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巴蜀針灸醫家及其學術貢獻研究述略

徐鈺棋

（成都中醫藥大學針灸推拿學院，四川成都 610075）

郭沫若曾說：“巴蜀由來古，殷周已見傳?！彼拇ㄅ璧丶捌涓浇貐^自古稱為“巴蜀”，早在秦漢時期設有巴、蜀二郡，后人將“巴”代指重慶，“蜀”代指四川。巴蜀地區地理環境優越，群山環繞的四川盆地孕育著廣袤且肥沃的成都平原；而北鄰黃河，南接長江，從西向東過渡青藏高原至長江中下游平原，其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巴蜀文化歷史悠久、內容豐富。針灸醫學亦在這片繁茂地區不斷生長，經過漫長的時間積累，形成了具有巴蜀特色的“參天大樹”。

經查閱《中國分省醫籍考（四川卷）》《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中國中醫古籍總目》等目錄書籍，參考《四川醫林人物》《四川名醫傳》《川派中醫藥源流與發展》等中醫地方專著，以及結合電子信息數據庫，如讀秀、知網等，收集、整理成巴蜀針灸資料數據庫。筆者發現巴蜀針灸醫學發展源流相關文獻研究較少，對其發展歷程、發展特色歸納、總結尚有不足，因此筆者從古代巴蜀針灸醫家及其學術貢獻入手，對古代巴蜀針灸醫學的發展特色進行梳理，為進一步研究提供參考依據。（本文通過文獻收集，篩選出有詳細史料記載，并有杰出貢獻的針灸醫家，其余醫家略寫；對于巴蜀針灸醫家的朝代劃分，本文以醫家生卒年為基礎，主要依據其醫學活動的主要時間段。）

1 秦漢時期

巴蜀針灸醫學起源及發展較早。自秦滅巴蜀，巴蜀進入封建社會，其經濟文化乃至醫學得到迅速發展。1993年，綿陽雙包山漢墓出土了現今為止最早的漢代針灸經脈漆人；2013年，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了漢代精美的人體經脈髹漆人像和大量經脈醫簡。而史料中的涪翁、程高、郭玉更是這一時期巴蜀針灸醫家中的代表人物。相比到晉代以后才有醫家醫著有關記載的嶺南針灸醫學[1]，巴蜀針灸醫學的相關史料記載最早可追溯至秦漢時期，發展較嶺南地區早將近200年。從現存出土文物及醫家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出，巴蜀針灸醫學至少在漢代已發展至較高水平。在重慶巫山大溪文化遺址中發現的用于針刺治病的骨針更是將巴蜀針灸的起源提前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原始社會后期[2]。

1.1 涪翁 涪翁，籍貫、姓名、生卒年皆不詳，是西漢末年至東漢初年巴蜀涪城地區（今四川綿陽）著名針灸醫家。他精通醫術，尤擅脈法、針灸，治愈涪水一帶眾多百姓，深受百姓愛戴。著有《針經》《診脈法》，但遺憾均已失傳?，F涪翁相關記載多出自宋·范曄《后漢書·卷八十二·方術列傳·郭玉條》。涪翁是有史料記載的第一位川籍針灸醫家，其著作《針經》雖佚確是我國有記載最早的針灸學專著[3]?？梢哉f涪翁乃巴蜀地區針灸醫學的開山鼻祖，對巴蜀乃至全國的針灸醫學都有著深遠影響。

1.2 程高和郭玉 程高，生卒年不詳，廣漢郡（今四川廣漢）人，為涪翁弟子。程高盡得涪翁真傳，以針灸醫術聞名于世，并傳醫術于郭玉。他以老師為表率，亦隱匿不仕，終生行醫于民間，時人以其與涪翁并稱為“涪城二隱君子”[4-5]。

