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功能語言學研究綜述（2000—2020 年）
—— 基于CSSCI 語言學類期刊論文的可視化分析

胡 曉

（揚州大學 外國語學院， 江蘇 揚州 225000）

一、引言

20 世紀50 年代末至60 年代初，以弗斯（Firth）為代表的倫敦學派勾畫了系統功能語言學（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簡稱SFL）的雛形。隨后Firth 的學生韓禮德（Halliday）繼承并發展了該語言學理論，強調語言的“系統性”和“功能性”。SFL 從形成至今已走過六十余載，共經歷了五個發展階段，即預備階段、階與范疇語法階段、系統功能語法階段、語言作為社會符號階段和適用語言學階段。

國內SFL 的發展起步于20 世紀80 年代初。 改革開放政策的推行，我國出現了胡壯麟、龍日金等第一批SFL 研究者，他們于1978 年遠赴悉尼大學深造，學成歸國后開啟了國內SFL 研究。 SFL 既是一個普通語言學理論，也是一個致力于理論指導實踐的“適用語言學”理論［1-2］。2000—2020 年是SFL 作為適用語言學不斷發展演變的階段，受到國內學者黃國文、何偉、張德祿等的廣泛關注。

綜觀國內相關SFL 綜述文獻，從研究內容上看，大多綜述文獻聚焦于SFL 某一理論或某一領域，如及物性理論［3］、評價理論［4-5］、批評話語分析［6］和多模態話語分析［7］等，較少文獻對“系統功能語言學”學科進行整體研究綜述；其次，從文獻來源上看，相關研究多以知網中所搜集的各類期刊文獻作為研究樣本， 鮮有文獻基于CSSCI 語言學類核心期刊對SFL 進行綜述研究；再者，從研究時段上看，大多文獻以近五年或近十年為參照來探究該學科發展概況，較少文獻探究2000—2020 年間國內SFL 的演變進程。因此，為厘清國內SFL 學科2000—2020 年的發展概況和演變歷程， 本文借助CiteSpace 知識圖譜可視化分析工具，分別從發文量、 主要研究作者和機構、 關鍵詞分析、 研究趨勢、 研究熱點和前沿等方面對2000—2020 年間國內有關SFL 文獻進行系統綜述，總結國內SFL 的發展脈絡，基于分析結果對當前研究不足進行探究，并對未來研究進行展望，以期為國內該領域相關研究提供借鑒和啟示。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問題

本研究擬回答以下四個方面的問題：

（1）國內SFL 主要研究作者和核心發文機構有哪些？

（2）國內SFL 總體研究趨勢和研究現狀是怎樣的？

（3）國內SFL 研究熱點和研究前沿有哪些？

（4）本研究對我國今后SFL 的研究有何啟示？

（二）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

為回答以上研究問題，本研究采用Citespace 5.7.R1（64-bit）可視化分析軟件作為研究工具，并按以下步驟展開研究。一是收集相關文獻。在中國知網（CNKI）數據庫中收集CSSCI 語言學類核心期刊有關SFL 的研究文獻作為研究樣本。 二是繪制可視化圖譜。 運行Citespace 繪制作者和機構合作關系圖譜、關鍵詞聚類圖譜、突現詞變化圖譜和關鍵詞時區圖。 三是分析以上圖譜。 對繪制的各圖譜深入分析，以探究SFL 研究的現狀、趨勢、熱點和前沿。

（三）數據來源

本文以2021 年最新公布的語言學CSSCI 核心期刊目錄25 種和語言學C 刊擴展期刊目錄8 種為參考, 首次排除C 刊明確標有“漢語”和“語文”字樣的期刊，余下17 種C 刊。 進一步拓展文獻檢索范圍，檢索語言學11 種C 刊擴展期刊中的8 種期刊（去除“漢語”和“日語”標記的期刊），余下6 種C 刊擴展期刊。 筆者首先以這23 種期刊名為檢索詞在知網中以高級檢索形式分別檢索，時間設定為2000 年1 月1 日至2020 年12 月31 日，再以“系統功能語言學”和“功能語言學”為關鍵詞（取二者的并集）進行二次檢索，發現5 種期刊無相關文章，因此將其排除在外。此外，筆者在《外語教育研究前沿》（2021 年新加入CSSCI 期刊目錄）以“系統功能語言學”為關鍵詞，僅檢索到一篇用SFL 理論解釋課程標準的文獻，本文暫不將其納入統計。綜上，涉及外語類SFL 研究的期刊共18 種。 以這18 種期刊為樣本，筆者通過“主題+關鍵詞”再次檢索，并逐一瀏覽各期刊2000—2020 年間的文章目錄，通過人工篩查，去除與本研究不相關的文章（會議、書評和投稿通知等非研究性文章）。 再以瀏覽全文的方式，按期刊和年份挑選出有關SFL 研究文獻, 并按研究內容對其進行分類。

