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賦能實體經濟增長的門檻效應研究

○ 宋鵬

（青島科技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山東 青島 266061）

一、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概況

隨著數字科技的全面革新，數字科技對人們生產生活的影響日益深遠。數字正從虛擬的存在變成看得見、摸得著的現實，數字經濟已隨著數字科技時代的到來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字經濟是指以數字化知識和數據作為生產要素、以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的一系列經濟活動[1]，這是當前對于數字經濟的內涵最為全面的定義。黨的十八大以來，發展數字經濟逐步上升為國家層面的戰略（見表1）。如2021年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要加快推進數字經濟發展，提高數字政府和數字社會建設水平，建設 “數字中國” 。

表1 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節點及主要內容

國家政策的出臺不僅為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指明了新方向、新思路，也為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融合提供了新動能。近年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成果顯著。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以下簡稱信通院）的研究數據可知，我國數字經濟的規模及其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逐年上升（見圖1）。如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由2005年的2.56萬億元增加到2021年的43.46萬億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當今世界，數字技術、數字經濟是產業革命和科技變革的先機和制高點，要著力推動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盵2]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已經成為黨和政府的共識，數字經濟的發展是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必然要求。鑒于此，本文擬通過構建門檻模型，探討數字經濟賦能實體經濟增長的路徑，以期檢驗新時代背景下數字經濟發展的實踐意義，并為相關經濟發展政策制定提供理論參考。

圖1 2014—2021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及占GDP比重

二、數字經濟賦能實體經濟增長的相關研究綜述

數字經濟是經濟發展方式由數量積累向質量提升的必然要求，供給側結構的優化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離不開數字經濟的支持。已有的相關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數字經濟賦能實體經濟發展的作用體現。首先，數字經濟通過協同作用，促進微觀經濟體的高質量發展[3]。數字經濟推動了不同產業之間的合作與 “顛覆式的創新” ，孕育了一大批互聯網企業，成為帶動創新創業、提高就業的驅動力量。在數字科技和產業變革的推動下，創業企業、創業平臺、創業投資迅速擴張，有效地產生新業態、新模式、新產能。其次，數字經濟通過數字技術推動供需對接，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重要支撐[4]。數字技術可以顯著降低社會公眾獲取信息的成本，有助于實現數字驅動下的供給和需求結構優化。數字技術可以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高端供給，提升有效供給能力。數字技術還可以適度擴大總需求，通過消費升級和個性定制來滿足長尾市場，提供更具個性化的商品和服務，發展消費新模式，有效釋放需求[5]。再次，數字經濟通過助推產業轉型升級，驅動產業效率提升[6]。數字企業通過不斷加大研發投入和人才積累，有效地推動了技術進步。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結合是以效率更高的發展模式和用戶價值為出發點，推動實體經濟從高投入、高能耗向高技術、低污染方向發展，推動產業結構從資源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發展，推動經濟從投資驅動向技術驅動發展。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方向是以數字產業化為支撐，以產業數字化為方向，推動產業跨界融合，實現實體經濟的高效和可持續發展[5-6]。

二是數字經濟與傳統經濟產業的融合。隨著數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數字經濟有望成為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的主要經濟形態。從供給側角度來看，數字經濟的本質就是結合需求側進行數字化匹配，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從而打通實體經濟產業鏈條，實現生產要素和最終產品的需求相連接[7]。這也是我國數字化背景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應側重的模式。通過供給側的數字化，廠商可以更加經濟地尋找原材料，實現規模經濟[8]。人力資源、技術、資本等生產要素也可以和市場需求緊密結合，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9]。從實體企業的需求方面來看，數字化轉型需要在生產環節和管理環節找準突破口。制造業、服務業需要與平臺經濟相融合，特別是大數據建模和系統集成技術要對小企業開放共享[10-12]。隨著工業云平臺建設步伐的加快，應通過數字稅等方式明確數據的產權歸屬，重視對實體企業的數字公共服務[13-14]。在消費升級的大背景下，數字經濟通過大數據、云存儲和人工智能技術為消費者進行數字畫像，廠商進行個性化生產來滿足長尾消費市場需求，從設計、制造、供應鏈整合成一個數字智能鏈接，實現了資源配置效率的優化[15-17]，因而，中國經濟發展急需立足于數字經濟帶來的變化，積極利用數字經濟賦能實體經濟發展，讓經濟回歸本源[18-19]。數字經濟對于實體經濟具有滲透作用。數字技術可以滲透到傳統產業的各個產業鏈條，打破產業之間的界限。數字經濟降低了信息搜索的成本，有效幫助實現產業之間的融合，對傳統產業的升級改造發揮巨大作用[20-21]。綜上可見，數字經濟的發展要與傳統產業深度融合，從而推動實體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如果說，實體經濟是血肉肌體，那么數字經濟就是神經網絡。只有二者深度融合、無縫對接，才能真正回歸經濟本源，更好地發揮各自的功能和作用。由此，有必要以數字經濟為切入點，立足我國實體經濟運行發展現狀，找準融合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 “突破口” ，發揮數字經濟在經濟發展中的 “主引擎作用” ，提高實體經濟增長質量。