郭玉，生卒年不詳，雒城（今四川新都）人，是程高的弟子。宋·范曄《后漢書》中記載了郭玉“診脈可辨男女”、“論治貴人有‘四難’”的故事，可以看出其豐富的臨床經驗和高超醫術，也間接反映了巴蜀涪翁一脈針灸醫術和脈學造詣。更有研究者[6]認為涪翁、程高、郭玉屬扁鵲學派代表?？梢哉f，涪翁、程高、郭玉是巴蜀乃至全國漢代針灸醫家的代表人物。

2 明朝時期

秦漢之后至明朝以前巴蜀針灸醫家現存史料較少，僅南宋成都史崧獻《靈樞》[7]等零星記載。結合歷史，巴蜀地區自宋末元初至明末清初持續遭受戰亂，加之大旱、瘟疫、饑荒、虎患[8]等自然災害的重重打擊，其經濟、文化遭受重創，人口凋敝，這可能是導致針灸醫學發展停滯，缺少相關文獻資料的原因之一。福禍相倚，“湖廣填四川”為四川帶來的不僅僅是人口，還有多元文化，巴蜀針灸醫學也隨之得到了充實和發展。

據筆者考，現存明代巴蜀針灸醫家有5位，因時間、戰亂等原因，所存內容不多。此五位醫家學術特點如表1所示。

表1 明朝巴蜀針灸醫家及學術特點

從上可見，明朝巴蜀針灸醫家醫術高超，所擅長的技藝逐漸趨向多元化，針法、艾灸、點穴等根據臨床經驗和疾病情況靈活選用；此時的巴蜀針灸醫家偏重臨床實踐，較少理論研究，僅王宗浩著《針法要覽》一書，觀書名應是討論針法要訣之作，遺憾已經失傳；再者，由于年代久遠，此五位醫家的學術源流記載不詳，或存在臆測、夸大成分，比如王宗浩“針法通仙”、王得自仙傳神針之術、李金指甲遇乞人授“金指”，這種“神化”記載符合中國古代人民對無法解釋事物的習慣性思想[10]。筆者認為造成這種“神化”現象的原因：一可能由于醫家對其醫術來源秘而不宣；二是普通百姓對其醫術治愈疾病之神奇無法理解；三表現出百姓對其醫術之高明“神乎其技”的高度評價；四可能是明朝的針灸學時代特征，黃龍祥[13]總結明代針灸文獻的特點之一是具有“神秘性”，雖僅指“針法記述出現繁瑣玄隱的傾向”。筆者認為，明朝針灸相關的記載可能普遍出現“神秘化”現象，包括針灸學術內容、醫家學術傳承源流等，這種“神秘性”可能是明代的某種時代文化特征。

3 清朝時期

清朝由于戰事逐漸平息，加之四方移民使得巴蜀地區人口回升，針灸醫家開始大量出現，較為突出的有吳之英、蕭福庵、王錫鑫和蘇元箴、張希純等。

3.1 吳之英 吳之英（1857～1918），字伯朅，清代四川名山縣人，清末民初四川著名學者、經學家、書法家、醫學家。著有《經脈分圖》四卷，該書有圖有論，圖有二十幅，十二經脈各一幅，奇經八脈各一幅，便于閱讀。陳幼楠[11]認為其對穴位的考證見解獨特，比如他將十二正經的所有俞、募穴納入各自所屬臟腑的對應經脈，將白環俞定為帶脈的背俞穴等。此書圖、論相結合，對一些穴位的考證提出新見解，對針灸經絡腧穴理論研究有著一定貢獻。

3.2 蕭福庵 蕭福庵，號學正道人，生平里居不詳。撰有《針灸全生》二卷，刊于道光甲申（1824年）。本書擇錄《針灸大成》《類經》等經典針灸書籍，并加入所繪全身經穴總圖及十二經穴圖，乃蕭氏參合前賢著作再結合其論治經驗而成。錦城文殊院本圓易名《同人針灸》刊行。本書著者雖少有解讀發揮，但通過摘錄《針灸大成》《類經》等著作內容，并多次刊行，對已有針灸理論的傳播和學習起到了一定積極的作用。

