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墨裝點藏地風情
——從“漢藏文化藝術交流”到“中國畫現代性”的破題

康益 周楚晗（四川美術學院）

筆者基于近年的研究與實踐成果，對漢藏文化藝術交流史料加以梳理，探索二者相互影響的歷史軌跡。并試圖厘清近四十年中國畫畫壇對于藏族題材繪畫創作的形式語言風格的建構與風格流變，在新時代賦予了文藝工作者為中國美術立言的神圣責任的境況中，將研究成果與實施方法運用在依托項目“筆墨裝點藏地風情——以全景視野下多角度、全領域的‘藝術美藏地’”，探索當代中國畫的創新性發展和創造性轉化的可行道路與途徑。

目前國內外對于漢藏文化藝術交流研究已有豐碩成果，有豐富史料支撐——唐宋史籍《舊唐書》 《通典》 《新唐書》《冊府元龜》均可供考證。自李唐施行開放兼容的民族政策以來，剛進入相對統一穩定的吐蕃政權對內地農耕文明的交流、借鑒變得更加密切，此時的漢藏文化藝術交流進入了小的高峰期。這一時期涌現的工藝美術品例如絲織品、金銀器、陶瓷禮器等有可觀數量留存至今，供時人推測往昔漢藏民族在貨物貿易與文化交流時所呈現的面貌。這些工藝器具承載并彰顯著古時兩個民族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漸融，也作為客觀且確鑿的史料實物論證著:在數世紀的物資貿易與文化藝術交流過程中，漢藏民族藝術秉持了各自特色，又相互汲取、相互借鑒，出現相互融合的趨勢特征。

歷年國內學者對于漢藏文化交流的探索多聚焦于文學、考古學、文字學、工藝美術門類等學科領域，在工藝美術方面則多以探討梳理唐卡、刺繡一類的繪畫藝術，以及木雕、牙雕等雕刻藝術，氈房、雕房、帳篷等建筑民居的形式流變。鮮少有人將這種嬗變的討論輻射至當代中國漢藏文藝的交匯交流，或在此中尋求新時代文藝方針“藝術為時代抒懷”“中國畫現代化”的破題之法。

對漢藏文化交流研究的深入裨益于當前對于藏地地域特色文化藝術的挖掘、傳承與發揚，亦有利于傳統中國畫語義的拓展與精深，同時能在全球化的美術語境中更客觀、更有效地對中國當代美術進行自我審視，找尋自身地位、實現突破發展。筆者希望依托項目與學術研究的開展，在相關理論研究方面填補空白，并在藝術創作與調研實踐中挖掘藏地藝術的深刻內涵，進而推動當地地域特色文藝創作的發展，并助力今后漢藏文化藝術的交流融合。

漢藏交界之地即今四川、甘南一帶的茶馬貿易古道維系著千百年來漢藏民間的經濟文化交往。雙方商旅駝隊為漢、藏文化藝術交流提供著豐富機遇與條件。近年考古學界證實：早在兩晉時期，藏地貴胄所使用的羅、錦、絹等織物便囊括了當時唯中原獨有的、幾乎所有種類的絲綢，足以得見漢藏交流淵源之久、品類之廣。

在繁榮的經濟貿易中，漢藏兩族、兩地的文化藝術長期交往、相互融合，因工藝美術品便于流通貿易、又承載著當時的制作技法與審美內核，使得時人可從保存至今的各代工藝美術品的形制、紋樣、種類、功能看出其面貌不斷豐富、趨新。以漢藏貿易往來的主要商品絲綢為例，其風格流變顯示著元代以來漢藏文藝交融日趨繁榮，據藏文學家杜齊《西藏考書》一書所述，現存的一件元代絲織品上紋有一排侍女，通過其服裝、頭飾可判定為漢裝侍女，織面上的其他裝飾元素如花卉、云紋、山石等也都是當時流行于中原的繪畫紋樣。明代輸入藏地的絲、帛、錦緞存世更多，也更具漢地風格。圖紋保存得當且清晰可考的傳世珍品緙絲織物《鸞鳳牡丹圖》現存兩幅，一幅藏于西藏喀則市，另一幅同名、同母題織品藏于北京藝術博物館。兩件絲織品的畫面構圖與賦色幾乎完全吻合，唯一不同之處在于喀則市所藏絲織上紋有一輪紅日，為北京藏品所無，而鸞鳳、牡丹、祥云與太石湖等造型紋樣都如出一轍。經學者考訂證，二者或出自同一件流行于明代的繪畫粉本。在摹繪、織造與流傳過程中由工匠作了細部區分處理，喀則市藏品通過明皇賞賜傳入藏地并幸得留存至今，這兩件藝術品歷經斗轉星移，再一次將漢藏聯絡在一起。

