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記憶的模糊策略：兩宋政爭與名臣韓琦傳的書寫難題*

□ 吳錚強 郎啟浩

內容提要 西夏戰事、慶歷新政、顧命定策與反變法，構成宋代韓琦傳記敘述的重點。因為致力于變法及拓邊西北，北宋神宗時期形成的碑傳文本，強調韓琦主張對西夏采取攻策，雖有異見卻仍奉行新法。李清臣所撰韓琦行狀甚至將慶歷新政改寫成由韓琦主導的西夏策略。南宋既否定變法，《東都事略》《四朝國史》等史傳文本強調韓琦極力反變法及對王安石“獨識其奸”的一面，掩飾其西夏攻策、奉行新法的事實，慶歷新政的相關敘述也有誤導之嫌。在韓琦政治地位無以動搖的情況下，兩宋傳記文本對韓琦事跡各有隱諱與扭曲，結果造成韓琦形象的模糊化。據此重審韓琦所代表的政治文化，有助于反思北宋仁、英、神三朝政治史研究的不足。

《宋史·韓琦傳》的論贊比較簡單，僅涉及韓琦的顧命定策之功：

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歐陽修稱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必M不信哉?、?/p>

正文的敘事除顧命定策之外，又有西夏戰事、慶歷新政、反變法三大敘事重點?！端问贰ろn琦傳》的疑點，如對好水川之戰的責任及“治平危疑之際”有所隱諱，均屬于細節問題。就整體布局而言，《宋史·韓琦傳》 有意將韓琦納入以慶歷新政及反變法為典范的政治敘事系統中。但與西夏戰事、顧命之功相比，《宋史·韓琦傳》有關慶歷新政及反變法的敘事頗有可疑，這或許是論贊部分不及于此的原因。

韓琦作為長期執政的三朝元老重臣，官私史書對其言行的記述可謂事無巨細，特別是《韓魏公家傳》篇幅達7 萬余字，此外又有王巖叟《韓魏公別錄》、強至《韓魏公遺事》等。②就文獻記載的情況而言，韓琦事跡無從隱諱、掩飾，理論上講韓琦形象自當清晰明確。然而，歷史人物形象的構建往往不是完備的史料充分歸納的結果，更多情況下是有目的塑造的產物。比如，據粗略統計，《宋史·韓琦傳》全文4600 余字，西夏戰爭（含慶歷新政）、顧命定策、反變法三部分篇幅相當平均，各有800 余字。但在宋神宗御撰的4000 余字《兩朝顧命定策元勛之碑》中，顧命定策部分約500 字，西夏戰事900 余字，卻沒有出現慶歷新政與反變法的敘述。

韓琦去世于熙寧八年（1075年）。由于實錄附傳及國史正傳均已佚失，現存宋代韓琦傳記文本主要包括神宗時代的碑傳三種，即宋神宗御撰《兩朝顧命定策元勛之碑》③、李清臣《韓忠獻公琦行狀》④、陳薦《宋故司徒兼侍中贈尚書令魏國忠獻韓公墓志銘》⑤，史傳一種即《東都事略·韓琦傳》⑥，此外又有朱熹的《三朝名臣言行錄·丞相魏國韓忠獻王（韓琦）》⑦。至于《韓魏公家傳》更適合視為史料長編，可能是其他各個傳記文本共同的史料基礎。比較韓琦傳記文本，不難發現，神宗時代的碑傳（神道碑、行狀、墓志銘）中韓琦西夏戰事的篇幅極重，而反變法的篇幅極小，南宋的《東都事略》中西夏戰事敘事明顯減弱，反變法敘事急劇加重。至于有關韓琦的慶歷變法敘事，不但呈現虛實兩種敘事組合，而且在北宋碑傳與南宋史傳中政治含義似乎有所不同。韓琦傳記敘事結構的不斷調整，當然是時局與政治文化演變的結果。但韓琦形象并未隨之更加鮮明或典型化，相對于《韓魏公家傳》反而變得更加含糊不清，這在宋代重要歷史人物中似為特例。

本文主要梳理宋元韓琦傳記與形象的演變及其背景。在此基礎上，也嘗試討論韓琦所代表的政治文化，以及韓琦形象在歷史記憶競爭中的特殊性。

一、西夏戰事

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韓琦自利益路體量安撫使任上賑災后，取道陜西回京。適時元昊破金明寨，圍困延州。韓琦在召對時，“論西州形勢甚悉，即以為陜西安撫使”，后副夏竦為陜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好水川失律以后，韓琦知秦州，改秦州觀察使。慶歷二年（1042年），任“陜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屯涇州”⑧，與環慶路范仲淹、鄜延路龐籍共同構建抵御西夏的防線。韓琦與范仲淹練兵選將、招撫蕃部、謀劃橫山，終因慶歷三年（1043年）宋夏和議而中止。其后韓琦對英宗朝西夏入侵大順城、神宗朝種諤取綏州等西夏戰事也有參與。

