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對區域人口流動的影響研究
——基于成渝地區16 個地級城市面板數據

鄧成超，全 念，陳琪君

（1.重慶市教育科學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 重慶 渝中 400015；2.重慶理工大學 經濟金融學院， 重慶 巴南 400054）

一、引言

2020 年2 月3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上強調，要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在西部形成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增長極。 建設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做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四五”規劃建議中“優化國土空間布局、推進區域協調發展和新型城鎮化”的一項重要舉措。 黨和國家在新的發展階段賦予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具有全國影響力重要經濟中心的定位，實際上期望其成為繼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之后我國經濟增長的第四極。 伴隨區域經濟和城市的發展，區域人口流動成為我國特有的戶籍制度放寬限制后出現的特殊現象［1］。 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不僅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增長極，而且也是吸納流動人口最多的城市群。 筆者發現，長三角、珠三角城市群近4 年年均人口凈流入分別為69 萬人、61 萬人，較2011—2015 年3 萬人和15 萬人的規模成倍擴大。 而西部的成渝城市群由2001—2010 年的年均凈流出63 萬人，變為2011—2015 年年均凈流入19 萬人，2016—2019 年年均凈流入更是擴大到27 萬人。相較于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對流動人口的吸引力而言，成渝城市群對流動人口的吸引力還存在極大的上升空間。 因此，推進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是否會對區域人口流動產生更大的影響，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二、理論研究進展

（一）關于城市群建設發展的研究

城市是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中心，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標志［2］。 近年來, 國家大力推進城市群建設并以此拉動經濟增長，關于這方面的學術研究也隨之增多。 崔馨月、方雷［3］用DPSIR 模型對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生態安全進行評價研究；童鑫［4］以京津冀城市群2006—2017 年數據為樣本進行研究，發現財政自主權的提升能夠促進本地產業結構升級，但會抑制本地產業集聚，并且具有空間溢出效應；唐常春、李亞平［5］采用地學信息圖譜方法，探索城市群LUCC 數量結構與時空格局，發現土地利用總體動態加速演變，城際與城鄉地類圖譜轉移呈現多維演變；涂建軍、況人瑞［6］認為成渝城市群空間結構質量較高但規模結構質量欠佳，且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不同步。 此外，據不完全統計，2020 年關于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的大事記就多達50 條。不少專家學者也紛紛圍繞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開展了廣泛和深入的研究。 如盧陽春等［7］、鐘海燕等［8］分別運用CiteSpace 5.3、CiteSpace 5.5R2 繪制了成渝地區經濟發展知識圖譜，可視化分析了相關研究的熱點、變化趨勢及機構空間分布特征；楊波等［9］提出雙城經濟圈在建設過程中可能會遇到經濟發展方面的跨界問題、交通建設方面的跨界問題、環境治理方面的跨界問題；范靖秋、李君靈和陳鵬宇［10-11］對地區旅游競爭力及合作發展路徑進行了研究，并分別提出了不同的理論和方法；李優樹等［12］指出成渝產業同質化和產業同構化現象突出，產業鏈不完整。

（二）關于區域人口流動的研究

由于我國流動人口規模在經歷快速增長后開始進入調整期, 國內學者對城市群和全國層面人口流動問題更為重視。 對區域人口流動的相關研究則主要集中在研究方法、人口流動趨勢、人口流動影響因素、遷移流動空間格局以及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等方面。

在研究方法方面，吳垠［13］以定量的方式闡述中國城鎮化在劉易斯轉折期面臨的人口規模和結構變化的約束條件；潘碧麟、王江浩等［14］用微博簽到數據進一步解釋了成渝城市群呈現出“雙核多中心”的組團特征。

在人口流動趨勢方面，段成榮等［15］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流動人口變動的九大趨勢。

在人口流動影響因素方面，鄧宏乾等［16］用固定效應和差分GMM 法來檢驗氣溫變化和降水量變化對人口流動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東部和中部地區氣溫升高對人口流動的抑制作用顯著高于西部和東北部地區，且東部地區降水量增加對人口流動的促進作用顯著高于其他地區；魏蘭葉［17］通過對收入水平、人口流動與房價波動進行研究，發現收入水平與人口流動推動了過去的房價上漲, 但收入水平對東部地區的影響最弱, 而人口流動的影響最顯著； 張偉麗、晏晶晶等［18］認為城市間的地理距離是阻礙區域人口流動的障礙；張耀軍等［19］認為第三產業的發展和較高的職工工資是城市吸引省內和省外流動人口的動力。

