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時空演變及驅動效應研究

○ 邱立新，岳海鳳

（青島科技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山東 青島 266061）

黃河流域作為中華文明的發祥地，曾長期是我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安全方面占據重要地位。自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實地考察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發展情況，強調黃河流域的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在國家發展大局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指示 “保護黃河是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千秋大計”[1]?！饵S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黃河流域最大的問題是生態脆弱、最大的短板是高質量發展不充分[2]，這為黃河流域生態環境治理提供了重要依據。因此，協同推進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經濟高質量發展至關重要。

一、生態福利績效的概念提出及相關研究

在推動以綠色發展為理念的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如何保證生態環境投入能夠高效轉化為人類福祉是當下應該關注的重點。單一的生態投入或環境福利產出不足以作為衡量生態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指標，生態福利績效作為一個既包括生態環境投入又包含環境福利產出的綜合評價指標逐漸在相關發展研究中得到廣泛認可。1974年，Daly等國外學者提出，通過計算消耗一單位自然資源所產生的福利水平提升來評估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水平[3]。Rees提出了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概念，認為可以通過計算維系人類生存發展而利用自然的量來測定人類自然消耗對生態系統的影響[4]，而Common基于生態經濟學理論，提出通過人類滿足程度與生態資源消耗的比值來衡量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5]。

我國學者諸大建等[6]基于Daly的理論提出生態福利績效這一概念，并將其定義為自然消耗轉化為福利績效的效率。另有學者從可持續發展[7]、經濟增長[8]、人類福利等角度出發[9]，逐漸拓寬生態福利績效研究范圍，并對我國生態福利績效進行測度分析?，F有生態福利績效測度方法主要包括兩種：其一是單一指標比值法[10-12]，即用人類發展指數等福利價值量與生態足跡等生態資源消耗量的比值衡量生態福利績效水平；其二是構建生態福利績效評價指標體系，并運用數據包絡分析（DEA）模型[13-17]等方法，從不同尺度對我國生態福利績效進行測度分析。進一步，在生態福利績效測度分析的基礎上進行空間動態、耦合效應[18-19]及影響因素等方面的研究，其中空間動態研究主要以區域差異性[20-22]和空間收斂性[23-24]為主，影響因素分析主要包括總體回歸分析[25-34]和單一要素影響機制分析[35-43]兩方面。

綜上所述，目前我國生態福利績效研究內容日漸豐富且研究范圍逐漸擴大。然而，現有研究成果在研究范圍方面多聚焦于全國或經濟帶，針對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的相關研究較少；在生態福利績效測度方面，主要采用構建指標體系的方法，其中期望產出側僅考慮到社會福利，未能充分解釋生態福利績效內涵，指標研究體系尚不完善。鮮有研究將生態福利績效時空格局和影響機制二者結合起來進行綜合分析。鑒于此，本文以黃河流域九省、自治區（本文簡稱省區）為研究范圍，構建更為全面的指標衡量體系，采用基于非期望產出的超效率SBM（Super-SBM）模型對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進行測算分析，并使用莫蘭（Moran）散點圖等分析其時空差異性及動態演變，采用空間計量模型對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驅動效應進行分析，以期對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提供決策參考。

二、模型構建與變量說明

（一）模型構建

1.生態福利績效測算模型

與傳統數據包絡模型（DEA）相比，基于非期望產出的SBM模型能夠有效解決投入產出要素的松弛現象[44]。為了進一步評價處于前沿面的多個有效決策單元（DMU）之間的差異，本文采用Tone基于非期望SBM模型進一步提出的超效率SBM模型[45]進行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測算。模型構建如下：

式（1）中，n代表DMU個數，m、r1和r2分別代表投入、期望產出和非期望產出，x、yd和yu分別代表投入矩陣、期望矩陣和非期望矩陣中的元素，ρ表示生態福利績效值。

2.空間自相關性檢驗模型

空間自相關分析可反映一個區域單元上的某種地理現象或某一屬性值與鄰近區域單元上同一現象或屬性值的關聯程度[46]，包括全局自相關分析和局部自相關分析。本文分別采用全局莫蘭指數（Global Moran’s I）、局部莫蘭指數（Local Moran’s I）和Moran散點圖來衡量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空間關聯性及其全局和局部空間自相關情況。全局莫蘭指數（GMI）取值范圍為（-1，1），GMI顯著為正（負）表明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存在空間正（負）相關。全局莫蘭指數無法分析局部空間集聚特征，因而進一步采用局部莫蘭指數（LMI）進行分析。計算公式分別為：