三、我國數字經濟賦能實體經濟存在的問題與分析假設

推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是我國經濟中長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但在我國數字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還存在制約數字經濟賦能實體經濟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各地區、各行業的數字化程度不均衡。國務院《 “十四五” 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指出，到2025年，數字經濟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10%（2020年這一數據為7.8%）；千兆寬帶用戶數是2020年的近10倍，工業互聯網平臺應用普及率增加到45%。因此要加快數字體系建設，讓產業數字化轉型上臺階。當前，我國各省市紛紛提出推進數字技術賦能各行業的策略，加快數字化轉型，但各地區之間的數字化水平差異明顯，特別是中西部地區，數字技術尚未滲透到產品制造的主要環節。信通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2年）》指出，我國六成城市為數字發展的三線城市（潛力型），與 “北上廣深杭” 差距明顯（見圖2），未來仍需實現數字經濟的均衡發展。經濟相對落后地區能否通過數字經濟發展 “彎道超車” ，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著力點[8]。由此提出假設1：數字產業規模的擴大和數字基礎設施的完善會優化數字經濟環境，從而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

圖2 2021年我國百城數字經濟發展情況

第二，關鍵核心技術長期受制于人。在高端數字基礎設備方面，如芯片、物聯網設備等，我國目前還 “受制于人” ，我國先進制造業和數字經濟的融合效應大打折扣[22]。2021年，我國集成電路的進口額達到創紀錄的29800億元，而集成電路的國產率僅約為12%。我國芯片、半導體材料生產的高對外依存度對我國的數字安全造成了極大的隱患。數據是數字經濟中最為關鍵的生產要素，我國在數據的應用方面尚缺乏系統化的整合，碎片化的數據還不能實現共享。數字企業之間紛紛構筑 “數字壁壘” “數字護城河” ，對于數據的產權和使用權也缺乏明確的界定[23-24]，造成數字企業之間無法對數據共享、共用、共治。當前多數企業尚未形成對于數字技術的系統認知，特別是中小企業，缺少數據積累，關鍵零件和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對于數字化轉型 “心有余而力不足” 。由此提出假設2：研發投入會促進科技創新與進步，對我國數字經濟產生正向激勵效應。

第三，數字經濟與金融的融合問題。如果沒有金融的數字化，數字經濟是無法實現的。在數字經濟時代，金融需要對其原有的體系結構進行效率優化，對實體經濟的上下游產業鏈按金融的發展邏輯進行數字化處理[25]。一方面，我國高科技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的融資難問題、抵押物缺失和賬期錯配問題一直以來是制約企業發展的難題；另一方面，通過數字經濟可以實現供應鏈上的資金流、信息流和物流的信息整合，對接消費需求，實現柔性定制生產，利用數字經濟賦能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6-28]。由此提出假設3：數字金融可以提高實體經濟的資金可獲性，從而提高資金配置效率。

四、數字經濟賦能實體經濟的門檻效應分析

（一）模型構建

1.模型設定

考慮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以及數字經濟規模、數字經濟效率等方面的差異會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效應有所不同，本文借鑒張林的研究采用面板門檻模型[21]，考察不同程度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實體經濟增長的門檻效應。

面板門檻模型為：

式（1）中，Yit代表i省份（地區）第t年的實體經濟水平；Xit代表i省份（地區）第t年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q為門檻變量，代表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或各維度數字經濟發展指標；γn為門檻值；I（*）為示性函數，若括號內門檻條件成立，則I為1，否則I為0；CONit為控制變量；μit為隨機擾動項。

2.變量選取與數據說明

（1）被解釋變量

本文所選取的被解釋變量為實體經濟發展水平（Yit）。其核算主要有以下幾種方法：一是平減后的實際國民生產總值，二是用工業增加值或生產價格指數來代表，三是用剔除物價因素、扣除房地產及金融業增加值的實體經濟發展水平。本文使用當前最具代表性的第三種方法。