最后，筆者依據18 種樣本期刊中包含SFL 相關文獻的數量和比例，選取發文量居前十的期刊作為本研究文獻來源（如表1 所示），它們是《外語學刊》《中國外語》《外語教學》《外語與外語教學》《外語研究》《當代外語研究》《外國語》《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現代外語》和《外語教學與研究》。 筆者共收集到有效文獻729 篇（如表1 所示），將其作為本研究樣本，并以Refworks 格式導出。 接下來本文將從研究內容、趨勢、熱點和前沿等方面分別對樣本文獻進行具體分析。

表1 CSSCI 語言學核心期刊有關SFL 發文量及其占比分布表

三、數據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主要從以下幾方面展開分析：SFL 年度發文量、主要作者和機構群、關鍵詞分析、研究趨勢、研究前沿和研究熱點。

（一）國內SFL 研究的時空分布

1.時間分布：年度發文量趨勢分析

筆者對2000—2020 年CNKI 有關SFL 研究的年發文量進行了統計，具體如圖1 所示。

從圖1 可看出，2000—2020 年間國內SFL 研究大體呈波浪上升趨勢， 可大致分為三個階段。2000—2006 為第一階段， 國內對SFL 研究較少， 年發文量在30 篇范圍內波動， 總體較為平緩。 2007—2016 年為第二階段，該階段發文量波動較大，整體呈快速增長趨勢，其中2006—2007 年和2013—2016 年期間發文量增幅最大，且于2016 年達到整個階段的峰值（57 篇）。 這表明國內學者在該階段對SFL 關注較高。2017—2020 為第三階段，發文量呈逐年減少趨勢，發展勢頭減緩，表明國內SFL 的成果產出趨于穩定，相關研究趨于成熟。

圖1 2000—2020 年國內SFL 發文量變化趨勢

2.空間分布：主要研究作者和發文機構

運行CiteSpace 軟件，Node types 設為“Author”，時間跨度設為2000—2020，時間切片為1年，我們得到節點數為354，連線數為110，密度為0.0018 的SFL 作者共現圖譜（如圖2 所示）。 圖譜中形成了以黃國文、何偉和張德祿為首的網絡結構。 但總體來看，整個圖譜網絡分布較零散，各作者節點間連線較少。 這說明該研究領域的作者之間合作交流較少，學術聯系有待加強。

圖2 作者共現知識網絡圖譜

筆者通過CiteSpace 統計結果得出， 總樣本的729 篇文獻涉及354 位作者。 表2 列出了2000—2020 年發文量排名居前十的作者。其中，黃國文發文數量位居第一，何偉、張德祿、曾蕾和李戰子等學者位居其后。 作者圖譜分析表明我國學者在SFL 領域的學術聯系較弱，學者間的學術交流與合作亟待加強。

表2 排名前十的核心作者及其發文量

共現圖譜（如圖3 所示）顯示國內SFL 核心研究機構，涉及46 個相關主要研究機構。 從聚合關系來看，該共現網絡呈散狀分布，節點間連線較少，說明各研究機構間合作交流較少。 圖譜中，節點最大、連線最多的機構為中山大學外國語學院，共發表相關文章50 篇，這表明該機構對SFL 的研究成果較為顯著。 發文量緊隨其后的是中山大學、北京科技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和北京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等機構（如表3 所示）。 從發文機構的學科屬性來看，國內SFL 的研究機構主要是外語類院校和大學的外語學院，這說明外語界對SFL 的研究較多。 最后，從學科融合視角來看，相關研究機構學科屬性較單一，這表明SFL 的跨學科性尚待加強。