此外，藏民族繪畫的表現內容與裝裱樣式的流變也與漢族繪畫藝術的傳入有著緊密聯系。早期藏繪的設色風格受唐代青綠山水畫的影響頗深，而后則顯露出宋代文人畫風氣的影響。中原傳統繪畫亦受藏族藝術的影響。例如，唐代民族大融合之后“中國畫”方始大量使用花青這一顏色，茶馬古道要塞昌都則是古代花青礦石的主要產地之一。

除去工藝美術門類呈現漢藏文藝漸融之勢，在民居建筑或大型官方建筑的興建中，甚至在樂理、樂器方面，都可管窺兩者文化交流的繁榮。

傳統藏區早期有被稱作“拂廬”的氈帳，據唐代史料記載，吐蕃曾獻唐皇“拂廬高五丈、廣袤各三十七步”。漢藏技藝的融合在此后歷朝的建筑當中也有體現。例如，古建筑群夏魯寺以藏式殿樓搭配宋代宮殿琉璃磚瓦屋頂；清代雍和宮采用了中原建筑梁架、斗拱等樣式，兼藏族建筑的石木結構特點。在音樂藝術方面，據《新唐書》所載，唐中宗“念公主年幼，贈錦繒別數萬，雜技諸工悉從，給龜茲樂”，隨金城公主入藏。此后歷代漢藏音樂交流不斷，揚琴、胡琴等漢人地區流行的弦樂器于18 世紀左右傳入西藏并廣受歡迎，至今仍常見于藏族歌舞。據藏史《拉達克王統記》所載，“自漢地獲得多達曼、笛子、布桂、嗩吶等”，此處言及的“嗩吶”在“藏化”過程中逐漸演進為了一種藏族樂器“甲林”，在藏語中意譯為“漢地的管樂”。

行至20 世紀30 年代末至40 年代，彼時作為西康省省會的康定，是聞名于世的藏漢貿易中心城市，亦是與上海、武漢齊名的三大商埠之一。漢藏物資在此往來交流，又屬茶葉貿易占據中心地位。據《邊政公論》第三卷《邊茶與邊政》論證：經康定入藏的邊茶，約占整個藏區消費總量的七成。

漢藏交流歷史底蘊的豐厚，是此次項目以康定市作為實施地點的主要原因?？刀ㄗ鳛槲覈贁得褡遄灾沃葜莞c少數民族聚居地，擁有獨特的地質地貌景觀之余，在長久的歷史發展中積淀了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歷史人文風情。

將目光轉向近現代，言及藏地文化藝術或是藏族題材藝術創作發展史，改革開放是一重要轉型節點。1978 年，我國藝術創作經歷著價值導向、表現形式等方面的根本性變革，此后的中國畫畫壇對于藏地或藏族自然風光、人文景觀的描繪呈現出鮮明的藏地地域特色——延綿雄偉的雪山、嚴酷壯美的高原、綺麗繁密的藏族藝術、堅毅豁達的藏民形象等視覺圖像都以更強烈的表現手法得以展現。

在1994 年舉辦的“第八屆全國美術作品展”中，以藏文化為題且獲獎的作品有20 余件。其中，中國畫創作有：漢族畫家趙建成所繪《金秋》、李峰《心原》、李伯安《圣土》、王鐵域《太陽城的女兒》，以及藏族畫家嘎德《放風箏的季節》等。以趙建成《金秋》一畫為例，畫面具有前瞻精神地以扎實塊面表現構成趣味，人物塑造注重莊嚴的重量感，色墨交融間既有水色自由爛漫的表現，又兼顧了賦彩與肌理勾畫的技法。藏地的雄奇自然與燦爛文明引領著畫家個性化語言的表達，作品充斥著濃郁的人文氣息。這一時期藝術家們對于藏地風光的描繪呈現前所未有的活躍態勢，在追求傳統色、墨、線的獨到精煉之余，致力于找尋筆墨、色彩與畫面構成的獨立審美價值，藏地風情在畫家筆下呈現極富生命力與地域色彩的多元圖景。

此次畫展中嶄露頭角的藏族畫家嘎德以及與他同為90 年代畢業或任職于西藏大學藝術系的藝術家們在此后的創作中延續了生長于藏地、浸潤于藏族民族審美的異域色彩。例如，計美赤列《太陽和月亮》、格桑多吉《笛聲》等畫作所展現的藏族藝術的裝飾美、繁復美，都和筆墨的當代性轉型有相當的契合度，畫面形式語言兼顧了圖示的象征意義與意境氛圍的營造。這是藏族本土藝術家對本民族文化的深刻哲思與經典詮釋，將藏族的堅韌豁達融入其中。

