外通常將科技成果轉化稱為“技術轉移”，筆者認為兩者有很大差別，成果轉化更強調最終形成現實生產力，而技術轉移通常指使用權或所有權的轉移。

生物醫藥科技成果轉化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體系，周期長，投入大，涉及主體多。美國亨利·埃茨科維茲提出“三螺旋模型”，該理論認為科研院校、產業和政府三方都是創新的主體，三方發揮不同的功能，又相互作用。產業創新的實質是三螺旋之間的知識轉移和流動，并強調接口組織的重要性。

基于中國特有的國情，筆者認為該理論不能很好地解釋中國生物醫藥科技成果轉化體系。最近有學者提出“核心—催化”理論，認為科技成果轉化涉及3個核心功能：研發、實施、投資，另外一些融合這3種功能的因素構成“催化劑”，而政府宏觀政策發揮“超級催化”功能?！按呋δ堋焙芎玫亟忉屃谁h境要素所發揮的作用，但筆者認為宏觀政策更接近一種反應條件，因此，提出一種類似化學反應模型的生物醫藥科技成果轉化模型，從不同角度理解和認識該體系，并對比了中美兩國在這些方面的差異，為政策研究和產業發展提供參考依據。

1 我國生物醫藥科技成果轉化成功率極低

生物醫藥行業科技成果轉化成功率低，存在技術風險高、資本投入大、轉化周期長等特點。當前開發一個新藥的平均周期超過10年，成本高達25.58億美元。

狹義上的科技成果轉化是指大學科研院所的專利轉讓和許可，截至2018年中國大學的專利轉化率為6.1%。QLS Advisors（量化生命科學咨詢公司）發布調研數據指出，2011—2020年期間，全球臨床用藥研發項目從臨床I期開始到獲批上市，LOA（Likelihood of Approved）為7.9%。綜合這兩個環節的轉化成功率，估算中國生物醫藥科技成果從基礎研究或藥物發現到最終獲得上市審批的轉化成功率低于1%。

美國大學目前科技成果轉化率約為50%左右。Wu等計算得出美國大學專利成功許可比例為50.4%；2016 年，斯坦福大學對過去45年專利許可數據分析得出被成功轉化的專利約 50%。我國高?？萍汲晒D化率低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專利規模過大，但質量并不高，可轉化的有價值專利較少。有研究認為，雖然中國國際專利數量增加，但中美兩國的技術能力差距反而在拉大。

2 生物醫藥創新轉化模型

三螺旋模型認為：創新需要大學科研機構、企業和政府部門互動配合完成，3個主體與接口組織共同組成創新系統?？萍汲晒D化的關鍵影響因素是3個創新主體的能力，以及接口組織的服務能力。在三螺旋模型基礎上，為了更好地解釋中國目前的生物醫藥科技成果轉化體系，筆者提出了一個“創新化學反應模型”：

本模型提出以下3個新觀點。①醫院應視為一個單獨的創新主體。醫院本應在生物醫藥的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但中國與美國國情不同，中國醫院與科研院所的主要職能不一樣，所以將醫院與大學科研院所混為一體并不合適。②將政府看成一個創新主體并不恰當。政府提供基礎研究資金、制定公共政策，能夠促進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但政府并不直接參與創新，政府的政策法規類似化學反應的條件。③強調中介機構和風險投資的重要性。它們相當于科技成果轉化反應的催化劑，具有放大效應。

3 創新主體分析比較

3.1 大學科研創新能力比較

科研經費投入情況、科研人員數量是評價科研創新能力的普遍標準。大學科研成果的展現形式比較多元化，比如專利、論文、文獻發表等，質量不易評價，所以一般不直接對比中美兩國的大學科研成果。

根據《2020年高等學?？萍冀y計資料匯編》，當年中國共有2032所高等學校，教學科研人員合計122.75萬人，其中科學家和工程師118.19萬人，平均每所高校581名科研人員?？萍冀涃M統計納入院校2007所，科技經費支出合計為2233億元。美國大概有3600所大學，最新的科研人員和科研經費總體情況未查到數據。根據2017年36所美國一流大學的統計數據，平均每所大學教學與科研人員1478人，校均總支出約為33億美元。研究是第二大支出項目，占總支出的比例范圍為 17.47%~20.82%，由此估算平均科研經費投入5.76億~6.87億美元，36所大學的科研經費投入合計約227億美元?？梢酝茢?，無論是科研人員數量、科研經費總額還是科研經費占總經費比例，美國高校均大幅超越中國。