在北宋的韓琦傳記中，西夏戰事部分的敘述篇幅最大，家傳、行狀、神道碑與墓志銘這部分敘事的字數各占全文的24.6%、23.8%、23.2%及17.7%，是顧命定策部分的2.5 倍（行狀）至1.6 倍（墓志銘）。南宋《東都事略·韓琦傳》將西夏戰事的篇幅壓縮至14%，顧命定策部分擴大至26.8%?！端问贰ろn琦傳》中兩部分各占17.6%，似乎是對兩宋敘事結構的刻意調和。顯然，神宗朝的拓邊政策是北宋韓琦碑傳以西夏戰爭為敘述重點的決定因素，而南宋的反變法立場勢必要求壓縮這部分內容。

除篇幅的壓縮之外，西夏戰事敘述的變化主要體現在請用攻策、 好水川之敗及種諤取綏州三個方面。

關于請用攻策，主要涉及各傳記文本對奏議的取舍問題?？刀ㄔ?，自三川口之戰、延州之圍后，在西夏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下，“夏竦等為累奉詔以老師費財，慮生他變，令早為經畫，以期平定”⑨。又“及劉承宗敗，上復以手詔問師期，竦等乃畫攻守二策，遣副使韓琦、判官尹洙馳驛至京師，求決于上”⑩，韓琦“遂與夏竦參定攻守二策”?。仁宗傾向于選擇攻策，但“執政以為難”，唯韓琦支持仁宗。對此，行狀摘韓琦奏議中“以二十萬重兵惴然坐守界壕，不敢與虜確，臣實痛之”之語，并補述“奏雖不下，知兵者以公說為然”?。神道碑則記韓琦“今彼志氣驕惰，我儻并兵從一道出，糧充械利，鼓行而前，宜無堅敵矣！曷不用攻策”之語，對朝廷未采其言表示惋惜，“公言雖懇激，然朝廷終以為不可”?。

行狀、 神道碑的敘事以仁宗不采納韓琦攻策為憾，自然是神宗朝拓邊政策的反映?！稏|都事略·韓琦傳》對此事僅保留“琦入對，請用攻策”一語，未記錄韓琦入對內容。?而在此之前又增入北宋碑傳中未曾出現的寶元元年（1038年）十二月韓琦在右司諫任上《上仁宗論外憂始于內患》的片段：

臣聞元昊狂謀僭命，不修常貢，必為邊患。今獻謀者，不過欲朝廷選擇將帥，訓習士卒，修利其甲，營葺城隍，廣蓄資糧，以待黠羌之可勝，此外憂也。若乃綱紀不立，忠佞不分，功罪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橫賜無常，宴衎之逸游，宮庭之奢靡，受中謁之干請，容近昵之僥幸，此內患也。且四夷內窺中國，必觀釁而后動。故外憂之起，必始內患。臣愿陛下先治內患，以去外憂。內患既平，外憂自息。儻外憂已兆，內患更滋，臣恐國家之虜，非止一元昊而已。?

以此強調宋廷的憂患在內而不在外，不可謂不是斷章取義及對韓琦立場的扭曲。

關于好水川之戰，主要涉及對韓琦責任的評判。好水川之戰由韓琦布置，結果主將任?！皵颠`制度”遭致戰敗身亡。戰后朝中不無向主帥韓琦追責的聲音，知諫院張方平直指“去歲劉平、石元孫之沒，奪范雍節鉞，今春任福之敗，罷韓琦經略。中外皆謂朝廷威罰不舉，責效太輕”?。但北宋韓琦碑傳無不極力回護韓琦，將責任全部推諉于任福。其中行狀稱：

裨將任福、王仲保狃小勝，數違制度。公遣府吏耿傅就詰責，不從，則又檄福曰:“違節度，有功亦斬?！比胃＊q進兵，遇伏，遂戰死。?

墓志銘記：

福愚勇，始見賊，殊不遵節度，屢貪小利，驅眾以深逐，不知其誘也，遂戰歿。?