式（2）、（3）中，Xi和Xj代表i省區和j省區的生態福利績效值，X為生態福利績效均值，n為研究省區個數，Wij為空間權重矩陣（本文選擇反距離法構建）。

3.空間計量模型

空間計量模型包括空間滯后模型（SAR）、空間誤差模型（SEM）和空間杜賓模型（SDM）3種[47]?？臻g計量模型的一般表達形式為：

式（4）中，yit表示被解釋變量，xit表示解釋變量，W表示空間權重矩陣，μi和γt分別表示個體效應和時間效應。式（5）中若λ＝0則一般形式可退化為空間杜賓模型，若λ＝0且θ＝0則一般形式可退化為空間滯后模型，若ρ＝0且θ＝0則一般形式可退化為空間誤差模型。

（二）變量說明

1.指標體系構建

在結合生態福利績效概念及內涵的基礎上，本文基于科學性、系統性、數據可得性等原則，在參考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分別從生態投入、期望產出、非期望產出三個層面構建黃河流域九省區生態福利績效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表1 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評價指標體系

在生態投入方面，本文選擇水資源消耗、能源消耗和土地消耗作為資源消耗指標，并且加入生態資本相關指標，包括污染治理、城鎮環境投資和林業投資。在生態產出方面，包括期望產出和非期望產出兩部分指標。關于期望產出指標，現有研究主要以社會福利（包括經濟、教育和醫療方面）為主，鑒于黃河流域生態本底差、水資源短缺、水土流失嚴重等現狀，本文在考慮社會福利的基礎上新增生態福利相關指標，從水土流失、綠化面積、造林面積和地表水資源四個角度進行度量；關于非期望產出指標，鑒于我國的 “碳達峰、碳中和” 戰略目標，在評估環境污染過程中，不僅應該關注工業污染物排放問題，還應聚焦于 “碳排放” 這一層面，本文新增碳排放量指標，參考聯合國政府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推薦使用的物料衡算法計算①物料衡算法的計算公式為（ECi為第i種能源消費量、γi為第i種能源能量轉換系數、σi為第i種能源碳排放系數、δi為第i種能源氧化率）。。

2.影響因素識別

本文根據生態福利績效概念內涵并考慮數據的可得性與完備性，借鑒已有研究[29-32]，以生態福利績效測算值作為被解釋變量，選取城鎮化水平（UR）、產業結構水平（INDS）、經濟外向性（FDI）、技術進步（TEC）、城市綠化水平（UG）、環境規制（ER）、城市人口密度（UPD）作為解釋變量，分別選取城鎮人口數占年末總人口數比重、人均第二產業增加值、人均實際利用外資金額、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發經費內部支出占GDP比重、人均公園綠地面積、環境污染治理總額占GDP比重、城市人口密度進行表征。為了避免潛在的異方差影響，本文對變量進行取對數處理（見表2）。

表2 變量描述性統計

（三）數據來源及處理

1.數據來源

本文按照黃河流經區域將黃河流域九省區劃分為上、中、下游三大區域，上游省區包括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中游省份包括陜西、山西，下游省份包括河南、山東。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2020年部分數據存在非常規明顯的波動，部分數據尚未公布也會使最終結果產生誤差，從數據完備性角度出發，本文選擇的研究時間區間為2009—2019年。

生態福利績效測算及影響因素相關指標的原始數據源于2009—2019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中國城鄉建設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各省歷年統計年鑒，各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公報，EPS數據庫等公開網站，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等相關資料。

2.數據處理

關于衡量指標權重的方法目前有主觀賦權評價法、客觀賦值評價法等多種，本文采用客觀賦值評價法中的熵值法，并加入時間變量[48]，通過計算信息熵來確定指標權重。具體步驟為：

第一步，數據標準化處理。指標之間的量綱差異會使最終測算結果產生誤差，因而需要采用極差法對原始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正向指標、負向指標的處理公式分別為：

式（6）、（7）中，xtij表示t年i省區的第j項指標的原始數據，max{xj}和min{xj}分別表示第j項指標的最大值和最小值，x'tij表示標準化后的數值（t＝1，2，…，r；i＝1，2，…，m；j＝1，2，…，n），若x'tij=0，則替換為0.00001。