3.2 中美醫院情況對比

中國三級醫院主要以提供醫療服務為首要任務，在科研及臨床研究方面投入不足。經查《中國衛生統計年鑒》，該統計年鑒沒有單列醫療機構的科技經費，根據其他各項支出匯總可推算科技經費實際占比低于5%。國家對三級綜合醫院的評價標準中，科研權重占比僅為1.5%（總分1000分制，其中教學科研僅15分）。我國三級醫院主要收入來源為醫療收入，根據2019年《中國衛生統計年鑒》的數據，公立醫療機構醫療收入占比達到87.7%，三級醫院醫療收入占比高達89.2%。

美國大量著名醫院是臨床研究醫院，包括NIH臨床中心、約翰·霍普金斯醫院、梅奧診所、克利夫蘭診所等，主要開展醫學科研工作。其收入大部分來源于機構資助而非醫療收入，經費投入偏向基礎和臨床研究。以NIH臨床中心為例，該中心貫徹轉化醫學研究“實驗室一床邊”（Bench-Bedside）理念，只有240張住院病床，卻有基礎與臨床研究實驗室1600余間。中心每年開展1000多個臨床研究項目，經費絕大多數是由NIH下屬研究機構資助。

正是因為看到中美在醫院研究領域的巨大差距，2018年北京市公布《北京市加快醫藥健康協同創新行動計劃（2018—2020年）》，要求加快臨床研究型醫院、研究型病房的建設；醫療機構績效評價和人員職稱評定依據中增加了臨床試驗和成果轉化。2021年，國務院要求推動公立醫院高質量發展，打造國家級和省級高水平醫院，開展前沿醫學科技創新研究和成果轉化，加強基礎和臨床研究。并明確提出，科技成果轉化所獲收益主要用于對做出重要貢獻的人員進行獎勵。

3.3 醫藥企業科研投入比較

中美兩國醫藥企業研發投入相差巨大。根據歐盟聯合研究中心JRC2018年發布的報告顯示，2017—2018年度全球研發投入超過2500萬歐元的2500家工業企業中，制藥和生物技術企業平均研發強度達到15%，是各行業中最高水平。另據Frost & Sullivan的調研，2018年研發費用/銷售收入占比來看，醫藥行業全球研發強度為13.7%，美國為15%。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0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醫藥制造業投入研發經費784.6億元，R&D經費投入強度為3.13%。

FierceBiotech公布2019年醫藥企業研發投入情況，美國強生公司研發投入為113.6億美元，默克研發投入99億美元，輝瑞研發費用86.5億美元。2020年“歐盟工業研發投入排行榜”顯示，2020年中國醫藥企業研發投入排行前三位的企業和金額分別是：百濟神州，7.76億歐元；復星國際，4.79億歐元；復星醫藥，4.23億歐元。

4 政策法規對比分析

基本政策工具分為需求型政策工具、供給型政策工具和環境型政策工具。創新價值鏈分為研究開發、生產試驗、商業化與產業化3大環節，政策應分別從3個方面和3大環節入手。由于政策工具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本文無法詳細展開討論。鑒于生物醫藥技術產品服務的對象是人，為保證患者的生命安全和符合倫理要求，各國政策法規均從鼓勵創新和嚴格監管兩個方面入手，尋求適當的平衡。

4.1 鼓勵創新政策比較

1980年，美國出臺《拜杜法案》，將聯邦政府財政經費資助的科研成果知識產權下放給大學，鼓勵大學進行成果轉化，獲取經濟收益。該方案對于美國科技成果轉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在此基礎上，美國又逐步完善相關法案，形成了完整的鼓勵創新成果轉化的法規體系。

2015年，中國新修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從法律層面保障和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后續又陸續出臺了《實施〈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若干規定》《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方案》等。2022年1月1日起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進一步明確了國家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戰略意圖和法律保障。上述相關法律法規，對創新成果的政策支持、專利保護、資金保障、科研人員利益保障等均進行了規范?？陀^來說，我國對創新的鼓勵政策總體框架已經構建完成，今后一個階段最重要的是配套政策的完善和執行。

相對于美國來講，在促進創新成果轉化方面，我國在如下方面仍存在不足。

（1）美國有政府提供的概念驗證基金對早期項目進行資助，概念驗證基金的目標是在科技成果早期階段識別出有潛在應用價值的技術，也被稱為種子前基金（Pre-Seed Fund），中國目前在這方面基本屬于空白。

（2）中美兩國在專利成果轉化方式上差異較大。美國大學只能使用專利許可進行技術轉化，通常采用“里程碑付款”方式，企業根據階段性的成果進行付款，高額的許可費用通常在成果轉化成功、企業獲得收益后支付，這降低了企業的早期投入，實現收益和風險共擔。國內技術轉化主要以技術轉讓為主，企業需要一次性支出高額專利購買費用，增大了企業運營成本和開發風險；另外，早期科技成果難以準確定價，國有科研機構領導人有國有資產流失的顧慮，這增加了技術轉化障礙。