宋神宗親撰神道碑除稱：

福，庸將也，卒為致敵而死之。?之外，又以“朝廷猶奪一官”之語暗示對韓琦處分過重、韓琦對好水川之敗毫無責任。而南宋的《東都事略·韓琦傳》將碑傳中“福愚通”“猶奪一官”之類情緒性言詞盡行刪除，徑稱：

福既行，琦重戒之。福違琦節度，敗沒于好水川。琦坐奪秩一等，降知秦州。?

無意特別回護韓琦。

至于對種諤取綏州的態度，與請用攻策情況相似，北宋碑傳引用韓琦奏議強調其“已得之何可廢也”?的堅決反對態度?！稏|都事略·韓琦傳》則保留“種諤收綏州，詔廢之，琦議不可，乃留為綏德城”?寥寥數語。

簡言之，神宗朝碑傳著重強調韓琦對西夏的攻策，以此張揚當時拓邊西北的意圖。南宋既以變法拓邊為禍，刪除韓琦攻策言論的同時，又刻意增入其強調內憂的奏議。不過《宋史·韓琦傳》可能較多保留《四朝國史·韓琦傳》原本，沒有采納《東都事略》的改寫，對好水川之敗的責任更回歸御撰神道碑“猶奪一官”的敘述。

二、慶歷新政

韓琦傳記文本中，以有關慶歷新政的敘述最為晦澀。韓琦在慶歷新政期間的行跡相當清楚，嚴格講他沒有直接參與范仲淹發起新政的行動。這一方面是因為開啟慶歷新政的標志范仲淹上十事疏時，韓琦已宣撫陜西而不在京城。據《長編》梳理慶歷新政之前韓琦的主要行跡如下：

1.慶歷三年四月，范、韓同日除樞密副使，五辭不允，始拜命。六月，范仲淹除參知政事，固辭不準。

2.七月，樞密副使韓琦上疏條例七事、繼又陳八事。?

3.八月，范仲淹就任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

4.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韓琦為陜西宣撫使。

5.九月，開天章閣，詔命條對時政。范仲淹上十事疏，慶歷新政始。

韓琦上七事、 八事及宣撫陜西，在慶歷三年（1043年）九月慶歷新政之前，這一點毫無疑義。

另一方面，韓琦返京之后，慶歷新政雖然尚未結束，但韓琦念茲在茲仍是西夏戰事，各種奏議與慶歷新政關注的吏治、興學等無所關涉。韓琦在陜西多有作為，及至歷慶四年（1044年）二月返京，《長編》有載：

庚子，樞密副使韓琦、 知制誥田況等言……歐陽修言：“……今和議垂就，禍胎已成，而韓琦自西來，方言和有不便之狀……”?

返京后，韓琦與慶歷新政有關的事跡，一是推薦石介。三月“壬午，太子中允、國子監直講石介直集賢院兼國子監直講，樞密副使韓琦乞召試，特除之”?。同月宋廷詔令州縣皆立學，此事與韓琦無涉。這時范仲淹結黨之議已經沸騰，四月歐陽修作《朋黨論》，反而失去宋仁宗信任，“上終不之信也”?。五月元昊稱臣，六月范仲淹被任命為陜西、河東路宣撫使。十月宋夏和議成，十一月蘇舜欽等奏邸之獄興起。為此韓琦苦口婆心，連續上言：

獄事起，樞密副使韓琦言于上曰：“昨聞宦者操文符捕館職甚急，眾聽紛駭。舜欽等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是陛下圣德素仁厚，獨自為是何也？ ”上悔見于色。

自仲淹等出使，讒者益深，而益柔亦仲淹所薦。拱辰既劾奏，宋祁、張方平又助之，力言益柔作傲歌，罪當誅，蓋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及輔臣進白，琦獨言：“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為傲歌可見也?！鄙衔?，稍寬之。?這是韓琦直接參與慶歷新政的第二件事。至此范仲淹所奏薦新進名士被貶逐略盡，十二月范仲淹請罷參知政事，乞知邠州。慶歷五年（1045年）正月范仲淹罷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出知邠州，二月韓琦罷樞密副使，出知揚州，慶歷新政隨之廢止。

韓琦與慶歷新政的關系，應該從兩方面來理解。一方面，韓琦在人事上無疑屬于以范仲淹為首的慶歷新政陣營，這期間的陟黜與范仲淹幾乎完全同步，又曾推薦石介，為蘇舜欽、王益柔說情。但韓琦與慶歷新政的關系似乎僅限于此，在另一方面，韓琦并非慶歷新政的發起者或直接參與者，對新政本身的內容不甚措意。

慶歷新政時期韓琦的行跡史有明載，《韓魏公家傳》的記述更是詳盡分明。但在其他的傳記文本中，有關韓琦慶歷新政的敘事令人十分費解。李燾已經注意到對韓琦獻七事、 陳九事的不同記載，《長編》慶歷三年九月丁卯記事有小注稱：

韓琦行狀云：“琦對天章，陳九事，繼又獻七事?！本攀禄蚩筛酱?，然琦以前月十八日受詔宣撫陜西，距此十五日矣，不知尚在朝否。又手詔但督仲淹、弼，恐琦已出，今即以九事附七月末。?