第二步至第六步分別為：計算指標比重ytij、計算指標熵值ej、計算指標差異系數dj、計算指標權重wj、計算生態福利績效綜合指數EWPti。公式分別為：

三、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時序演化、空間分異、驅動效應的實證分析

（一）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時序演化

生態福利績效評價指標包括生態投入、期望產出和非期望產出三個層面，共有17個三級指標。在樣本數量相對有限的條件下，參考公式（7）—（13）對指標分別進行綜合得分計算，處理為一個總投入、一個總期望產出以及一個總非期望產出。然后，運用MATLAB-R2020a軟件，使用Super-SBM模型，對沿黃九省區2009—2019年生態福利績效進行測算，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2009—2019年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測算結果

依據表3測算結果，繪制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總體時序變化趨勢圖（見圖1）。結合表3和圖1可知，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總體均值位于區間[0.503，0.859]，總體水平不高且呈 “W” 形變化趨勢。2009—2013年，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逐年下降。2008年金融危機后，經濟復蘇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忽視了生態保護問題，導致生態環境質量逐漸下降，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逐年降低。2013—2015年，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有所提升，但始終低于2009年初始值。自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考察黃河流域，2013年國務院正式批復《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規劃綱要》，黃河流域開發、利用、節約、保護和防治水害有了重要指導和依據。2015—2017年，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再次下降且至最低點。在此期間，環境污染重大突發事件頻發，201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的頒行對污染的防治具有一定規范效應，但法律和政策的實施存在一定的滯后性，生態環境保護問題不能一蹴而就，因而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仍然保持下降態勢。2017—2019年，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實現較快提升?！蛾P于劃定并嚴守生態保護紅線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按照生態系統保護要求劃定并嚴守生態保護紅線[49]，這一舉措是提高生態產品供給能力和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有效手段，有利于健全生態文明制度體系、推動綠色發展。打通生態產品供求渠道、提升生態產品價值可以促進財富的城鄉轉移，在促進共同富裕的同時大大提升生態福利。

圖1 2009-2019年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總體均值時序變化圖

按照黃河流經區域，結合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測算結果，繪制黃河流域上、中、下游生態福利績效均值趨勢圖（見圖2）。

圖2 黃河流域上、中、下游生態福利績效均值趨勢圖

黃河流域上游省區的生態福利績效水平低于總體均值。甘肅、青海和寧夏三省區的生態福利績效變化趨勢相似，但甘肅的整體水平高于青海和寧夏。原因在于：一方面，2018年初，甘肅提出大力發展清潔生產、節能環保、清潔能源等十大生態產業，推動綠色發展，努力實現在綠色發展中崛起。雖然甘肅經濟發展水平在黃河流域九省區中排名較為靠后，但因其投入產出效率有所提升，生態福利績效綜合水平相較于其他上游省區較高。另一方面，青海、寧夏經濟發展相對滯后，城市人口密度偏低，無法形成經濟發展商圈，水資源短缺導致自然資源相對匱乏，生態投入轉化為福利產出的效率偏低，因而其生態福利績效總體水平較低。

比較黃河流域中游兩省的生態福利績效水平，陜西的總體較高，山西的上下波動較大。研究期內陜西的國內生產總量以及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持續穩步增長。依托于西部大開發戰略，陜西積極發揮教育、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優勢，加快推動新興產業發展和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帶建設，加快創建以西安為中心的國家級城市群—關中平原城市群，這些措施有助于提升本省經濟、教育等社會福利；同時，陜西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西北五省區之一，不斷抓住機遇促進文化交融、提升產業發展，在為絲綢之路沿線中亞國家提供資金、技術支持的同時，促進了自身經濟結構升級和對外貿易發展。作為資源大省的山西過度依賴煤炭等資源優勢，傳統耗能和污染型企業較多，面臨經濟綠色轉型困難，轉型成本和壓力巨大[19]；山西在生態投入方面，面臨水資源短缺、能源消耗較大等問題，而在產出方面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遠低于陜西，生態投入轉化為經濟發展的效率較低，因而生態福利績效水平落后于陜西。

