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嵌交融：論中華民族的同質性一體性結構

馬小莉 黎 琴

（蘭州大學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培育基地/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甘肅·蘭州 730000）

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過程始終伴隨著各民族對共同性的追求，各民族在共同生活的基礎上對共同時空序列下的多元性、多樣性進行整合，形成共同的政治文化傳統、共同的價值觀以及共同的精神追求等同質性一體性結構特質。作為多民族結合體，中華民族最為突出的特點表現在其結構中既保留了不同民族的特性，又富有深厚的同質性一體性因素[1]。中華民族的同質性一體性結構，根植于并反映在各民族攜手共創偉大中華民族的一系列實踐中。因而，對中華民族同質性一體性結構的強調并非“同化”，亦不否定“多元”，而是對嵌于中華民族基本結構中“同一性”“相通性”“共生共存性”等一系列共同性因素的反映。

中華民族在共同的時空中孕育生長，通過地緣結構的空間塑造和歷史進程中的區域統合，最終以國家在場的外在形式推動形成“共同的秩序”。其深層邏輯，是基于各民族在生活地域、經濟形態、精神追求、發展前途等各屬性間的整體性、匹配性、共同性[2]，中華民族在交往交流與共同體凝聚中交融互嵌，形成“嵌融一體”的空間形態，呈現以文化同質性為內核、以一體性的結構嵌入為外在支撐的基本結構特征。因此，中華民族的同質性一體性結構一方面塑造著中華民族共同價值取向的內隱文化特質，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提供共同性的文化內核基因，一方面又在構筑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基礎的同時，為中華民族的強大內聚力和強大生命力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社會驅動和精神源泉。

本文通過對中華民族同質性一體性結構的分析，著重梳理其深層內涵與外延，揭示中華民族同質性一體性結構在共同性空間結構中的形成和發展，力求為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以及民族工作的開展提供一定的支持。

一、共生互嵌：中華民族同質性一體性的生成

在多元的發展道路中，共同生活于中華大地的各民族在各自發展中共同塑造并維護著完整的中華民族內部結構，共同為中華民族注入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與發展活力，使中華民族的基本結構，尤其是其主體部分，在數千年歷史激蕩中始終保持穩定不變。各民族在共生互嵌的時空格局中基于中華大地的地緣內聚性和人群間跨地域、跨族際的深刻互動，產生強大的內生性社會聯結，為中華民族及其結構的形成提供共同的外在空間環境和共通的內生秩序。

（一） 地緣結構塑造的共生互嵌空間

中華大地外緣的地理屏障、內部各地理單元之間的密切聯系等特性，使中華民族生息繁衍的空間形成了一個相對內聚的多元復合型地理單元，從而為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在共生中實現彼此互嵌、內聚交融提供了優越的地理條件與區域架構。大體上由北部和西北草原區、東北高山森林區、青藏高原區、云貴高原區、沿海區、中原區組成的6 大地理板塊，在各大民族走廊連接下，不僅產生了穩定的地緣聚合力量，也為內部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創造了共生和聯通的經濟文化脈絡，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生存空間的基本環境。

中華大地上區域性的農耕文明、草原文明、森林文明、高原文明和海洋文明5大文明形態，也構成中華文明的5大分支。5大分支各有其核心地域及其生產和生活特征，并且隨著與各民族的互動、交流、融匯不斷整合、凝聚，共同構成中華文明史的主要內容[3](P12)。如農業文明區以“中原地區”為核心，從黃河中下游、長江中下游不斷向外輻射，發展出中華民族的凝聚核心——華夏，并且進一步與周邊的文明類型互動交融；綿延18000多公里的海岸線，星羅棋布的海島，共同組成了中華文明中的海洋文明，其與沿海的農業地帶互為補充。