4.2 監管政策比較

美國已經形成相對先進和成熟的藥物監管體系，FDA的標準被世界其他各國廣泛參考。針對創新藥物，美國 FDA既有嚴格的監管體系，又勇于大膽批準創新藥臨床試驗和審批上市，這一做法值得我國學習。

2017年6月，中國正式加入ICH（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zation）組織，監管標準與歐美國家接軌。ICH，即人用藥品注冊技術要求國際協調會，目標是精簡和規范新藥申請的技術要求，促進新藥申報技術要求規范一致。2020年，中國實施新的《藥品管理法》，對于提升藥品質量和鼓勵藥品創新研究進行了全面規范。實施上市許可持有人制度、臨床緊急用藥附條件批準上市等條款。國家藥監局改革了藥物注冊管理制度，實施了臨床試驗默示許可、優先評審等制度?？傮w來看，我國目前的藥品監管法規已經逐步與國際接軌，在實現了嚴格監管的同時又積極鼓勵創新的目的。但與美國相比，中國目前尚沒有形成從藥物研發到上市監管的全生命周期審評審批政策，存在加快審評政策之間適用條件重疊等問題。

針對政策法規鼓勵創新和嚴厲監管兩個維度，筆者提出一個分析模型（見圖1），認為政策工具落在灰色區域時，創新主體的創新動力比較強，創新轉化成果更容易成功。我國目前的政策基本上屬于中等鼓勵創新和中等嚴格監管的交叉區域，政策法規是適當的。

圖1 政策法規鼓勵創新和嚴厲監管分析模型

5 中介機構的比較

本文所說中介機構，特指為生物醫藥科技成果轉化服務的技術轉移機構、科技孵化器、科技園、公共技術平臺等。在生物醫藥科技成果轉化領域，中介機構的重要性尤為突出。

現代生物醫藥的研究進入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領域，主要研究對象是基因、蛋白、細胞等，其特點是研究方向越來越微觀，越來越精細。人類數量龐大的基因組、蛋白質、氨基酸、細胞以及由此形成的復雜調節代謝信號通路，可能產生數量龐大的研究數據和種類繁多的藥物。

由此帶來專業分工和系統協作之間的矛盾。①科技成果轉化是一個系統的工程，需要多個專業的協作。而生物醫藥研究方向的微觀化，又造成技術領域的過度細化，跨出一個細分領域就很難找到其他專家能評估技術成果。②隨著信息技術，包括計算機、大數據、人工智能等與生物醫藥技術的結合，需要跨領域的人才有效結合。③大學及科研院所形成的成果往往具有高、精、尖特征，但另一方面成果也非常不成熟，需要進一步研發、驗證、產品化以及市場化開發。因此，中介機構成為連接科研機構、醫院、醫藥企業以及風險投資的最重要環節。而且由于創新藥物研制和科技轉化才剛剛起步，我國現在缺少的是具備科研成果轉化能力的工業界人才，相關企業數量較少，人才缺乏。

生物醫藥孵化器在各國生物醫藥產業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從經濟學交易成本的角度來看，生物醫藥孵化器將眾多的初創企業聯合在一起，提供專業化的技術創新服務，可以實現創新資源共享和降低市場交易成本等作用。但同時，生物醫藥孵化器自身存在信息成本、協調成本和監督成本，如果這些交易成本過高，則會造成不經濟性。

生物醫藥孵化器起源于美國，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美國積累了豐富的生物醫藥孵化器建設經驗。波士頓和舊金山灣區，高校密集，具有強大的基礎研究及研發能力，醫療資源集中，誕生了大量知名的生物醫藥孵化器。美國孵化器具有成熟的多元化融資渠道，包括聯邦撥款或資助、州政府撥款或資助、大企業出資、基金會、風險投資等。MIT開創了以高校為主導的大學、政府、產業聯合的創新創業模式，被稱為“三螺旋模型”，形成一種共生性生態系統。美國創新創業生態中孵化器的成功經驗包括：①政府的重視與支持； ②企業化運作模式，提供共享空間，共享服務設施壓縮成本，促進交流；③與風險投資緊密結合；④完善的指導機制； ⑤高素質管理隊伍；⑥與大企業合作，學習大企業經驗和共享資源。美國孵化器對項目篩選非常嚴格，會從技術先進性、創新性、市場潛力、團隊合作潛力等多個方面考察入駐對象，從源頭篩掉不合格的項目，這是國內孵化器值得借鑒的地方。