在遷移流動空間格局方面，李強［20］強調巨大的經濟驅動力是促使農民工大規模外出的主要動力；蔡昉等［21］也認為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發育程度的不均衡性決定了人口流動的基本方向。

在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方面，梁林等［22］提出人口流動與區域發展是一個相互的過程，區域發展會促進人口有序流動，人口流動也會對區域可持續發展產生深刻影響。 與該觀點相似的還有姚枝仲等［23］和杜小敏等［24］的研究，他們認為勞動力流動對縮小我國地區差距有一定作用，同時區域人口流動對提高整體經濟效益是有利的。

（三）關于城市群建設與人口流動相關性的研究

加快城市群建設必然從各方面帶來人口流動的變化，這也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關注。 徐可、安巧枝［25］從高鐵建設角度研究中原城市群人口流動與分布的影響；張傳勇［26］基于勞動力流動與房價上漲的因果關系，對長三角城市群的經濟收斂效果進行分析；同時，巴羅［27］等用經濟收斂的新古典模型排除人口流動的內生性后, 對日本與德國的相關社會效應進行了驗證；徐博文［28］等通過由人口流動、產業結構升級、經濟增長構成的空間面板載體自回歸（SPVAR）模型，發現產業結構的升級會加劇全省的人口流動，發達地區的經濟增長在促進全省和人口豐富省份的產業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 整體來看，國外學者對于人口流動與區域經濟收斂性的探討更多地集中在理論前端的驗證方面, 而國內學者主要是對城市群建設與人口流動相關性進行研究。

有關城市群建設和區域人口流動的研究已有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 但是現有文獻資料從城市群建設對區域人口流動影響方面的研究還比較少。 本文擬在總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主要運用定量分析和實證研究方法，開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對區域人口流動影響方面的研究，為如何通過城市群建設來促進區域人口流動、合理配置人力資本提供新路徑。

三、數據、變量及描述性統計

（一）指標選取

1.被解釋變量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區域人口流動（MIG）的規模采用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之間的差額來衡量，該指標越大說明區域人口流動的規模越大。 此外，該指標的變化也能夠說明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對區域人口流動的影響情況。

2.解釋變量

本文的解釋變量是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情況，選取地區生產總值和產業結構這兩個指標來對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情況進行衡量。 這主要是因為地區生產總值能直觀地反映城市群的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是城市化高質量發展的典型表現。

（1）地區生產總值（GDP）。本文中所出現的GDP均是各地級市每一年的地區生產總值，可以用來衡量地區經濟的發展水平。

（2）產業結構（INS）。 重慶市成為直轄市以來，重慶三次產業結構調整趨勢與全國同期大體上趨同。 產業結構占比總體呈現出第一產業占比逐年下降，第二產業占比先上升后下降，第三產業占比呈逐年上升趨勢，產業結構不斷呈現優化特征［29-30］。 因此，為了更直觀地衡量一個地區的產業結構是否合理，本文主要采用第三產業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 因為一個地區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基本上遵循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移、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的過程。

3.控制變量

考慮影響區域人口流動的其他因素，本文把高等教育水平作為控制變量。 衡量高等教育水平的指標有師生比、教育經費、師資力量、規模結構等。 為了更直觀地反映區域高等教育的發展情況，本文打破傳統的指標選取方法，采用高等教育學校數量來大致衡量高等教育的發展程度。 相關變量的具體含義及說明如表1 所示。

表1 變量說明

（二）數據說明

本文選取2008—2019 年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內16 個城市，即重慶、成都、自貢、內江、眉山、雅安、資陽、德陽、遂寧、廣安、達州、綿陽、樂山、瀘州、南充、宜賓的192 個樣本觀測值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相關數據來源于《重慶市統計年鑒》《四川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為了防止數據出現劇烈波動，本文將解釋變量地區生產總值取了自然對數。 高校數量的衡量對象是重慶市和四川省整個地區這兩個樣本，總共涉及12 個年份24 個樣本觀測值（見表2）。