以民族走廊為典型的古代民族互動的通道，依托自然地理空間連接起溝通各文明區，使各文明區突破了固有的發展空間，建立起密切的聯系。民族走廊依托多元文化形成更多、更深入的互動，而頻繁且深入的互動恰是“一體性”得以成型的關鍵途徑[4]。各大民族走廊在“和而不同、交而不融、且交且融”的狀態中為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提供著重要的區域黏合力。民族走廊在民族的遷徙流動中建立起民族文化之間的包容互通，進一步激發各民族之間的相互認同和密切聯系，使來自不同文化區的各民族在互動中延伸出跨區域的社會紐帶，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發展空間的重要支柱和動脈，不斷提高中華文化的凝聚力。在中華文化的核心內聚力與包容性場域中，各地的人們有機地結合為一個整體，在多元一體分布格局中發展著密切的經濟、文化、政治、心理聯系，建立起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

（二） 歷史進程中的區域統合

在中華民族中，“華夏”成型最早，炎黃部落是它的核心所在，在其不斷壯大的過程中逐漸實現與太昊、少昊、三苗等諸多部落的有機融合，兼容并蓄地吸收四方文化，所以“華夏”及其周邊各民族之間有著極為密切的淵源聯系[5]。各民族共創中華民族的時空框架下與各民族的文明共同發展，始終處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共融狀態，在“共同性”的生長空間中生息發展，形成源遠流長的一體性。

在歷史發展進程中，中華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首先完成了各自的凝聚，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權[6]，并且繼續著二者之間的深度互動。游牧社會與農業社會之間關系的主流始終是互相依存、互相促進的關系，農業區經濟與游牧區經濟的結合構成了我國古代封建經濟統一的整體[7]，是中華文明核心內容之一和發展的重要動力來源之一。歷史上的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在互動中雖然時有對峙，但更多的是在中華民族一體性框架下以農耕文明為主導實現互補與交融，將游牧文明為主的青藏高原、西北和北方草原、東北森林以及農牧交錯的云貴西南高原-山地文化系統納入大一統的王朝體系之下。海洋文化區在歷史上雖不占主導地位，但其與農耕文化區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甚至在很多區域融為一體，與內陸文化相互依存、相互支撐、互動互融[8]。森林文化區在中華文明體系的統合中也發揮著重要的樞紐作用[3](P19)，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定型奠定了重要基礎。

歷史上，各民族因產生發展道路以及發展程度的不平衡性，帶來了多元性的同時，也推動著不同區域、不同民族之間的互補，從而產生中華多元文化聚合的內生驅動力，以華夏文明為核心進行著反復匯聚與輻射，朝著同質性一體性的方向不斷發展。不同地區的各民族，通過跨區域、跨人群的經濟往來、文化交流、文明互動，建立多民族共生的社會紐帶，形成更高層級的區域共同體，也在中華文化內聚結構的跨區域體系格局中形成了兼容并蓄、海納百川的“共同性”文化場域以及由此建立起共有的區域文化和區域共同體，構成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地方文化基礎。

（三） 國家在場下的“共同秩序”構建

從中華民族的發展歷程來看，國家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發展有著關鍵的影響。以大一統中央政權為代表的國家力量，在推動中華民族凝聚力發展、強化中華民族同質性一體性結構的同時，也為中華民族提供了國家框架下的制度性保障。雖然中國的各區域間存在著生態、社會和文化等方面的結構性差異，但各民族在地緣結構的空間塑造中推動各區域社會的統合，在共創中華民族的偉大征程中持續強化凝聚力，在此基礎上賦予中華民族共同體更為強大的生命力。

秦始皇在統一六國后，為國家統一體設立了制度化的規范，使各民族多元、共享的發展空間嵌入統一的國家體系中，實現生存和發展空間的共享，大大推動了中華民族的實體化進程。此后，多民族統一國家以及大一統的政治文化追求貫穿于歷代政權的實踐過程，中央集權以及相應的封建王朝統治機制也成為中華共同空間格局中，從“中央”到“邊疆”各民族共同認可的秩序，如延續數千年的朝貢貿易體系便體現了這一特征。