（2）解釋變量

國家統計局在2021年5月公布的《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統計分類（2021）》中將數字經濟分為 “數字產業化” 和 “產業數字化” 兩個大類（見表2），但此統計分類中并沒有給出對應的產業，因而在實際操作中獲得基礎數據的口徑很難統一。另外，截至2022年2月，只有浙江、廣東和重慶三地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分類指標進行了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的核算工作，其他省份相應的面板數據無法獲得。信通院推出的數字經濟指數（DEI）從整體上刻畫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狀況。 “數字產業化” 部分，用歷年電信業、電子信息制造業、軟件服務業和互聯網行業的匯總增加值來代替； “產業數字化” 部分，由于將其從傳統行業中剝離難度較大，在 “?？怂怪行约夹g進步” （HNTP）的假設條件下，將生產要素按照是否屬于 “信息和通信技術產業” 來分類并求解全要素生產率，利用傳統增長核算框架，提取出數字技術對傳統產業的貢獻，從而得到 “產業數字化” 水平。但是，各機構對于這一測算方式的認同存在較大差異。如信通院的數據顯示2018—2020年的測算結果分別為24.9萬億元、28.8萬億元和31.7萬億元，但社科院同樣基于HNTP進行ICT（信息通信技術）分解，得到的結果則分別為6.5萬億元、8.6萬億元和13.5萬億元。雖然上述數據都顯示了 “產業數字化” 在數字經濟中的主導作用，但各機構對此指標的測算存在著巨大差異?？紤]以上情況和本文的寫作目的，對于數字經濟的變量選取爭議較小的幾個指標（見表3）。

表2 國家統計局對數字經濟的分類

表3 門檻模型解釋變量指標體系

（3）控制變量

發展數字經濟前期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考慮影響實體經濟發展水平的各因素，選取當地政府財政收入（GFR）、當地人口（POPU）和城鎮化率（URBAN）作為控制變量。

（4）數據說明與檢驗

本文以2011—2020年我國30個?。ㄊ?、自治區）的面板數據為樣本①本文沒有收集西藏和港、澳、臺的數據。。數據主要來源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信息產業年鑒、中國第三產業年鑒、北大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報告和各省統計年鑒。其中， “金融數字化程度” 和 “網上移動支付水平” 取自歷年 “北大數字金融指數” （見表4）。

表4 各變量描述性統計

在實證分析之前要對所有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以防止 “偽回歸” 。本文對一些變量取對數采取LLC單位根檢驗方法，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根據LLC結果，所有變量均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即都為平穩序列，可以進行下一步分析。

表5 各變量LLC單位根檢驗結果

（二）基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門檻效應分析

1.綜合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下的門檻效應

（1）門檻值估計

以信通院數字經濟指數為門檻變量，依次在不存在門檻、僅存在一個門檻和存在兩個門檻的設定下，通過 300 次 bootstrap 的自抽樣進行估計，門檻效應檢驗和門檻值估計結果如表6所示。從表6中可以看出，單門檻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而雙門檻則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實體經濟增長存在單門檻效應。

表6 綜合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門檻值估計結果

（2）門檻模型估計結果及分析

根據表6分析結果選擇單門檻模型進行估計，結果如表7所示。

表7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門檻模型估計結果

由表7可知，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小于門檻值0.1977時，數字經濟發展對實體經濟促進效應增大，當大于這個門檻值時，促進作用反而會降低。這說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于實體經濟增長的效應并不是越大越好，只有數字經濟發展位于適當區間，才能最大限度地推動實體經濟發展。

2.不同維度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下的門檻效應

（1）門檻值估計

本部分將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六個指標分別作為門檻變量進行門檻值估計，結果如表8所示。

表8 不同維度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門檻值估計結果

由表8可知，信息服務業產值、移動電話基站數作為門檻變量時，存在雙門檻效應；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數、金融數字化程度和網上移動支付水平作為門檻變量時，存在單門檻效應；信息專利申請授權數作為門檻變量時，不存在門檻效應。