表2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分析

（一）平穩性檢驗

為了避免因為面板數據的不平穩產生“偽回歸”的現象，需要對模型所涉及的變量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 為了增強檢驗結構的穩健性，本文同時采用異質單位根檢驗方法LLC 檢驗和同質單位根檢驗方法IPS 檢驗、F-ADF 檢驗、F-PP 檢驗等4 種方法進行檢驗。 檢驗方程包含個體截距項和趨勢，滯后階數以SIC 準則進行確定。 序列及序列的二階差分的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3 所示。

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lnGDP在none 情形下不平穩，MIG、HEDU、INS表現為存在截距項情形下的不平穩。 變量MIG、lnGDP、HEDU、INS均存在單位根，經過二階差分后，序列變為存在截距項和趨勢項情形下的平穩序列，變量皆為二階單整序列。 因此，可以進行下一步檢驗，即變量之間協整關系的檢驗。

（二）協整檢驗

由上述平穩性檢驗可知，變量的二階差分序列是二階單整，為了確定變量間的長期均衡關系，需要進行協整檢驗。 本文采用佩德羅尼協整檢驗方法對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內的區域人口流動、GDP、HEDU、INS的長期趨勢進行面板協整分析，滯后階數為一階，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協整檢驗結果

由表4 的面板檢驗協整結果可知，除了面板V、面板rho 不顯著外，其余統計量都在1%的顯著水平下顯著。 檢驗結果的投票情況表明，區域人口流動與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之間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

（三）格蘭杰因果檢驗

由表4 可知，變量序列之間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為了進一步確定變量序列在短時間內的關系，還需對變量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如表5 所示。 格蘭杰因果檢驗主要是用來分析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的一種方法，通常是用來檢驗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之間的相互聯系和影響程度，尤其是檢驗某個變量的滯后值（過去的信息）對被解釋變量的信息是否有預測能力。

表5 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

為確保結果的準確性，對成渝地區的總人口凈流入及GDP總額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 由檢驗結果可知，當滯后期為2 時，在5%的置信水平下，拒絕了原假設1、2、3、5，可知lnGDP與MIG存在雙向格蘭杰原因，INS、HEDU是MIG的單向格蘭杰原因。

由上述檢驗結果可知，一方面，區域人口流動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是一種相互影響的關系，這與實際剛好符合。 區域人口流動可以優化地區間的人力資源配置，有效補充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內勞動力不足問題。 毋庸置疑，加快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會促進區域人口流動，而區域人口流動也必將助力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建設。 另一方面，產業結構和高等教育是區域人口流動的單向格蘭杰原因，這也是比較符合經濟現實的。 產業結構會影響區域人口流動，而區域人口流動短期內不一定會對產業結構產生影響，這是因為一個地方的產業結構變化需要政府或企業投入大量的資金，短期內是不會因為勞動力的變化而改變的。 而產業結構之所以能夠影響區域人口流動，則主要是因為經濟因素就是引起區域人口流動的一個最有力的拉力，產業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 高等教育主要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產物，高等教育的發展需要政策保障和資金支持，在短期內高等教育的發展水平總體上是保持相對穩定的［31］。 在現代社會，激烈的就業競爭迫使人們去追求更高層次的教育以便尋求更好的工作機會，因此，地區高等教育的發展水平便成了促進區域人口流動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是由于成渝地區高等教育的發展速度相對緩慢，其高等教育發展水平對區域人口流動的影響力并不如產業結構和GDP對區域人口流動的影響力大。

（四）模型設定檢驗

經過冗余固定效應——似然比檢驗，檢驗結果如表6 所示，P值為0，即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可以拒絕原假設，因此應采用固定效應模型。

表6 似然比檢驗結果

（五）回歸結果分析

回歸模型為：

MIG=269.652 94-101.714 27×lnGDP+8.224 02×（lnGDP）2+1.732 824×INS-0.979 62×HEDU

從表7 所示的模型回歸結果可知，在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內GDP對區域人口流動的影響大致呈現U 型特征，如圖1 所示。GDP對MIG的影響有上升段和下降段，但不是完全意義上的U 型特征。 這主要是因為模型回歸結構不是完全意義上的二次方程， 其次是MIG除了受GDP的影響之外，還存在著產業結構、高等教育、交通運輸以外的其他沒有統計的因素影響。這表面上看與前文所說的GDP增長會帶動區域人口流動相違背，但事實上卻是一致的。 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位于長江上游，地處四川盆地，東臨湘鄂，西通青藏，南連云貴，北連陜甘，是我國西部地區發展水平最高、發展潛力最大的城鎮化區域。 但相較于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城市群，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前身成渝經濟區對區域人口流動的吸引力還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間。