長城及其南北一線在古代中國歷史發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在中華民族的國家構建和文化交融中發揮著非常關鍵的作用，許多朝代的政治中心都設置于這一地帶[9]，游牧與農耕民族的互動往來也多以此作為前沿。沿長城一直向西，天山南北同樣呈現出農耕與游牧民族之間的互動，建立起了各民族共同生活、互嵌交融的共同空間，谷苞先生也因此將“長城—天山”的互動關系納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論體系中[10]。清朝“長城—天山”地帶超越了“游牧—農耕”的二元分野，為中華民族在共同空間中的文明互動交融提供了安穩的環境與秩序，促進了沿線地區跨民族市場網絡和文化互動空間的形成。清末，中國完成王朝國家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轉型，近代的民族危機、革命斗爭以及國家建設中實現了中華民族意識的覺醒，中華民族在共同空間下的共同歷史記憶與現實遭遇使中華民族實體進入了自覺發展階段。

歷史上中華民族秩序的建構與發展，與國家發展的命運密切聯系在一起，以國家在場的形式得以表征。古代民族在長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積累下，不斷實現更高層次的國家和民族整合，在近代的世界化浪潮中完成由“自在”的中華民族向“自覺”的中華民族的轉變。社會主義中國建立后，國家發展真正由人民當家作主，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空間發生了質的飛躍。隨著當代中國的社會發展，中華民族的發展進入新的階段，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不斷完成新的整合，同質性一體性的結構特征更上一層樓，以更加團結一致的狀態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繼續奮斗。

二、文化交融：中華民族同質性一體性的深層內核

中華民族的同質性一體性體現在包括各民族傳統思想意識領域的共同世界觀價值觀、追求大一統的政治文化傳統、互補的生計方式以及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傳統、各民族間高度認同的傳統、各民族共同生活的疆域等諸多方面[1]。就其深層內涵而言，中華民族的同質性一體性結構體現在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上，尤其是隱性文化，是“不易直接由個人和群體具體、反復表達出來的各種本群體特有文化因素”[1]。中華民族隱性的同質文化，以各民族文化中共同追求的“大一統”文化以及基于共同價值觀念的中華文化認同為核心特征，不斷夯實著中華民族在價值取向層面的趨同性，從而促成各民族社會文化結構的互嵌交融和中華文化發展壯大。

（一） 中華文化內核基礎的“大一統”思想

“大一統”思想是構成中國古代文化的核心之一，也為中華民族文化同質性一體性內核的形成提供了特有的文化價值理念和內聚力量，增強了多元文化場域中民族文化的包容性、適應性與交融性，影響著中華民族的思維模式和價值理念?！昂投煌钡陌輧r值觀使具有不同文化的民族生活在一個統一的國家中成為可能，“大一統”思想也塑造著中華民族重要的精神內涵。

起源于遠古時期的國家統治觀念，繼承自氏族部落時代的血緣世系，逐漸演變為嫡長子繼承的王朝世系系統。在這樣的背景下，先秦諸子對“大一統”內涵與實踐路徑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和實踐。有關“大一統”的記載，最早見于《春秋公羊傳》，“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盵11](P6-12)這里的“大一統”指周朝的統一，指政治生活的統一，而廣義的“大一統”除了政治上的高度統一之外，還包含了對共同文化、共同價值觀的高度統一?！按笠唤y”的哲學觀孕育于悠久的華夏文明之中，體現了先秦時期各族人民對國家統一、社會穩定的追求，孔子所謂“和而不同”“天下一家”，在本質上體現著一致的邏輯?！按笠唤y”的哲學思想為中華民族留下了重要的文化遺產、歷史遺產與政治遺產。