韓琦的侄婿李清臣在行狀刻意將韓琦上事記于宋仁宗開天章閣召對之后，顯然是為了將韓琦描述成慶歷新政的發動者：

時仁宗以天下多事，急于求治，手詔宰相杜衍曰：“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施行，宜以時上之?！庇珠_天章閣賜坐，咨訪急務。公條九事，大略備西北、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抑僥幸、進有能、退不才、去冗食、慎入官；繼又獻七事，議稍用而小人已側目不安。二府或合班奏事，公必盡言，事雖屬中書，公亦對上指陳其實，同列尤不悅。獨仁宗識之曰：“韓琦性直?！薄謱俟c當時有名大臣改更天下敝事，僥幸者憚之。故富公、杜公相繼罷去，公亦懇求補外。?

行狀的敘述明顯有悖史實，卻為韓琦墓志銘及《東都事略》為繼承，?《東都事略》甚至錯誤地強調韓琦上九事在陜西宣撫使還之后：

已而，仲淹參知政事，以琦為陜西宣撫使。使還，時仁宗急于求治，手詔宰相杜衍曰：“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施行，宜以時上之?！庇珠_天章閣賜坐，咨訪時務。琦條上九事，大略：備西北，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抑僥幸，進有能，退不過，去冗食，謹入官。繼又獻七事。議稍用而小人已側目矣。?

其實在宋神宗御制的韓琦神道碑中，根本沒有慶歷新政相關的明確敘事，僅稱：

公與范仲淹素善，天下稱韓、范。仁宗亦知此二人者，遂同除樞密副使，而相與復陳其策上前。?

熙寧變法以否定仁宗朝政治為基調，韓琦與慶歷新政沒有直接關系，宋神宗在韓琦神道碑中對慶歷新政只字不提才符合當時的政治情境，與歷史事實也相去不遠。然而，后來倡導紹圣李清臣在行狀中刻意扭曲韓琦的慶歷新政敘事，并且得到宋神宗的特別注意與夸獎，《宋史》李清臣本傳記：

作 《韓琦行狀》，神宗讀之曰：“良史才也?！闭贋閮沙瘒肪幮薰?。?

親撰韓琦神道碑的宋神宗對李清臣歪曲史實的用意必定了然于心，稱贊李清臣“良史才也”說明此舉完全切合宋神宗的政治需求。李燾在記范仲淹上十條陳的小注中指出韓琦行狀記述的問題，對比之下，不難發現李清臣的用意是以韓琦取代范仲淹在慶歷新政中地位。?熙寧年間，反變法派多是慶歷新政的同情者，宋神宗致力于西北拓邊。行狀在將慶歷新政發動者由范仲淹改寫成韓琦的同時，也將西夏戰事改寫成慶歷新政的重點，熙寧年間的拓邊西北也就由此成了韓琦主導的慶歷新政的未竟事業。因此，李清臣撰寫韓琦行狀可以理解為一次大獲成功的政治投機。

南宋對熙寧變法早已否定，王稱《東都事略》沿襲韓琦行狀的慶歷新政敘述可謂不審。李燾在《長編》中仔細比較了韓琦的各種傳記資料，還原韓琦在慶歷新政中的作為，并指出韓琦行狀存在的問題。李燾參與過《四朝國史》修撰，《四朝國史》韓琦傳應該對北宋韓琦碑傳作出重大修正，其敘事應該與《長編》基本一致。一般認為《宋史》沿襲宋朝國史，《宋史·韓琦傳》條陳七事就記在宣撫陜西之前，與《長編》一致。?

《宋史·韓琦傳》沒有保留韓琦薦石介、為蘇舜欽等說情等事，韓琦外放的原因也具體到水洛城之爭，韓琦與慶歷新政的關系僅保留以下含糊敘述：

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辩c范仲淹、富弼皆以海內人望，同時登用，中外跂想其勛業。仲淹等亦以天下為己任，群小不便之，毀言日聞。仲淹、弼繼罷，琦為辨析，不報。?