表7 模型回歸結果分析

圖1 GDP 與MIG 的關系圖

通過計算得出GDP對區域人口流動的拐點出現在GDP=487.85 億元時， 當GDP＜487.85億元時，GDP對區域人口流動是負面影響，處于U 形圖的下降階段。 這主要是因為GDP過低，不足以吸引區域人口流入。當GDP＞487.85 億元時，GDP對區域人口流動的正面影響就比較顯著，處于U 型圖的上升階段。 因為隨著國家對成渝地區經濟發展的大力支持，以及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逐步建立，成渝地區的發展潛力被逐步挖掘出來，巨大的就業機會和發展前景吸引了大批人口流入。 從表7 可看出產業結構會對區域人口流動產生正向的影響，且這種正向的影響在成都地區較為顯著，這主要是因為在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內，只有成都的第三產業比較發達，而其余城市的產業結構仍有較大的優化空間，未來對吸引區域人口流入的潛力很大。 在5%顯著性水平下高等教育對區域人口流動的影響不顯著，這主要是由于過去缺乏學術平臺，地理位置與北上廣深相比略顯劣勢，人事政策與其他地區趨同性強、創新性不足，導致高等教育發展動力不足。 此外，由于成渝地區地處西南，高等教育發展水平相較于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還相對較低，人才公共服務政策工具的配置上還不夠均衡［32］，其現階段的發展水平還不足以吸引大量人口流入。

表8 對城市的發展程度、交通運輸通達程度和工資水平三個方面進行了異質性分析。

表8 異質性分析

在城市的發展程度方面，回歸（1）中GDP增長對區域人口流動的影響為正，但這一正向影響僅在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核心城市中顯著。 首先這主要是因為核心城市具有良好的經濟發展態勢；其次是核心城市具有經濟發展政策上的優勢；最后是核心城市的產業結構配置相對于非核心城市更合理。 在非核心城市（2）中表現為一般顯著，且存在負面影響，處于總回歸模型中的下降階段。 究其原因，首先可能是非核心城市的發展潛力不足、基礎設施不完善、高科技公司稀少；其次是區位優勢不明顯，非核心城市在發展時難以顧全可持續原則、主導性原則、因地制宜原則、因時制宜原則。 因此非核心城市容易出現GDP雖在增長卻留不住人才的現象。

在交通運輸通達程度方面，回歸（3）中GDP對區域人口流動的影響系數為正，且這一正向影響在交通運輸發達的城市顯著；在交通運輸相對落后的城市（4）中，GDP的增長對區域人口流動有負面影響，但影響為一般顯著。 說明交通運輸發達城市GDP增長對區域人口流動的吸引力較交通運輸相對落后的城市更加強烈。 原因之一可能是距離遠近會影響人口流動，距離越遠勞動者能夠獲得的有效信息就越有限，同時其流動成本也越高。 雖然距離客觀上不可以改變，但是越來越發達的交通運輸能夠縮短流動的時間成本。

在工資水平方面，回歸（5）中GDP對區域人口流動的影響系數為正，且這一正向影響在工資水平高的城市顯著；在工資水平相對較低的城市（6）中，GDP增長對區域人口流動會產生負面影響。 這說明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對區域人口凈流入的影響在工資水平高的城市更加明顯。 原因可能是較低的工資水平說明該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同時低工資難以吸引人才流入，也難以留住優秀人才。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通過選取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內16 個城市2008—2019 年的面板數據進行固定效應回歸，對GDP、產業結構、高等教育的發展情況對區域人口流動的影響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如下研究結論：

一是從經濟發展情況來看， 成渝地區GDP對區域人口流動的影響呈現出U 型特征，即GDP增長較為緩慢時，GDP增長對凈人口流入有抑制作用，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GDP增長則對凈人口流入有促進作用。 此外，通過數據的描述性統計分析還發現，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內城市之間的發展水平兩極分化現象突出，作為核心城市的重慶和成都的經濟發展速度遙遙領先于其余14 個城市。 城市圈內人口流動速度加快、規模加大，但凈流入人口主要集中在核心城市重慶和成都，次級城市對流動人口的吸納能力不足。