在“大一統”思想的影響下，先秦各族人民在彼此有別的同時，也不斷相互吸收、借鑒彼此的文化，在彼此聯系中共同發展。在“華夏”“四方”的長期互動中，各民族逐步團結到“華夏”身邊，形成了以之為核心的強大內聚力，在不斷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夷夏共同體”，逐步走向更高層次的“大一統”。以秦統一六國為開端，“大一統”的政治理想在秦漢時期開始得到了真正的實踐，漢朝則在“大一統”政治理想的基礎上建構邊疆朝貢制度，將“四海地區”納入王朝“大一統”的范圍[12]。隨著“夷夏一體、天下一家”的思想廣泛傳播，統治階級和社會精英都在對大一統思想進行積極的闡述。其中又以司馬遷“夷夏共祖”觀最為典型，司馬氏將黃帝作為漢朝以前歷代帝王的共同祖先，對于推動當時各民族對漢朝政權的認同，鞏固政權穩定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而從文化的角度而言，這種“夷夏共祖”思想的傳播，使得各民族進一步認同華夏文化，增強各民族之間的紐帶連接。

為了鞏固“大一統”觀念在王朝政治中的作用，董仲舒創立三統論，認為“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13](P2523)，通過強調中央統治的正統性正當性提升大一統的凝聚力。秦漢之后，實現“大一統”的國家治理方式成為歷朝統治者的政治目標與政治文化內核。經過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與實踐，大一統的思想已經深入各民族的心中，成為中華民族不斷走向更高水平的大一統的動力來源。

與政治上的大一統相適應，是中華文化的大一統，即各民族對中華文化的高度認同，對中華文化同質性一體性的不懈追求和實踐。通過將“大一統”的哲學思想有機地嵌入中華民族同質性的文化內核中，各族人民基于中華文化的文化心理結構也深受大一統思想的形塑，使人們在多元發展的道路上不斷自覺地向中華文化的發展方向凝聚。因此，“大一統”思想根植于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與思想傳統中，在多民族主權國家的定型中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內核結構注入了強大的基礎力量。

（二） 構成中華文化認同的隱性內核

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靈魂，是中華民族“最深層次、最主要的內在紐帶”[1]。中華民族共同的生活空間、互嵌交融社會生活、高度的凝聚力等共同因素，使各民族在物質生活中創造出來的隱形文化為各民族共同持有，共同構筑起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從這層意義上來說，各民族在彼此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步創造和發展了中華文化，形成并夯實了中華民族同質性一體性的深層內核。中華民族隱性的文化內核由各民族在共同空間結構中共同創造，也正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各民族通過對共同內隱文化特質的認同，中華民族及中華文化的認同感與內聚力得到大幅提升。中華文化隱性內核通過社會互動過程中的思想、意識、心理等方面表達出來，表現為傳統文化理念、文化象征體系和文化認同體系等一系列因素。

中華文化的傳統理念，來自古代中國各民族傳統思想領域的世界觀以及人們對客觀事物、價值觀念等方面的認知，這些理念構成了古代中國許多民族的哲學思想和神學思想的基礎[1]。在中華民族的共同時空格局中，中華文化的傳統理念在各民族共同認同的作用下，成為更具普遍性的存在，上升為整個國家與社會共同遵循的價值體系。儒家文化是深刻影響傳統中國社會價值觀念的文化體系，中國傳統社會中的中央集權、君權神授、親子世襲、君臣有序等一系列價值觀念，促使社會領域形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追求；“家國天下”的理念與社會情懷，使人們注重對家庭、家族、家支、村落、社區、鄉緣、地緣等社會紐帶的維系，產生了社會道德上“重社會、重集體、輕個性”的群體意識與行為標準。傳統文化理念中的“家國天下”“集體觀念”等內隱文化，深深根植于中華民族同質性一體性的文化結構中，在中華文化的傳承中穩定地發展并發揮影響。