參加畫展的部分藝術家在此后的創作生涯中繪制了藏族主題系列創作，例如李伯安史詩式的巨幅紙本水墨《走出巴顏喀拉》。畫家在畫面完成了一場動態的、對比強烈的塊面沖突，使具有重量感的色彩團塊在紙張上相互掣肘、發生撞擊，在平面、靜態的宣紙上完成了酣暢淋漓的動態寫意。其抽象、練達的造型結構與刀劈斧鑿般的線條，使剛毅古樸的藏民形象與凜冽雄壯的高原曠野躍然紙上，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傳統中國水墨人物畫風格樣式。

此外，一些駐藏、赴藏藝術家的藝術作品也展現出了美術風潮的時代之變，在畫面形式感的表達與繪畫材質的選用上更具現代藝術特征。例如，韓書力所繪《藏女與水》以布面與礦物色呈現斑駁厚樸的質感，畫中藏民、動物與河流呈現中國早期人物畫的平面性與裝飾性，構建了承載著藏族真實生活樣貌與藝術幻想的空間。

任教于四川美術學院的中國畫家傅仲超在《冬日里的陽光》一畫中，強調了傳統工筆畫的純凈意境之美，以工致、雅逸的技法語言描繪藏民與自然共生的蒼茫圖景。在此后的同類題材作品《村落》《春曉》 《遠方的足跡》當中，傅仲超在這一題材中展現了水墨與工筆兩種繪畫語言的嫻熟把控。在他筆下，雪域的沉靜樸厚與藏人的虔誠堅毅都融于純真至美的墨相世界中，畫面透出童真稚氣，細看卻見繁密嚴謹的筆法，形成了他獨有的審美范式。其在十數年的主題創作中，愈發純熟地采用意象化的處理方式與詩性化的筆墨語言表現著高域雪原的圣潔與深邃。

藏族題材主題繪畫保持著這種創造力與生命力，將地域文化特色的守正創新一以貫之。新世紀以來，由中國美術館主辦的“第十屆全國美展”中藏族題材繪畫共83 件，中國畫14 件。其中，趙建成所繪《西部放歌》獲得銀獎?！暗谑粚萌珖勒埂敝性擃}材作品共74 件，中國畫21 件；“第十二屆全國美展”中該題材繪畫共94 件，中國畫28 件?？梢哉f，中國畫藝術家在藏族題材藝術創作道路上賡續延綿了傳統主題與主體形象——高原風光與藏族人物、民族團結與民俗文化，并尋求著帶有現代化意味的風格轉型，試圖開辟繪畫語言創新的新境界。

一方面，這四十年藏族題材繪畫創作的語言風格之變充當了中國美術現代性轉型的實驗先鋒。20 世紀80 年代的代表性藝術家如陳丹青、周春芽、李煥民，20 世紀90 年代如李伯安、傅仲超、唐勇力，21 世紀如周宗凱、曹寶泉等，他們筆下的藏族題材繪畫兼顧技法語言的精密純熟與對現實世界的深邃思考，從作品的構思到畫面的經營，以及個性語言的提煉、畫家精神的傳達，都蘊含著現代審美情趣和視覺美感。這些畫作因出自不同人手、不同畫科而形式各異，但作品的審美情操與創作邏輯卻是有著生發淵源且相互貫穿的。這些主題創作都揭示著著時代語境中藏地文明的身份轉變——逐漸向藏民族民間文化符號與深層精神氣質進行深入的研究，以實現更廣義的文化尋根、文化自立與文化自信。

另一方面，從世界藝術發展的國際視野來看，過去四十年藏族題材中國畫的發展確有做到從“傳統的、一元的”到“突破的、多元的”轉變與探索。在這一領域，中國畫藝術的視覺經驗已經找到了向現代形態轉型的有效途徑。

此外，這種“主題性創作”是新世紀以來我國美術創作的重要組織形式。西藏題材繪畫因其豐富的原生文化歷史涵養而展現出旺盛的生產力，對改革開放以來藏族題材繪畫創作的梳理是以一種全新的實驗性視角對中國美術圖像敘事進行再思考，是對少數民族地區文化藝術的繼承發展，也是在新時代語境中對于中華民族文化身份摹寫事業的添磚加瓦。

而本文的依托項目將以弘揚中國傳統繪畫藝術為基石，在中國畫傳統審美中融入藏族文化特色，實現藏漢文化藝術的交流碰撞與融合，挖掘并傳承以康定為主的藏地地域性文化藝術。項目團隊在采風、調研期間，與藏地藝術者在康定開展主題寫生活動，項目中的藝術創作均以康定附近藏文化地區的自然風光與人文風情作為主題，融藏地風光于畫卷，形成、誕生一批高水平的藝術作品。

