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現代化的中國特色社區治理

☉袁方成

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統籌推進鄉鎮（街道）和城鄉社區治理，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礎工程。進入新時代后，城鄉社區治理的中國道路和實踐探索，不斷推動實現基層社區治理制度化、治理能力現代化、治理結構合理化，為找尋和印證國家和社會治理現代化的走向和前景，提供了獨特的答案和證明。

十八大以來城鄉社區治理的經驗探索及成效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社區是基層基礎，只有基礎堅固，國家大廈才能穩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城鄉社區發展整體上經歷了探索、轉型、建設和治理四個階段，構成富有中國特色的治理道路和發展圖景。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社區治理”第一次被寫入黨的綱領性文件，社區治理制度化、法治化、規范化與精細化的整體進程顯著加快，突出表現為社區治理制度供給的“擴面”，社區治理能力的“提質”和社區治理格局的“深化”。

頂層設計不斷完善，城鄉社區治理制度漸成體系。進入新時代，立足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變化與新內涵，著眼于構建具有中國特色和現代特征的城鄉社區治理體系的總體目標，國家不斷加強和深化頂層設計，對城鄉社區治理進行系統的制度建設，形成較為完備的城鄉社區治理的制度體系。2017年，中央出臺《關于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第一次將“實現社區治理現代化”納入我國城鄉社區建設與發展的目標框架。202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的出臺，再次對城鄉社區治理進行頂層規劃，標志著我國城鄉基層進入治理現代化建設的新階段。在新發展階段，黨和國家堅持把城鄉社區治理提升至國家戰略地位，彰顯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制度自覺。作為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城鄉社區始終承載著實現治理現代化的治理愿景。近年來，浙江省“未來社區”概念的提出、試點與推廣以及成都、武漢等地城鄉社區“發展、治理”雙重功能的定位與規劃，深刻反映出當前我國城鄉社區治理制度的設計重心已然從普適性的基礎建設轉向更趨精細化與區域性的治理創新，而“一肩挑”政策的實行和選舉法規的適時修訂，有效解決了基層居民自治中行政與自治的內在張力，確保我國城鄉社區治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治理能力明顯提升，城鄉社區治理效能顯著增強。日漸完善的制度體系在重塑城鄉社會秩序、推進城鄉社區治理制度性整合的同時，也有助于城鄉社區治理在價值取向、治理理念、治理能力與治理手段等方面的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協商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獨特的、獨有的、獨到的民主形式。作為創造共識的民主制度和治理形式，在城鄉社區治理的生動實踐中，我國各地廣泛形成了以“議事會”“說事廳”“留言堂”等為主要載體的制度化協商平臺，將協商要素始終貫穿到基層全過程民主的全鏈條與全環節，實現民事民提、民事民議、民事民決，基層社區的議事協商能力逐步提高。如果說議事協商能力更多指向基層民主與治理制度的現代化，為民服務能力、應急管理能力和平安建設能力提高則意味著治理方式與價值取向的現代化。首先是為民服務能力。面對城鄉社區居民異質性服務需求和社會問題復雜性治理特征，浙江省安吉縣“最多跑一地”改革和寧波市江北區“一件事”改革聚焦群眾服務的難點和堵點，通過技術賦能和流程再造，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其次是應急管理能力。杭州市拱墅區以民生綜合體為依托，通過“N+1+N”運營體系，聚力整合資源，構筑社區應急管理與風險防范的安全屏障。最后是平安建設能力。新時代“楓橋經驗”堅持以人為本的思想，充分依靠群眾，通過培育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氛圍，著力化解群眾內部矛盾。

治理體制機制不斷優化，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逐漸形成。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實現政府治理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的提出，旨在解決新發展階段“誰來治理”“如何治理”以及“為誰治理”的問題，是回應社會治理對“合作”的需求與期待。近年來，以上海為代表的超大城市，立足城鄉居民“急難愁盼”，不斷完善與優化超大城市治理機制，積極打造人民城市建設的治理樣本，闡明“為誰治理”的理論命題。浙江省安吉縣緊扣“兩山理念”“生態產業化與產業生態化”的理論內涵，做好山水文章，最大限度凝聚全域社會力量，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機制，解決“如何治理”的難題。

推進城鄉社區治理現代化

中國社區治理現代化的道路探索，是在當代中國的特定情境中，結合城鄉基層社會治理的階段性特征，以重大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和問題為導向，社區治理的現代化遠景和行動目標不斷清晰和明確的過程。為此，堅定開拓中國社區治理的現代化道路，要立足于新發展階段的新理念、新目標、新環境、新挑戰與新機遇，應堅持黨建引領，努力打造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把握風險社會的整體規律，系統推進社區韌性治理，厚植“數字鄉村”和“數字城市”的基礎優勢，深化數字治理機制創新。

黨建引領下的社會“生活—治理”共同體與聯動治理。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制度最大的優勢和最本質的特征?！包h建引領”“一核多元”“紅色引擎”等成為中央和地方關涉基層社區治理政策的高頻詞與關鍵詞。進入新發展階段，面對社會治理中存在的風險，城鄉社區治理需要堅強的領導核心來錨定治理目標，指引建設方向，統一行動步伐。另一方面，“治理”和“共同體”本身蘊含合作性的理論假設，強調要注意樹立統籌治理與聯動治理的思維方式，明確聯動目標，制定聯動規則，統合聯動主體，建立聯動機制，圍繞城鄉居民生產、生活與治理的三重利益訴求，深化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層城鄉社區治理格局。

不確定性因素疊加下的風險社會與韌性治理。在新發展階段，社會治理面臨發展環境、發展方式等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特征的生成，根植于社會風險的常態化與網絡社會匿名性、高流動性的發展現實。因此，在新發展階段中，構建兼具治理彈性與治理韌性的“韌性社區”，形成平戰結合、平戰急轉的治理機制，以此克服常態化治理下的全要素整合、全主體參與、全過程響應的行動困境，必然成為未來城鄉社區發展與治理的政策和理論熱點。而韌性治理的關鍵在于樹立韌性思維，即落腳于治理人才的能力培養與思維訓練，這便需要從個體賦能和組織增能兩個層面加以落實。

技術快速迭代下的網絡社會與數字治理?？梢灶A見的是，在新發展階段，互聯網和區塊鏈技術的涌現、交叉和迭代，將會進一步重塑主體間行為交互方式與行動關系網絡，也會不斷衍生出“數字協商”“數字城市大腦”“數字鄉村”等更具交互性、流動性與脫域性的治理方式。與此同時，技術并非萬能，基層社區工作人員的技術素養還需要進一步提高，數字治理的治理理念也亟需從“技術決定論”向“科技支撐觀”轉變。同時，還要注意技術迭代速度和倫理補位速度不匹配所造成的權力異化與法規真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