黃河下游兩省的生態福利績效水平明顯高于中上游省區以及總體均值。山東和河南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區位優越、對外開放水平較高，教育資源、醫療技術先進，因而生態福利績效水平較高。2011年，山東省圍繞海洋經濟發展提出的 “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 戰略，作為推動可持續發展的重大舉措之一，不僅促進了山東海洋經濟發展，加強了海洋生態文明建設，也優化了海洋產業結構、改善了陸海生態環境，促使生態福利績效明顯提升。近年來，河南不斷推動傳統農業、傳統工業的綠色發展，努力實現農業現代化發展和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注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奮力實現 “中原崛起” ，在拉動經濟不斷增長的同時，提升了生態環境質量和生態福利。

（二）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空間分異

1.空間動態分析

結合表3測算結果，選取生態福利績效空間變化較為顯著的5個截面年份，采用氣泡圖進行可視化處理（見圖3），用以分析黃河流域九省區生態福利績效動態變遷趨勢。圖3中的氣泡面積大小代表生態福利績效值的大小。

圖3 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氣泡圖

從圖3可以看出，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空間動態變化與 “W” 型時序變化趨勢基本吻合。相較于2009年，2011年黃河流域上中游省區生態福利績效呈衰減趨勢，各流域之間生態福利績效差異顯著且有擴大趨勢，呈現低值與低值聚集的空間分布特征，經濟發展滯后、生態環境破壞等問題導致區域間生態福利績效持續下降。相較于2011年，2014年黃河流域東、西部變化截然不同，包括山西在內的中下游省份的生態福利績效值均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包括陜西在內的中上游省區的生態福利績效水平反而逐漸提高，各流域之間生態福利績效差異有所縮減。2017年，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低水平聚集區從上游省區轉移到中下游省份，區域間差異急劇增大，經濟的快速發展可能導致下游生態發展的短暫失衡，因而相比于發展緩慢的上游省區，中下游省份生態環境問題導致的生態福利績效下降趨勢尤為明顯。相較于2017年，2019年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值都有所提升，空間區域差距顯著縮小，下游省份的生態福利績效快速提升，其原因可能在于黃河下游兩省本身具有優越的區位優勢和相對先進的技術，合理的環境政策和治理政策會促使下游地區快速恢復。

2.空間自相關分析

運用Stata16軟件得到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全局自相關結果（見表4）。由表4可知，除個別年份外，生態福利績效值均通過10%顯著性檢驗，這表明研究期內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在空間分布上存在空間差異。為進一步考察局部間的空間關聯性，對黃河流域九省區的生態福利績效進行局部自相關分析，并使用Stata16軟件繪制局部Moran散點圖。Moran散點圖是由空間單位的觀測值與空間滯后項繪制成的二維圖像，常用來表示數據的空間異質性，結果如圖4所示。圖4中，各圖橫軸表示黃河流域九省區的生態福利績效水平（z），縱軸表示其空間滯后值（Wz）。由圖4可知，研究期內黃河流域多數省區位于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呈現高高集聚（H-H集聚）和低低集聚（L-L集聚）的特征，表明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存在正向的空間自相關性，呈現較為明顯的局部空間異質性，因而有必要使用空間計量模型分析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影響因素。

圖4 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Moran散點圖

表4 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全局自相關結果

（三）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驅動效應

空間計量模型的選擇可以通過固定效應（LR）檢驗以及豪斯曼（Hausman）檢驗來實現，結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知，三種模型豪斯曼檢驗p值均小于0.05，拒絕原假設，因而采用固定效應檢驗。依據固定效應（LR）檢驗結果可知，空間杜賓模型退化為空間滯后模型的檢驗統計量為59.08（p=0.0000），退化為空間誤差模型的檢驗統計量為55.81（p=0.0000），表明空間杜賓模型無法退化為空間滯后模型或空間誤差模型，因而本文選擇固定效應的空間杜賓模型。通過對比可知個體、時間雙固定效應的空間杜賓模型空間項系數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存在空間集聚性，且對數似然比（Log-likelihood）較高，因此選擇雙固定效應的空間杜賓模型進行估計分析。

表5 空間計量模型選擇

由表5可知，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空間滯后項系數顯著為負，說明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存在顯著的負向空間溢出效應。由于空間杜賓模型包含了解釋變量的空間滯后項且系數顯著不為零，模型中各解釋變量的估計系數值并不能直接解釋該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效應[47]，需要對空間杜賓模型進行空間效應分解，其空間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和總效應結果如表6所示。具體分析如下：