中國孵化器市場的整體發展情況較好。2019年中國孵化器的運營收入約為533.8億元，較2018年上漲15.22%。預計未來5年增速仍將保持在15%。中國醫藥行業孵化器發展經歷了4個階段：1.0 版本“小實驗室”即基礎的實驗空間；2.0版本“大實驗室”，增加了很多實驗設備；3.0 版本“園區”，融合資本和CROs；4.0版本加入CDMO并實現以上所有資源的“生態圈”。目前，中國比較成功的孵化器都已經進入4.0時代，而且很多孵化器正在積極建設共享生態圈，搭建更大的產業生態。全國生物醫藥產業園區數量巨大，但產學研合作開展不充分。園區的資金來源主要為政府和企業資金，風險投資等相關金融機構的支持比較少。

北京、上海、廣州、蘇州等生物醫藥相對發達地區投資興建了一批生物醫藥公共技術平臺，包括抗體藥研發中試線、生物藥中試放大平臺、細胞制劑研制服務平臺等。政府主導模式非常明顯，缺乏社會資本的有效參與。

總體來看，中國當前生物醫藥科技成果轉化服務的中介機構，數量龐大，質量仍需進一步提升，尤其是政府的引領作用以及服務機構的專業性方面需要加強。

6 風險投資市場比較

風險資本加速創新過程，促進了科技企業發展。風險資本注入引發更高的專利發明率。我國一些研究也證實了風險投資對企業創新的正向影響，風險投資對新三板生物醫藥企業發展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全球生物醫藥資本市場非?；钴S，2020年共有74家生物醫藥公司完成了IPO，累計融資超過140億美元。風險投資在生物醫藥領域同樣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2020年美國的生物醫藥公司獲得累積超過260億美元的風險投資。

中國生物醫藥風險投資市場最近幾年也相當活躍，融資額屢創新高。據“火石創造”統計，2020年，國內生物藥領域共發生融資金額1億元以上的融資事件51件，融資總金額達297.76億元。其中，20億元及以上融資事件1件，15億元及以上4件。從細分領域來看，抗體藥物是獲得融資金額最高、融資次數最多的領域，2020年獲得融資151.3億元，占總融資額的51%。

美國生物醫藥風險投資發展較早，已經形成了較為成熟的運行機制，美國政府逐步完善了稅收激勵和相對寬松的監管制度。1958年，美國政府以貸款的形式向風險投資機構提供資金。1979年，降低了資本利得稅稅率，對于持有超過一年的資產，稅率從35%下降至28%。

我國政府2011年出臺《國家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管理暫行辦法》、2014年出臺《國家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設立創業投資子基金管理暫行辦法》，根據文件規定，設立專項的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政府匹配30%左右資金作為引導基金，這部分基金只要求保本或很低的收益率，以此引導社會資本參與科技成果轉化投資。很多地方政府也積極采用引導資金的形式，撬動更多社會資本參與高科技項目孵化和產業投資。國家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伙企業法》之后，風險投資通常采用有限合伙企業組織形式，享受稅收方面相關優惠政策。合伙企業的生產經營所得和其他所得，由合伙人分別繳納所得稅，這避免了重復征稅并降低了實際稅率。

中國生物醫藥風險投資的退出機制比較單一，2010-2018年中國生物制藥公司風險投資的退出記錄，只有30%的資金被收購和轉讓，將近70%的資金在IPO階段退出，退出機制單一制約了風險投資的積極性。

7 結語

生物醫藥科技成果轉化“創新化學反應模型”可以幫助我們更系統和有針對性的分析科技成果轉化中相關方的功能和表現，針對不足制定改進政策，促進科技成果轉化。

通過中美對比分析可以看出，當前我國的政策法規已經基本與國際接軌，使生物醫藥科技成果轉化具備了完全的“反應條件”。由于生物醫藥的特殊性，政府既要鼓勵創新，又要保證合乎倫理和患者安全，鼓勵創新和嚴厲監管的平衡點仍需更精準把握。

目前，我國在創新主體能力建設方面與美國存在明顯差距，我國高?？蒲性核?、企業的科研經費投入與美國相比存在巨大差距，醫院的科技投入與美國相比更是懸殊巨大。我國的技術轉移服務機構和專業孵化器與美國相比存在差距。高校技術轉移辦公室行政人員偏多，對生物醫藥技術和產業缺乏深入了解。高質量的生物醫藥孵化器數量較少，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廣州，大部分由政府主導建設，缺乏市場化運營機制，效率有待提高。風險投資發展較快，但針對概念驗證和種子孵化的早期基金仍然較少，退出機制也需要完善。

本模型的不足之處在于，由于數據收集整理不充分，尚無法建立數學模型對其進行精確定量分析。此外，部分評價指標量化有一定難度，尤其是政策法規有效性的評價體系和標準需要進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