這段敘述基本還原韓琦在慶歷新政中的面貌，即屬于慶歷新政陣營但沒有直接參與新政。然而“仲淹等亦以天下為己任，群小不便之，毀言日聞”一語看似沒有問題，實有誤導之嫌?！爸傺偷取比绮话n琦就不應該出現在韓琦傳中，如果包括就應該直接點出，含糊其辭恐怕是有意為之。事實上是否“以天下為己任”正是韓、范政治理念的最大差別?！俄n魏公家傳》記載，慶歷新政時：

拱辰來見，因設勸公，奮手作跳擲勢曰：“須是躍出黨中！”公對曰：“琦惟義之從，不知有黨也！ ”既而公亦求去位。?

此語出現在《家傳》末卷總結韓琦人格部分，“惟義之從”也是大義凜然，但說“不知有黨也”，就與范仲淹以君子結黨自喜、歐陽修高談《朋黨論》截然不同，甚至隱藏著劃清界限的意味。其實以天下為念堪稱“文正”，為朝廷效忠故謚“忠獻”，宋廷通過謚號已對范韓人格做出明確區分。從這種意義上講，《宋史·韓琦傳》或許也包括《長編》與《四朝國史》韓琦傳，雖然已還原韓琦在慶歷新政中的表現，卻不愿意讓范仲淹失去韓琦這位政治上的盟友，故在韓琦傳中竄入“仲淹等亦以天下為己任”。而范、韓在政治上究竟是否為同路人，仍是值得追究的問題。

三、顧命定策

《宋史·韓琦傳》論贊稱“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相三朝、立二帝固然是韓琦最重要的政治功業，宋神宗因此才為韓琦親撰神道碑并篆額“兩朝顧命定策元勛之碑”。但北宋碑傳必須隱諱宮廷斗爭的具體情形，對所謂“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幾乎不著一字，更是眾口一詞指英宗病愈時曹太后主動還政：

皇太后聞之喜，即下令還政。?

慈壽宮聞之喜，即下手詔，辭預政。?

車駕還宮，起居安適，一如平日，慈壽宮

甚悅，未幾遂還政。?

南宋時，熙寧變法既被否定，韓琦神道碑的敘述模式似不必嚴格遵循，《東都事略·韓琦傳》就以相當篇幅描述“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的情形：

英宗暴得疾，慈圣后垂簾聽政。英宗疾甚，有及慈圣語，慈圣不樂。琦與歐陽修奏事簾前，慈圣嗚咽流涕，具道所以?！髷等?，琦獨見英宗。英宗曰：“太后待我無恩?！?

其實這段描述竄入大量歐陽修的進言，《東都事略》 有關韓琦顧命定策敘事的字數占比也從北宋碑傳的10%左右猛增至26%以上。至于《宋史·韓琦傳》，具體情節描述遠少于《東都事略》，卻明白指出“兩宮遂成隙”的實質：

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

《東都事略》《宋史》有關“兩宮幾成嫌隙”敘事給人的印象，曹太后與宋英宗在韓琦與歐陽修的極力調處下主動和解，曹太后仍是主動還政。這番描述并非無所掩飾。按《韓魏公家傳》及其他一些記載的描述，兩宮嫌隙并未和解，曹太后始終抱有廢英宗的意圖，只是遭到韓琦極力阻止，最后在韓琦的強烈要求下才不得已撤簾還政。關于曹太后廢立之意，《韓魏公家傳》有以下幾處記載：

后簾下忽問漢有昌邑王事如何。公即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 ”語既塞，公即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甚人于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他，舊曾聞耳?！?/p>

他日復言：“昨夕一夢甚異，見這孩兒卻在慶寧宮坐，大哥乘龍上天去?！贝蟾缰^神宗也。

光獻既憂英宗病久，公因曰:“大大王長立，且與照管?！币嘀^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求兔耶？ ”?

第一段借漢廢帝劉賀事暗示廢立。第二段借夢境暗示直接由宋神宗繼位，強至的《韓忠獻公遺事》也有類似記載：

慈壽一日又獨召公入，英宗疾作甚，直視二王，謂公曰:“何不立長君？ 此輩做不得，相公錯也！”公退立，俱無言。慈壽一日又謂公:“人皆謂錯?！惫?“不錯?！贝葔叟?“文字滿前后，雖大臣亦有言者?！惫﹂_陳，以為不然，卒能翼清躬，復大位，皆公力也。?