（2）門檻模型估計結果及分析

根據門檻值估計對反映數字經濟的六個指標進行回歸結果分析，結果如表9所示。首先，在信息服務業產值欄中，當信息服務業產值處于第一門檻值（0.0198）和第二門檻值（0.0228）之間時，數字經濟對于實體經濟的推動作用最大。當信息服務業產值低于第一門檻值時，其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下降一半。當信息服務業產值高于第二門檻值時，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促進作用僅為高點時的1/6。數字產業只有超過一定規模才會有效推動實體經濟發展。這可能歸因為：當數字經濟規模過小時，其產值低，手段相對落后，信息市場尚未形成，信息資源開發利用率低。隨著信息產業產值的擴大，其服務功能將有效改善，特別是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新興信息服務業將會逐漸取代傳統信息服務業，提高了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但如果盲目擴張、超速擴容，很可能造成惡性競爭以及區域差異的擴大，導致優勢資源向數字頭部地區集中，進而形成市場壟斷，不利于實體經濟的均衡發展。以5G移動電話基站數作為門檻變量進行模型估計，當基站數小于門檻值0.0344時，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系數為負，說明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拖后經濟增長。當基站系數大于門檻值0.0344時，互聯網行業的快速發展和網絡基礎設施的完善會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有力的支撐。以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數為門檻變量進行模型估計時，當端口數小于門檻值0.1287時，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影響為正。但當此數值上升超過門檻值時，大寬帶、廣覆蓋的網絡通信將會大大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促進效果顯著提升。由此，假設1得以驗證。

表9 不同維度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門檻模型估計結果

其次，根據門檻值估計結果，以信息專利申請授權數為門檻變量時，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不隨信息專利申請的變化而發生改變，不存在門檻效應。假設2沒有得到驗證。這可能歸因于：一是我國信息專利中的發明專利占比相對較小，而外觀設計和實用新型專利相對較多，沒有實質性地推動數字技術的轉型升級。二是數字技術專利服務于實體經濟的通道欠通暢，很多專利在申請授權后就被 “束之高閣” 。這種只重數量而不重質量的誤區應當加以避免。

再次，以金融數字化程度和網上移動支付水平為門檻值進行模型估計，當兩個變量值小于門檻值62.1891和81.2139時，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影響為正。但當超過各自的門檻值時，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推動作用顯著增強。假設3得以驗證。金融數字化水平提升了資金的運轉配置效率，提高了實體經濟的資金可獲性。同時，移動支付也憑借高效、便捷深入人心，成為居民主要的支付工具，有效提高了支付結算速度。金融數字化和網上支付水平的提升在促進傳統產業創新升級的同時，培育了新的數字經濟增長點，促進了數字經濟和實體產業的融合發展。

五、結論與啟示

高質量的經濟發展要求數字經濟與實體產業深度融合，實體經濟的數字化轉型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大勢所趨。發展數字經濟是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的戰略選擇。我國經濟已經進入轉型升級和持續高質量發展的 “新常態” 階段，需要以數字技術創新為核心驅動力，從而加速經濟結構優化調整。本文選取2011—2020年我國30個?。ㄊ?、自治區）的面板數據，對數字經濟發展不同路徑下的實體經濟增長效應進行分析。本文主要結論為：第一，數字產業規模要適中。如果超速擴容，很可能導致優勢資源向數字頭部地區集中，進而形成市場壟斷；第二，互聯網行業的快速發展和網絡基礎設施的完善能夠為實體經濟提供有力支撐，大寬帶、廣覆蓋的網絡通信將會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第三，以信息專利申請數為門檻變量時，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不存在門檻效應；第四，金融數字化程度和網上移動支付水平的提升會加快資金的周轉配置效率，對實體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較為顯著。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本文得出以下啟示：

第一，數字產業只有形成規模才會有效推動實體經濟發展。隨著信息產業規模的擴大，數字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和引領作用日趨顯現。但是，根據門檻模型結果，數字經濟的盲目擴張和無序發展也可能引致惡性競爭以及數字壟斷，形成另一種 “數字鴻溝” ，不利于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均衡及可持續發展。

第二，無論是 “摩爾定律時代” 還是 “后摩爾時代” ，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都為數字經濟提供了巨大的技術支撐，體現了數字技術發展水平。政府對于數字基礎設施的持續引導和大力推動，如加大投資力度、加快寬帶網絡的 “提速降費” 和 “光進銅退” 步伐等，將會夯實我國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礎，也有利于推動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建設。

第三，信息專利對實體經濟增長的影響不顯著可能說明我國多數企業及科研機構不能及時洞察市場需求，很多專利無法真正落地發揮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科技支持作用。所以，按捺住企業科技創新中的 “專利沖動” ，回歸科技創新本源，強化數字科技專利的質量導向和服務實體經濟導向，是保證我國科技進步和創新的必要條件。

第四，數字金融提高了實體經濟的資金可獲性和支付結算速度，提高了資金的配置效率，同時，培育了新的數字經濟增長點，促進了數字經濟和實體產業的融合發展。因此，應將數字經濟發展的重點落在數字金融與傳統產業的深度融合方面，推動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和智能化升級，從而保證實體經濟的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