在寫生實踐與教學中實現對少數民族地域特色與人文歷史的深刻探索與傳承，使參與者切身地認識并傳承優秀文化，將傳統中國畫的審美精神與少數民族繪畫藝術的融會以更鮮活的方式鑄于藝術創作。依托項目的成果展將雙方文藝工作者共同繪制的中國畫作品展現于兩地重要公共藝術空間。其以多種渠道實現自媒體平臺上的“互聯網＋”的推廣、展示方式。借國家當前最高戰略決策“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之勢，實現川西藏地與重慶的地域藝術文化戰略合作與交流。

而項目中藝術家所扮演的角色、承擔的責任，絕不該局限在“精英的創作者”個體，而應秉持著“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觀，為生民立命。這是依托項目藝術創作的核心理念，也是本文立意：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關注現實，用藝術專業理論學識豐富新時代文藝創作、用畫筆繪制新時代的精神風貌與社會景觀。用文藝工作者的視角，富有探索性、創新性地實現城際協作互動，以多元的方式與新穎的語言去描繪富有特色的藏地自然風光、藏民生活新變。

于參與主體而言，藏族主題創作是藝術家立足于中國現代藝術發展道路上的有效探索途徑。隨著創作者對藏族文化傳統逐漸深入的解讀，并以藏區本土獨一無二的自然與人文為關照對象，藝術家的主體精神、畫者語言、藝術理念與表達敘述的方式必會得到磨礪、得以精進。

于藏地地域文化藝術而言，項目的實施與推進是對它的補充與“再解讀”。以漢藏文化藝術交流為視點，在中國美術創作中觀照少數民族文化藝術的身份與位置，豐富藏族藝術的圖示樣態與精神意境。

于中國美術現代化這一論題而言，飽滿厚重、蒼茫古樸的藏文化，景闊意深的藏地風光，以及葳蕤蓬勃的藏族生命意志，共同構成了有別于傳統中國畫風格的獨特審美體驗與形象氣質。融會漢藏藝術語言，足以為中國畫現代化創造美的體驗，鋪就其發展道路的鮮明底色，為我國現當代美術史的發展開辟出一條完全有別于西方現代美術發展史的嶄新道路。

項目中的主題創作將中國畫與藏地人文風情緊密結合、將水墨元素視覺符號與藏地美景挫于筆端、融于畫卷。藝術哲思與創作理念將往復于傳統中國畫審美精神與藏地文藝之間，輾轉于具象的刻畫與意象的表達之間，博取而深思，引領參與的文藝工作者領悟、修煉水墨的放筆暢達與直抒胸臆的不凡氣度。并以多元、多維的方法實現“現實主義繪畫”“漢藏文化藝術交流”的再認識、再發展，思考藏族題材繪畫創作時中國畫筆墨的解釋余地，并在此基礎上實現三個統一。

第一，主題性與藝術性的統一。追求畫作“主題性”的同時要兼顧藝術創作的精深思想與精湛技法。

第二，傳承性與創新性的統一。藝術家應此間做到守正創新，既要秉持傳統中國畫審美的核心精神、挖掘地域性的博大藝術特色，又要努力在圖示語言與風格趣味中做到讓觀者耳目一新，顯示出在傳統筆墨繼承之余的當代探索。

第三，地域性與全球化的統一。項目強調凸顯地域特色文藝的自我品格與鮮明個性，也應將自身置于全球化美術語境進行觀照，在更宏大的視角中尋找中國當代藝術的文化身份與面貌特征。

項目的推進與實施將擴大傳統繪畫審美涵養的影響力，為中國畫的涵義拓寬、語言創新帶來新生力量與新的風向。所誕生的藝術創作既能在視覺感官上直接地實現“美化藏地”，也裨益于當地居民潛移默化的美術素養的積累與熏陶。項目兼具教學、實踐與科研等多維度意義，帶動并惠及藝術家、學院、社會多方參與者，實現不同民族、各自城市區域、各項目主體的共贏共榮。

秉持著漢、藏藝術文化的審美理想具有同一性與相似性這一原則，依托項目實施時，藝術家將以藝術創作實現城市環境的有機塑造，以中國畫審美精神為統領，寄“志道”于“游藝”之內，以畫筆共繪并弘揚藏地特色藝術文化。

此外，依托項目以“跨民族、跨城際的學術交流”與“實地調研、美育培養、成果展覽及相關論文呈現”為實施方法，其計劃框架具有“可復制性”與較強的“可操作性”，今后可在不同地區的文化藝術交流領域沿用、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