圖3 核心機構共現圖譜

表3 排名前十的主要發文機構

（二）研究熱點

關鍵詞是對一篇文獻核心內容的提煉，高度概括了文章的主要研究內容，某領域關鍵詞出現頻率較高即反映了該領域研究熱點。 關鍵詞聚類分析是以關鍵詞共現分析為基礎，通過聚類統計法將關鍵詞共現網絡關系簡化成數量相對較少聚類的過程［8］。 以下以關鍵詞聚類分析法對2000—2020 年間國內SFL 的研究情況進行分析， 以探求我國SFL 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研究熱點。

運行CiteSpace，Node types 設為“Keywords”，其他參數設置與機構參數同，運行LLR 算法，得到如圖3 所示的關鍵詞聚類網絡圖，共涉及17 個聚類編號。 聚類編號越小，說明該聚類文獻數量越多，其包含的節點數越多，聚類規模越大［9］。其中，排名前十的關鍵詞聚類規模從大到小依次為：#0 系統功能語言學、#1 人際意義、#2 投射、#3 系統功能語法、#4 評價理論、#5 功能、#6 功能語言學、#7 及物性、#8 語篇分析、#9 語法隱喻。以上關鍵詞聚類反映了我國2000—2020 年SFL 的研究熱點。

聚類視圖作為CiteSpace 可視化分析的一種，側重體現聚類間的結構特征，突出關鍵節點及重要連接［10］。 通過分析聚類圖譜，我們可直觀地了解該領域研究熱點，從而為其今后的發展提供參考。 圖4 為SFL 研究的關鍵詞聚類分析圖譜，圖中左上角數據中的Q值和S值是判斷圖譜繪制效果的重要依據（S：平均輪廓值，Q：模塊值）。Q的取值區間為［0，1），陳悅等［10］認為，當Q＞0.3 時，表明圖譜中聚類結構較顯著；S＞0.7 時，說明聚類效果信度較高；S＞0.5 時，表明聚類結果較合理。 在本次聚類中，S=0.8755，Q=0.5047。 因此，我們認為本次聚類結構和聚類結果合理，該聚類分析圖譜有較高參考價值。

圖4 關鍵詞聚類知識圖譜

在關鍵詞聚類知識圖譜基礎上，在“Cluster”菜單欄中選擇“Summarization of Clusters”, 并選取前十個聚類號的前五個標簽詞，得到關鍵詞共現網絡聚類表（如表4 所示）。

表4 關鍵詞共現網絡聚類表

對各聚類的關鍵詞進行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從研究方法看，SFL 的研究既包含理論研究，也包含實際應用研究。 其中，理論研究涉及較多的包括人際功能、投射、評價理論、及物性、語法隱喻、語境和語類等。 從研究對象看，相關研究涉及科學語篇、教育語篇、翻譯文本和法律語篇等。

（三）研究前沿

突現詞是某時間段內被引頻次突然增多的關鍵詞， 可用來反應某一時間段內的研究前沿。 為進一步探索我國SFL 研究趨勢，運行CiteSpace，參數設置“Burstterms”，得到關鍵詞突現圖（如圖5 所示）。

圖5 關鍵詞突現圖

從圖中可看出，2000—2020 年國內對SFL 的研究共出現了六個突現詞。 前十年（2000—2010）的突現詞包括“語篇分析”和“系統功能語法”。21 世紀初，語篇分析在語言學乃至整個人文社科領域迅速發展，從單一的語言分析發展成了一個綜合的研究領域。 一些新興的語篇形式也引起了語篇分析者的注意［11］，如網絡語言、電子語篇和新聞媒體語篇等。 此外，Halliday 在21 世紀初加大了對語言功能和SFL 自身理論的研究，這也促使了“系統功能語法”成為該階段研究熱點。

后十年（2011—2020）的突現詞涉及“情態”“意義”“生態語言學”和“系統功能語言學”。 其中“生態語言學”和“系統功能語言學”凸顯度較高。 生態語言學（Eco-linguistics）最早由華南農業大學黃國文教授提出， 它是一個由生態學和語言學融合而成的交叉學科, 也是近幾年發展起來的一個新興的語言學分支［12］。 近年來，國內學界對生態語言學的探究主要基于SFL 相關理論，分析二者的關聯性以及SFL 對生態語言學和生態話語分析的啟示［13］。 何偉等［14］結合SFL 及物性理論，建構了體現國際生態話語特點的及物性分析模式。 苗興偉等［15］在基于Halliday對意義系統的進化過程及其分類的理論基礎上，提出了生態語言學研究的不同維度。 生態語言學的興起和發展，使得學界對生態話語分析的關注越來越多；而SFL 作為話語分析的重要理論之一，研究者們往往把生態語言學和生態話語分析與SFL 進行聯系，因此二者結合的研究逐漸增多［16］。 這也促使了“系統功能語言學”成為該階段的研究熱詞之一。