第三段則顯示曹太后對立宋神宗亦有不滿，蘇轍《龍川別志》又記：

嘗奏事簾前，慈圣嗚咽流涕，具道不遜狀。琦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爾。子病，母可不容之乎？ ”慈圣意不懌，曰:“皇親輩皆笑太后欲于舊渦尋兔兒?！甭務唧@懼，皆退數步立，獨琦不動，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

宋神宗繼位與韓琦保護宋英宗密切相關，宋神宗對韓琦既千恩萬謝，神宗朝韓琦碑傳對兩宮嫌隙自當諱莫如深。除去宋神宗忌諱的因素，《韓魏公家傳》稱宋英宗“復大位，皆公力也”，有悖于當時政治倫理而遭到指責。范鎮的《韓琦進右仆射制》稱：

藩邸側微，首與建儲之議；宮車晚出，復推定策之忠?！稌份d伊尹勛格于天，史稱霍光義形于主。今朕所得，宜無愧焉。?

呂誨為制書中貶低君主（宋英宗）之辭怒不可遏：

且如建儲定策，始議之，終立之，皆自琦等，則是大寶之位，系人臣之力，于義可乎？其如先帝之命何！其如皇太后之恩何！陛下紹德尊親之道固若是乎？成陛下之失者在此辭爾，所以公議憤然不平。數大臣者向時之議果邀今日之福，臣非為陛下吝惜一官，薄輔臣功業，所惜者國體之重輕爾。亦恐大臣不易當之，貪天功以為己力，得謂之安乎？ 漢哀帝賞朱博之徒，斯亂世之事，可以為鑒而不可法也。臣所以不愿陛下賞韓琦等功，正為是也。?

邵伯溫則批評《韓魏公家傳》自夸顧命，陷韓琦于不義：

韓魏公薨，其子孫仿郭汾陽，著《家傳》十卷，具載魏公功業，至英宗即位之初，乃云光獻信讒，屢有不平之語……如此等事尚多，皆誕妄不恭，非所宜言。韓氏子孫，販賣松槚，張大勛業，以希進用，殊不知陷其父祖于不義也。?

這些批評顯得《韓魏公家傳》 的敘述毫無顧忌，其實未必。關于曹太后還政，在宋英宗出宮祈雨之后，《韓魏公家傳》 又追述韓琦苦勸曹太后撤簾一節：

公察其意回，即贊之曰:“當國家憂虞之際，聽決政事；及帝躬康復，便能復辟。太后能自閱書史，試觀歷古以來，豈有如今之美？”后曰:“自家豈敢比古之賢人？ ”止數日，遂降手詔，罷聽政，徹簾帷。后中書進呈《太后儀范》，稱圣旨，出入如明肅故事。有所取索，使臣錄圣旨付所司。英宗動色曰:“相公苦崇母后，豈是好事？”公曰:始不以此，豈肯放下？所放下者大，此何足惜邪！

然而批評《家傳》“陷其父祖于不義”的邵伯溫又記韓琦強行撤簾之舉：

英宗即位之初，感疾不能視朝，大臣請光獻太后垂簾權同聽政，后辭之不獲，乃從。英宗才康復，后已下手書復辟。魏公奏：“臺諫有章疏，請太后早還政?！焙舐勚崞?。魏公急令儀鸞司撤簾，后猶未轉御屏，尚見其衣也。

四、反變法

熙寧三年（1070年）二月，韓琦在大名府上《乞罷青苗及諸路提舉常平官奏》，三月上《又論罷青苗疏》。熙寧七年，因契丹求地，宋神宗手詔詢訪，韓琦借此再次申論青苗法弊端。韓琦罷相后反變法的主要事跡，《韓魏公家傳》 對三次奏議幾乎全文照錄，約1 萬2 千字，占全文16.5%?！俄n魏公家傳》作者不明，既稱《家傳》，出自韓氏私家無疑。末卷出現孫、曾名諱不全，文末又有“忠彥以墳墓久闕照管，乞弟粹彥監相州酒稅”，“忠彥”當是自稱，據此推測《家傳》當由韓忠彥（1038—1109）編訂?！都覀鳌穮R編材料相當齊全準確，李之亮等確信“《安陽集》當是韓琦在世時手編而成，絕非如一般文集，由后人輯錄編纂”，類似的理由也可推測《家傳》的材料在韓琦生前已有相當積累。