二是從產業結構的角度來看， 成渝地區產業結構布局對區域人口流動的影響較為顯著。通過對2008—2019 年三次產業增加值和地區生產總值GDP的統計分析，發現2008—2019 年成渝地區產業結構總體上呈現出第一、二產業增加值比重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下降，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上升的趨勢，三次產業結構分布不斷優化。 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為優化經濟發展結構和加快經濟發展速度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 同時，正是由于產業結構的升級轉型，不僅引起區域人口流動的速度加快、規模擴大，而且促使區域流動人口的質量提高。 但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仍然存在產業結構不協調、產業發展同質化、城市定位不清晰、產業輻射功能較弱等問題。

三是高等教育發展水平對區域人口流動的影響不顯著。 教育部2020 年發布的全國普通高等院校名單中的數據顯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內入選首批國家“雙一流”建設高校名單的一流大學只有3 所、一流學科建設高校只有7 所。 相較于長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內的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數量而言， 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內高等教育的發展水平相對落后，對高素質人才的吸引力不足。

四是城市地位、交通物流、工資水平的不均衡等對區域人口流動的拉力差距大。 重慶和成都作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內核心城市，其城市地位、交通物流發達程度、工資水平等均遠高于次級城市，這種兩極分化的結果致使核心城市內區域人口呈現凈流入的趨勢，核心城市人口負荷大，而次級城市區域流動人口呈現凈流出的趨勢，造成勞動力不足。

（二）政策建議

1.減少或消除核心城市和次級城市在經濟發展政策上的差異

為減少或消除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內城市之間的發展水平兩極分化的突出現象，擺脫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中心競爭、散點乏力”的狀態，重慶市政府和四川省政府應當減少或消除核心城市和次級城市在發展政策上的差異，讓核心城市和次級城市在市場競爭中有平等的地位和公平的競爭環境。 同時，重慶和成都應該充分發揮作為核心城市的輻射作用，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引導次級城市向核心城市的發展靠齊，帶動次級城市發展，縮小核心城市和次級城市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 進而減少核心城市的人口負擔，緩解次級城市勞動力不足的壓力，引導勞動力合理流動，有效配置勞動力資源。

2.精準發力，持續優化產業結構

哪里有產業，哪里就有人口，產業集聚是城市化和區域人口流動的重要影響因素。 位處西南的成渝地區想要吸引并留住高素質人才，就必須要解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產業結構不協調、產業發展同質化、城市定位不清晰、產業輻射功能較弱等問題。 精準發力、持續優化產業結構要求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建設應該加強產業規劃，明確產業發展重點，打造重點產業鏈條，推動產業集群化發展。 同時，應更加充分地發揮核心城市和次級城市優勢產業的輻射功能，對基礎性產業進行一體化整合，打破不同地區間產業的合作壁壘。

3.大力發展高等教育，建立高等教育資源共享機制

首先，從區位上看，成渝地區位處我國西南部，相較于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這個區域的高等教育資源相對短缺。 為解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內整體教育資源的短缺，教育部門應倡導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內的高校和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內的一流高校成立高校聯盟，取長補短加強學科專業建設，進行教育資源共享；同時，建議推進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內合作高校間教師輪校進修、交流授課、干部掛職等工作機制，著力提升師資隊伍整體水平。 其次，為解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內各地級市之間高等教育發展及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衡的現狀，教育部門可重點研究和推行高等教育一體化相應的政策措施，比如：放寬基礎教育階段對學生入學的戶籍限制， 盡量減少或消除教育資源配置不公平帶來的不利影響，探索實現從基礎教育階段到高等教育階段的無縫銜接。 產業發展依賴于人才的發展，高等教育的發展會給各行各業培育更加優秀的人才，大批優秀人才的培養必然推進區域產業發展和產業集聚，進而促進和吸引區域人口流動。

4.加強基礎設施，優化勞動力資源配置

“要想富，先修路”，必須加大對包括交通設施在內的基礎設施建設投入。 核心城市群是帶動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和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的主要平臺，交通基礎設施是推動城市群和區域發展的重要支撐。 發達的交通運輸網絡是推進城市群建設、促進發展要素高效流動必不可少的一環。 同時，建設發達的交通運輸網絡有利于減少勞動力流動障礙，加快勞動力流動的速度，進而優化勞動力資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