（四）研究趨勢

關鍵詞時序圖可用來反映某一研究領域隨時間變化的主要研究內容和研究主題，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某一時間段內的研究趨勢。運行CiteSpace，在關鍵詞共現分析基礎上，按時間片段生成關鍵詞時序圖譜（如圖6 所示）。

從關鍵詞時序圖譜（如圖6 所示）可以看出，國內對SFL 的研究在不同時間段的關注點各有差異。 結合本文的關鍵詞聚類標簽詞表和關鍵詞時序圖來看，可以將該領域研究分為三大研究主題：理論研究、實際應用研究和學科融合研究。

圖6 關鍵詞時序圖譜

1.理論研究

在2000—2020 年間，國內學者對SFL 本身的理論研究主要包括純理功能、評價理論和語法隱喻等。

（1）純理功能：純理功能包括概念功能、人際功能和語篇功能。 其中，學界對概念功能中的及物性理論和人際功能研究較多。 及物性作為SFL 的重要語法理論之一，一直是近二十年來語言學家們關注的焦點。 胡壯麟、朱永生等［17］將及物性定義為一個語義系統，它可把人們在現實世界中的所見所為分成若干不同過程, 并指明與各種過程有關的參與者和環境成分。 近些年來，隨著生態語言學的興起，于暉等學者［18］基于及物性理論和生態哲學觀，探究了生態話語及物性分析模式在教育語篇中的應用，揭示了教育語篇中蘊含的生態觀。 此外，人際功能也受到國內語言學家的廣泛關注。 人際功能指人們通過語言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表達個人對客觀世界的看法和態度, 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他人的言行舉止。 綜觀已有研究，學界對人際功能的探究主要聚焦于廣告語篇、演講語篇和學術語篇的人際意義分析，致力于探究不同類型語篇是如何體現人際意義的以及如何實現語篇原本想傳達的目的［19-20］。

（2）評價理論：Martin 等人從話語語義學視角把評價資源范疇化為“評價系統” , 創立了評價理論［21］。 自2001 年王振華對評價系統作了詳細介紹后,評價理論在中國的研究真正開始了［22］。Martin 和Rose［23］曾指出, 評價理論旨在揭示交際中作者和說話人如何通過語言資源確定立場、評價態度、建構角色和磋商關系, 從而與觀點相似的聽讀者結成同盟, 最終實現交際目的。Martin 和White［24］將評價理論分成三個子系統：態度、介入和級差。 查閱相關文獻，國內對評價理論的研究已從理論本身擴展到了語篇分析、外語教學和翻譯研究等領域。 如蔣國東等［25］以介入系統為理論框架, 分析“一帶一路”對外新聞語料中所蘊含的介入策略, 探究了影響介入策略分布和使用的因素, 以揭示其獨特的對話互動模式和運行機制。

（3）語法隱喻理論：SFL 對語法隱喻的研究始自Halliday，他在1985 年的《功能語法導論》中的最后一章專門探討了語法隱喻。 Halliday 認為語法隱喻主要見之于概念功能和人際功能。此后，國內許多研究者也對語法隱喻作了詳細介紹和研究［26，27］。近幾年語法隱喻也廣泛與認知語言學聯系，出現了學科融合的發展趨勢。

2.應用研究

自2009 年第36 屆國際系統功能語言學大會在清華大學召開， 胡壯麟和朱永生圍繞SFL的適用語言學特性對Halliday 做了深入訪談，Haliday 明確闡釋了SFL 以問題為導向的學科性質。之后，學界對SFL 的應用研究不斷增多。國內對SFL 的應用研究主要著眼于對語篇及話語分析、三大元功能的應用等。 語篇和話語分析可用來描述和解釋語言如何在社會交際活動中發揮作用，揭示語言在社會活動中的重要性。 話語分析包括多模態話語分析、批評話語分析、和諧話語分析和近幾年新興的生態話語分析，其研究對象廣泛，涉及文學語篇、翻譯文本、教師課堂話語和新聞語篇等。