中華民族的文化象征體系，是人們基于各種觀念、制度、信仰等的表達形式，屬于中華文化體系的深層象征，中國古代的禮俗、制度等均是其體現。中華民族的文化象征體系也形成于社會關系模式社會秩序構建的過程當中，其作為中華民族共同時空格局中的象征力量，推動著中華民族文化同質性一體性的凝聚。如明朝在建立后為整合意識形態、統一民眾的信仰與儀式行為，實施“城隍改制”和“神道設教”，將民間信仰納入國家祀典之中。其中所體現的，正是古代社會中的階層秩序，而這種階層秩序正是通過在不同社會領域中的同質性表達，不停地規訓著相應的民眾，后者則因此表現出更多的一體性特征。雖然中華民族文化內部具有多元性、豐富性與層次性，但在“共同性”生長空間的國家、社會與文化統合作用下，也建構起共同性空間結構的文化象征內核，成為人們社會互動與社會維系的文化象征資源。

無論是中華傳統文化理念的傳播，還是其象征體系的作用機制，就其根本而言，均與中華文化的認同體系密切相關。各民族在共同發展空間中共同創造并維護著中華文化的內核，基于對這一內核的認同，各民族發展出共同的認同體系。

三、自覺的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同質性一體性的發展

隨著一體性的不斷發展，中華民族內部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心理等各領域的認同持續提升，各民族形成了更為強烈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受此影響，民族凝聚力隨著時間推移得到了不斷增強，在多元性基礎上的同質性一體性結構特征日趨明顯，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發展注入了強大的精神能量。

（一） 從自在到自覺：共同空間中的一體性構筑

“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在近百年以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盵14](P17)在這個過程中，“華夷有別”的民族觀逐漸走向了“華夷一家”，近代以來則進一步發展為“中華一家”“五族共和”“中華民族是一個”等一系列強調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民族觀念，并且在艱苦卓絕的抗日奮戰中改變了中華民族的自在狀態，使其踏上了自覺發展之路。

地緣的聚合、生計的聯系、社會的紐帶、文化的交融是中華民族同質性一體性結構的內生活力源泉，使中華民族在近代民族危機中保持結構基礎的穩定性，激發中華民族的共同體意識，是中華民族最終走向一體的重要因素。近代的民族危機、革命斗爭以及國家建設，使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覺醒，共同的歷史記憶與歷史遭遇在民族自覺之路上更進一步夯實了中華民族基本結構的同質性一體性。孫中山先生提出的“五族共和論”，是中華兒女在考慮中華民族發展道路問題、國家現代化建設問題上不斷探索的典型代表之一，體現了中華文化中追求民族平等、民族自主為路徑的中華民族觀。

中國共產黨憑借其先進性走在了時代的前沿，成為領導中華兒女實現中華民族獨立自主和跨越式發展的必然選擇。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空前加強，在強大精神力量的指引下，實現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實現了“站起來”的偉大飛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繼續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通過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進一步鞏固了中華民族“大一統”格局[15]，有效地提高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在國家層面上強化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時俱進地完善著中華民族同質性一體性的整體架構體系。進入新時期，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再次飛躍，中華民族共同體迎來了嶄新的機遇期，“各民族在多元一體的統一國家內平等發展、共同繁榮，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斷鑄牢?！盵16]

進入新時代，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成為全體中華兒女的更高追求。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深入地審視國內、國際新形勢，在繼承歷史、發展未來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華民族共同體思想。這是對新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態特征更加明確的科學總結。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推動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17]。隨著新時代中華民族由“多元一體”走向“共同體”，中華民族共同體思想逐漸成為國家崛起與民族復興過程中的重要思想，為中華民族同質性一體性結構注入了源源不斷的新力量。

（二） 支撐新時代中華民族同質性一體性結構發展的要素

中華民族同質性一體性結構的重要支撐包括我國市場經濟體制下各民族經濟的互補互嵌、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保障、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內核的文化交融共享以及以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核心的各民族情感相通與中華民族認同。