宋神宗既未采納韓琦反對青苗法的意見，御撰神道碑對此只字不提也不足為奇。被宋神宗譽為“良史才” 的李清臣對這部分的處理也十分巧妙，略述韓琦抱怨青苗法執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時方推行常平法，公言：“朝廷下令，以百姓不足而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故貸予以賑其闕，有合于先王散惠興利之法。今郡縣欲收子錢，異令意?！彼炫c條例司章交上。

不但擇取“異令意”一語避免韓琦直接反對新法，而且緊接著補充：

初，法下，公曰：“某老臣也，義不敢默?！奔安宦?，曉官屬亟奉行曰：“某一郡守也，其敢不如令?！?/p>

“某一郡守也，其敢不如令”一語，在劉摯之孫劉荀所編《明本（釋）》中也有出現，說明韓琦雖然反對青苗法，但不至于拒不執行。李清臣借此說明韓琦遵守法令的忠誠態度，韓琦墓志銘則略去此語而直接贊頌韓琦之忠：

時青苗法初下，公奏曰：“愚民請之則甚易，納之則甚難，或遇薦饑，民無以輸，必恐本錢亦寖失矣，愿罷之，復常平舊法?！倍?，條例司疏駁，以為非是。公又建明言愈切直，事雖不就，世亦稱其忠。

宋神宗時代的碑傳自然不會鋪陳韓琦的反變法立場。及神宗去世，政局反復，致使《神宗實錄》反復重編，形成所謂墨本、朱本、新本。李燾《長編》注釋韓琦等人熙寧七年應詔奏疏時稱：

朱史云：琦等度上以敵為憂，故深指時事以為言，疏奏既無可施行，敵亦卒不動。今依新本，削去遣裴昱賜韓琦等四人詔。墨本系之七年十月八日壬申，并附見琦等疏。

據此，元佑時代的墨本《神宗實錄》應該具載神宗手詔及韓琦等人奏疏，鋪陳韓琦的反變法言論；紹圣時朱本《神宗實錄》并無刪削，但目的可能是揭露韓琦等人答非所問、“深指時事以為言” 的別有用心；南宋紹興年間新本《神宗實錄》“削去遣裴昱賜韓琦等四人詔”，這樣處理可以掩飾韓琦等人的答非所問，增強奏議批評青苗法的正當性。

南宋時期朝廷既確立“愛元祐”而非熙寧的政治立場，韓琦傳記中自然可以增強其反變法的敘事。于是《東都事略·韓琦傳》摘錄了熙寧三年二月《乞罷青苗及諸路提舉官奏》的片段約200 字。不過韓琦反青苗法的奏議并無成效，僅此似乎不足以體現韓琦與王安石的對立，因此《東都事略·韓琦傳》 最核心的反變法敘事在于文末韓琦軼事部分添入韓琦指王安石不可任宰輔的軼事：

在相位時，王安石有盛名，或以為可用，惟琦獨識其奸，終不肯進。及守相，陛辭，神宗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馀，處輔弼之地則不可?！鄙褡陬h之。

無論是北宋碑傳還是南宋史傳，對韓琦在熙寧變法中的表現都有所掩飾。北宋碑傳對韓琦堅定反對青苗法輕描淡寫，南宋史傳則完全不提及韓琦在地方執行新法的事實，并以“惟琦獨識其奸” 的軼事將韓琦與王安石置于正邪不兩立的地位。至于韓琦在熙寧變法中的真實表現，顯然已迷失于宋代的韓琦傳記文本中。

結 語

宋代韓琦傳記的構建，有些符合臣僚傳的一般特點，有些則是對韓琦的特殊處理。致力于拓邊的神宗朝強調韓琦對西夏戰爭的作為，對好水川之敗的責任有所回護，對顧命定策過程中涉及宮廷斗爭的情形多有隱諱，這些都是宋代臣僚傳一般的處理方式。兩宋之際，由于對歷慶新政及熙寧變法的評價發生重大變化，相應調整對相關人物的評價及傳記敘述也屬情理之中。

韓琦傳記的特殊性在于對慶歷新政與熙寧變法的評價，是涉及宋朝政治走向的重大命題；韓琦屬于慶歷新政及反變法的陣營，但比較超脫于黨爭；作為“兩朝顧命定策元勛”之臣，其政治地位及歷史評價均無從動搖。結果，任何政治背景的傳記文本，只能在全面肯定韓琦的前提下，渲染、夸大乃至編造韓琦事跡中對己有利的部分，而刻意隱諱對己不利的部分。這就造成了在韓琦史料特別詳盡的情況下，傳記文本中韓琦形象相當模糊的特殊現象。這具體體現在北宋碑傳對韓琦慶歷新政事跡的刻意忽略或扭曲，對韓琦反青苗法、抵制王安石的失載，以及南宋史傳夸大韓琦對范仲淹的支持，隱諱韓琦在地方執行新法的事實，以及采用筆記資料渲染韓琦對王安石的抵制。