朱永生［28］曾指出，SFL 是多模態話語分析的主要理論基礎，也是最適合多模態話語研究的理論框架［29］。 多模態語篇主要涉及人類不同感知模態和符號系統，包括文字、音樂、圖片和影像等多種社會符號。 現階段，多模態分析法已廣泛應用于課堂教學、新聞海報和演講語篇中。如張德祿等［30］在借用Kress 和Van Leeuwen 視覺語法理論基礎上，探討了英語課堂多模態話語中教師不同模態的配合與協同，揭示了不同教學階段的不同教學目標決定了課堂不同模態的運用。 此外，李德志［31］探究了多模態話語分析和視覺語法理論在廣告類超文本語篇分析中的可行性，解讀了圖像符號在廣告語篇中的構建意義。 從收集到的樣本文獻來看，多模態一直是SFL 領域的研究熱點。

批評話語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簡稱CDA) 旨在探究語言、權力和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 它將意識形態視為人們“理解世界、整理歸納經驗時所持有的總觀點和看法”［32］，以揭示語篇如何源于社會結構和權力關系, 又如何為之服務［33］。 CDA“為研究話語與各領域社會文化發展間的關系提供了理論與方法”［34］。

和諧話語分析受中國儒家和道家思想影響，將人類社會視為生態系統的一部分，注重觀察人與其他有機體以及語言與生態系統間的關系，主張人與自然和諧相處［35］。 黃國文［36］指出，和諧話語分析是在中國語境下提出的, 目的在于促進人與人之間、人與其他物種之間、人與自然之間以及語言與生態之間的和諧關系。 在社會這一整個生態系統中，推動整個生態系統各參與者之間的和諧共生是人類的最終目的。 因此，近年來學界對和諧話語的分析大多與生態話語緊密聯系，探究二者的相關性。

對語篇的生態分析，即生態話語分析（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已成為生態語言學的主要研究路徑之一［37］。 綜觀已有研究，大多數文獻主要基于及物性和評價系統對語言進行生態話語分析。 如李淑晶等［38］基于評價理論，從生態語言學視角分析特朗普總統宣布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演講中的評價資源，以驗證其可操作性。 于暉等［18］基于及物性理論中及物模式與作格模式的互補性， 在生態哲學觀的指導下分析了教育語篇中涉及的不同語義生態取向，探究教育語篇蘊含的生態觀。

3.學科融合研究

跨學科或各學科融合發展已成為現代語言學界的研究趨勢。 它一方面能拓寬某一學科的研究領域，另一方面還能為相關研究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 現階段，SFL 逐漸呈現出跨學科發展態勢，主要包括與語言教學、認知語言學、心理語言學和翻譯學等領域的結合研究。

與語言教學的融合：21 世紀初，隨著SFL 進入適用語言學階段，相關理論逐漸應用于語言教學中。 如張德祿［29］基于SFL 理論，探究了多模態話語理論與媒體技術在外語教學中的應用，為外語教學提供了有益的實踐指導。 龔長華［39］運用“語域理論”（register）對英語課堂話語進行分析，為評價課堂教學設計、提高課堂教學效果提供了語言學視角。 李燕飛等［40］依據教學經驗和實踐, 提出了基于SFL 的多元讀寫教學法框架。 以上研究均基于SFL 相關理論，證實了SFL在語言教學中的適用性。

與認知語言學（認知—功能）的融合：認知語言學與功能語言學均秉承基于使用（usagebased）的語言觀。 語言使用與語法形成均始于個體與世界的互動，成于群體達成的共識與規約［41］。目前，學界對二者的結合多以認知—功能視角來分析某一語言現象或具體語篇。如繆海濤等［42］以英語中的名化現象為研究對象，綜合功能派和認知派對英語名化認知功能的分析，對其分別進行了認知性功能和功能性認知的研究。 此外，王萌等［43］聚焦英語口語語篇中的省略現象，在“認知—功能”視角下，解析了口語語篇中的省略現象并試圖挖掘其“認知—功能”理據。 文秋芳［44］融合認知語言學與功能語言學，分析了演講語篇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三大元功能。以上研究結合SFL 與認知功能視角，證實了二者交叉研究的科學性與適用性，為SFL 的研究增加了新的理論研究視角，同時也為認知語言學相關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理論。