各民族在形成和發展的過程當中，產生出不同的經濟文化類型，隨著各民族突破固有的生存范圍、物質和文化需求不斷提升，以經濟交換為基礎互通有無，成為推動各民族經濟、文化交往交流的主要形式。各民族不同生產門類之間的互補建立起密切而堅韌的經濟互動之網，通過交換不斷加強跨區域、跨族際間的相互依存，使不同區域文明在自發性的物資交換體系中自覺地進行整合，共享的市場網絡與共生空間不斷加強各民族間的聯系，為同質性一體性文化結構的發展提供堅實基礎。進入社會主義階段之后，各民族的有機聯系從經濟深入到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等各個領域，中華民族同質性一體性的基本結構獲得了更加堅實的支撐。

“大一統”政治制度的影響從傳統中國一直延續到現代中國。從古代國家的統一到社會主義統一多民族國家，從“夷夏一家”到近代國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覺醒，從內聚交融、自給自足的封建國家到融入全球化經濟體系的現代中國，“統一體”的國家形態和框架為中華民族以同質性一體性的結構為前提發展經濟運行、社會文化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的保障性外殼，同時也在持續不斷地塑造著中華民族實體。在近代以來的全球化浪潮中，中華民族的“大一統”政治文化傳統始終影響著中國的國家認同與社會整合，使各民族共同建立了超越西方單一民族國家框架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的與時俱進，營造了真正意義上的各民族和諧相處、共同奮斗之格局，從制度上為中華民族同質性一體性結構提供了根本保障。

中華民族共同發展空間下的多元一體文化，始終處在持續不斷的互嵌交融、共生共享中。多元一體的客觀現實使不同民族的文化認同也呈現出差異性、層次性和共同性的特征，同時以不斷趨于一體、保持高度的中華文化認同為主線。中華文化的多元性，使多元的各民族處于不同的文化生態位置上，再加上各文化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使各民族文化共同組成中華文化這一有機整體。許多文化事項被不同的民族所共享和發揚，構筑出活態的多元一體共同體。中華民族共同體充分尊重各民族的信仰和習慣，在探尋共識的基礎上，不斷鞏固著中華民族的向心力[18]。多元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不僅有利于文化的傳承，同時也在傳播和共享中為中華民族的同質性一體性結構注入了發展的活力。

中華民族精神的共同性，加強了共同體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情感等各方面的紐帶，更加速了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發展壯大?！鞍殡S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引導的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人民的精神世界日益豐富，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不斷發展，對于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共識成為增進民族團結、促進中華民族精神文化共同體發展的重要力量?！盵16]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維系著民族之間的情感紐帶，同時還加強著民族之間的認同紐帶，持續鞏固著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心理基礎，促進了民族間的親密關系與社會團結。通過共享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內核的中華文化不斷加強各民族情感相通與中華民族認同，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四、結語

中華民族的基本結構是在各民族共同交往交流交融的實踐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更是中華民族形成和壯大的關鍵推動力[1]。中華民族的基本結構體現了作為實體的中華民族有機體內在的穩定性，其中同質性一體性的特征對中華民族基本結構的維護和穩定提供了堅實的基礎，這種基礎涵蓋了各民族共同的生存和發展空間，涵蓋了各民族在此空間中創造了一切政治經濟文化成果的核心要義。透過中華民族共同的生存空間和中華民族同質性一體性結構的形成發展，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各民族如何在共生空間中實踐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不斷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過程中發展壯大中華民族。

中華民族的同質性一體性結構，是各民族共同創造中華民族的產物。其中，內隱的文化內核隱含著穩定的內在價值與共同精神家園的文化基因，形塑著同質性一體性的社會文化結構；豐富的中華文化則是圍繞著同質性一體性的文化內核所形成的外在結構形式，包含著各民族共同發展起來的互補共生的生計文化、穩定持續的政治文化和制度保障、各民族共創共享的中華文化以及各民族基于情感相通、共同認同的中華民族認同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中華民族同質性一體性的基本結構，展現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所蘊含的核心價值，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學學科的發展、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的民族工作以及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有著積極的意義。依托系統、全面的調查研究，對中華民族的基本結構進行細致的分析，有助于為推動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踐提供理論支持。