表6 空間杜賓模型空間溢出效應分解

1.產業結構水平

產業結構水平對生態福利績效存在顯著的負向空間效應，且對臨近省區的間接空間效應尤為顯著。一方面，黃河流域是我國重要的能源生產基地，中上游省區第二產業所占比重仍然較大，第二產業中高污染企業仍舊存在，不僅對本地生態環境造成破壞，同時波及鄰近省區；另一方面，雖然我國目前正加快建設黃河上游、河西走廊等七大陸上新能源基地，建設山東半島、長三角等五大海上風電基地集群等，但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建設不會一蹴而就，發揮其對黃河流域產業結構升級優化和綠色發展的優勢需要循序漸進，存在時間滯后性。

2.環境規制

環境規制對生態福利績效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和總效應均通過5%顯著性檢驗且系數為正，表明環境規制對本省區和鄰近省區的生態福利績效提升存在顯著的促進作用。一方面，環境治理相關政策的提出，有助于減少高污染原料的使用，加速淘汰高耗能工藝，降低廢水、廢氣、固體廢棄物等工業污染物排放量，在減少能源消耗的同時改善生態環境；另一方面，環境規制導致部分產品成本上升，企業為了降低成本追求更高利潤，會加大技術創新投入力度，提升要素使用效率，改善投資環境，提高經濟效益，實現高質量發展。

3.城鎮化水平

城鎮化水平對生態福利績效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和總效應均通過5%顯著性檢驗且系數為負，表明城鎮化率對本省區和鄰近省區的生態福利績效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城鎮化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有利于縮小地區間城鄉發展差異，提高城市集聚和輻射帶動能力，但目前我國城鎮化水平總體偏低，在城鎮人口大量增長的同時人口流動性也大大提升，城市人口素質和城市管理能力良莠不齊，城市生活垃圾等環境污染問題亟待解決，間接抑制了生態福利績效。

4.經濟外向性

經濟外向性對生態福利績效的間接效應和總效應均通過1%顯著性檢驗，表明經濟外向性對本省區和臨近省區的生態福利績效存在負向影響，且對臨近省區影響更顯著。引進外資會適當促進地區就業和經濟發展，提高生產技術進而提升生產效率，但外資引進和產業轉移所帶來的先進技術和資源需要時間轉化，在此期間環境污染、資源過度消耗等問題難以避免，從而降低生態投入轉化為福利水平的效率。

5.城市人口密度

城市人口密度對生態福利績效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和總效應均通過1%顯著性檢驗，表明城市人口密度對于提高生態福利績效存在顯著的阻礙作用。城市人口密度提高，會導致醫療、教育、住房等資源的緊缺，升學壓力、就醫難等問題降低人民生活幸福感，同時城市人口密度提高也會導致環境污染指數的提高，私家車數量、居民生活垃圾產生量等污染物增多，在增加環境污染治理壓力的同時降低了生態福利績效。

6.技術進步

技術進步對鄰近省區生態福利績效提升的空間效應為正，但其作用效果尚不明顯。技術進步可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進工業廢棄物排放處理工藝的改進，加快整個社會的生產效率，同時促進人工智能發展，提高居民生活幸福指數和社會福利水平，從而促進生態福利績效水平的提升。但技術發明和研發投入轉化需要時間，難以在短時間出現明顯即時效應，通過技術創新促進生態福利績效提升的路徑仍有待探索。

7.城市綠化水平

城市綠化水平對生態福利績效提升的空間效應為負，但其對鄰近省區的影響程度尚不顯著。一般而言，城市綠化水平的提高會提升地區環境治理水平和空氣質量狀況，從而有利于生態福利績效的提升。然而，目前黃河流域水土流失較為嚴重，一方面綠地建設水平較低不足以發揮城市綠地對生態環境的正向影響，另一方面存在不顧實際情況盲目推進綠地建設的可能，這會破壞原本的生態環境，在消耗人力物力財力的同時降低總體綠化和福利水平，從而抑制生態福利績效水平的提升。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從省域層面出發，通過構建生態福利績效評價指標體系，對黃河流域2009—2019年生態福利績效進行測度分析，并探究其影響因素。研究結論為：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總體水平不高，其均值位于區間[0.503，0.859]，在時序上呈現 “W” 型變化趨勢；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區域差異較大，在空間上總體呈 “下游最高、中游次之、上游最差” ，存在空間集聚效應；通過空間杜賓模型回歸結果可知，環境規制對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空間效應顯著為正，經濟外向性、城鎮化水平、城市人口密度對其空間效應顯著為負，技術進步和城市綠化水平對生態福利績效提升的空間效應影響效果尚不顯著，產業結構對鄰近省區的負向空間效應更為顯著。