任何重要歷史人物都有其復雜的一面。出于特定的政治需求或社會觀念，傳記文本對傳主事跡有所過濾在所難免。但一般而言，傳記的選擇性記述為塑造更加典型化的傳主形象而服務。比如范仲淹作為道德楷模、王安石作為執拗的改革家，或許與他們本身的事跡存在差距，作為后世構建的人物形象卻愈加鮮明生動。韓琦屬于另一種情況，歷史地位無可動搖，但其事跡并不完全符合主流歷史敘述需求，就不得不對其事跡有裁削，從而導致人物形象的模糊化。這種現象可以理解為歷史記憶中的模糊策略，一般出現在政治地位一度與核心歷史人物相提并論但政治立場有所沖突的人物身上——比如相對于孫中山，黃興的歷史形象相對就顯得相當含糊。

宋代韓琦傳記構建的兩個階段，其調整的重點是韓琦在慶歷新政及反變法中的作為。這一方面說明，慶歷新政及反變法（元祐更化）在宋史敘述中的核心地位，或者說對慶歷新政及元祐更化的評價將構成后世宋史敘述的基準。另一方面也說明，韓琦在慶歷新政及反變法運動中的特殊地位，或者說韓琦當時的作為并不完全符合慶歷新政與元祐更化的政治立場。

慶歷時期的黨爭中韓琦屬于范仲淹陣營，但與慶歷新政的變革措施比較疏遠。兩宋韓琦傳記從各自的政治立場制造韓琦深度參與慶歷新政的虛像，對準確把握北宋政治史其實制造了障礙。范、韓兩人的政治追求與人格構建存在明顯差異，如果將范仲淹作為宋代士大夫政治的標桿，就應該承認韓琦在政治上更偏向于現實主義，人格也更多屬于功利主義，這既體現在“文正”與“忠獻”的不同謚號，也可以通過《岳陽樓記》與《晝錦堂記》這樣的文章進一步探討。如果非要將宋代朝臣分為士大夫與官僚兩個對立的陣營，韓琦的定位就比較困難。后世的范仲淹傳記將范、呂（夷簡）之爭作為敘事主線，韓琦更接近于范、 呂的哪一方呢？ 韓琦拜相后的政治作為很難再與范仲淹或慶歷新政建立聯系，在英宗朝還成為司馬光等新一代政治理想主義者攻擊的對象。而且，即使政治風格有所不同，至少其顧命定策的勛業與呂夷簡十分接近。就家族在政治上的延續性而言，呂、韓兩家也是成功的典范，這未必不是其自覺追求的結果。而假設呂夷簡與韓琦確實代表著同一類型的政治文化，那么仁、英、神三朝之間政治變局的內在脈絡就值得重新梳理。

注釋：

①⑧????《宋史》卷三一二《韓琦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0232、10222、10223、10225～10226 頁。

②家傳、別錄、遺事，《安陽集編年箋注》附錄均有收錄，參見韓琦《安陽集編年箋注》，李之亮、徐正英箋注，巴蜀書社2000年版，第1748～1936 頁。

③????宋神宗：《兩朝顧命定策元勛之碑》，原載《名臣碑傳琬琰集》卷一，《全宋文》卷二五二四，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 冊，第181～187 頁。

⑤????陳薦：《宋故司徒兼侍中贈尚書令魏國忠獻韓公墓志銘》，載河南省文物局編著 《安陽韓琦家族墓地》，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92～96 頁。

⑦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錄》卷一《丞相魏國韓忠獻王（韓琦）》，載朱熹《朱子全書》第15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37～387 頁。

⑨⑩?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三一，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3095、3060、3098 頁。

?韓琦：《上仁宗論外憂始于內患》，載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卷一三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6 頁。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三三，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3171 頁。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四二，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3412～3414 頁。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四六，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3536～3537 頁。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四七，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3566 頁。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四八，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3582 頁。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五三，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3716 頁。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 卷一四三，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3431 頁。

?《宋史》卷三二八《李清臣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0562 頁。

?蘇轍：《龍川別志》，載上海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一編，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333 頁。

?范鎮：《韓琦進右仆射制》，載《宋大詔令集》卷六一，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03～304 頁。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〇二，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4893～4894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