3.3 王錫鑫 王錫鑫，字文選，清代四川萬邑（今重慶市萬縣）人。他有感清朝禁針以來，世人不講針灸之學，一遇急癥，群醫束手，而“劫病之速，莫先于針”，遂將《銅人腧穴針灸圖經》《針灸大成》諸書，集其便覽；另訪得銅人式四張及經絡分寸歌訣等，按順序分類匯編成《針灸便覽》一書，由其子王薌廷協助校訂，刊于1849年，以便習針者臨證時隨時查閱?，F該書收在其所著《存存匯集醫學易讀》內。

3.4 蘇元箴、張希純 蘇元箴，字右銘，清末中水（今四川中江）人。其精針灸術，從友人張希純研習針灸，集針灸之法以便于用，載張氏經驗效穴，并繪圖標記。作者成書是為了便于推廣和使用針灸，若急需用針灸治療疾病時，可查閱本書，按圖索驥，按照圖釋來取穴施治，以冀“一舉手頃刻見效”。全書記載了30多個病的針灸治法，每法后面附一幅該病針灸穴位圖。這是一本珍貴的針灸臨床實用經驗集，對針灸經驗的傳播有著積極的作用。

除上述著作幸存的醫家外，還有些醫家醫著載于史冊但著作已佚，如冉廣鯉《銅人圖經考證》二卷、李成舉《針灸真詮》二冊、章汝鼎《針灸大法醫論》、鄒紹觀《人身經脈圖》、鄢孝先《經脈指南》二卷、本圓《銅人針灸》二卷、何仲皋《經穴考證》等。另有許多醫家雖無著作，因高超醫術同樣被載于地方史料中，如王稽典、朱世續、梅子元、張本元、連太醫、張九文、趙盛池、郭仕宸、唐某、向春山、夏合貴、蔣樹榮、李春庭、辜大安等。他們或獨擅針法，如張本元、唐某；或長于灸法，如朱世續、連太醫；又或針藥并舉，如張九文、辜大安；還有醫家針灸并用，如夏和貴、蔣樹榮等。其大多為川籍本地人，也有部分是遷入四川的移民，如李春庭，其擅長的杵針療法最初由其入川始祖李爾緋老太祖公傳，后來有李仲愚發展成為四川著名的杵針流派[4]。清朝巴蜀經歷多次戰亂、天災及人口移民的洗禮，在明朝基礎上，醫家對于針、推、灸、藥的選用根據臨床需要更加豐富、靈活。清朝的巴蜀醫家善于對針灸經驗進行積累、總結，針灸著作頗豐，雖缺乏突破性理論或創新性技法的提出，但大量醫家通過針灸治療疾病，不斷累積經驗，對針灸醫學的傳播、發展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

4 小結

筆者從古代巴蜀針灸醫家醫著的角度，綜述了古代巴蜀針灸醫學的發展歷程：巴蜀針灸醫學起源及發展較早，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時代晚期，到漢代已發展至較高水平；秦漢以后，巴蜀針灸醫學因戰亂、自然災害等影響，發展有所停滯，或由于戰亂等因素相關文獻資料缺失；明朝巴蜀針灸醫學發展有復蘇之勢，醫家醫籍相關史料開始增多，技法有多元化趨勢，但醫家偏重臨床，理論研究相對薄弱；至清朝，巴蜀針灸醫家人才輩出，針、灸、推拿、湯藥等技法多元化特點突顯，針灸著作林立，并有學術流派的萌芽。綜合古代不同時期巴蜀針灸醫學的發展情況，可見其在針灸學術演變上呈現以下三方面特點：在時間上，秦漢和明清時期發展水平較為突出；在技法上，由單一逐漸走向多元，地區針灸流派開始萌芽；在研究上，經驗與理論并重，并逐漸重視知識積累，著書立說。巴蜀針灸醫學自秦漢后，在逆境中頑強生存，到明清時期再次迸發蓬勃生機，繼承原有的基礎上不斷謀求發展、創新，為20世紀巴蜀針灸醫學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