綜合以上研究結論，對于提升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水平，協同推進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提出以下對策建議：

第一，因地制宜制定生態保護與環境治理政策。黃河流域治理的當務之急依然是生態保護。黃河流域各省區發展狀況各不相同，區域間生態福利績效空間差異較大，影響因素也各不相同，因而要因地制宜地制定生態環保發展戰略。上游五省區應側重水源涵養問題，退耕還林還草、恢復重要生態系統、加大河湖保護力度，促進生態良性循環發展。中游兩省應加大水土流失綜合治理力度，在水土流失嚴重區域建設高標準淤地壩，合理采用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等多種方式推進森林植被建設，在重點區域實施山水林田湖草生態保護修復工程。下游兩省應針對黃河三角洲地區部分河口濕地萎縮、河岸生態系統受損等情況，著重加大濕地保護及修復力度，恢復并完善河流生態功能，同時合理利用水土資源，防止土地鹽堿化程度加深。依據各省區經濟發展和生態本底情況，合理制定環境政策，充分發揮環境政策優勢，加強環境政策協同，注重生態環境保護，促進區域綠色發展。

第二，促進科學技術創新，注重外資引進質量。目前技術創新對黃河流域生態福利績效的提升作用尚未充分發揮，應加大研發力度并激發科學技術對生態環境的保護潛力。黃河下游兩省具有經濟及科技發展區位優勢，應鼓勵更多組織和企業參與技術創新活動，培養科技類人才，集聚科技創新資源投向先進制造、高新技術等產業，并通過科技創新優化資源配置，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黃河中上游七省區應適當提高科研經費投入，推動技術進步向綠色低碳方向演進，通過技術研發等方式支持并參與生態修復、泥沙整治、污染治理等研究，將科技創新落實到綠色發展中，提高區域生態環境質量。黃河流域引用外資應著重考慮其環境評估，切忌盲目引資，同時營造更加寬松、綠色的外商投資環境，吸引優質外資資源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以對黃河流域生態福利提升發揮正向作用。

第三，推動產業結構合理化、高級化?？紤]資源稟賦的區域差異性，采取優化能源消費結構、發展清潔低碳產業等方式，切實促進黃河流域產業結構轉型，提高環境正向溢出效應，改善黃河流域生態環境。上游五省區水資源較為豐富，應以水電為核心積極發展清潔能源，大力支持清潔能源基地建設，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進而推動實現 “碳達峰、碳中和” 目標。依托煤炭等資源優勢的中游兩省，應以保護生態環境為前提，促進傳統高耗能、高污染產業低碳化轉型，推動能源清潔高效利用，同時結合生態資源優勢，大力發展清潔型服務業，推進產業綠色低碳發展。下游兩省應憑借區位優勢，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實現產業結構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轉換，同時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實現生態環境保護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雙重紅利。依據區域發展水平差異，促進產業梯度轉移，下游地區加大產業創新力度并通過要素等向中上游地區轉移，推動黃河流域產業綠色化與高質量協同發展。

第四，提高城鎮人口綜合素質，樹立生態福利績效觀，促進共同富裕。教育水平的提升是人口綜合素質提高的重要前提之一，要加大優質教育資源向農村、貧困地區傾斜力度，統籌城鄉教育均衡發展。黃河流域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重要區域，黃河中上游七省區的革命老區、民族聚居區等特殊地區較多，應建立健全精準有效的扶貧建設機制，同時推動新型城鎮化建設，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實現公共資源合理配置，助力鄉村振興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在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基礎上促進共同富裕。黃河下游兩省的公共交通、醫療與公共衛生服務水平相對較高，但也存在不均衡現象，應對醫療資源相對匱乏的地區實施定期醫療援助，同時不斷完善社會醫療保障體系和城鄉基礎設施建設。樹立生態福利績效觀等生態文明觀念，以生態福利水平為目標，鼓勵全社會參與生態保護，充分發揮城鎮化對生態福利績效的積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