與心理語言學的融合：隨著各種語言和心理現象的出現，相關學者致力于探究語言活動中的心理過程，心理語言學由此不斷發展壯大。 學界逐漸將SFL 與心理語言學進行結合研究，以SFL 相關理論為分析框架，探究其在案例分析中的可行性與可解釋性。 如嚴世清［45］以某漢語方言者腦部術后出現的失語癥為案例，運用SFL 中的及物性和言語功能理論對該案例進行了多維分析，揭示了SFL 理論在心理學研究領域的適用性。 此類研究結合SFL 與心理語言學，證明了SFL 在心理語言學界的理論價值，拓展了SFL 理論的研究維度。

與翻譯學的融合：SFL 與翻譯學的融合研究主要表現在對翻譯質量評估和譯文功能對等方面。 近年來，Christian M.I.M. Matthiessen 等［46］從SFL 角度對翻譯進行論述，重點探究了如何從元功能視角進行翻譯研究，闡釋了SFL 理論在翻譯研究中的適用性。 在翻譯質量評估方面，司顯柱［47］論述了以SFL 理論為指導創新翻譯研究范式的理據及方式，證實了SFL 理論在翻譯研究中的重要性。 翻譯研究借鑒了SFL 相關理論來探究其在翻譯領域的適切性，其中涉及最多的理論包括評價理論、及物性理論、功能語言觀、體裁分析理論、語境理論和純理功能等。 相關文獻基于SFL 相關理論分析不同類型語篇的英漢文本， 重點探究翻譯過程中的影響因素［48］、翻譯策略［49-50］、譯文質量的評估［51］和功能對等方面［52］。 以上研究結合SFL 與翻譯學，證實了SFL理論在翻譯研究中的適用性。

與語料庫語言學的融合：近年來，隨著語料庫語言學的發展，SFL 也逐漸出現了基于語料庫的相關研究。 大多文獻基于某一現成語料庫或自建語料庫，運用SFL 相關理論分析語料庫中不同語篇的語類特征、元功能和功能認知解讀等方面［53-56］。 隨著當前大數據的發展，SFL 與語料庫語言學的結合研究將會越來越多。

四、問題與對策

本研究基于CSSCI 語言學類核心期刊，借助CiteSpace 可視化軟件，結合定性和定量分析法，對2000—2020 年間國內SFL 的發文量、主要研究作者和機構、研究趨勢、熱點和前沿進行了可視化分析。 研究發現：2000—2020 年間國內SFL 領域的研究成果頗為豐富。 從發文量來看，2000—2020 年間SFL 發文量呈上升趨勢，近些年發文量趨于平穩，產出成果相對成熟；從發文作者和機構來看，2000—2020 年間SFL 研究主要以黃國文、 何偉和張德祿等學者為核心作者群， 中山大學和北京科技大學為核心研究機構。 從對關鍵詞的分析來看，SFL 研究在2000—2020 年間的研究熱點主要涉及“人際意義”“投射”“系統功能語法”“評價理論”“及物性”和“語篇分析”等方面；最新研究前沿與“生態語言學”和“生態話語分析”緊密聯系；研究趨勢從對理論的研究拓展到實際應用研究，再到現階段的學科融合研究，如與認知語言學、翻譯學和語料庫語言學等領域的結合，順應了當今跨學科發展態勢。 從研究方法看，前十年（2000—2010）主要以定性研究為主，多為理論性研究，其中涉及較多的理論包括及物性、人際意義、語法隱喻和評價理論等；后十年（2011—2020）兼顧定性和定量研究，相關實證應用研究越來越多，如語篇、話語分析和元功能的應用等。 但當前SFL 研究也存在不足。 首先，學科融合和互補的深度及廣度有待進一步增強，且與新興學科的交叉研究較少；其次，從整體框架看，現有研究對語音和音系方面研究較匱乏；再者，在語篇分析領域，大多數研究以文學語篇、教學語篇、新聞語篇和演講語篇等為研究對象，而對法律語篇、政治語篇和醫患語篇等該類常出現利害沖突的語篇研究較少。 此外，現有多數研究立足于西方語言和文化等現象（如基于SFL 理論探究英語語篇、西方文學翻譯問題等），基于中國本土的語言、語篇和文化等現象研究較少。

基于本文研究結論，并結合我國當前SFL 研究現狀，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其一，打破學術壁壘，深化學科融合，進一步增強跨學科研究的深度和廣度。 近幾年國內SFL 研究雖有與其他學科結合， 但其融合的深度有待進一步加強。 如SFL 與心理語言學的交叉研究較少，二者的融合研究尚待深化。此外，SFL 還應加強與其他新興交叉學科研究的結合，如與語言類型學、生物語言學、計算語言學和人工智能等領域的交叉研究，在順應時代發展條件下拓寬當前SFL 研究維度。 同時，學界應借助跨學科理論和相關技術手段（如計算機輔助性研究），形成跨學科視角下的團隊性合作研究，提升研究的創新性。

其二，增加SFL 在語音和音系領域的研究。從整體來看，現有SFL 研究對音系學相關領域涉獵較淺。因此，未來研究可更多關注SFL 與語音和音系領域的結合，探究SFL 在語音和音系教學方面的適用性，如語調理論在外語教學和在相關教學語篇分析中的應用，從而為外語教師在音系教學方面及更高層次上的語言學人才培養提供相關幫助。 此外，未來研究也可運用語音學和話語分析相關知識分析言語缺陷患者所存在的言語問題，為臨床話語分析提供適用的系統理論框架及相關社會理據，從而在整體上為言語障礙患者的語言表現做出全面系統的分析，進一步促進其后續診治。

其三，SFL 在語篇分析的研究不應僅局限于文學語篇、教學語篇、新聞語篇和演講語篇等，也應更多關注法律語篇、政治語篇和醫患語篇等該類常出現利害沖突的語篇。 因此，未來研究可將SFL 相關理論運用于利害沖突類語篇的分析，關注不同情境下語言交際與語境之間的關系，挖掘該類語篇中所蘊含的不同語言理據和社會理據，為解決該類語篇中易出現的利害沖突提供幫助，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其四，增強國內SFL 研究的本土化特征。 綜觀以往研究，國內SFL 研究大多聚焦于外語界，探究西方的語言和文化現象，對中國本土現象關注較少。 如近些年新興的生態語言學，它最初著眼于西方的語言現象和生態問題，致力于揭示語言和生態間的普遍規律，從而實現二者在全球范圍內的和諧發展。 要實現全球語言和生態之間的和諧共生，則需要各個國家和地區的配合。 因此，我國生態語言學的本土化發展也應立足于我國當前的語言現象和生態問題，針對性地在理論、方法和實踐中推動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態語言學和生態話語分析模式。 未來SFL 研究可加強對中國本土語言現象和語篇的關注，如對國學典籍的英譯、漢語小句和語篇等探究，增加漢英語篇對比研究，以客觀視角看待中國，推進SFL 在不同層面上的本土化發展。

其五，未來研究可將生態視角融入語言教育領域。 如在外語教學課堂中，教師及相關人員應注重語言教學和學習的生態性，給學生創造一個給養豐富的學習環境，以提升學生學習效果，從而推進生態視角下的語言教育研究，進一步提升語言教育的整體質量。

本研究以國內CSSCI 語言學類收錄的有關SFL 文獻為研究樣本，文獻來源具有一定代表性和權威性；此外，本文基于樣本文獻，綜合分析了2000—2020 年間SFL 學科的整體發展脈絡，并致力于探究SFL 在理論、應用和學科融合方面的演變歷程，分析較全面，研究結果有助于相關學者構建對該學科的整體認知。 筆者希望本研究能為國內相關學者厘清SFL 的整體發展概況提供幫助，同時也為國內SFL 學科的未來研究提供參考和借鑒。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 首先，本研究樣本只選取了2000—2020 年間國內SFL 發文量居前十的核心期刊，研究時段和樣本覆蓋范圍不全面。 因此，未來研究可在此基礎上擴大樣本期刊來源，拓寬研究時段，從而增強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和嚴謹性。 其次，本研究只選取了2000—2020 年間國內的相關文獻，未涉及國外相關研究。 因此，未來研究可同時兼顧國外和國內相關文獻，對比分析國內外SFL 研究概況，拓寬研究維度，以使研究更具全面性及準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